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记录抗战时期粤北办学往事的电影《同学们》上映。这部由凤凰卫视电影台首次参与拍摄的影片，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再现了多所华南学校在战火逆境中长途跋涉，迁移粤北，延续教育火种的办学故事。

如今回看，那段历史里不全是离散与困苦：在战火中尚为安全的僻壤之地，师生们循着心中志趣，笃定学问之路——或漫步文学与音乐之中，或竭力保存图书并开放阅览，或扎根泥土，观察稻谷的成长。物质上的贫乏未阻挡精神上的丰饶，这一生活图景如岭南之乡的郁郁山林，平淡、沉静，生生不息。

在众多学者之中，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的邹仪新，守护珍贵天文台、在星空中持续探索的故事，是那段纷繁历史的缩影之一。在那个由男性学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青年邹仪新曾喊出这样先锋的话：“我不要做教授夫人，我要做教授”。

在世俗话语之下，这些教授师生对学问的坚持称得上“固执”——那个年代，当他们选择留守校园，往往意味着，他们同时选择放弃了远方优渥的生活，但正是这种“固执”，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国家发展涵养出勃发之力。

也因此，这不仅是一段关于校园、师生和学问的重要记录，也是知识分子维持体面与智识的历史底稿。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更是关乎一个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如何选择人生方向，如何安放自己的情志与信仰。

烽火中的旧照

“立即准备，快速搬迁”。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收到电令，再次迁校已成定势。

此番迁校，原因是日军正兵分三路，向越南发起进攻，妄图“南取昆明”。彼时，国立中山大学师生刚在云南澄江设校复课，这之前，1938年10月，他们因广州沦陷而撤往澄江。但现在，澄江也不再是安全之地。

当时，以韶关为中心，粤北暂时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后方。在此情形下，地处韶关最北端的坪石小镇成为国立中山大学再迁粤北的新校址。1940年12月，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带领全校1700余名师生，途经滇、黔、桂、湘、粤五省抵达坪石，行路耗时近3个月。

迁至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院校分散，其中缘由在1942年发表于《学生之友》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二：“坪石山多地窄，街道长三四里，沿河而筑，后面靠山，纯是一个乡村化的市镇。中大内部庞大，人数众多，故市区不足使用，除校本部、研究院、先修班设在市区外，其余各学院均散布在附近各乡村……”

1944年，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来此访问。其间，他拍下一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办学场景——其中几张拍摄于当时位于坪石镇塘口村的理学院，照片上，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士，正在简陋的天文观测仪旁记录数据，她优雅从容，身后则是颓败的小山坡。

正是这几张邹仪新的照片，在近80年后成为调研人员寻访历史的重要资料。

邹仪新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后来的调研人员们在这些照片上发现了“传说”中的天文台——过去，他们只知道国立中山大学在粤北办学时，曾建造一座天文台，但影像资料缺乏，大家从未见过这座天文台的样貌。

但寻找天文台并非易事。相关资料上，关于它的位置线索几近于无。值得庆幸的是，寻访途中，塘口村的一位老人说，附近有座“天文台山”。如此巧合，应该有缘由。

天文台山位处粤湘交界，山上林木层叠，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人“光顾”，四周的道路被野草埋没。2019年9月，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许瑞生先生带着“三师”志愿者沿天文台山寻路而上，不久后，在一处1米多高的草丛中，勘查到红砂岩条石和青砖、阶砖。

他们将覆于其表的杂草清理干净，看到了天文台残存的轮廓。在近80年的时光里，这座天文台随岁月流逝，墙壁砖瓦已不再，只剩基座裸露在一片全新的天地间。

没多久，当地报刊发文，宣布中山大学天文台遗址已找到。在学界，这一发现被视作“有助还原中大天文系历史，特别是填补抗战教育史研究的空白。”

当我们把视线重新挪回那个局势多变的烽火年代，不禁要问：邹仪新为何会来天文台？又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可以如此坚定地、持续开展研究？

这也是调研人员们共有的好奇。

即便是“最贫困”，也要留下来

在谈及邹仪新的故事之前，需要厘清的是，那座天文台对当时的中国学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4年，结束对国立中山大学的访问之后，李约瑟把沿途记录写进了《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技术》一文，文中他写道：“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只有中山大学拥有天文台。在著名的女台长邹仪新博士的领导下，约有12个学生。教学工作仅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为了通过星的方位来测定纬度和时间，一具经纬仪被改装成天顶仪，并已投入使用。”

这些重要的考察记录，是为数不多留到现在、记录邹仪新与天文台故事的一部分。

网上可查询到的公开资料，更多围绕她的丈夫叶述武——这位于战乱中坚持治学的数学及天文学家，曾为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作出巨大贡献。书写邹仪新本人的笔墨并不算多，但最让人动容的是她青年时期曾说过的话，“我不要做教授夫人，我要做教授”。

