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装备管理员把印有南斯拉夫标志的蓝色训练服挂起来晾干时，一辆灰色的豪华轿车正驶近莫斯科根酒店（Hotell Moskogen）。车里坐着欧足联主席约翰松（Lennart Johansson）本人，他手里拿着一份联合国决议的复印件。

就在一年前，约翰松将象征欧洲俱乐部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即欧洲冠军杯奖杯），颁发给贝尔格莱德红星队（Red Star Belgrade）。但这一次，他带来的是南斯拉夫队的“死刑判决书”。

一天前的1992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南斯拉夫的第757号决议，其中第8条（b）写道：“所有国家均应采取必要步骤，制止代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人员或团体在其领土内参加体育比赛项目。”

10天后，第9届欧洲杯（UEFA European Championship）比赛就将在瑞典开幕。技术出色的南斯拉夫队，志在冠军。约翰松亲自来到南斯拉夫队的驻地，下达了要将他们逐出欧洲杯的决定。

很多年后，当回忆起这天，很多人只有痛苦，且久久缠绕。禁赛令是处以极刑的子弹，但在这之前，历史和命运射出的箭头已经在这支球队身上扎了无数窟窿。他们曾联手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中踢出了华丽的足球，但遗憾输给阿根廷。他们坚信1992和1994年是冲击冠军的机会，但历史不给他们机会了。

预赛连战连捷的同时，南斯拉夫内战于1991年打响。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纷纷独立，来自这些加盟国的球星们纷纷脱下了南斯拉夫队的天蓝色球衣。1992年春，波黑战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军和波黑塞族军队围攻萨拉热窝，整个国家与足球一齐坠入最黑的深渊。

自1990年代初南斯拉夫剧变开始，巴尔干的地域、民族、文化、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分裂，完整地折射在足球中，足球又加速了历史的进程。正应了著名足球记者西蒙·库柏（Simon Kuper）那句名言：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还帮助创造战争和革命。

1990年5月13日，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那摩队在主场马克西米尔体育场，迎战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双方球迷爆发激烈冲突，引发警察镇压。迪那摩队10号队员、也是南斯拉夫队国脚的博班，跟警察讨要说法，并一脚踹向警察。不戴头盔的卷发警察，就是波斯尼亚穆斯林艾哈迈托维奇。

引发内战的球场骚乱

在所有人的回忆中，南斯拉夫国家和足球的丧钟，是1990年5月13日敲响的。

当天的一场甲级联赛中，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那摩队（GNK Dinamo Zagreb）在主场马克西米尔体育场（Maksimir Stadium），迎战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5月初，克罗地亚举行了50多年来的首次多党选举，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获胜，民族主义者图季曼（Franjo Tudjman）上台。图季曼强烈要求南斯拉夫重组为邦联，但遭到了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以及在国家层面依然强大的前执政党南共盟集团的反对。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愈发紧张。迪那摩队是图季曼培养极端球迷和促进独立的摇篮，而红星队则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

比赛还没开始，迪那摩队铁杆球迷组织“坏蓝小子”（Bad Blue Boys）和红星队铁杆球迷组织“德利耶”（Delije）陷入巷战。坏蓝小子准备了很多石头，德利耶则携带强酸液体准备“烧”掉球场围栏。

在球场看台上，北侧的德利耶高喊“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 ”“我们要杀了图季曼”，拆下座椅往迪那摩球迷区扔。南侧的坏蓝小子不甘示弱，唱出讽刺塞尔维亚人的歌曲：“当你高兴时将塞族人打倒在地，当你高兴时用刀杀他，当你高兴时高声呼喊克罗地亚——独立的国家。”他们还向场内正在热身的红星队队员扔石头。

