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河南濮阳)，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20万契丹铁骑列阵于北城前。这是契丹倾国而出的南征大军，由太后与国主亲自统率。只要打开北城，大军就能利用渡口通过大堤，横渡结冰黄河，直扑汴京，跃马中原。

国家存亡在此一战，各路援军云集于澶州城前，真宗却找不出能统军决战的主帅。

当时的河北战场主帅，是“镇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他才能低落，无力指挥大会战，坐观各地守军自生自灭。瀛州(河间)知州李延渥守城十余日，击毙契丹战士3万余人。主帅若能把握战机，调动大军外线包围，可将来敌全歼于瀛州城前，王超却听任战机逸去。契丹大军从容跳过瀛州，绕道南侵，一鼓推进到黄河北岸。

契丹若于澶州渡河，两日强行军就能打到首都汴京。朝廷大震，皇帝急谕王超驰援澶州，王超不理圣旨，“复缓师期”。

朝廷仓促点将，却找不出有能力迎战的主帅。无奈之下，朝廷只好以武宁军节度使石保吉到澶州前线指挥。石保吉镇守河北长达七年，却是个不懂作战的驸马爷。他刚到澶州北城，就遇到“辽骑数万骤至城下”。石保吉不知如何排阵迎战，只好胡乱开城冲锋。他的命令十分匆促，出城部队连马匹护甲都来不及套上。幸而来敌只是试探虚实的搜索部队，见开城出击，马上收兵，等主力开到再攻城。

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任皇帝，与开国之君宋太祖相距不到30年。太祖赵匡胤本是五代名帅，用兵如神，所以契丹不敢犯境。他北征辽国附庸北汉，料定契丹必然乘机下河北，派大将韩重赟到镇定两州守候。《宋史》记载，乘虚偷袭的契丹军遥见韩重赟旗帜，全军“大骇”，掉转马头就逃。

太祖时的宋军如钢刀，契丹如豆腐。相隔30年，宋军却成了豆腐。这是因为第二任皇帝太宗赵光义不懂军事，使宋军退化为将熊兵弱的“豆腐军”。澶州之战，眼看契丹即将操刀切豆腐，但天佑大宋，太宗时唯一敢与皇帝顶牛的名将李继隆，上表自荐，赶到澶州统军，一战打败来敌，竟结束了持续百余年的契丹战争。

石保吉与李继隆两人的戎马生涯，就是一部宋辽战争胜败消长的生动侧写。

将相本无种，就靠战场磨炼

石保吉与李继隆，都是以父荫得官的名将之子，更是皇室贵戚。石保吉的父亲，是宋太祖的结拜兄弟石守信；李继隆的父亲，则是宋太祖的爱将李处耘。两人都是开国元勋。此外，石保吉迎娶宋太祖的次女延庆公主，李继隆的姐姐是宋太宗的皇后。然而，两位贵戚的人生大不相同。

赵匡胤黄袍加身，由时任幕府“都押衙”(副官长)的李处耘一手策划，指挥殿前亲军的石守信则是占领汴京的兵变主力。两人都有帅才，但命运殊异。李处耘是收复荆湖(鄂南与湖南)的次帅，战功彪炳，却得罪主帅慕容延钊，遭贬官后忧愤而逝；石守信则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角，安享荣华富贵。

父亲的坎坷遭遇，常能激发儿子的奋斗雄心。少年李继隆以父荫出任“供奉官”(宫廷副官)，却因父亲贬官而“除籍”，一度落魄，但名将血液仍然沸腾涌动。20岁加冠，李继隆奋起从军，由下级军官干起，战斗在每个最危险前线。他于征蜀之战雨夜骑马过栈道，连人带马滑落十余丈深涧，“絓于大树”，幸得生还。他于江南之役对阵蛮军，“手足俱中毒矢”；伤愈后监护粮道，单骑担任斥堠，道遇猛虎，一箭射杀；再上火线，“流矢中额”，幸而头盔坚厚，留下性命。

连年征战中，李继隆展现将略。宋太祖赵匡胤“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晋升庄宅副使(校官)，出任“御营前后巡检使”(御营警备区督察长)。

石保吉就幸运多了。他是太祖选定的驸马，一入官场，就是“都指挥使”(师长)。他从军十余年未上战场，宦途却顺风顺水，前后出任爱州刺史、防御使与朔州观察使。李继隆熬到校官时，石保吉已是“威塞军节度使”，成为开府建节的上将总司令。

