1947年，纳博科夫正在观察一只蝴蝶。除了写作，博纳科夫还是一位痴迷蝴蝶的昆虫学家。

著名诺奖作家爱丽丝·门罗去世不到两个月，她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向媒体报料，自己9岁的时候遭到了继父的性侵，后来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却并没得到后者的支持。在数部作品中书写女性故事、被视为女性主义作家的门罗选择沉默，与这位性侵女儿的丈夫站在一起。

值得留意的是，门罗的丈夫在回应此事时称，是安德莉亚勾引了他。他引用一部小说的内容狡辩道，“虽然这一幕是堕落的，但这确实是洛丽塔和亨伯特”。

洛丽塔和亨伯特均出自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

1948年的夏天，纳博科夫在一次蝴蝶采集之旅中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洛丽塔第一次出现在亨伯特口中，是“娇弱的、蜜黄色的肩膀，同样柔软光滑、袒露着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她是亨伯特自认为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

距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洗涤中，被这些闪烁的语句环绕的洛丽塔已经成为20世纪最知名、最经典的文学形象之一。不仅如此，凭借这部小说，此前寂寂无名的纳博科夫一跃成为滚烫的文学新星。

这同样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次无比成功的出版事件，在美国出版仅三周，《洛丽塔》就创下10万册的销量，登顶《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榜榜首。持续上升的销量即刻让当时依靠大学教职养家糊口的纳博科夫得到了解脱，又在之后数年为出版商们带来6000万册的全球销量。时至今日，《洛丽塔》早已步入经典文学的殿堂，数不清的书籍榜单都有它的名字，这些榜单大都带着“伟大”“必读”之类的字眼。

除了商业上的成功，《洛丽塔》还产生了庞大的文化影响力。它被改编成两版电影，数名作者从不同角度写下关于它的衍生书籍，包括凯蒂·佩里、警察乐队、打雷姐在内的音乐人将它写进歌里。在那张著名的《生来就死》的专辑里，打雷姐的第一首歌一字不差地收录了《洛丽塔》的开场白。

然而，罗列《洛丽塔》的成就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本意。正如开头提到的这个事件，包括作家在内的艺术创作者背后，那些被无视的真相和遭受争议的道德风波才是重点。

二十世纪文坛最具争议之作

花费了六年的时间，1954年，纳博科夫完成了《洛丽塔》。故事来自被捕入狱的中年男人亨伯特的自白，他用华丽的词藻和博学的知识讲述了自己和未成年少女洛丽塔的恋情，其中不乏露骨的段落。

正是因为小说隐含的不伦恋、恋童癖的主题和情色描写，《洛丽塔》自诞生时就争议不断。在当时人人自危的麦卡锡时期，美国本土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这样一部禁忌之书，更有出版商直言，如果出版了这本书，所有人都会进监狱。无奈之下，纳博科夫只好将目光转向欧洲，他跟法国的奥林比亚公司——一家因出版先锋和色情文学而“臭名昭著”的出版机构达成协议，1955年9月，奥林比亚公司终于让《洛丽塔》在法国面世。

在出版后的半年时间里，《洛丽塔》反响平平，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1946年年初，英国著名作家格拉汉姆·格林发表评论，称赞《洛丽塔》是过去一年最好的小说之一，紧接着，既是作家也是神职人员的约翰·高登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是我所读到的最肮脏的一本书。纯粹是一本毫无节制的色情玩意儿……所有出版这本书和销售这本书的人都应该被关进大牢”。两人针锋相对的言论反倒助力了《洛丽塔》走向公众，知名的出版机构和文学杂志开始下场，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和读者加入进来，把这部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普罗斯特等名家的作品相提并论。而在彼时，与这一势头失之交臂的美国，一本走私进来的《洛丽塔》售价高达20美元。