终于，有迪那摩队球迷冲下看台，试图穿过球场，去对面看台殴打红星队球迷。

红星队队员和教练，在警察护送下，赶紧跑回更衣室。警察进场驱散迪那摩队球迷，一名警察用警棍打一名摔倒的球迷。迪那摩队10号队员，也是南斯拉夫队国脚的博班（Zvonimir Boban）见状，跟警察讨要说法，并一脚踹向警察。

这名警察叫艾哈迈托维奇（Refik Ahmetovic），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在此服役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他曾向媒体表示，当时已经给左轮手枪上膛，同事都叫他开枪，但自己不想开枪。

骚乱导致60多人受伤。警察殴打球迷的画面，通过电视直播被全国观众目睹，博班踹警察的照片更是传遍了世界。但据警察事后的审问，多名坏蓝小子成员声称，接到了要勒死红星队头号球星斯托伊科维奇（Dragan Stojković）的指令。

随后几个星期，全南斯拉夫的政治场合和媒体都在讨论马克西米尔骚乱。其他加盟共和国认为，这是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反抗。博班后来回忆，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拿自己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冒险，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事业：克罗地亚的（独立）事业。

在后南斯拉夫时代，马克西米尔骚乱普遍被看作内战的导火索。CNN将它称作“改变世界的五场足球比赛之一”。也有人认为，马克西米尔骚乱在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大影响，是图季曼政权为了独立需要，将它政治化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利用，从而制造出来的克罗地亚建国神话。

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坏蓝小子和德利耶中的一部分成员都作为民兵上了战场。马克西米尔体育场外有一块纪念碑，纪念阵亡的坏蓝小子。骚乱一个月后，南斯拉夫队在马克西米尔球场与荷兰队踢世界杯开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当国歌奏响时，全场克罗地亚球迷发出响亮的嘘声。

这让球队队长哈吉贝吉奇（Faruk Hadžibegić）非常愤怒，开球前跟队友喊道：“这是我们 11 人对阵 2 万人。”他知道，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已经背弃了南斯拉夫。终场哨响后，就连一向冷静的主教练奥西姆（Ivica Osim）也发了脾气，故意讽刺地向萨格勒布的观众鼓掌致意。这对来自波斯尼亚的师徒在此刻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们也将带着愤怒离开南斯拉夫队。

但在那个时候，他们不认为民族主义兴起导致的国内矛盾已经蔓延到球队内部。哈吉贝吉奇坚称：“我从未感受到不同国籍球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我 出生在萨拉热窝，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名自豪的南斯拉夫人，我的队友们也没有任何不同的感觉。”

虽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变成一国三制的局面，但南斯拉夫队还是派出了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球星们组成的最强阵容，参加1990年世界杯。博班没有入选，他因为袭警被禁赛半年，还遭到刑事指控。

这支技术精湛的南斯拉夫队，被称为“欧洲巴西队”。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1987年世青赛并夺冠，加上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们希望在世界杯上取得更大的突破。虽然维持着团结，但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球队。

在2：1战胜西班牙队的比赛中，首发阵容有5名波斯尼亚人、2名塞尔维亚人、1名克罗地亚人、1名黑山人、1名斯洛文尼亚人和1名马其顿人。这正是10年前离世的领导人铁托理想中联邦的样子。克罗地亚人想勒死的斯托伊科维奇，进了两个球。

多年后，奥西姆承认，在排兵布阵时受到了外界压力，并不能按球员状态和能力来安排出场顺序。他抱怨：“你必须注意球员的名字、宗教信仰、俱乐部、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必须精打细算。一切都是政治。每家俱乐部都是政治，尤其国家队更是政治。”

四分之一决赛，南斯拉夫队面对上届冠军阿根廷队。比赛前几个小时，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中场主力球员卡塔尼奇（Srecko Katanec），恳求奥西姆不要派他出场。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家乡的威胁：胆敢上场，今后就别想在卢布尔雅那的街头走动。而在一个月前，斯洛文尼亚举办了首次多党制的选举，斯洛文尼亚国家主义色彩强烈的中间及右派联盟登上权力舞台。

