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澳门小姐”号水上飞机，赴香港的加拿大乘客H.G.斯图尔特（H.G.Stewart），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几分钟前，他还沉浸在空中旅行带来的快捷与舒适之中，耳畔伴随着发动机有规律的轰鸣声，舷窗外是伶仃洋的碧海蓝天白云。此刻，周边却充斥着尖叫与哭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脑门……

历史上，首次劫持飞机事件发生在1931年秘鲁革命时期。一群士兵扣留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福特式三发运输机，逼迫飞行员拜伦·里卡兹（Byron Rickards）前往首都利马抛撒传单。双方尚在僵持，战事已告结束。

二战后，民用航空蓬勃发展。在此期间，首起针对商业航班的劫机大案，就发生在中国珠江口海域上空。往返港澳间的“澳门小姐”号客机，在事件中失控坠海，唯一的幸存者居然是其中一个劫匪。

此后，各类劫机案层出不穷。尤其是冷战高峰的1968年至1972年，全球共发生了305起劫机，史称“劫机潮”。最令世人熟知的劫机，莫过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此后劫机事件大幅减少，却带来一场漫长的反恐战争，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深远影响。

二十分钟的黄金航线

1948年8月7日，下午3时许，一架国泰航空公司DC-3客机，从细雨蒙蒙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仅10分钟，它就飞抵了珠江口上空，开始盘旋下降。随着舱门口打开，一个个洁白素净的花圈在风中飘落，跌入海浪中。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总经理西德尼·德·坎佐（Sydney de Kantzow），神色黯然。他始终无法相信，十多天前，自己亲手接回来的客机，就坠毁在眼前的这片海域。

时间回到7月16日，下午5点30分，从香港飞来的“澳门小姐”号水上飞机，静静停泊在澳门政府码头外的水上机场。机组人员开始执行航前检查。

这是一架OA-10A型水上飞机，该型机由知名的PBY-5A“卡塔琳娜”式反潜巡逻机的生产厂商美国联合飞机（Consolidate）公司授权加拿大维克斯(Vickers)公司，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生产的版本。两者从外观、内部结构和用途上对比，并无区别。

由于澳门机场跑道较短，前来试航的DC-3撞坏了起落架。坎佐特意从菲律宾收购了两架美陆航的二手“卡塔琳娜”，改造为客机，用于澳门水上机场的起降。其中，编号VR-HDT的这架，被澳督柯维纳命名为“澳门小姐”号。

港澳之间的这条空中快线，票价高昂，单程港币40元，是跨海渡轮票价10倍。但高票价的诱惑在于，20分钟即可抵达，堪比今日飞行港澳间的直升机。又因为澳门不受“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可自由进行黄金交易，航线一经开通就大受各路“淘金客”追捧。以1948年7月的航班计划为例：周一至周五，每日开行两班；周六与周日，则每日三班。

当天执飞的机长，是27岁的戴尔·克莱默（Dale Cramer），曾是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员，二战时服役于第45中队，一年前加盟国泰航空。副驾驶是23岁的澳大利亚人肯·麦克达夫（Ken McDuff）。实际上，这两人都是临时出差。当班机长迪克·亨特（Dick Hunt）耳朵疼了一夜，不得不请假。而原副驾驶在飞完上午的航班后，下机时不慎摔伤了腿，于是找来麦克达夫接替他。

不过这个安排，让22岁的葡籍澳门空姐德尔塔·达·科斯塔（Delca da Costa）喜上眉梢。她正和麦克达夫谈恋爱，准备挣够了钱就回男方的家乡悉尼完婚。

另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架飞机上的人物，是公司的销售主管鲍勃·弗罗斯特（Bob Frost）。他在启德机场里闲逛，等着做完头发的新婚妻子早点过来找他。当得知计划搭乘“澳门小姐”号的记者艾伦·马歇尔（Alan Marshall）身体不适而临时取消行程时，他坐了上去。