爱州在越南清化(时属中国)，当时被丁氏政权割据，朔州则沦陷契丹。石保吉并未实际到任，只是遥郡寄禄，培养资历。他的节度使职务更尴尬，威塞军位于契丹境内的新州(涿鹿)。

因此，石保吉的大帅经历，是在京城自家豪宅开府，树立起象征帅权的“六纛”(六面帅旗)，出门逛街时则有亲兵高举旌旗在前开道。《宋史》记载，石大帅打着帅旗投资理财做生意，生活十分富裕。“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好治生射利。”

石保吉在汴京当大帅时，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河东，李继隆于惨烈的太原登城战中带头爬云梯、挖地道，“领梯冲地道攻城”。五月，北汉投降，太宗不顾部队疲累，于盛暑六月再征契丹，围攻范阳(北京)，李继隆又是先锋将校。但皇帝指挥不当，大军于高梁河惨败，战死1万余人。太宗御驾受袭，大腿连中两箭，扔下随行侍从与宫女，乘驴车逃命。

宋军虽然战败，但未被歼灭。大军转攻为守，防止契丹乘胜南下。此时，保州(保定)城前的威虏军(真宗时改称广信军，今徐水)，成为决定国运的主战场。

河北防线是个倒三角大阵，前线以保州(保定)为中心，由太行山至海滨展成一线，战略预备队控制在镇州(石家庄)。保定与太行山之间一马平川的威虏军，是这条防线的弱点。威虏军虽然背靠徐河，但水位太浅，骑兵可以从容涉渡，此地成为契丹铁骑南侵的惯用出入口。

契丹铁骑涉过徐河，最理想的攻击路线，是向西南方向的定州与镇州出击。于是，宋军让开威虏军正面，于定州部署守城重兵，于镇州部署主力兵团，于威虏军东南的关南(高阳关，今河间)部署强大机动兵团，等待侧击战机。果不其然，契丹的枢密使(参谋总长)韩匡嗣与南府宰相耶律沙，于深秋九月统军南下，大军直扑徐河。

这是决定国运之战，只能胜，不能败，徐河战线名将如林：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指挥机动兵团；曾架设浮桥跨越长江出击的彰德军节度使李汉琼为“镇州兵马钤辖”，禁军骁将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镇州驻泊都钤辖”，殿前都指挥使崔翰任定州知州，“缘边诸军并受节制”，指挥镇定两州防卫军；李继隆则是负责民防的“镇州都监”。

形象地说，崔彦进是野战兵团上将总指挥，李汉琼、刘廷翰与崔翰是固守要点的中将防卫司令官，李继隆只是上校保安司令。

主将都是一时之选，但宋太宗差点毁了徐河之战，因为他坚持亲授“阵图”。

宋太宗纸上谈兵发明平戎万全阵

赵光义不懂军事，却十分喜欢指挥作战。宋军以摆阵作战，宋太宗亲自设计全新阵形，创造了结构趋近完美均衡的“平戎万全阵”，指定用于河北战场。

“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余法，增广其制。”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平戎万全阵的创意来自“洞尝余法”，专用于地形平坦的河朔(河北)。所谓“洞尝余法”，可能是风水祖师郭璞的《洞林》卦图。由阵形内容细部观察，则是打破古今军制原理的文人狂想。

“平戎万全阵”以3个“方阵”居中，前后左右再设“前锋”1阵、“后殿”1阵、“左翼”2阵与“右翼”2阵，共计9阵。编制兵力高达140930人，其中，步兵110280人，骑兵30650骑。北宋镇州人口最多时为16.3万余人，平戎万全阵的总兵力相当于一个州城的人口。

阵形如此巨大，是为了创造冷兵器时代最炽盛的“炮兵”火力。形象地说，宋军以弓箭为“步枪”，以床子弩为“火炮”。《武经总要》记载，床子弩可以射击箭上装铁㪷的“寒鸦箭”，“㪷中着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纷散如鸦飞”，设计原理如同现代的钢珠榴霰弹。

它只要上战场，就是压制契丹骑兵的第一利器。因为当时步兵与骑兵的弓箭有效射程约60步，以5人操作的最小型“手射㪷子弩”则是120步。契丹骑兵纵马冲锋，得要闯过至少60步的密集㪷子箭雨，手里弓箭才能反击。