阿根廷队由马拉多纳率领，实力本就强劲，卡塔尼奇缺阵更让南斯拉夫队防守压力骤增，开场仅半小时就被罚下一人。两队打平，互射点球，虽然马拉多纳也踢丢了点球，但南斯拉夫队有3人踢丢，最终被淘汰。

南斯拉夫队最后一个罚球的是哈吉贝吉奇，他没有罚进，这也成为统一的南斯拉夫队在世界大赛中最后一脚射门。多年后，他回忆道：“这些年不断有人跟我说，要是我们进了半决赛，南斯拉夫可能还活着。”

联邦德国队在那届世界杯夺冠。夺冠三个月后，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而南斯拉夫，则离内战越来越近。

1990年世界杯南斯拉夫队合影。

1992年欧洲杯禁赛始末

马克西米尔骚乱一年后，1991年5月29日，红星队战胜法国的马赛队，获得了欧洲冠军杯（European Cup）冠军。这是南斯拉夫足球的顶点，也是东欧俱乐部在欧洲足球殿堂中最后的闪光。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几乎同时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以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发动进攻，内战正式爆发。

在克罗地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的前一天，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聚集地克拉伊纳（Kraijina），宣布脱离克罗地亚独立。克罗地亚军队、克罗地亚民兵、南斯拉夫人民军、克罗地亚塞族民兵，在塞克边境的武科瓦尔（Vukovar）混战。克罗地亚民兵中的精锐小队成员来自坏蓝小子，他们把迪那摩队的队徽和克罗地亚军徽一起穿在身上。一些德利耶的成员则组成了名为“猛虎”的民兵组织，参与进攻武科瓦尔。

惨烈内战中，半年就有超过1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成为难民逃离家园。其中，武科瓦尔成为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被完全摧毁的主要城镇。1991年11月18日，武科瓦尔被攻陷。数百名士兵和平民被塞族部队杀害，至少31000位平民被驱离武科瓦尔及周围地区。

“距离武科瓦尔10英里”、“欢迎来到武科瓦尔”的路牌，被“猛虎”成员作为战利品带回贝尔格莱德。后来在红星队和同城死敌游击队队（FK Partizan）比赛时，这些路牌在球场看台上被展示，连游击队队球迷都大声叫好。

在这个克罗地亚人的最寒冷冬天里，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庆祝红星队夺得洲际杯（Intercontinental Cup）冠军，站上世界之巅。12月初一个寒冷的清晨，贝尔格莱德共和国广场上，身披红白相间的围巾的红星队球迷登上米哈伊洛亲王纪念碑（Prince Mihailo Monument），在黑暗中点燃信号弹，高唱爱国歌曲。

此时此刻，在距离西部不到150公里的地方，武科瓦尔是一片燃烧的废墟，道路被不断开来的履带式装甲车毁坏。在同一个月，一位叫卢卡·莫德里奇（Luka Modrić）的克罗地亚养路工人在放羊途中遭到塞族民兵杀害，年仅61岁。他再也不能陪自己6岁的孙子小卢卡踢球了。

尽管球星不断流失，南斯拉夫队依然凭借深厚的底子，打进了1992年在瑞典举办的欧洲杯。当时的欧洲杯，只有8支球队能参加最后的决赛阶段比赛。

1992年3月，波黑宣布独立。波黑境内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赞同独立，塞尔维亚人拒绝独立。境内塞尔维亚人组建“塞族共和国”宣布独立，塞族军队与波黑军队交火。南斯拉夫人民军参与干涉波黑独立。塞族军队和警察，开始在波黑东部的塞族控制区清洗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居民，“猛虎”的影子也出现在这些地方。

此时的奥西姆，仍然相信足球的力量能够抚平战争带来的扭曲。他试图保持南斯拉夫队的多民族性：少数几个塞尔维亚人、几个波斯尼亚人、两三个黑山人、少数马其顿人，甚至还有斯洛文尼亚人。