乘客们统一搭乘电动接驳船，来到银白色的“澳门小姐”身边，通过机腰一侧开启的气泡型观察窗，陆续登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加拿大籍美国德州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斯图尔特夫妇；英籍香港赛马骑师霍奇曼（H.M.R.Hodgman）；正在澳门巡演的卡拉玛马戏团俄国领班根纳季·莫斯科维（Genady Moskevitch）；来自堪萨斯城的美国传教士纳尔逊（D.Nelson）一家四口，刚刚结束了对广东的访问，启程回国……

同机的中国籍乘客：有赴澳门出差的可口可乐公司华南区新任总经理吴寿文夫妇；名教授黎威林之妻方慧珍女士，在将一双子女送上跨海渡轮“美华”号后，得知当天船票已售罄，于是花高价独自搭飞机返港；最知名者莫过于携保镖登机的大富翁黄颂平，此人产业遍布港澳金铺与餐饮界，最近又在广东接收了几笔“逆产”，是个横跨黑白两道的狠角。

最后登机的四个年轻人，都穿着不太合身的白色阔领西装，进入机舱后，默默分坐在前后两端。

科斯塔熟练地关闭登机窗，巡视舱内，协助乘客扣好安全带，然后坐在折叠座椅上。克莱默则透过驾驶舱侧窗示意驳船撤离，并启动发动机。机翼上，两台普·惠“双黄蜂”发动机发出阵阵轰鸣，螺旋桨拍打着夏日海风。只见“澳门小姐”号缓缓划开水面，破浪前进，接着跃入落日余晖下的天空。

它先倾斜着机身，飞至西湾上空，再转向东望洋，并一路爬高，对正香港方向。平飞后，乘客们可以起身活动，在700至1000米的高度，通过气泡窗饱览碧波万顷的大海、如“泥堆”一样的九洲岛、点缀海面的轮船与帆船。不到一根烟的工夫，香港的大屿山、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九龙半岛，就该遥遥在望了。

国泰航空前往澳门试航的“尼基”号，因为撞坏了起落架，不得不留在当地修理。

消失在伶仃洋的航班

迟迟未抵达的“澳门小姐”号，首先引起了启德机场值班空中交通管制员罗伊·唐宁（Roy Downing）的警觉。这架载有27人的客机，已经“晚点”超过40分钟。对无线电呼叫也不予回应。机场即将打烊，他在晚间7点向香港水警报告此事。

紧张与焦虑，同样弥漫在半岛酒店的国泰航空驻地。坎佐接到机场官员的电话后，默默祈祷“澳门小姐”号只是遭遇了“一些小故障”，从而在海上迫降。这条“黄金航线”，曾是坎佐力排众议，才保留下来的。

一个月以前，太古集团完成了对国泰航空的历史性收购。太古派往国泰的董事长查尔斯·C·罗伯茨(Charles C.Roberts)，认为澳门的“淘金热”与这家老牌英资家族企业的“声誉不符”，声称“我们并不希望和这些交易联系在一起”。在坎佐的一再请求下，太古方面才同意继续通航。他无法想象，这家成立刚刚两年的航空公司，将会以这种方式站到聚光灯下。

由于机场夜间关闭，当天港澳间的直拨长途电话又发生故障，众人只能寄希望于香港水警巡逻队的搜索。

澳门方面却率先得知了噩耗。当天深夜，广东中山香洲村村民陈志祥跑来向警方报案，声称下午目击到“一架银色飞机”正由东向西航行，目测高度约500米，突然“掉头向北”，坠入九洲洋。同时目击的还有几名驻防在该地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看到一架飞机正快速向大澳方向“俯冲降落”，转眼之间，只见“水花四溅”而“轰然巨响，遐迩可闻”。

