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段祺瑞政府发布秘密通缉令。据1926年3月26日《京报》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许寿裳……均包括在内，闻所开五十人中之学界部分，系（教长）马君武亲笔开列。”

为避风险，1926年9月4日，鲁迅由北京经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在厦门大学任职。但鲁迅在厦门待了一百多天就走了，他自述是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如果深入分析的话，其主要原因是鲁迅与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以及顾颉刚等“疑古派”之间的矛盾。

于是在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奔赴广州。

初到广州，他是被热烈欢迎的文化偶像

鲁迅抵达广州后，下榻在中山大学“大钟楼”西面二楼的一个房间。

在广州，学生拥戴他，许久未见的亲友为他设宴款待。他前脚刚到广州，当天便夜访妻子许广平，叙旧、逛街、看电影、去书店，玩得不亦乐乎。鲁迅在写作上是个狠人，吃喝玩乐也是个行家。老友许寿裳来广州，他一个乐呵，就带许寿裳去了好几个馆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要最少请十天再说。

广州茶文化是一绝，所谓“饮茶粤海未能忘”，鲁迅在广州喝了不少茶。山泉、太平馆、陆园、妙奇香、别有春、拱北楼等，这些茶楼他都去过。饭馆餐厅则有：国民餐店、大观茶店、福来居、松花馆、珠江冰店、晋华斋……

《鲁迅日记》里常出现“饮茗”二字，就是喝茶的意思。比如：陆园饮茗、大观园饮茗、大新公司饮茗、拱北楼饮茗、陶陶居饮茗……其中，陶陶居如今安在，在西关秀丽一路，康有为曾为它写过招牌。《鲁迅日记》1927年3月18日道：“午后同季市、广平往陶陶居饮茗。”

初来乍到，鲁迅对广州很有好感。这一方面缘于他对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敬重。他曾与许广平多次讨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位成熟的“革命家”，而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另一方面，鲁迅喜欢广州的包容和革命性。当时的广州街道上也洋溢着一种真切的、热情的青春氛围。在广州，鲁迅对青年演讲道：“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

鲁迅抵达广州的第二天，中山大学就在大礼堂召开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青年们慕名观看，希望鲁迅引领他们开拓思想革命，一扫古老传统的衰朽之气。鲁迅自己也有所期待，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

鲁迅一度把自己变成演说家、青年导师，他一边在后方鼓动青年们的革命热情，一边参与改善广州的文化环境。1927年，广州在政治上势头正盛，但在文化上犹如荒漠。那时的广州文艺界在鲁迅眼里，“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刊物上发表的文学给鲁迅的印象是：“都是旧的，新的很少……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

即便广州学生热烈欢迎鲁迅的到来，鲁迅的一些小说在广州也很难买到。作家欧阳山回忆当时的广州：“没有铅印的《阿Q正传》，更没有《呐喊》的单行本；《阿Q正传》只有油印的六十四开的横排本。”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油印本，当时也并不是随便就能买得到。在广州，一本作品销行三四千本，已经是破天荒的畅销书。

为了振兴广州文艺，也为了启蒙民众，鲁迅决定与《未名社》联系，创办北新书屋。他在1927年1月26日致作家韦素园的信中说：“我想：未名社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待他们房子租定后，然后直接交涉。”

一番筹措后，北新书屋如愿在广州芳草街落地。许广平在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登了一条广告:“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

世俗生活的闲趣，不能冲淡寒夜的悲哀。鲁迅流寓广州，未改对中国的忧虑。此时的广州作为革命重地，也卷入到了中国命运的大风暴中。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运动。

三天后，广州爆发大屠杀。以李济深、钱大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搞起了白色恐怖。最终，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两千多名进步人士被杀害。

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当局戒严广州，军警强行搜查中大校园，多位师生被捕。鲁迅当时人在白云楼，赶去中大营救学生。在得知凌晨发生的情况后，他要求时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朱家骅（此人后来官居浙江省政府主席，曾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出面，代表学校让国民党当局发出不准搜查教授宿舍的布告。

据鲁迅研究学者刘丹考证，4月15日下午，中大当局为了控制学校的混乱局面，恢复教学秩序，紧急召集各主任回校开会。鲁迅冒雨参会，呼吁校方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并与朱家骅据理力争，但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无果而终。

“四·一五”事件和中大的软弱，最终成为了鲁迅辞职的重要原因。1927年4月，“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不久，他以《野草题辞》表明心迹：“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为了与黑暗势力抗争，鲁迅曾有一个《夜记》写作计划，他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景象形容为黑夜。黑夜持续多久，《夜记》就写到多久，但后来，《夜记》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鲁迅意识到，黑夜里写什么文章，都是“夜记”，因此没有必要专立名目。

在广州，他经历了一场思想危机

离开中大后，鲁迅主要做两件事：编书和写作。更宽泛地说，这一时期，鲁迅在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沉下心来，面对过去的自己。一个确定的鲁迅慢慢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深邃，也更加矛盾的鲁迅。