出于利益需求，美国出版商重新商讨《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事宜。但在1956年底，欧洲又开始大范围查封《洛丽塔》。伦敦图书馆将其下架，法国迫于英国官方的压力将其列为禁书，原因自然是上文提到的粗俗不堪的情色描写，以及对恋童癖犯罪的矫饰。禁令在后续又蔓延到比利时、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这一风波也引发了奥林比亚公司针对法国政府的一段长期诉讼，要求其解除对这部作品的禁令。

经过两年多举棋不定的观望，1958年8月，美国出版商沃尔特·明顿领导下的GP普特南之子出版社推出了第一个美国版的《洛丽塔》。它在欧洲曾被贴过的“禁书”标签反倒成为大肆宣传的噱头，即便在美国的部分社区它依旧被禁止，但并不影响其飞速增长的销量。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评论涌上报刊，《纽约时报》的老牌书评人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批评这部作品沉闷、装腔作势、愚蠢，是高雅的情色作品但令人作呕。常驻《大西洋月刊》的书评人查尔斯·J·罗洛则称赞其风格狂野、想象力丰富，是最有趣的严肃小说之一。

围绕《洛丽塔》的两极化的评价一直持续至今，身处舆论中心的作家本人似乎早就预见了这一切。在出版《洛丽塔》之前，纳博科夫深知这本书的内容会冒犯公众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不希望卷入纷争的他一再要求匿名出版。他不想被扣上“色情作家”的帽子，也多次强调，这不是一本情色小说，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

华丽词藻掩饰的谎言

翻开2005年的中文版《洛丽塔》的评论区，点赞最高的评价之一是“一个美的故事，美到让人流泪”。大批初读《洛丽塔》的读者都曾被叙述者亨伯特的语言才华迷惑，沉迷于他用耀眼的词语和丰富的学识搭建的叙事迷宫。在这里，是少女洛丽塔引诱了他，让他陷入这段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恋情。

出版商沃尔特·明顿的女儿珍妮·明顿·奎格利在《洛丽塔重生》一书中提到，刚满18岁的自己第一次读《洛丽塔》时，“毫不怀疑是洛丽塔先勾引了亨伯特”。直到三十年后，已为人母的她重读这部小说时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亨伯特像猎人一样，伤害并剥夺了洛丽塔的人生，转头用谎言来欺骗并操控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瓦解掉我们的道德滤镜。

如果说，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远高于它带来的道德冲击——事实上，这也是出版商们在《洛丽塔》被各国政府禁止后常用的辩护理由，将亨伯特与他的谎言和罪行避开不谈，那么，作为一名爱惜自己名声的创作者，纳博科夫又会如何应对作品之外新的争论？

1963年，美国版的《洛丽塔》面世五年后，一位名叫韦尔德的记者在《金块》杂志上刊登了名为《嘘！洛丽塔的秘密》的调查文章，直指纳博科夫的小说受到了当时一起少女绑架案的启发，并详细罗列了小说与这起真实案件的诸多相似之处。同年，《纽约邮报》的记者艾伦·莱文也注意到了这点，他就此专门写信给当时已经移居瑞士的纳博科夫，要求后者给出回应。

莱文收到了回应，但信件并非来自纳博科夫，而是他的妻子薇拉。薇拉的回应显得模棱两可，“在写作《洛丽塔》时，他研究了海量的个体案例，其中许多都与《洛丽塔》的情节有关联，它们对小说的影响要远甚于韦尔德先生谈到的那桩罪案”。她既没有否认丈夫借鉴了这起案件，同时试图将案件对小说的影响降到最低。

至于这起双方都提到的案件，在当时的美国轰动一时。1948年，11岁的女孩萨莉·霍纳从新泽西州的家中失踪，带走她的是自称弗兰克·拉萨尔的中年男子。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拉萨尔带着霍纳游走于美国各地，对外谎称他们是父女，背地里却多次性侵霍纳，控制她的行动。在警觉到霍纳有可能向周围人披露他们的真实关系时，拉萨尔就会带着霍纳离开此地。1950年，霍纳才在邻居的帮助下被解救。