次日清晨，一艘渔船靠岸，将一名溺水且双腿、右臂骨折的男性送到镜湖医院救治。船长冯万有与陈志祥所见大同小异，只是坠海前飞机“忽然大幅度左转，接着又向右转”，机翼上下抖动，发动机隆隆之声中“间闻‘卜、卜’杂音”，接着“一声长啸，直栽海面”。不久，他们在海上发现了这名年轻男子。他虽多处受伤，但尚有气息，胸前怀抱着一个坐垫。

天亮之后，驻启德机场的英国皇家空军“桑德兰”式水上飞机，与前来支援的美国海军P5M“水手式”水上飞机一道飞往事发海域搜索。港英政府动员大批渔船，配合水警、海关船只去紧急救援。坎佐本人则亲自驾驶另一架“卡塔琳娜”前往澳门，了解情况。然而刚一落地，他便获悉了“可怕的消息”。

当天下午，抵达香港的“美华”号，在航行途中拾获“残破机翼”一片。后来证实，为“澳门小姐”号机翼浮筒的一部分。至此，港澳各大报纸纷纷发出“号外”，向外界宣告这一重大惨剧。

澳门《大众报》，根据冯氏所描述的发动机间闻“卜、卜”之声，采访了当地一位退休的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这位容姓老飞行员指出，飞机发动机如果“以快车速率运行过久，则会影响机件，从而发生意外事件”，或又因机组操作失误而造成“飞机失速”，突然坠海。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对于彼时多用二手军用运输机开展业务的航空公司而言，旧飞机固然物美价廉，但伴随着故障频发、低妥善率。尤其作为动力之源，堪称“心脏”的发动机，维修起来最费劲。

“澳门小姐”号水上飞机。

坎佐不由想起了另一位葬身大海的“小姐”，菲律宾远东航空公司“吕宋小姐”号C-54运输机。1947年1月11日，该机搭载机组、乘客共计34人，由上海江湾飞往马尼拉。在距离吕宋岛约60海里处，二号发动机突然起火，导致飞机失控坠海。好在机组成功实现了海面迫降，并释放救生艇，最终只有7人丧生。

坎佐本人在抗战时期，经历过“驼峰航线”从试航到结束的全过程，也面临过发动机、机翼全被日机打坏之际无动力紧急迫降的时刻。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澳门小姐”号是一架水上飞机，机长克莱默也是一位经历过战火的“老飞”，即使是两台发动机都出现故障，也可以从容地在海上降落。飞机为何以如此陡峭的角度俯冲入海？除了那名幸存者，为什么机上其他人踪迹全无？

疑窦丛生的幸存者

正式的失事调查随即展开。首先要考虑的，无非是天气、机械、人为因素。当天天气晴好，少云，海上能见度极佳，这个影响飞行安全的“头号杀手”率先被排除。

在那个没有黑匣子的年代里，事故调查人员主要依靠研究、拼接机体残骸和证人证词来还原现场，破解谜团。为此，澳门港务局出动了大型起重船，国泰方面雇用机动渔船、摩托艇等，在陈志祥等目击人士的带领下，冒着台风暴雨，前往九洲岛附近水域开始打捞。

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时期，提出过著名的“罗保动议”的罗保爵士（Roger Lobo），当年曾参与打捞“澳门小姐”号。他回忆道：“我们有一艘起重船，还有一些驳船，试图找到飞机残骸的位置。但台风一度阻碍了我们的工作。罗伊（Roy Farrell，国泰航空联合创始人）想了很多办法。他让我们每条船分散开，用捆着重物的绳索，有条不紊地往下探，试图触碰到金属物体。最终，我们用这个方法确定了残骸散落的大体位置。”

“澳门小姐”号沉没在九洲岛以西，约四英寻（7.2米）深的海底淤泥里。潜水员们一开始被湍急的潮汐和泥沙所阻碍，随着涨潮时刻清澈的海水流入珠江口，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些残骸与乘客遗体。

