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虚构作家黄灯的新作，也是她上一部作品《我的二本学生》的续集。

2020年，《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二本学生这个曾经备受冷落的群体，突然以一个整体面貌闯入公众视野。数目庞大的二本学生，切实地构成了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他们的生存境况，也最能反映中国城市化和教育产业化的成败得失。

身为广东某二本院校的中文教师，黄灯在十多年的从教生涯里，一共教过四千多名学生。她仔细地观察着课堂内外学生们的学习和心理状态，去捕捉他们身上的共性和差异。他们青春洋溢、风华正茂，但也常常陷入虚无、懒惰和迷茫。在文凭贬值、房价高企、就业艰难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着学业、生活和工作的多重压力，留给他们的出路似乎变得日益逼仄。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不时地传递着悲观和隐忧，但在这本续作《去家访》里，她的忧虑得到不少缓解。她用五年时间，走访了二十多名学生的原生家庭，去到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与他们的父母、亲友、邻居深入交谈。

通过探访学生们的来时之路，黄灯更深切地理解了他们的各种行为和品质。她看到他们的坚忍、勇气和蓬勃生机，看到他们在夹缝和泥淖中野蛮生长的力量。而更关键的是，她看到这些学生虽然只进入了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但他们每个人的成功上岸都需要闯过无数惊涛骇浪，需要来自整个家庭不遗余力的托举。

千里之外的原生家庭

这部非虚构作品，一共写了十多个“90后”二本学生的故事。他们都来自黄灯任教的大学，他们上过黄灯的课，或者接受过她的课题指导。黄灯朴素、亲切、真诚地关心学生，获得学生们的充分信任。也正因如此，学生们才愿意敞开心扉，将她迎进自己的家乡，并把家中几代人的悲欢离合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

在学生们的邀请下，黄灯乘坐火车、大巴、电动车、摩托车，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怀宁，广东郁南、阳春、东莞、潮汕、湛江、深圳等地学生的家里。她走进他们的老屋或新居，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去到他们父母辛勤劳作的田地、茶园、车间或水域，去感受学生成长的环境，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努力。

不同于以精英家庭出身为主的名校学生，在这本书里出场的二本学生，全部来自乡镇或县城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学生，占黄灯课堂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父母都是“60后”或“70后”，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里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有刻骨铭心的贫穷记忆。他们有的在家乡种地、养殖、修车船、卖豆腐、打零工，有的去大城市进厂，或者摆地摊、卖蔬菜。对他们而言，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供养几个孩子上学，需要付出十足的艰辛。

书中详细讲述了每个家庭两三代人的命运变迁，通过他们的故事，能折射出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我这里重点讲述其中两个学生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是黎章韬，他来自云南腾冲的一个村庄，那里与缅甸接壤。黎章韬的父亲生于1970年，出生才100天，以卖柴为生的祖父就被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砸死了。后来奶奶带着年幼的儿子改嫁，又生育了几个孩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奶奶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曾祖父吸毒，继祖父冷漠，叔叔不务正业，常在外打架斗殴。

黎章韬的父亲，就在这样一贫如洗的家中长大，从小饱受亲邻的歧视和冷眼。他只念到初一，学业就被迫中断。他14岁跟邻居上矿山，17岁去缅北伐木，20岁生下独子黎章韬。孩子出生后，他就被家里要求搬出去住，从此，三口之家在几间茅草屋里生活了14年。在很长的时间里，茅屋里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取暖和夜间照明都靠烧柴火。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里伐木，是一项既辛苦又危险，收入又低的工作。村里前前后后有几个伐木工死在缅北，而能不能拿到工钱，完全取决于老板的态度。但黎章韬的父亲在那里坚持了17年，直到后来自己做根雕，开木工作坊。黎章韬的母亲除了务农，就是靠卖米线、砍柴、养猪补贴家用。

他们住着简陋的房子，经常要吃发霉的米饭，好在父亲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也尊重儿子的天性，并且尽可能多地陪伴儿子。他不想让儿子将来也去毒品泛滥、治安混乱的缅北伐木，而是鼓励儿子多读书。黎章韬从小勤俭节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最后幸运地考上了二本，实现了人生的突围。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学生张正敏，她来自广东省西南部阳春市的农村。她生于1996年，父亲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深山农民，母亲是父亲花2800元买回来的越南新娘，哥哥初中没毕业，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张正敏是小学同学里唯一考上本科的，她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之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她的家境，要比黎章韬家更贫穷、更窘迫。

刚上小学的时候，张正敏每天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午餐吃的是稀饭、黄豆、花生，一年到头很难吃上肉。父亲靠种橘子、开拖拉机为生，他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不愿意离开大山。后来在母亲的强烈坚持下，他们一家才搬到镇上。母亲17岁时被从越南贩卖到当地，一直没有获得中国的合法身份。许多亲戚和邻居都瞧不起她，轻蔑地称她为“越南婆”，丈夫也常对她冷嘲热讽。但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勤劳、坚韧，且富有远见。

