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物修复专家吕智超和梁嘉放，在两年前迎来了职业的转折点。

他们走进刚竣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故宫），这座设计灵感取自紫禁城的建筑，中庭天花以现代手法演绎紫禁城屋顶琉璃瓦铺设，远看仿如竹帘子，又像轻纱，雅致飘逸。

美则美矣，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切将从零开始。他们仅有约半年时间，带领一个羽翼未丰、不足十人的年轻文保团队，为眼前崭新、空荡的博物馆做好准备，迎接来自故宫博物院的914件珍贵文物，迎接同时揭幕的九大展览。

尽管吕智超和梁嘉放各有专注领域，平分秋色——前者负责中国书画，师承多位行内精英，包括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顾祥妹及上海博物馆的孙坚；后者主掌器物，属科班流派，曾负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考古与民俗文物保护，亦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香港大学任职，拥有丰富的出土文物修复及研究经验。但放下棕刷（文物修复工具），移开显微镜，筹建文物修复室、设置展厅环境等，皆是两人从未涉猎的工作范畴。

由平面到立体，由软到硬，各类型珍宝对外在环境的要求迥异。比如，湿度来说，书画通常不能超过50%至55%，以免龟裂变色，而青铜器则不能超过35%，减低氧化生锈；光线的话，书画作为较敏感的媒介，必须使用LED冷光源。

“经过反复思量和多次对比，我们最终购置了200多个世界顶级专业艺术品展柜，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梁嘉放已记不清在那半年时间里，跟设备组同事开过多少次会，进行过多少次测试，摸索当人流量达到最大限度，楼宇环境控制的极限在哪里。两人常拿着仪器在馆内四处走，只有听到“嘀”一声，提示所有环境指标显示在正常值范围内，提着的心才能稍放下些。让故宫文物安全来、安全回，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立谈之间，两年过去了。一批又一批故宫文物顺利地轮替着，来自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卢浮宫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的瑰宝，也带着各自背后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卓绝瑰伟的艺术成就，更为频繁地走入香港故宫。

在香港故宫首个以本馆馆藏为主的特展“金彰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落幕，难得稍微轻闲的一天，吕智超和梁嘉放为记者推开文物修复室那两道直抵天花板、平日深锁的重门，展示他们从零建立的一切：工作台面立着“文物修复中，禁止触摸”的纸牌，另一侧放着显微镜，各类修复工具悬挂于墙面，还有两张特意从扬州订制的哑红色大漆桌，年轻的同事们熟练地用排笔轻轻洗刷画布。

显然，香港故宫文保团队在过去接踵而来的挑战里迅速地成长，从曾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所派专家支援，到今日独当一面。但他们无意止步于此，反而铆足了劲继续迎头追赶，梦想有朝一日引领行业，构建国际文物保护交流合作的桥梁。

行业与人的双向选择

梁嘉放记得那件唐代黄金头饰捧在手里的重量。流光溢彩的金丝，薄如蝉翼，内里蕴藏的尽是古代黄金工艺如锤制、扭卷、拔丝等技法。

她借助显微镜，小心翼翼地将断裂的金丝一根根黏接，“整个过程非常艰难，因为它的接触点非常小，很难找到它的角度。”

这种“大气也不敢出”的紧绷感，似曾相识，让她想起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时，常跟团队一起跑到出土现场抢救文物。尽管事前团队总会针对出土项目进行预判，“比如，如果是一个西周的墓，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我们会先做好各种预案。”抵达现场后，活跃的地下水、盗墓痕迹等因素，对文物的损伤程度仍可能超乎想象。修复团队往往需要当机立断，一边采取应急措施令文物回潮、保持湿度，另一边则极小心地将脆弱的文物与周边的环境尽可能地剥离，或干脆整体打包回实验室，在较为稳定可控的环境下进一步微发掘和修复。

亲历过出土现场的分秒必争，为无数埋藏地底的珍宝拂去尘埃，重现光辉，也由此拨开几段历史的重重迷雾，梁嘉放对于文物锈蚀成因、出土背景、文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有着更为深刻且准确的判断，无疑助力了如今在香港故宫的工作。

修复3D文物最大的风险是意外碎裂，尤其以陶瓷、陶土类文物为甚，看似外观完好，但历经朝代更迭、岁月剥蚀，结构实则脆弱无比。因此梁嘉放总是不急于动手，倾向于花很长时间反复审视，确认文物的“病况”。