在镜湖医院里，警方对黄耀——这个“澳门小姐”号唯一生还者的调查，也同步展开。颇为意外的是，与同机的诸位中外名流、商界巨子完全不同，现年24岁的黄耀在澳门仅以打零工为生。之所以要搭飞机去香港，是“承友人推介，需急赴港工作”。黄声称，这位热心的“友人”行前甚至还赞助100港元，用于添置衣物与订购机票。当天起飞不久，机头便发生剧烈爆炸，“随即机身断裂、旋转下坠”，他在落海瞬间被从机尾甩出，在海面漂浮时获救。

飞机残骸陆续打捞出水。昔日银光闪闪的水上飞机，在撞海瞬间巨大冲击力之下，已成一堆废铜烂铁，有报刊形容为“好似爆炸后的鞭炮皮”。调查人员重点检查了机翼油箱、发动机等碎片，发现不存在爆炸或起火燃烧痕迹。

首批遇难乘客的遗体随之出水，第一个重见天日的是斯图尔特，这个胖子“头部被撞穿，腹部破裂，双足断开”。接着，是一具年约17岁的外籍男尸，确认为纳尔逊之子。葡萄牙商人庇利喇（Perreira），通过佩戴的金戒指证实了身份……几天后，麦克达夫的遗体出水，他是机组中唯一被找到的。

所有遗体均被送往山顶医院殓房。然而法医勘验时，发现斯图尔特的前胸竟有一处足以致命的枪击伤口！这让事件的性质，从单纯的机械事故开始向刑事案件转移。

黄颂平之妻向警方报称，其夫登机时，随身携港币现金50万，金条若干。港媒继续披露，当天机上有4名百万富翁。此类消息放出，坊间纷纷传言，“澳门小姐”号可能是遇上了匪徒打劫。

在此之前，民用航空器上最常见的犯罪行为，乃是机组人员或乘客空运走私。1947年7月，内地沪平航线上连续破获三起乘客“空中运毒”案件。如果“澳门小姐”号劫案被坐实，无疑将是商业航空史上一座阴暗的里程碑。

随着调查的层层推进，黄耀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某天深夜，骨折未愈的他，竟试图从病房里逃走，失败后又企图自缢。而这一切，早已在澳门警方秘密监视之下。

医院方随即将黄的手脚牢牢地捆在病床上，防止其再次逃脱。警方派出一位年长的警官，化装成该事故的伤员，秘密携带录音设备，与黄攀谈，试图获取口供。同时，警方奔赴黄的家乡——中山斗门实地走访。

针对出水残骸的调查亦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段相对完整的机舱残骸被打捞出水。随着舱内淤泥被冲洗干净，关键证据浮出水面。调查人员不仅发现了舱壁上的弹孔，还找到了一枚点38手枪弹壳，以及两枚未击发的子弹。

在掌握了大量不利于黄耀的人证物证后，警方再出奇招。一名警员突然将一摞香港英文报纸扔在黄耀面前，吆喝：“赵日明他们被香港水警救起，已经招供了，说你就是主谋！”此举终于攻破黄的心理防线，他歇斯底里地大喊：“不！他们说谎！”

悲剧“不可思议，但却真实”

经过多轮审讯，这桩世界航空史上首起针对商业航班的抢劫大案，逐渐显露真相。黄耀，又名黄裕、黄关耀。他与同机的赵昌、赵三才、赵日明，平素“横行乡里”。几人认为与其在家乡小打小闹，还不如去港澳地区“干上一票大的”。抵达澳门之后，见常有富商携黄金、巨款往来港澳，他们竟然动起了打劫客机的念头。

黄、赵等变卖家产，置办“行头”，事先多次搭机往返“踩线”。黄耀当过日伪保安队头目，由他搞来枪支弹药。赵日明在菲律宾学过飞机驾驶，按计划，控制住机组后，他将驾机前往黄耀指认的某偏僻港湾。然后，大家先掳取乘客的现金巨款，再向其家属索要天价赎金。