但随着人民军与波黑塞族军队围攻萨拉热窝，球队表面的团结再也无法维持。队长哈吉贝吉奇等波斯尼亚人，宣布退出南斯拉夫队。

距离欧洲杯南斯拉夫队首战还有19天，奥西姆辞职了。在南斯拉夫足协总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在数十名记者的簇拥下告别。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痛苦的表情像极了萨拉热窝满目疮痍的街道。“这是我能为我的城市做的唯一一件事，你们记得我出生在萨拉热窝，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人类遭受的苦难而言，我无法将国内发生的事件与我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立场相调和……我的国家不配参加欧洲杯。”

奥西姆度过人生中大部分岁月的“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2年春天也已经不复存在。仅剩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新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承了南斯拉夫的名字。

当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家们正在庆祝新国家成立时，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起草第757号决议及其附录8（b）。1992年5月30日，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对0票、2票弃权通过制裁南斯拉夫的第757号决议。决议本该早几天通过，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建议拿掉体育相关禁令，但后来他选择保留体育禁令。目的是换取书面澄清：南斯拉夫军人并非克罗地亚战争的唯一责任人，即克族也参与了对塞族的种族清洗。

就在星期五，国际足联和欧足联还认为，南斯拉夫内战中发生的一切对足球没有任何影响。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Sepp Blatter）解释说：“我们的章程规定，我们绝不能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纽约时报》回击：如果足球是一座孤岛，国际足联为什么带头孤立南非？

联合国周六通过制裁后，布拉特改口了。他说：“我认为，体育永远不应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体育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布拉特的上司、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João Havelange）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刚从里约热内卢飞来，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时，南斯拉夫队刚到营地两天。抵达瑞典后，瑞典警方命令南斯拉夫队前往瑞典中部的雷克桑德（Leksand），而不是在海滨城市于斯塔德（Ystad）备战。原因是于斯塔德的度假胜地靠近一个难民营，那里住着从南斯拉夫内战中逃出来的难民，如果南斯拉夫队住在附近的旅馆，瑞典当局担心难民会发生暴乱。

当约翰松把决议送到莫斯科根酒店后，他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收到了死亡威胁，甚至有人在夜间向他的住宅开枪。

南斯拉夫队被要求马上离开瑞典。但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同时禁止除人道主义飞行以外的国际航班进出南斯拉夫，这帮队员如何回国成了难题。

南斯拉夫航空传奇飞行员斯特凡·波波夫（Stevan Popov），曾用波音707货机从萨拉热窝疏散了49000人。他亲自通过无线电和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联系，后者给了24小时让他运走球队。

6月2日，当波波夫降落在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时，由于制裁，英国石油公司拒绝为飞机加油。波波夫提议，让油箱只有半满的飞机降落在罗马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南斯拉夫驻瑞典大使兹拉坦·基基奇（Zlatan Kikic）筹集了2000美元现金，支付给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为飞机加油。波波夫随后驾驶这架飞机，载着南斯拉夫队和使馆工作人员飞回贝尔格莱德。

联合国给的24小时期限将满，航班还没抵达南斯拉夫领空，两架战斗机逼近，要求航班降落。球星米哈伊洛维奇（Siniša Mihajlović）也坐在驾驶舱，他很害怕，恳求波波夫按他们指示降落。波波夫拒绝了，说他们不敢击落满载队员的客机。午夜时分，飞机终于进入南斯拉夫领空。

预选赛中被南斯拉夫队淘汰的丹麦队，被邀请参赛。随后发生的事情，便人尽皆知了：不被看好的丹麦队夺冠了。南斯拉夫一代人都不愿意回忆1992年6月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站在领奖台上的本应是他们。

1991年5月29日，红星队战胜法国的马赛队，获得了欧洲冠军杯（European Cup）冠军。这是南斯拉夫足球的顶点，也是东欧俱乐部在欧洲足球殿堂中最后的闪光。