案件发生的年份，以及案件本身与《洛丽塔》的创作经历和故事情节都很吻合——要知道，1948年正是纳博科夫着手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美国犯罪专栏作家萨拉·魏恩曼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追踪这起案件与《洛丽塔》创作关联的书里，给出了更确凿的证据。在得知这起案件后，1952年，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创作笔记里详细记录了霍纳被绑架的经历，一同记录下的还有拉萨尔的信息。经过比对，魏恩曼发现，笔记中的一些文本最终都出现在小说里。

由此看来，纳博科夫对记者莱文的回避以及薇拉在回信中的闪烁其词都是有缘由的。爱惜自己名声的纳博科夫既不愿意被称为色情作家，也不愿意被点破这部小说的创作大部分都基于同一起案件。承认这点无异于折损这位作家的虚构才华，这比色情作家的标签或许更令他感到不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洛丽塔》风靡美国的那段时期纳博科夫选择旅居瑞士，远离这场风波可以更好地保全自己才华洋溢的严肃作家形象。

1959年《洛丽塔》在英国发行时，伦敦一家书店的读者正在阅读。

艺术创作不应偏离道德伦理

台湾作家林奕含2017年出版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少女房思琪以自己视角讲述了她从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侵害到精神崩溃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李国华试图向房思琪灌输这样的念头：老师因为爱你才对你做这些。相隔半个多世纪，房思琪的故事与《洛丽塔》形成互文，李国华和亨伯特都利用了“文学的巧言令色”，房思琪的口述填补了洛丽塔未能发声遗留下的空白。

在小说的后记里，林奕含披露房思琪的原型是自己，小说出版两个多月后，林奕含在家中自杀。林奕含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完成最后的文学绝唱，令人惋惜和悲愤。她无需受到任何苛责，但她的悲剧却提醒我们，艺术创作中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一定要向作品本身让步吗？

这个疑问不光体现在纳博科夫不愿意承认洛丽塔的原型，在国内外，类似的状况都常有发生。在国内，改编自真实事件的黑马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曾因人物塑造中不真实的细节与人物原型陆勇而有过争论。2019年，轰动一时的操场埋尸案在被电影创作者拿来当作创作素材并已完成电影立项后，随即被爆出并未取得受害者家属的同意，受害者的女儿明确表示担心父亲被胡乱改编，并委托律师处理可能造成的侵权纠纷。

在这些事件中，创作者在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时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与真实情况偏离的细节或改动，会为亲历者们带来怎样的二次伤害。陈可辛在2014年的电影《亲爱的》里，虚构了以高永侠为原型的角色跟别人睡觉、给记者下跪等情节，并在电影片尾暴露高永侠的真实身份，都让高永侠感到愤怒。

1962年，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电影《洛丽塔》剧照。

回到洛丽塔的故事，“洛丽塔”这个名字已经被当作名词进入韦氏词典，含义是“一个早熟而诱人的女孩”，听上去仿佛出自亨伯特之口。现实中，被解救出来的霍纳重新入学后经常遭受非议，被辱骂成荡妇和妓女。如此讽刺，文学与现实共同完成了对一个少女的污名化，故事里的洛丽塔没有自己的声音，故事之外，霍纳在被救出两年后因车祸离世。

作为纳博科夫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经纪人，薇拉在1958年的日记里写道，“不过我还是很希望有人能注意到那些充满疼惜的描写，注意到书里孩子的无助，她被迫与亨伯特相依为命的绝望，以及她那令人心碎却从未动摇的勇气”。

薇拉可以为故事中的洛丽塔感动惋惜，却不愿在回信中正面回应洛丽塔原型的问题，这算不算一种伪善？至于纳博科夫——这个故事真正的创作者，又或者说现实生活的临摹者，更愿意选择躲藏到妻子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