7月16日下午，心怀鬼胎的四人乔装打扮，三赵各自将左轮手枪绑在大腿上，子弹藏于皮鞋空心后跟里。他们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地混进机场。机场安保形同虚设，四人得以持联座客票顺利登机。赵日明与赵昌坐到了离驾驶舱最近的位置，赵三才在中段，黄耀则在机尾。

起飞不久，副驾驶麦克达夫起身，去检查机翼浮筒是否正常收起。赵日明、赵昌二人瞅准时机，冲进驾驶舱，持枪逼迫机长克莱默交出控制权。赵三才也掏出手枪，喝令空姐和全体乘客向后舱移动。

机舱内一时秩序大乱，离赵三才最近的斯图尔特挥舞手杖攻击劫匪，赵随即向斯图尔特开枪。驾驶舱的反抗也开始了，克莱默突然大力左右晃动驾驶盘，试图摔倒入侵者，麦克达夫则抄起一根铁制信号旗杆向赵昌砸去。

对此，国泰航空传记《飞越狮子山》的作者加文·杨（Gavin Young）写道：“不难想象那个狭小空间里的混乱景象，咆哮声、尖叫声、枪声、火药味，伤者在过道上痛苦挣扎……”气急败坏的赵日明，将三发子弹射向克莱默。遇难机长的尸体重重地压在驾驶盘上，“澳门小姐”号随即大角度俯冲坠海。而这几声枪响，正是冯万有所听见的“卜、卜”声。

事发一个月，香港民航处正式对外发布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失事原因为“机师突被一持枪搭客狙击，以至失去控制”。了解案件内幕后的坎佐，面对记者采访时沉默许久，只说了三个词：“不可思议，但却真实。”

更不可思议的是，如何处理唯一生还的凶犯，居然成了令港澳当局棘手的问题。当时有媒体评论说，用过时的《海盗法》，可能不能起诉这种“空中海盗”。澳葡当局一开始信心满满，认为该机是香港注册的民航客机，应由香港方面审理。澳门警察厅厅长鲍立德（L.A.M.Paletti）对记者说：“黄耀犯罪证据确凿，我已通知香港警方，请他们来提解他。”至于以何种罪名控告他，鲍立德认为“大概是‘杀手罪’，因为他既参加杀人，又参与抢劫”。

国泰航空另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该机与“澳门小姐”号不同之处在于将气泡观察窗改成了登机门。

出乎意料，港英政府拒绝了澳方的请求。港方认为事发在内地水域，所以该由内地方面对其绳之以法。正深陷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旋涡中的国民党当局，显然对这个劫机犯没有什么兴趣。

事发一年半以后，澳门法院首次公开审理黄耀案件。对于众多遇难者家属，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劫机犯面对面。黄耀当天身着“柳条竹纱衫、土黄色皮鞋”，受伤的臂、腿已“基本痊愈、行动自如”。

法庭上，黄一口咬死，他当天没有参与枪杀机组与乘客，只是“抢下飞机后，负责带路、望风”。至于黄颂平妻所指控的，劫匪是对其夫“寻仇”，黄表示登机前根本不认识黄颂平，只知道“坐飞机的都是有钱人”。

此外，黄还不停地以“双亲年迈与幼子在乡”，祈求法官从轻发落。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而是继续将其收监。

最终，黄耀在澳门坐了几年牢后，于1951年被释放，从此隐藏人海，下落不明。这一法律漏洞直到1970年才被堵上，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签署《海牙公约》，一致确认严厉惩处对航空器的非法劫持。1973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对所有登机乘客与随身行李实施安全检查。

“澳门小姐”号劫机案过去半个多世纪后，“9·11”事件发生，促使各国各航空公司采取更加严厉的机场与空中安保措施。“劫持飞机”这一犯罪行径，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