床子弩虽然是决胜利器，却十分笨重，必须以马车装载才能上战场。宋军炮兵的战斗单位，是以床子弩“战车”为中心的“地分”。一个兵力500人的正规步兵“常阵”，只能配属少量“地分”。宋太宗却异想天开，要改变军制原理，把最大量的床子弩送上战场。

步兵是战场主兵，是古今不变的军制原理。宋太宗的异想巨阵，却改以炮兵为主兵。平戎万全阵的3个主力方阵，各编制1440个炮兵“地分”，更装备一车二弩的笨重“双弓床子弩”。全体3个方阵，共有8640张中型床子弩，1个齐射就能毁灭整个城市。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摆阵野战首要求“变”，以步兵与骑兵为主兵，是因为步骑兵才能“变”。战斗“骑兵五变，步兵四变”，战术则要“审地势”，因应地形摆出“长阵”(一字长蛇)至“方阵”(四门斗底)之间的各种阵形作战。而炮兵是不能“变”的，炮兵战斗的唯一手段是射击。摆个以炮兵为主兵的14万人大阵，攻防追退必然不战而乱，根本无法作战。

所以，平戎万全阵只是纸上谈兵。宋太宗却视为“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的必胜妙法。宋军军官必须熟背的《武经总要》，拍马屁评价为“神谋”。它在战场上实际摆开，就是灾难。高梁河之败，《辽史》简要记载契丹军采用最原始的骑兵战术，以一个两翼夹击轻松取胜。以战况推断，宋太宗极可能在高梁河前摆了个平戎万全阵，契丹骑兵于两翼稍一冲击，造成巨阵大乱，契丹将领可能也搞不清轻松取胜的原因。

宋军若在徐河前排出平戎万全阵，一定打败仗，前线将帅却不敢抗旨。《宋史》记载：“太宗授以阵图，及临阵有不便，众以上命不可违。”此时，地位最低的李继隆站出来，扛下杀头重责。他说：“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

形象地说，李继隆一个上校挺身而出扛责任，上将总指挥才敢抛开平戎万全阵，放手打仗。刘廷翰的镇州城防部队挺进徐河，布阵诱敌，将契丹军牵制在徐河前。崔彦进、李汉琼与崔翰3个兵团，分道大迂回到契丹侧翼，发动钳形攻势。

宋军于满城成功夹击敌军，契丹全军大乱，主帅韩匡嗣扔下帅旗与战鼓，落荒而逃。宋军“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又将溃兵逼进山区，“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

从河北到河东到陕西再回河北

徐河大捷稳住了河北，李继隆却得罪了皇帝。幸而边防紧张，杨家将营建的河东锁钥新关三交口急缺守将，李继隆升任“妫州刺史”(遥郡寄禄将官)，“护三交屯兵”(三交驻军资浅代指挥官)。李继隆以攻势防御，辅佐杨业守关，攻略代州要镇灵丘城，“尽略其人以归”。

他随即调回河北战线，出任“定州驻泊都监”(驻定州禁军指挥官)，仍采攻势防御，“获牛羊、车帐甚众”。雍熙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变乱，攻占银州(榆林横山区)。太宗急调李继隆到陕西，击破附从李继迁的党项各族，而后赶回河北，“护高阳关屯兵”。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再次北伐。河北攻势的主帅曹彬，以李继隆为先锋，渡过徐水，一连攻占新城、固安与涿州。眼看宋军即将对辽国南京析津府(北京)一鼓而下，在汴京遥控的皇帝却阻止攻势，要求河北方面军“持重缓行”，吸引契丹主力，减轻河东攻势的压力。这一拖，就从凉爽三月拖到闷热五月，河北大军粮食耗尽，只好由涿州退回屯粮充足的雄州。

皇帝闻报大怒，他未理性深思大军缺粮自乱之险，只感性认定敌前退军是示弱愚行，严旨逼迫曹彬回涿州。大军来回奔波，“士卒困乏，粮又将尽”。契丹名帅耶律休哥乘机出击，十万宋军于岐沟关大败，“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如邱山”。

李继隆再次临危受命，收拾残局。他出任定州知州，收容溃军重建防线，因功回京城升任“侍卫马军都虞候”(副指挥官)。但皇帝又开了个大玩笑。

雍熙三年十一月深冬，契丹太后亲征河北，宋太宗却在退闲老将中择帅迎战。皇帝以九年未曾统军的宿将刘廷让出任“瀛州(河间)兵马都部署”，李继隆回前线任“沧州都部署”，降为刘廷让的后援。

