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摊在塞纳河两岸绵延不绝。在无数巴黎旅游手册中，它们都被列为体验法国文化必去的景点之一。自2019年起，它们就已被法国政府定义为“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瑞士法语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曾写道，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河流从两排书之间流过的城市”。如今，这些旧书摊正面临危机。

2023年7月底，为确保2024年度巴黎奥运会的安全，巴黎市政厅与警察局通知，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需在开幕式前临时搬迁至指定场所。这一决定引起书商们强烈不满。

整个巴黎都沉浸在奥运会的喜悦之中。二手书商们却极有可能错过这次盛会，无法如预期中享受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旅游收益。于是，二手书商们的怒火演变成了一次与巴黎相关部门间绵延数月的冗长争吵。最终，在2024年1月，巴黎书商文化协会决定“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以期透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2024年的情人节，书商们的努力终于得到回应。马克龙总统承诺，奥运会期间，这些旧书摊可以留在原地。

绿盒子的形成

在法语中，人们会用“les bouquinistes”一词指代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这一专有名词源自佛兰德语单词“boeckin”，原指“没有用处的旧书”，16世纪末，当这个词传入法国，便被拼写成了“bouquin”，意即“书”。

如今，这些旧书摊的典型外观是一只如手风琴般敞开的绿盒子。或新或旧，但都修葺得十分整洁的书册，如琴键般码放在其中。

在塞纳河右岸，自玛丽角到卢浮宫码头，而在左岸，从德拉图内尔码头一直延伸到伏尔泰码头，一共有226家书店。他们摆放出900余只绿盒子，售卖超过30万册的二手书、漫画、法国文学珍品、旧报纸、海报和明信片。

这些绿盒子的尺寸受到严格限制，其长度一般为2米，最大长度则为8.6米，而其宽度为0.75米。若书箱布置于塞纳河岸边，其关闭时高度应为0.35米。若陈设地点在远离塞纳河岸处，则其高度限制可放宽至0.6米，打开使用时，箱体上沿距地面不应超过2.1米。此项规定由时任巴黎市长雅克·雷内·希拉克于1993年10月颁布，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法国第22任总统。

看上去，这些繁琐的规定似乎显示出二手书商们的相对弱势。他们的经营行为，在王政年代时常被视作一种威胁。启蒙思想经由他们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网络，在旧巴黎城狭窄的街巷中传递。

出版社与经销商，则恼恨这些寄生在他们身上还分走利润的二手书商，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出台针对二手书商的营业禁令。1649年的一纸文书，剥夺了二手书商在西岱岛下游的新桥上摆摊的权利。

从远处看，这座如同象牙般洁白的桥，像一把口琴，任由河水从中通过发出萧瑟的声音。新桥连接起古称卢泰西亚的西岱岛，这座岛是巴黎最初的心脏，公元前3世纪中叶，此地便有高卢人的聚落存在。

由千年前的茅草屋，到石砌的教堂、琳琅的尖顶，巴黎城从这河中岛开始生长，逐渐长出丰满的血肉。诗人与思想家默诵的词语，也从这里出发，涌流在巴黎的血管中。

承担不起高额书价的读者，却不希望这些贩卖知识的小小据点从巴黎街头消失。因此，针对绿盒子的这些规定并非在一朝一夕间形成，而是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讨论。

二手书商们于16世纪左右开始在巴黎出现，此时，距离1455年德国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印刷出著名的“42行圣经”不过半个世纪。从铅合金、活字铸模、油印墨水到最终的古腾堡式印刷机，这一系列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迅速传遍整个欧洲，使得欧洲出版业得以蓬勃发展。

在此之前，要想得到一本书，就必须仰赖抄工们的巧手。在修道院中，一代又一代的修士扮演着抄工的角色，他们佝偻着身体抄写，直到他们“年久失修”的身体弯折如一枚枚问号。不过，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长时间伏案抄写，总归会产生笔误。这些笔误就极有可能以讹传讹，造成版本间的差异。

13世纪，大学在欧洲兴起。围绕着大学这一独立的知识王国，一系列关于如何避免誊抄中的版本讹误的方式，被发明出来。譬如，抄本誊清后，原件需归还给书商，以便再次出借。这是为了保证所有流传于世的抄本都是一母同胞，有相同的来源。

但毕竟，制作抄本费时费力。这使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被社会上层垄断，普通市民阶层很难找到便宜的读物。

古腾堡的革新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适合制作铅活字的合金配方。将铅、锡、锑、铜和铋，按比例调和在一起制造出的合金，既能快速冷却，又能承受印刷时的压力。因此，古腾堡铅活字的合金配方一直沿用至今。