最后的南斯拉夫队

1995年11月，波黑战争中参战各方在巴黎缔结了停战的《代顿协定》（Dayton Agreement），联合国安理会中止了对南联盟制裁。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联盟，继续使用南斯拉夫队名参加国际比赛。1996年欧洲杯，原南斯拉夫各国中，仅有克罗地亚队参赛。1998年世界杯，南斯拉夫队和克罗地亚队双双入围。

这是博班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作为队长率领球队获得季军，这是当时东欧国家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普罗辛内茨基在那届比赛进了两个球，他在1990年也进了球，成为历史上唯一一名代表两个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并取得进球的队员。

2000年欧洲杯的预选赛，南斯拉夫队和克罗地亚队被分入同一小组。这意味着，有一支队很可能无法参加欧洲杯。而此时，南联盟和克罗地亚的战争仅仅结束两年。

两队第一回合比赛，原定于1999年春天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由于北约轰炸南联盟，以及科索沃战争爆发，比赛被推迟到8月。当克罗地亚队员回到他们曾经的首都，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激动的球迷：图季曼，我要把你放在烤肉架上烤了，杀死这些乌斯塔沙（Ustaše，二战期间投靠纳粹的克罗地亚民族组织，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人、犹太人）。

而在奏克罗地亚国歌时，全场发出巨大的嘘声——正如9年前在萨格勒布。米哈伊洛维奇说，当听到两首国歌时，我感到很荒诞，我们前不久还在一起踢球。博班则说，南斯拉夫国歌从来不是我的国歌，我的国歌一直是克罗地亚国歌。

10月，第二回合比赛在马克西米尔球场举行，南斯拉夫队当时排小组第一，克罗地亚队只有获胜才能出线。如果说第一回合时球员心态还算轻松，火药味主要在场外，第二回合则是十足的战争。克罗地亚球迷在看台上举起了写着“武科瓦尔91”（Vukovar 91）的大旗，以求点燃国家队决一死战的斗志。

克罗地亚队后卫雅尔尼（Robert Jarni），把南斯拉夫队的米尔科维奇（Zoran Mirkovic）撞得头破血流、匍匐在地。雅尔尼凑到对方耳边，让他别装了。米尔科维奇顿时忘记了痛苦，起身抓住雅尔尼的睾丸，狠狠地捏了一把，当场被红牌罚下。下场时，米尔科维奇向看台上做出了塞尔维亚人习惯用于庆祝胜利的三指手势，这也是克罗地亚人很讨厌的手势。

南斯拉夫进第二个球时，4万名热情的主场球迷鸦雀无声，电视转播里甚至能听到南斯拉夫队员的喊叫声。比赛最终以2：2收场，在贵宾包厢内观战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失望不已。比赛结束后，武装警察在通往机场的10英里道路上列队，以防有人企图袭击南斯拉夫队的大巴。

南斯拉夫队没有打进2002年世界杯。克罗地亚队和斯洛文尼亚队虽然参赛，但早已失去早先的锐气，小组赛出局。2002年3月28日，南斯拉夫队在友谊赛中输给巴西队，这是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足球场上。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队也放弃了南斯拉夫的队名。

2006年5月21日，黑山全民公投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当年世界杯上，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队员们踏入球场时，所代表的国家不复存在，这注定是一次没有精神归属的征战。他们惨败给阿根廷，巴尔干雄鹰以近乎撞山自尽的方式为一段历史划上句号。

克罗地亚队同样表现平庸，在小组赛便遭淘汰。队中14号是一名留着金色长发、略显消瘦的年轻人，身上的红白格子球衣看上去有点松垮。他在两场比赛中作为替补出场了不多的时间，没有起到改变比赛结果的作用，但认识他的人都清楚其才华有多么出色。他叫卢卡，是15年前内战中死去的卢卡·莫德里奇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