这般愿望抱负，在那个科研领域以男性为主导的年代足够称得上先锋——多年后，她的学生叶叔华于198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女天文台长，这般历史变化离不开先师邹仪新的突破与坚守。

直到现在，邹仪新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在更广泛的层面仍少有人知。

邹仪新1911年生于广州，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35年，邹仪新曾赴日本天文台实习，并在1936年参加日本日全食观测——在短暂的三分多钟日全食期间，邹仪新与队友密切配合，拍摄了清晰的日食电影，并确定初亏与复圆时刻。邹仪新参与观测的情形被《朝日新闻》记者记录下来，也因此，邹仪新被日本新闻界称为该次日全食观测成功的唯一女性观测者，也是东亚唯一的女天文学家。

国立中山大学在云南澄江开课时的1939年，邹仪新与叶述武是首批到校任教的教师。当时，他们已结为夫妻，但生活困窘，在中大教职员中称得上“最贫困”。

依当时情势，在中大由广州疏散、转迁云南时，中大人员有三条路可走，其一，西迁云南，但条件艰苦，工资微薄；其二，行至香港、澳门，那里生活便利，能以兼职获得丰厚收入；其三，留驻广州，准备做日寇的“顺民”，此路可保全家人家财，就地另谋优职。

邹仪新与叶述武坚定地选了第一条：西迁。此后几年，他们跟随心中志愿，在数学天文学领域开展研究、培养学生。

1941年，日全食带穿越我国中部大部分地区，是三百年一遇的观测机会。为迎接这次日食，刚迁至坪石的中大数学天文系筹备已久。

在此次观测中，中大数学天文系担任日食东南观测组的领队。其间，邹仪新带队前往福建进行观测，并在1942年出版的《宇宙》中发表此次观测的研究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第二次日全食观测报告》。

除了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邹仪新在课堂上的专业与投入，如同抛入湖面的一粒石子，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激荡起从事天文工作的涟漪。

在国立中山大学，邹仪新还教授天文学，学生叶叔华——日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首位女天文台台长在回忆邹老师的课堂时，称邹老师讲课生动而有感染力，简直能把树上的鸟儿骗至课堂。

正是在邹仪新的激发之下，叶叔华选择了天文学，“大家都被她吸引了，感觉很多知识都是国家需要的，所以班上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天文，我也选了天文。”

《同学们》海报

战火之外的“诗音漫道”

那个年代，建在塘口村的天文台是最靠近战事前线的地方。除去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邹仪新与被掩埋荒草之下许多年的天文台，曾在坪石置身怎样的生活气氛中？

韶关当地文史研究者、广东“三师”专业志愿者何昆亮曾提起，在主持天文台期间，邹仪新每日需在天文台与居住的泥砖屋间往返，山上山下来回走，往返一趟即6里路；若遇到好天气，邹仪新就带着学生们住在天文台山，彻夜观测。

迁至坪石后，学校在寺庙祠堂中摆起课桌，而桌椅皆以土坯木板做成。茅棚民居可以当校舍，床铺则用石板木头代替。由于院系分布在不同村镇，师生们常常在山路与水路中穿梭；日常伙食以青菜、咸菜、辣椒为主。在学生叶叔华的记忆里，求学期间，“伙食天天是红米饭和眉豆”。

同样是在一所庙里，塘口村的马援庙，从美国烽火逆行回国的核物理学者卢鹤绂，“就是在这样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庙里边，讲述着世界最前沿的量子物理，这种反差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动情讲述着。与此同时，随着广州沦陷，政府机关及院校人群纷纷迁徙至此，位于湘、粤交界的坪石老街仿佛又回昔日热闹光景，因此一度被称作“小广州”。这之前，凭借南北交通运输枢纽“武江”，坪石老街有过一段鼎盛时期，那期间，20多个码头上，常有几百艘船停泊过夜。但随着粤汉铁路在1936年通车，水运衰落，坪石老街繁华不再。

到1944年，坪石书店多达数十家，这也是坪石有史以来书店最多的时期。毫无疑问，迁址至此的学校师生们丰富、活跃了当地的文化氛围。众书店中，万昌书店老板沈世杰收集了当年师生遗落的书信，而这些书信在今天，成为那个时代寄向现今的“来信”：

“在这粤北的山村小镇上，有着高低不平的滑石市街，你会感觉到这小镇完全是大学的校舍，在静寂的角落可以随处遇见熟识的同学或教授们。这小镇只有一条直街，这街上却时常都见到同学们就在街头互相畅谈，在路旁谈话。”

“这陋隘的山村中，多少旧庵祠、神庙、旧居成为学舍，充满了读书声和欢笑声。”