利用铅活字的性能优势，古腾堡改造了欧洲占主流的木版印刷与雕版印刷技术，制作出了活字印刷机。1455年，在经历了5年的准备后，古腾堡终于在美因茨印刷出了150册“42行圣经”，其中40册为羊皮书，剩下则为纸本。他将这些印刷品出售给各大教堂，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开启了欧洲的印刷时代。

二手书商们的故事，也就在这个书籍可以大量复制的时代展开。

在规范化的绿盒子出现之前，百年来，书商们都沿用大致的方式铺设摊位。在制作于1821年的版画《伏尔泰码头的旧书商》中，版画家让·亨特·马莱描绘了19世纪初叶巴黎二手书商的形象。

版画中的二手书商，头戴绅士帽，正在将一本小开本的掌中书递给读者，而读者沉默地、近乎虔敬地阅读着。他们身后是伏尔泰码头的喧嚣，这喧嚣如醇酒灌满他们周身的血管。书商的摊位，只是很简单的一块绸布，铺在河岸边半人高的围墙上。一些简易的木盒乃至绅士帽，都被用作装书的容器。

从19世纪开始，巴黎市政府便不断想要将二手书商们的摊位规范化。1859年，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时任塞纳省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开始对塞纳河畔的二手书商加以管治。书商们需支付25法郎，以获得为期一年的许可证，他们将在许可证划定的范围內营业。

对二手书商加以管制的这一举措，是奥斯曼男爵宏大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的一部分。从1852年到1870年，这项工程断继续续地进行着。如今巴黎的城市形态，诸如其辐射状的街道网络，皆出自奥斯曼男爵的手笔。

在第二帝国之前，巴黎仍是一座肮脏、混乱的典型中世纪城市。街道狭窄泥泞，人口稠密，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传染病横行。甚至到1832年，巴黎暴发了大规模的霍乱疫情，近2万人死亡，死难者多集中在塞纳河沿岸的街区。

透过这历时数十年、耗资无数的现代化改革，第二帝国成功地把巴黎打造成了当时欧洲举世瞩目的城市。所以，很多时候，人们都把那些如寄居蟹般寄居在绿色盒子中的旧书摊，看作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遗产。

那是一个辉煌而腐朽的年代，也是中世纪的巴黎城转变为欧洲文学都会的年代。尽管第二帝国最终在普法战争里惨败，继而在嗣后的“五月流血周”中崩塌，它的遗产依然坚定地留存在今日法兰西的日常生活之中。

2022年5月30日，巴黎塞纳河边，一名书商正在准备摊位开张。

和诗人一起访书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将巴黎称为“19世纪的都城”。从1927年开始，他沉迷于对19世纪末城市地景的研究。而在所有城市地景中，他最钟意巴黎的拱廊街，乃至他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写作计划，也被他命名为“拱廊街计划”。

本雅明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却用为“拱廊街计划”积累的笔记，完成了《单行道》《巴黎，19世纪的首都》《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文章。

“所有十九世纪的公共建筑，都是为做梦的集体提供场所。”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的遗稿中写道，“资本主义曾是个自然现象，使欧洲深陷在一个新的梦境中，那是神秘力量的再现。”

正是从本雅明开始，人们注意起现代都市中的漫游者，亦即本雅明所谓的“波希米亚人”。学者本雅明念兹在兹的，也即是拱廊街这一意象所凝结的城市漫游者们的集体经验。

显然，19世纪末以来的巴黎，有足够的空间让钟爱现代艺术的“波希米亚人”云集于此。这其中，不仅有来自法国各地的年轻诗人、艺术家，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遗民。甚至不少远东的知识青年也慕名前来巴黎，他们归国后，很多都成名成家，影响文坛至今。

1932年11月，诗人戴望舒远赴法国，入读巴黎大学及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新建不久，却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1920年冬，这所大学由蔡元培、李石曾与里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共同组织筹办，最终于1921年7月8日在里昂圣伊雷内堡正式成立，留法俭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教育家吴稚晖任首任校长。

戴望舒来到法国之前，已经在文学界小有名气。1929年4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其中名篇《雨巷》，旋即在叶圣陶的力推下传诵一时，至今依然被视为19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1932年，也就是在他赴法之前不久，他加入了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部，文风逐渐转向现代派。

在巴黎时，戴望舒很少去课堂上听课，而是把精力放在翻译上。他希冀透过翻译，重塑我们的母语。从1932年抵法，到1935年因参与反法西斯游行而遭学校开除与被迫回国，短短3年内，诗人便留下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一系列译稿。