毕竟，根据她以往多年的经验，有时眼见亦未必为实。梁嘉放曾与同事接收过一个来自波斯的七彩陶器，目测其状态非常良好，岂料经多番检测后，“真相”无所遁形：陶器表面附着后期添加的彩绘及不同器物的残片，更有烧制痕迹。这一发现直接将原本的修复计划推倒重来，修复团队随即展开复原工程，先将陶器表面彩绘去除。

文物修复工作从无一蹴而就之说，同样的谨慎，亦贯穿于吕智超的工作中。去年他修复一幅老虎画作《养精蓄锐图》，出自我国近代著名画家胡藻斌之手，属香港故宫馆藏。这幅画作篇幅较大，表面出现一些黄斑。“画家早年曾在日本学习，用的颜料比较厚重，纸张也比较熟（即不太透水），所以修复时要花比较多的心思。”那段时间，吕智超一直在寻找更安全、更适合的处理方法，材料的选择、着手的次序等，种种修复的细枝末节盘踞在他脑中，坐在工作台前、走在路上、躺在家里的沙发上，他想的都是同一件事，为的就是到实际修复时不出错。

“文物修复的步骤非常多，可能有四五十步，甚至更多。”为方便理解，吕智超以小手术和大手术加以比拟——小手术就是检查文物的状况，简单处理一些小的断裂问题；大手术则是需要进行局部乃至整体重裱。

吕智超深谙文物的不可再生性所施加予修复师的责任之大。他不厌其烦地向年轻一代同事强调：细心、耐心、责任心，正如同多年前他的师傅教导他那样。

师傅曾对他说，在你把刷子放下退休之前，你永远都不能说自己经验丰富，从未犯过错。那时候，吕智超因自幼习画误打误撞入了行，这话只是听了，记得了，却理解不深。待经过十数年如一日的钻研，每逢瓶颈烦闷难解、五味杂陈之际，总是不由自主地将这话在嘴边反复咀嚼，才真正琢磨出味儿来了，也听进去了。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文物的状况非常复杂，即便是同一个墓出土的文物，它们的状况、它们所经历的变化、它们的腐蚀产物都是不同的。”梁嘉放说，修复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学习永无止境似乎被具象化了，这也正是文物修复的魅力所在。

一位文物修复师的培养历程何其漫长，亦不言自明。“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可能有些人就改行了，真正留下来的人，他的性格、技术，他对修复工作的热忱，和这个行业本身的需要，其实是吻合的。”梁嘉放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不仅是人选择行业，行业也在光阴荏苒中大浪淘沙，最终留住了它所认可的人。

说到这儿，梁嘉放眉目津津，回忆起十多年前接手的第一个作品——一件锻打的西周青铜器，非常薄。当时总共出土6件，她手里是唯一可修复的一件，其余均只剩下锈蚀产物遗留在泥土中的痕迹。梁嘉放花了一年时间，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操作，将文物碎片进行拼接、除锈。其间漫漫长日的苦思冥想、无数次只差一步的烦闷，皆在青铜器表面罕见的精美纹饰渐次清晰的喜不自胜中，被一扫而空，尘封已久的西周王朝就这样露出了它绚烂的冰山一角。

待考古学家再回到工作室，轻捧起文物，激动得涨红了脸。梁嘉放理解那种热切的情感，因为那团火同样在她心里熊熊燃烧，她觉得那是种共鸣。“他开心的是更多的信息被发掘出来了，这让我也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让文物从那么糟糕的状态，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

这样的时刻同样击中过吕智超。在美国工作期间，他曾参与修复巨型明代绢本《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由于文物面积庞大，团队遂决定移师至展厅，并搭起展台，于观众面前即席进行修复，构成壮丽的文物景观，“很多观众过来，在那边看我们到底怎么修，有些观众更连续一周每天都来，就为了看我们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观众看的或许是新奇，而吕智超看着残破的画，在自己手上一点一点焕发光彩，就好像看到了文化遗产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

在香港保护文物

什么样的人适合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师？吕智超和梁嘉放对答案有着相似的把握：细心、耐心、有责任心。

抛开这些，吕智超觉得最好是理科背景，尤其要擅长化学。因为文物修复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材料学、考古学、艺术史、分析化学，再加上仪器操作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用在文物修复这行，是再贴切不过。“它涉及的知识面是非常广的，当你入行后可以就某一个方向一直挖掘、拓展下去。”