“假如长沙仍然安然无恙，假如衡阳不是烽火连天，假如清远没有铁骑践踏……我想夕阳西下时，那不是跳下武江大游其蛙式的时候吗？”

当时，与国立中山大学一起迁往粤北的，还有汇聚于广州的私立岭南大学、省立勷勤大学、省立广州农工职业学校、省立执信女子中学、培联中学等共计40多所大、中学校，它们分散在粤北山区的韶关各地，在烽火之中保存、延续华南教育的根脉。

也因此，当时的生活氛围的营造，也有赖于各院校师生间的交流互通。

就读于岭南大学的学生郁隽民曾来听中山大学的音乐晚会，在她的记忆里，奇迹般的文化生活令坪石像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有一次在中山大学月光下的晚会上，听众如醉如梦，静静地欣赏管夫人的女高音歌喉，唱那有点凄凉的“玫瑰花，玫瑰花，阑开在碧栏杆下……”

其实，不只是坪石，整个粤北山区的文艺氛围都因专注音乐、戏剧等文化活动的院校师生的到来而变得活跃，比如，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在1942年抵达韶关管埠，并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在日常教学之外，马思聪常常和负责钢琴伴奏的妻子王慕理辗转粤北，为大众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大师范学院所在地——坪石镇管埠村，至今仍有一条小道以“诗音漫道”之名流传。当年，课堂之外，许幸之与马思聪两人常于林中漫步，他们在此交流音乐、美术、诗词，其间诞生了《第一交响曲》《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红叶山村》等著名的音乐、美术作品，“诗音漫道”之名便由此而来。

回顾这段烽火中艰苦，但颇为浪漫、精神颇为富足的生活时，学生郁隽民回忆说：“这山林野趣所笼罩的坪石，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大家脑子里又老是‘战争’那个阴影，却好似因而相依为命，师长和同学相互关切爱护，人情是那么纯真。况且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我们在后方享有学校努力创造的学习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邹仪新教授，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在韶关坪石塘口村天文台处抄写观察数据。（李约瑟拍摄于1944年）

邹仪新教授和天文望远镜（李约瑟摄）

又见星空

绘画作业中的私立岭南大学学生 （李约瑟摄，1944年）

时间回到2019年，在天文台遗址上，调研人员们发现了一个砖砌的、已经坍塌的深坑，经与历史照片、图纸比对，确认这是当时放置子午仪的位置。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韶关告急。1945年1月，日军进犯粤北，韶关沦陷，学校第三次被迫迁徙，并一分为三：部分师生在代理校长金曾澄的率领下赴粤东办学；总务长何春帆带领部分师生去往连县；其余师生则在仁化县组成分教处。

当时，为了保护天文台最珍贵的仪器和一批资料撤退到乐昌县城，邹仪新自己掏钱雇请挑夫，将其转移到北面的仁化县山区。这已经算是相对幸运的处境。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学者遭遇更劫难的命运。如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卫梓松，在迁离坪石时，他因病未能及时撤离。在病榻上，卫梓松拒绝敌人的利诱，最终服安眠药自杀殉国。

后来，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华南各学校才得以重返故地，重建校园。

如今，在天文台遗址之上，人们依照图纸对其作了复原与保护，严格地说，如今我们看到的天文台，已是一座新建筑，但这不妨碍人们在存留的残石青苔中，想象、追溯当年师生在此办学、生活的场景。战火为生活带来局限，但师生们对生活的追寻与付诸此行的意志，并未因此变改。

在坪石的四年间，国立中山大学培养学生近两万人，当时流亡于粤北僻壤求学的“同学们”，很多人在日后成为了推动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先生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约瑟访问国立中山大学期间，曾与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王亚南两度进行长谈，后者曾与郭大力一同翻译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在两度长谈中，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诸多论述与深邃洞见，为李约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鲜而有价值的视角，为日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作出了理论贡献。

也是在坪石办学期间，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著名史家陈寅恪曾应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邀，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每学期前往坪石讲学。当时，陈寅恪教授的右睛已经失明。历史系刊物《现代史学》曾报道陈寅恪到达坪石时的盛况：“全所同学郊迎十里，亲赴车站迎接”。

2024年，记录这段历史的电影《同学们》上映，影片以私立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回溯了多所华南学校在烽火中迁学粤北的办学往事。

影片里，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的办学地——三星坪码头如八十多年前那样，隔着静谧的武江河水，望向对岸的新村。画面被一层苍深的绿意笼罩——这种绿意也笼罩着电影的海报：繁茂的大榕树向上、向四周伸出枝丫，仿佛涌动着的、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主创人员将电影英文名定为“Life goes on”，恰如大榕树，虽历经烽火，却淡定生长，将傲然于粵北山野之上，曾掩埋于荒草下的天文台，也将继续呼吸新鲜空气，继续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