为寻找一些便宜的二手书，或淘到一些别处难得一见的珍品，抑或仅仅只为消磨独在异乡的孤寂，戴望舒养成了去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访书的习惯。

常常是在某个离群索居的下午或傍晚，天色尚未完全暝暗下来，黄昏跟在每一个行人的身后，悄悄地把他们的影子洇开。诗人踱出他位于埃肖德街的寓所，只需沿塞纳路步行3分钟，他便能来到那些绿盒子跟前。

不过，他很少抄近路。在散文《巴黎的书摊》中，他解释道：“这样走的时候，塞纳路上的那些画廊总会把我的脚步牵住的，再说，我有一个从头看到尾的癖，我宁可兜远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后从巴克路走到王桥头。”

塞纳河左岸从王桥到卡路赛尔桥这一带书摊，戴望舒称之为“书摊的第一个地带”，且这些书摊“虽然位置在巴黎的贵族的第七区，却一点也找不出冠盖的气味来”。1930年代时，这一地带的书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廉价的新书尾货，只要你懂得还价，就可以用低于5折的价格买到一本崭新的儒勒·雷纳德的《日记》。这位龚古尔学院院士写于1887年至1910年间的《日记》，于1925年出版，书店售价在500法郎左右。虽然其他地方也会有沦为尾货的新书售出，却远不及此地集中。

第二类是英文书，同样颇多珍品。不过鲜少有人光顾，故而戴望舒常常来这里，花五六法郎淘上一本书。

第三类，则是“地道的古版书的，十七世纪的白羊皮面书，十八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书柜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这一类书摊前人流量最大，买主多为法国当地的中老年人。当然，这里积存着其他书摊上难得一见的古旧书籍。如果碰巧遇上不识货的卖家，你就可以用几个法郎买下一本价值连城的珍版图书。譬如，戴望舒就曾用5法郎在这里，买下一本1765年初版的《伊米尔斯》。

《伊米尔斯》的作者亨利·约瑟夫·杜劳伦斯神父，生活在一个充满悲剧的年代。1765年12月，在《伊米尔斯》出版后，杜劳伦斯神父因创作不虔敬作品的罪名，被美因茨教会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终身软禁。他于1793年，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那一年去世。去世前，贫困与宗教迫害已让他陷入谵妄。《伊米尔斯》这部18世纪的禁书，见证着杜劳伦斯神父残酷而卑微的人生。

第四类书摊卖的是淫书。这类书摊数量稀少，诗人对它也不甚感兴趣，他写道：“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

从卡路赛尔桥到新桥，是书摊的第二个地带。也许是受对面美术学校与钱币局的影响，这里卖的多是版画、戏剧海报、地图、明信片，间或有一两个卖古币的摊位点缀其间。“在这些书摊上，”戴望舒回忆道，“我们是难得碰到什么值得一翻的书的，书都破旧不堪，满是灰尘，而且有一大部份是无用的教科书，展览会和画商拍卖的目录。”

过了新桥，继续向前走，就是左岸旧书摊的精华地带。各种类型的旧书可谓一应俱全：“在这一带，书摊比较都整齐一点，而且方便也多一点，太太们家里没事想到这里来找几本小说消闲，也有；学生们贪便宜想到这里来买教科书参考书，也有；文艺爱好者到这里来寻几本新出版的书，也有；学者们要研究书，藏书家要善本书，猎奇者要珍秘书，都可在这一带获得满意而回。”

这一带，诗集尤其多，书价相对其他地带却也更高。戴望舒常在这里遇到一个不太开口的中年书商，他的摊位选品精当，总摆着《普鲁斯特全集》、插图本的《天方夜谭》、阿波利奈尔的《图像集》。或许正因为他笃信自己独到的品位，这位书商很少愿意讲价。在这一地带的摊主，也大多如此。

不过，尽管相比其他地带的摊位，这里的书价要贵上许多，但从整个巴黎的范围来看，此处的书仍算得上物美价廉。李健吾在巴黎时，花了很长时间，才心满意足地用600法郎在一家旧书店中买下一本《龚古尔日记》。不久之后，在一个寻常的黄昏，戴望舒一如既往地出门访书。过了新桥，在一个摊位上，他发现了一本装订更考究的《龚古尔日记》，售价仅250法郎。

1932年，巴黎塞纳河畔，几位穿着打扮时尚的女性在购买书籍。

今日的旧书商：危机与转机

巴黎奥运会将于2024年7月26日开幕，这将是巴黎继1900年与1924年后第三度承办夏季奥运会。该次奥运会将包括32个运动大项与329个小项，其中包括第一次亮相奥运会的霹雳舞。