1927年之前，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思想启蒙的作家、知识分子。但是在1927年，鲁迅有了明显的从“启蒙”转向“革命”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社会要实现根本改变，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否则启蒙无从谈起，知识分子再怎么呼吁也无济于事。

李泽厚曾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条主线，是“救亡压倒启蒙”。在1926年之前，鲁迅创作的重心在于启蒙大众、批判国民性，但是以1926年《纪念刘和珍君》为标志，再到1927年目睹国民党清党，鲁迅创作的重心发生了明显转变。

鲁迅曾是进化论的信徒。1901年，他在南京求学时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后来去了日本，他积极阅读了赫胥黎的著作。以进化论为基础，他提炼出“相信进步”、“主张反抗”、“启蒙国民”三大观念，心中认定“青年必胜于老年”。

鲁迅赴日留学时，正是尼采在日本流行的时候，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鲁迅的案头读物。有趣的是，尼采的思想里也有进化论的一面。尼采认为：在进化的途中，人不过是桥梁，非终极。进化并不是人强力地推动历史进程，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在承认“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之下，给“进化”注入“以意志超越自我”的元素。

但是，鲁迅在1927年沮丧地说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又因社会前景的黯淡，他说：“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甚至，作为被世人推崇的文学家，鲁迅却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鲁迅的思想转变，可参考《答有恒先生》这篇文章。这是鲁迅杂文里一等一的佳作，也鲜明地呈现出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态度。他在文中明确提到：“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是什么令鲁迅“恐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

在广州目睹了“青年”对“青年”的杀戮，令鲁迅对青年也产生了动摇。新人真的就比旧人好吗？被压迫的青年，为什么到了一定阶段也开始压迫别人？又是为什么，许多青年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世故圆滑如同老人？

鲁迅对青年的怀疑，背后是他对进化论的反思。他们那一代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在救亡图存的风气下，更是把希望寄托在社会革新、思想改造上。就像《狂人日记》里，鲁迅断定旧人已没有希望，但他希望“救救孩子”，希望还没有被吃人文化玷污的新人，能扛起革新中国的重担。

但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反复，让鲁迅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鲁迅敏感地捕捉到，在中国社会根植着一些东西，甚至那是在人性深处根植的东西，使得历史的轮回反复出现。看似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狂热与麻木，在这片大地上交替上演。

于是，现代化看似革除了帝王奴役百姓的专制社会，却又创造了新的奴役，天下看似从大清变成了民国，亿万民众却依旧处于沉重的奴役和困乏之中。存在于东方的铁屋远远不只是皇权，还有人民千年来积淀的奴性与麻木。这种奴性，既伴随着对强者的崇拜，也伴随着对弱者的伤害。

革命的歧途、同志的分化，让鲁迅陷入了巨大的彷徨。以至于一段时间，他对于是否能冲破长夜都失去了信心。但鲁迅又警惕自己堕入虚无，他只有靠不断的战斗，才能支撑他那摇摇欲坠的信心。

骨子里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于人类和命运都有一层苍凉的底色，这种色调在鲁迅创作的中后期会更加明显。尤其是《野草》这本散文集，以及《铸剑》这样把神圣复仇也消解掉的行为，无不透露出鲁迅内心莫大的怀疑和悲凉。而他的创作，此时已不只是为救国民，更是为救自己，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堕入完全虚无的深渊，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

鲁迅的彷徨感，在《野草》中发挥到极致。在《野草》中，那些象征弱小事物的花、草、虫、鸟等，基本都被严冬和寒夜的冷酷所压制了。而鲁迅把自己自命为《秋夜》里夜游的恶鸟，犹如卡夫卡在捷克语中谐音的寒鸦。

在《野草》之中，恶鸟、寒鸦、乌鸦是很常见的一类意象。鲁迅很喜欢把乌鸦写进他的文字，比如小说《药》：“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这个乌鸦的意象不能单独来看，它需要结合鲁迅对秋夜、寒冬这种季节描述的频繁运用。在鲁迅的小说里，他对秋夜、寒冬的运用频次远多于春夏。

比如《呐喊》小说集里《孔乙己》一篇：“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也是在《孔乙己》这篇：“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地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

在鲁迅的笔下，秋夜、寒冬，代表着一种肃杀的氛围。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使用的一个词形容，真是极为贴切，那就是“日暮穷途”。鲁迅的小说既是单篇小说，也是他一整部小说里的若干篇章。鲁迅所写的，其实就是整个旧中国的“日暮穷途”，是国民生活在古老中国的秋夜和寒冬，却不知何处是希望的绝望氛围！

鲁迅并非看不到传统中国好的一面。那些古文字、古经典、传统的生活习惯，鲁迅私底下非常辩证地看待。比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誊抄古碑文的爱好者，他也写过《中国古小说史略》。但是为什么写起小说和杂文，鲁迅对旧社会有一种决绝的反抗？因为他知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广州鲁迅纪念馆，复原了当年鲁迅和许广平在艳芳照相馆拍照的场景，艳芳照相馆是广州一家老字号照相馆。