刘廷让从未于冀北作战，不知幽燕严寒可怕。他在“兵士弓弩皆不能彀”，冻得拉不开弓的寒天领军出城，与习惯东北酷寒的契丹骑兵野战，于君子河全军覆没，“死者数万人”。

李继隆久戍河北，知道寒天只能守城。他出兵支援，只守乐寿城，不肯深入君子河战场。此时主阵地带兵力一空，那场景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又科乡民为兵以守城，皆未习战斗。契丹遂长驱而入，陷深、祁、德数州，杀官吏，俘士民，所在辇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宋太宗“下哀痛之诏”，将李继隆召回汴京问罪。

李继隆黯然受审，石保吉却到河北带兵了。雍熙四年，石保吉改任横海军节度使，出任河北首府大名府知府，兼任“大名兵马都部署”。大名城是河北战场第二抵抗地带的轴心，石保吉却连基本带兵方法都不懂。

《宋史》记载：他“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既然带兵无法建功，石保吉只好打猎排遣。他喜爱活捉猛兽，又派精兵到野外放网捕鸟充作饲料。“畜鸷禽兽数百，令官健罗鸟雀饲之，人有规劝者辄怒之。”

当然，石保吉也有长处。他“姿貌环硕，颇有武干”，具备高大强壮的军人仪表，这正是太宗选将的标准。

宋太宗的剑舞战争

宋太宗统军，特重仪式感。他登基后亲训奇兵，“选诸军壮士数百，教以剑舞”，将长剑上掷，跃起接剑，“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宋会要》记载太宗赐宴契丹来使，当席以“剑舞”展示军威：“出剑士示之，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蹲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见之，惧形于色。”太原围城战，皇帝视察前线，“必令剑舞前导”，让城上北汉兵大饱眼福。

赵光义选拔将帅，同样以仪式感为标准。在徐河大战中统军的崔翰，是太宗心里的理想将帅。他代理殿前都指挥使时，指挥了一次皇帝亲校演训。“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以为进退，六师周旋如一。”太宗龙心大悦，当场赏赐御用金带。

操场教练之外，宋太宗也以私人感情选将。他的枢密使(参谋总长)王显，原是太宗未即位前“给事左右”的小吏，于8年之间由殿直(尉官殿前武士)飞速提升到枢密使。

军人仪态，也是太宗选将的主要考量。在君子河大败的刘廷让，是晚唐名帅刘仁恭的曾孙，举手投足展现贵冑风范，而且强壮魁梧“有膂力”。宋代高级将领的退休闲职，是在皇帝身边站班的“环卫官”。河北大败后朝议选帅，“无惬上意者”，太宗眼神望向环列上将，当场选定仪表出众的刘廷让。

宋太宗执政20年，兄长太祖时独任一方的将帅老成凋谢，他亲自拔擢的将领渐任方面。君子河大败后，崔翰升任“威虏军行营兵马都部署”。从此，河北第一线主帅，都是太宗亲选的将领。

到了真宗朝，河北前线的首任主帅，是仪表堂堂的“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石保吉。他不懂作战，实际统兵的副帅是“畏懦无方略”的“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咸平二年冬契丹南侵，傅潜战败撤职，副帅换成小吏出身的王显。

王显运气奇好。契丹于咸平四年再次南下时，遭遇连日大雨，弓弦“湿缓不堪用”，刚下威虏军就被击破，“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斩首二万级”。王显急流勇退，三路都部署由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王超继任。

王超的成名作，是咸平二年汴京东郊秋操，“大阅禁兵二十万，执五方旗以节进退”。景德元年，契丹南侵前夕，石保吉改任武宁军节度使，到徐州养老。河北前线由王超指挥，他“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坐观契丹南下黄河。

幸而，宋太宗顾念皇后颜面，保留了总是与他顶牛的李继隆。

与皇帝顶牛

李继隆受审后被冷藏两年。端拱元年，太宗于河北改采坚壁清野的消极守势，广大战略纵深区点点设防，需要大批守将。李继隆咸鱼大翻身，授保顺军节度使，于初秋九月回到河北前线，出任“定州都部署”。名帅建节第一战，果然大获成功。