法兰西希望呈现一个更年轻、更现代、更开放的体育盛会。因此，历史上第一次，一场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不再被置于体育场内，而是在公共场合举办。塞纳河沿岸将为这场盛会而点亮。26日当晚，所有代表团将乘坐航船经由塞纳河入场。

塞纳河外围将免费开放观礼，仅有沿河的部分区域需购买门票。2024巴黎奥组委预计，开幕式当日将至少有60万人到场。为此，法国政府将动用35000名安全人员及军人，以确保开幕式平安无虞。然而，自去年7月开始不断有消息传出，由于巴黎当局的决定，约有570个旧书摊需要在开幕式期间搬出塞纳河沿岸，占到塞纳河畔旧书摊总数的60％。

对此，巴黎旧书摊文化协会主席杰罗姆·卡莱表示：“观光客来逛书摊，就像去看埃菲尔铁塔、圣母院一样，但他们想在一场介绍巴黎特色的仪式中把我们给隐藏起来。”卡莱也认为，搬迁旧书摊需要耗费150万欧元的公帑，这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已在塞纳河畔经营旧书摊10年的书商阿比德说，这些古旧的绿盒子无法承受搬迁，同时，缺席奥运会的打击也会让书商的士气大受影响。

巴黎当局持相反意见。他们承诺将赔偿书商在搬迁过程中的所有损失，并且支付搬迁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当局表示，在奥运会期间适当地翻新这些因风吹日晒而变得脆弱的绿盒子，将有助于塞纳河畔的旧书商们申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止步于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巴黎市政府希望在塞纳河附近新建一个书商村，以容纳从塞纳河畔搬迁而来的二手书商们。

巴黎旧书摊文化协会及广大书商，大多反对政府的该项提议。似乎这次搬迁将意味着旧书摊传统的终结。事实上，这并非这些存在了400余年的旧书摊们第一次面临冲击。

早在1970年代，当电视和广播日益普及时，当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将如心脏支架般穿过塞纳河畔，为在20世纪早已显得陈旧的巴黎带来美国式现代化的气息时，人们就已在担忧巴黎旧书摊的消失。但阅读教会人们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思考自身的存在，抵御庸俗的、自动化的语言。这也是旧书摊得以在各种新媒介的冲击下存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1978年，后来成为第21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阿贝耶与建筑师》一书中写道：“橱窗里的每一本书都会激发我的食欲。”密特朗也是塞纳河两岸的二手书店的常客，即使在他担任总统的14年间，他也时常会在保镖的保护下出现在各大书店，譬如位于拉丁区和圣日耳曼的伽利玛书店。

作为一名藏书家，密特朗偏爱古董书。同时，他对现代主义文学也有不一般的兴趣。1939年初版的《芬尼根守灵夜》、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境况》，都可以在密特朗的独家藏书清单中寻见。

如今，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已经成为巴黎的标志之一。旧书摊的生态与巴黎的旅游业，紧紧绑定在一起。

巴黎副市长，负责公共服务质量相关事务的奥利维亚·波尔斯基女士表示：“巴黎绿盒子书摊面对的是绵长的美好生活。一方面，它是巴黎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露天书店”。

即使在疫情之下，大部分书摊依旧坚持营业。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杰罗姆·卡莱都会出现在塞纳河左岸的5号绿箱子之前。

谈及收入，面对一位华裔媒体人的提问，卡莱说道，一个书商每月营收约在795欧元至1589欧元之间。由于大部分书商都是兼职摆摊，这份微薄的报酬并不构成他们的主要收入。在塞纳河畔卖旧书，对许多书商而言是一种生活的调剂，让他们在正职工作之余，能够有一个地方分享他们的兴趣与品味。

经历数百年的淘洗之后，一些摊位代代相传。另一些摊位则有可能空置，让渡给下一位申请者。仿佛新陈代谢一般，有人坚守，有人离开，旧人消散，新人登场。旧书摊的样貌也一变再变。现在，巴黎大部分的旧书摊都主营2欧元至30欧元价位的图书。由于定价便宜，很多图书都是装帧简单、易于携带的所谓袖珍本。

总有人在坚持着绿盒子的传统，面对网络时代，他们会在他们的书箱上贴上：“读书，让您免于相信推特上的内容。”

面对疫情中的冬日，他们依然准时出现在他们的书箱前，支起摊子，等待。或许他们能做的，只有近乎执拗地等待。这份等待也终于收到回应。

据法新社报道，2024年2月14日，爱丽舍宫宣布，“由于无法与这些参与者达成一致和令人放心的解决方案”，总统“已要求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局局长确保所有书商都能保留下来，并且不会强迫任何书商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