梁嘉放却认为文科入行亦未尝不可，尤其是在艺术氛围相当浓厚的香港。譬如，隐于市井动辄传承数代的民间手工艺人，极具天赋的动手及领悟能力、深厚的传统工艺底子、日复一日创作不息的匠人精神，皆与文物修复完美契合，“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分支，但他们如果要入行完全是OK的，他们是有优势的。”又譬如，那些从文化艺术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累积一定的经验后，同样可选择朝着文物修复的方向深造下去。

曾先后跟随梁嘉放和吕智超学习的香港故宫副藏品修复主任梁端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端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90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文化管理专业毕业后，在舞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被一位在东华三院档案馆专责古籍修复的老师傅看中，领进了行。

手握镊子和毛笔，小心游走于残损的书页间，有的板结如砖，有的薄如蝉翼，梁端容乐此不疲地于“故纸堆里觅苍黄”，人生崭新的方向也由此浮现。“与人的一生相比，物件在这世上逗留的时间更长，我们现在能从文物中读到一些信息、一些历史、一些关于人类的奥秘，如果能把它延续下去，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两年后，她决定辞职，远赴英国杜伦大学攻读修复学硕士。

“全球不同地区，文物修复专业的设置、修复人才的培育方式，皆有不同。”本科毕业于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立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西北大学，并赴美深造，梁嘉放在各地修复人员交流过程里，逐渐了解到彼此职业成长历程的差异。在中国内地，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皆设有文物保护及修复专业，毕业生们也将进入行业的各个层次；在北美，该专业不设本科，仅开设硕士课程，并要求申请者具备修复相关基础知识和实操经验；而欧洲的大学和文博机构，比起书本知识，更注重培训，透过不断加强手上功夫，让学生们达到可以修复的水平。

梁端容这般的海外升学路径，与香港故宫文保团队大多本地成员，乃至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修复人员不谋而合，只因香港现时仍没有文物修复专业或课程，勉强与之搭边的仅有香港大学推出的建筑文物保护硕士课程。据梁端容所知，以往香港故宫亦曾招聘过该专业毕业生。

在职业能见度低、缺乏学科支撑的窘境下，香港文物修复的发展只能依赖学成归来的人，并依靠在与历史悠久的文博机构合作中实现团队的成长。

不过，这并未影响香港文物修复水准。事实上，香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古董交易中心，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随着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董商号迁址香港，第一批中国收藏家、富商和实业家移居此地，大量“稀世珍宝”也就此流入香港；与此同时，作为长期活跃的中西文化交流平台，香港文博机构也在中西并蓄的文化氛围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且与世界顶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及河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内地文博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借展文物络绎不绝。不难想见，香港文物修复需求相当庞大。

康文署文物修复办事处于1999年应运而生。办事处设有十三个修复实验室，负责制定、推行及评估各项修护项目。办事处亦就部门之藏品及外借展品的保存提供专业意见及技术支援，涉及的文物类别十分广泛，包括书画、纸本文物、纺织物、金属品、陶瓷器、民间用品、木器、出土文物及户外雕塑。

据文物修复办事处资料显示，目前香港的文物修复师不足100位，其中文物修复办事处有32位修复师，大部分年龄为30岁到40岁，他们负责康文署逾100万件文物的修复和保存。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故宫临近开幕之际，文保团队人手不足，正是文物修复办事处伸出援手，派出数十名修复专家前去支援。

而香港各间私营博物馆，乃至部分高校如中大，同样拥有高水准的文保团队。中大文物馆前副馆长许晓东，就曾在故宫博物院从事玉器、金器的保管和研究。

梁嘉放加入香港故宫前，也曾在香港大学从事中国文物研究，共事的还有一位壁画修复师。学生们都对这一“择一事终一生”的职业感到新奇，梁嘉放也乐于分享，过往的修复案例、照片里初入行时跟随团队在出土现场的青涩面孔，修复技艺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内心的冲突与坚守，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尽在其中。

一些年轻人就这样被触动了，立志追随入行。这是最令梁嘉放感到欣慰的时刻。尽管她知道，这些血气方刚、活泼好动的年轻人，还需要经过漫长的熏陶浸染，将性子逐渐磨平，心也静下来，面对文物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任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渗透，并变成他们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与世界接轨

前些日子，梁端容在故宫博物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她每天步行钻进东华门的门洞，再北行穿过几道门，来到一座不显眼的小院落。

她在这里学习织绣修复，仔细看故宫博物院的老师们为那些积满灰尘的古老服饰除尘清洗，用最细微的眼光捕捉可能存在的糟朽痕迹，利用现代科技及各类工艺技法加固修复。梁端容相信，同业交流学习的价值在于思想碰撞，新的知识和启发也会在那些灵光迸发的瞬间涌现，“去别的博物馆时，会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当中都是有原因的，再反过来想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她不在意这些新技术能否对现阶段的工作产生即时的推动力，她觉得，“不管有没有用，先放进袋子再说。”