医人者，却要让自己在深渊边永远伫立

在广州的余下时光，鲁迅搬到了白云路西段7号，继续创作小说集《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收入《铸剑》、《奔月》、《采薇》、《出关》和《起死》等名篇。创作时间从1922年持续到1935年，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巴金所编“文学丛刊”之一。鲁迅在广州完成的是《铸剑》这一篇，同时他也修改润色了《奔月》。后者借后羿与嫦娥的故事，隐晦地表达了英雄被亲近者所叛离的无奈。

整部集子里，鲁迅最喜欢《铸剑》这一篇。《铸剑》酝酿于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时期，定稿于1927年4月3日，小说原题《眉间尺》，并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分两次发表在《莽原》半月刊。这是鲁迅《故事新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鲁迅晚期小说的杰作。

《铸剑》通过对中国古代复仇故事的改写，寄托了鲁迅直面惨淡现实的决心，也蕴含了鲁迅对社会和人性的悲观一面。眉间尺不惜断头完成复仇伟业，死后换来世人的嘲笑与冷漠，当复仇成为戏码，残酷而欺压弱小的世界却牢固不破，任是鲁迅站在维护正义而敢于牺牲的一方，也难免对世界产生莫大的悲凉。

在此期间，鲁迅也保留了逛书店的习惯。《鲁迅日记》记载了鲁迅在广州的购书记录，其中大部分是在“四·一二”屠杀以后。鲁迅去了广雅书局、登云阁、商务印书馆、中原书店、商业书店，还去了一趟创造社广州分部。他买了《磨房问札》《创造月刊》《洪水》《沈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

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感叹：“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

由此可见，鲁迅并未放弃文学。他只是意识到，文学并非改造社会的显途，一个独立的文人，总有他固有的局限，但文人所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统治力量。要实现革命，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光靠启蒙是行不通的。因为革命是从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想的总体改造，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也伴随着政治、科技、军事、经济等多重领域的残酷角力。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被压迫者唯有联合一切黑夜下的同类，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正是对社会改造必要性的进一步认识，让鲁迅在广州积极促成“革命文艺阵线”，并在日后加入“左联”。

但是，鲁迅又和一般投身于政党政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不是瞿秋白，不是陈独秀，也不是郭沫若，他即便是革命的同路人，也恪守着自己身份的独立性。这使他为自己赢得周旋的余地，也让他不必卷入政党斗争的残酷。

鲁迅同情左翼、同情革命，但并不与左翼的脚步“整齐划一”。后来他不但批评陈源、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左翼的同志，他也有过激烈笔战。可见他对待具体事情是从个人原则出发，而不是以政党利益作为首位。

鲁迅的选择和好友瞿秋白的选择，是可以作为镜像的。瞿秋白一介文人，投身政党革命，最终在酷烈的牢狱中牺牲。他死前写作《多余的话》，表露自我心迹，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的革命心理最真实的写照。而鲁迅就像是瞿秋白的另一种人生。同时理解鲁迅和瞿秋白，才能更明白那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

鲁迅是一位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对他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矛盾之处，仍需要实事求是。正如日本史学家、思想家竹内好所说：“中国文学只有不把鲁迅偶像化，而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自己否定鲁迅的象征，那么就必然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出无限的、崭新的自我。这是中国文学的命运，也是鲁迅给予中国文学的教训。”

鲁迅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寸。他显然是同情革命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对后者有更深的亲近。那种亲近，其实也是在环境恶劣时对弱者一种天然的体贴。我们不能说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有多么透彻的理解，终其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没有过系统的论述。而他加入左联后又在日后淡出的姿态，使我们看到他虽然关心政治，又不想与政党走得过于接近。

鲁迅是一个明白人，他很清楚自己的力量首先源于他身份的独立性。他所努力扮演的，是一个不被政党政治所裹挟，又忧心中国命运的思想家的角色。于是，人们不会当他是政治力量的代表，更敬重他的独立性。

在广州的最后时光，鲁迅除了整理自己的思想，也继续在做编书、演讲。最著名的一篇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收入《而已集》，这是鲁迅在1927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做的分享。

同月十日，正值中秋节，鲁迅在白云楼编篡《唐宋传奇集》。在《唐宋传奇集·序例》里，他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是当时鲁迅为了反击诽谤他的流言所写。有人谣传他畏于大屠杀后的形势，打算离开广州，鲁迅用“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八个字做坦荡回应。

时间推前一些，8月15日，北新书屋停业。自1927年3月25日开张，到8月15日停业，据统计，鲁迅在广州开了144天书店，亏本约八十元。

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抵达广州黄埔。同年9月27日下午，他启程离开广州，为期八个多月。这看似短暂的半年，其实在鲁迅的思想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鲁迅说，“闽越行后，经验更丰”，并非虚言。

自此，他的广州生活宣告结束。鲁迅要在上海开启人生最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