端拱二年深秋，李继隆率万余步兵，护送数千车军粮到威虏军，遭遇契丹主帅耶律休哥亲率的数万骑兵。李继隆于徐河前摆阵迎战，巡逻北境的“北面缘边都巡检使”尹继伦由后方奇袭。契丹大败，耶律休哥重伤，“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窥边”。

这一仗，切切实实打垮了契丹的斗志。《辽史》记载，耶律休哥此后“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辽宁保持和平十余年。

打败了契丹，李继隆的下个对手是宋太宗。第二次徐河大捷后，太宗动了亲征的念头。李继隆大为惊恐，急奏劝阻，皇帝心里不免疙瘩。

此后，契丹不再南侵，西夏战争却日渐激烈。淳化四年，李继隆调任“河西行营都部署”，主持对夏战争，又是连战皆捷。不幸的是，太宗又开始亲自遥控西夏战事。

塞上主战场在沙漠草滩与黄土高原，只能建立大量据点，确保水草粮食供应。太宗却依宰相吕蒙正提议，诏令拆毁朔方第一重镇夏州城(统万城，遗址位于靖边)。李继隆苦苦劝谏，指出深处沙漠的夏州城“存之可依以破贼”，更能作为新建寨堡的依托。皇帝却执意拆城。

一如李继隆所料，自毁夏州城后，宋军丢失了通过毛乌素沙漠的补给线。从此，宋军无法由延州(延安)支撑灵州河外五城(西套平原)，只能设法由子午岭以西的环州(环县)运粮到西套。

李继隆临危受命，出任“灵环十州都部署”，建立由环庆路(庆阳)、清远军(同心)到河外五城的联络线。这条路线，与今日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西海固旱区相邻。李继隆计划利用骆驼商道进援灵州，太宗却坚持经旱区进军，君臣顶牛，首战失利。

次年，君臣再次吵架。李继隆要利用原州(固原)的“蔚如河路”补给灵州，太宗却执意由“旱海路”运粮。此时皇帝精力已衰，讲不过李继隆，只好同意于固原筑城，设置“镇戎军”，换得西套五年平静。

这是宋太宗与李继隆间的最后一次争执。同年，太宗箭疮大作崩逝，文弱的真宗继位。新皇帝对刚直强帅敬而远之，登基首月就将李继隆调离前线，加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宰相)的尊荣虚衔，改领镇安军节度使，于本镇(陈州)闲居。这一投闲置散，就是漫漫七年。

宋辽战争最后一役

宋真宗咸平元年，耶律休哥去世，新任主帅萧挞凛再次南侵。

李继隆壮心不已，屡次要求上前线，真宗却选择容易驾御的石保吉为河北主帅。石保吉打仗外行，契丹年年南下打草谷。六年后，契丹太后问鼎中原。真宗被宰相寇准拉上前线督战，此时的河北却没有能战的主帅。

李继隆听闻国难，“表求扈从”。真宗抓到救命稻草，急令李继隆赶到澶州前线，与石保吉分任“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摆阵迎战。真宗按父亲惯例，对主帅授予阵图。李继隆也照例不理睬御赐阵图，自行摆阵，将契丹骑兵成功挡在黄河北岸。真宗渡河巡视李继隆大阵，“叹赏久之”。

这个大阵结束了宋辽战争。李继隆固守澶州十余日，萧挞凛急得亲上前线督战，被一箭射杀，契丹锐气尽消。辽宋缔结澶渊之盟，百余年契丹战争至此结束。

真宗于澶州行营设宴庆功。石保吉向皇帝诚实交待，这次大战：“布列行阵，指授方略，皆出于继隆。”饱经沧桑的李继隆也成熟了，懂得为石保吉美言两句：“宣力用心，躬率将士，臣不及保吉。”

军人的事业在战场，生命也在战场。大军凯旋回京，朝廷议定封赏，为李继隆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崇衔。圣旨刚发出，李继隆却突然病倒。真宗亲自探问，离开战场的老军人却已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大将星落，真宗“哭之恸”。

石保吉则迫不及待离开河北战地。他接替李继隆，出任镇安军节度使，于陈州富裕度日。直到爱妻延庆公主去世，才随之而逝，也算是个情种。

两位结束宋辽战争的主帅，都获赠“中书令”，这是文武官员的最高荣典。他们的戎马生涯，就是一部宋辽战争胜败消长之迹的生动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