她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要砍竹子、卷鞭炮、当建筑小工、在饭店打杂，苦苦支撑着贫寒之家。后来镇上的房子因故必须拆除重建，丈夫选择袖手旁观，她竟然以一己之力把房子建了起来。所有的建材都是她亲自去买，为了省下高昂的人工费，她跟砌墙的师傅学着挖地基、和水泥，一寸一寸地把墙砌起来。没钱了，她就出去打几个月工，再回来继续建。直到把房顶盖好、把厨房生好火之后，她才安心地离开，从此外出打工，几年都没有再回来。她在外靠微薄的收入，默默支持着女儿的学业。

2017年，黄灯去家访的时候，那栋房子依然没有任何装修，红砖和预制板都裸露在外，家徒四壁。然而，贫穷不只是张正敏成长过程中唯一的障碍，她还需要面对来自父亲和哥哥的巨大精神压力。父亲重男轻女、固执、冷漠，总是跟她说女孩子不用多读书，希望她能早点毕业，尽快挣钱，帮助哥哥成家立业。无所事事的哥哥总是找她借钱，想方设法从她那里榨取生活费，用来吃喝玩乐或者还债。

张正敏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母亲在努力地把她向上托举，而父亲和哥哥在拼命把她往下拉。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险滩暗礁，每一步都有未知的风险。她深知，如果不努力，就会像哥哥，以及众多昔日的同学一样，早早地辍学、打工、结婚生子。她必须一路狂奔，才有可能摆脱既定的命运。幸运的是，她没有被贫穷而破碎的家庭拖垮，而是通过拼命学习，逃离了原生家庭的魔咒，闯进了大学校园。

不过，进入大学并不意味着前程无忧，她表面上开朗乐观，但内心深处一直被自卑所主宰。她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害怕引来同情的眼光。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是她难以承受之重。但大学阶段的学习，最终还是让她鼓起勇气，去认真审视自己的人生。

她写下了《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这些文章通过网络传播，引起很多关注。她还和同学回到家乡，开展对当地越南新娘群体的调研。通过这些调查和书写，越南新娘这个隐匿的群体，逐渐被更多人看见，她母亲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的合法身份。张正敏的这种改变，是教育和写作带来的，这也是黄灯在课堂上格外强调非虚构写作的原因。

阶层壁垒如何被教育打破？

限于篇幅，我们没法列举太多书中的例子，但通过上述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整本书的内容风格。作为一名文学博士，黄灯最擅长的，不是用数据和理论对所写的群体进行定量或定性研究，而是用温情、细腻、有质感的文字讲述直击人心的故事。

她教授过的二本学生数以千计，但是，她不想把这些学生看作无差别的个体，对他们作各种整体性的判断和评价。她克服了下结论、提建议的冲动，谨守着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和伦理，努力确保记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她把走访过程中的见闻，淋漓尽致地记录下来，包括每个人物的个性与情感，每个家庭的困境与挣扎，以及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虽然书中有不少让人心酸的故事，但整本书的基调是温暖而明亮的，总有一股脉脉温情流淌其间。这源于黄灯与学生的深情厚谊，也源于她在看到学生们的原生家庭后，对教育重新燃起的信心和希望。

非虚构作品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实与丰富，其次是它的独特与稀缺。不得不说，《去家访》作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时代样本。它虽然只写了十多个家庭，但每个家庭的历史变迁都极其详尽，信息密度巨大。

这些学生的父母，有的留在家乡务农，同时经营着一点副业；有的卷入进城务工的滚滚洪流，或者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摆摊卖衣服、百货。这一切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近几十年极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因为缺乏足够的文化、资金和人脉，这些家长没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但是，他们比同阶层的其他家长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而，他们的孩子有幸进入大学。虽然只进入了那些精英家庭所瞧不上的二本院校，但是，他们已经心满意足，因为那是他们耗尽几代人的努力，所结成的硕果。

教育资源总是与经济水平挂钩，越是落后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想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越困难。名牌大学逐渐被精英家庭的子弟所垄断，而寒门子弟要想考上二本，都要奋不顾身、排除万难，才有可能达成。

有句话说：“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阶层固化是一道全球性的难题，它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障碍。精英在封闭的圈子里自我复制，贫穷也在代际之间无声传递，教育是打破阶层壁垒最主要的途径。

在我看来，这部《去家访》最重要的价值贡献，是用鲜活的案例让我们看到那些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艰难，以及在经济和教育的双重扼杀中，到底是什么在主宰着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