自香港故宫筹备至今，与故宫博物院的交流从未间断。每次新展览布展前的沟通之余，两间博物馆更携手修复多件文物，包括一座1900年的火车头式钟表。

据梁嘉放回忆，那座古钟表整体保存尚算完好，但其表演和走时打点系统均丧失功能，外部结构锈蚀严重。香港故宫文保团队查阅文献资料，查找可作参考的器物，但火车头古钟表很多来自国外，大多是孤品。由于历史久远没有图纸可参考，经验丰富的修复师会根据其外观进行初步判断，但内部系统情况仍需打开才能得知。

“钟表机械维修技术属于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们没有相关专家。”进退两难之际，香港故宫搬来“救兵”——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钟表修复组组长亓昊楠。

亓昊楠从事该行业近20年，累计修复了100多件古钟表，是非遗古钟表修复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类似这样的古钟表，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各藏有一件，均由亓昊楠过手修复。

为了这项工作，亓昊楠不止一次来港，与香港故宫团队一起研究制定修复方案。“火车头古钟表最繁琐的就是调试，我们用了一周多时间，反复多次才把火车轮和连杆之间的位置、角度调整到最佳。这样火车头在上发条后才能顺滑运转。”梁嘉放觉得，这种“会诊”式的工作方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双方团队进行深入的交流，“各自会谈选择材料的考虑，它的好处是什么，是否适合文物。”更好的主意往往都是在这般激烈的辩论中萌生。

故宫博物院修复历史源远流长，青铜器、书画、织绣、漆器、钟表，无所不精，修复专家们延续着古老手艺人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经手过无数国之重器，经验丰富。对于香港故宫这座年轻博物馆、一个年轻的文保团队而言，每次与之接触都是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香港故宫一直期望将这种交流互鉴的辐射范围扩大，惠及整个香港文物修复行业。基于这一目标，香港故宫在过去三年间持续举办网上“故宫文化讲座系列”，邀得北京、台北及香港三地故宫的专家，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系列结合三地故宫的专业和学术力量，分享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彼时，香港故宫已逐渐展露其不愿止步于表层的展览，有意促成更深层次、更专业的交流的“野心”。这也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推动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重要一环。香港故宫馆长吴志华一早看准，促进中外文物保护及修复研究领域的交流，必定大有可为。

早在2014年，国际文物修护会议首次于香港举行，来自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400名文物保育专家和学者汇聚香港，就会议主题“源远流长：东亚艺术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修护”交流专业知识，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三年后，作为上述会议的成果，香港首次举行织品和唐卡文物修复国际研讨会。

固然，内地文物修复底蕴深厚、经验丰富，但修复专家们亦需时刻紧贴世界各地修复技巧和材料的改良提升，以精进自身。比如修复手卷，传统方法是使用宣纸，缺点是宣纸纤维较短，多年时间后易折断。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用纸纤维更长、对文物无害的日本纸替代，效果立竿见影。有时，这类沟通甚至小到只是便于团购一些稀有的修复材料。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互相交流研究成果。”文化发展往往因为交流融合才有进步，相互理解彼此的历史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过往因为语言、文化等阻碍，这样的沟通难以推进，吴志华相信，香港故宫有能力接棒，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搭建中外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的团队掌握两文三语，又具备很好的国际网络。”

对于这一点，梁嘉放深以为然。“我们团队每位成员基本都有在国内外工作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跟内地同行分享国外的经验，也让国外同行了解内地的修复情况。”换个角度看，搭建平台，容纳国际同业者在此共享成果、尽情碰撞，可以说是香港故宫一以贯之的使命。

2023年12月，为期三天的“中国古代艺术保护国际研讨会”便是香港故宫践行使命的初试啼声之举，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应。研讨会以领域现状与新方向为主题，汇集超过40位来自世界重要文博机构的馆长、顶尖文保专家和科学家进行主题演讲和专业报告。这是香港近年最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保护国际会议，也再度印证了香港故宫的国际联系足以支撑其连结古今、融贯中西的目标，发掘并生动演绎红墙黄瓦之下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

眼下，梁嘉放最期待的还是透过与这些世界优秀的文博机构的接触，带领香港故宫这支年轻的文保团队实现飞跃性的成长。始终紧跟时代，也许有朝一日，更能够走在时代之前，引领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