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周处除三害》引发热潮。它豆瓣评分8.1、金马奖7项入围，更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中与《满江红》一同竞逐“最佳亚洲华语电影”。

以艺术而论，它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新黑色电影”(Neo-noir)，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昆汀·塔伦蒂诺式的暴力美学。《北京青年报》惊呼道：“这样一部满是‘负能量’的类型片，好像一剂适时且必要的激情，快速注入了电影市场的血管，居然让日益僵化的躯壳有了一跃而起的冲动。”然而，它在台湾的票房并不出色，只有区区新台币4664万元(约人民币1067万元)。

此片以黑色格调锁定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以复制40年前真实重案吸引怀旧的中老年人。然而，台湾青少年十分崇洋，少看华语片。陈桂林太土气，难以吸引青少年观众。中年以上的台湾民众则看出一肚子火，因为电影中的傻笑杀手陈桂林丑化了台湾犯罪史上最著名的黑道英雄。

陈桂林的真实原型

据片方文宣，陈桂林的原型是在1993年枪决伏法的要犯刘焕荣。电影中的陈桂林，被描绘为一个追求“第一大通缉犯”荣衔的虚荣杀手，放手一搏，只因自觉被大众淡忘，“连自首的资格都没有”。真实的刘焕荣，杀戮虽然冷血，却满怀爱心，从不以犯罪为荣。

刘焕荣外号“神经刘”。他的“神经病”不是嗜杀，是身为“十大枪击要犯”却常默默行善，救济贫苦。刘焕荣路过一所年久失修的孤儿院，见孤儿遭受风雨，热心出手抢赌场，抢来一大包钱丢进孤儿院中。1984年，刘焕荣“跑路”出逃菲律宾，台湾一连发生三起煤矿爆炸意外，死伤矿工200余人，他善心大发，捐出跑路钱救济矿工。

刘焕荣被捕坐牢，也不忘行善。他以个人威望，劝诫狱中小弟们行善积德，又在监狱里发起募捐，以“无名氏”名义救助穷人。更稀罕的是，刘焕荣坐监8年，勤学国画，成品不俗。他努力挥墨，将画作捐给致力于拯救雏妓的妇女救援基金会。

“神经刘”心中有爱，拼杀却是离奇冷血。刘焕荣混帮派的起步，是黑道分子猖獗的台中。他一出手就挑战最凶狠大帮派，专杀对手老大。成名作是当街砍毙“十七军刀帮”老大“鸡母”，精心刺杀“大湖帮”老大廖龙辉。

而后，他于各大帮派老大云集的黑道大哥祭典中，枪杀“大树林帮”老大杨柏峰。刘焕荣的行动冷酷而精准，他抓住散席混乱之机，沉着走到杨柏峰面前，当面一枪。在场的各路大哥马上围了上来，他却不慌不忙，上前再补杨柏峰4枪，展现出杀人不眨眼的狠劲。满堂老大吓得不敢出手，傻看着刘焕荣扬长而去。

《周处除三害》复制了这经典一幕，心理刻画却完全错误。电影中的陈桂林，于杀掉老大之后洋洋自得，一脸得意傻笑。真实的刘焕荣却是面无表情，赢得“冷面杀手”名号。

心理刻画方向错误，结局随之荒腔走板。陈桂林自首时笑容满面，对人群高举双手展示手铐，伏法前又是得意傻笑。刘焕荣则是满心悔恨，在枪毙前对狱警吐露心曲，名言哄传一时：“我不是英雄，黑道没有英雄，警界才有英雄。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中，奋不顾身救人而丧生的林靖娟老师才是真正的英雄。”

健康幼稚园事件发生于1992年5月，一班师生搭乘游览车旅游，电线短路火烧车，造成30余人死伤惨剧。女教师林靖娟成功救出一批孩童，又奋勇返回车中救人，被活活烧死。在“冷面杀手”刘焕荣眼中，黑道的至尊杀手不是英雄，救人的幼稚园女老师才是英雄。

电影的错误刻画，是世代差距造成的。今日台湾，黑道分子多是好勇斗狠的无赖之徒，没有良知与荣誉感。但刘焕荣横行江湖时，道上兄弟常是被环境所逼而无奈堕落，黑帮常有出众的人品与道义感。台湾社会曾有戏谑性质的共识，“黑道比白道还好”。

刘焕荣并不甘愿当黑道。如果他的人生有选择，他渴望成为一个军人。但被社会所迫，走上不归路。

台湾流氓特别狠

黑道无处不在，但台湾的流氓特别狠。因为日寇刻意培养台湾的流氓势力，作为侵华急先锋。

日本对外侵略，常以浪人流氓做前锋。《马关条约》一出，日本占台，民众激烈反抗。日本占领军以华制华，精心召集地痞流氓，组成“武德会”，镇服台湾民间社会。在此同时，日本在海峡西岸的厦门划定租界，作为侵华前进阵地。

厦门与台湾言语相通，日本将台湾流氓引进厦门，由日本领事馆掩护，包烟包赌包娼，建立以台湾流氓“十八大哥”掌控的黑社会。他们放高利贷控制老百姓，办报纸控制舆论，大肆走私日货控制市场，更任意抢掠绑票与恐吓示威，牢牢控制一方租界。淳朴厦门被搞得乌烟瘴气，当地文史记载了时人愤慨之语：“烟窟多于米店，赌摊多于货摊，妓馆多于旅馆。”

极盛时期，“十八大哥”首领林滚的豪华酒店“福星馆”，楼面是妓院鸦片馆，地下室关满肉票与付不出“日仔利”的债户。大阪商船会社特开两班货轮跑基隆-厦门航线，专营走私。船到厦门口岸，由“双浆仔”小船驳货上岸。去外海，日本则派军舰护航，吓止中国海关缉私。民初福建大乱，各县“民军”割据一方，台湾流氓走私枪械，勾连民军，试图创造事变。到了抗战时期，台湾流氓更是日寇经营东南沿海的重要打手。

如此庞大的黑社会，需要大量人力，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招募台湾流氓。台湾黑社会有俗语：“要做坏事到火烧岛去，或者到厦门去。”被日本警察拘捕的帮派分子，都有两个选择：一是到火烧岛(绿岛)的“浮浪者收容所”蹲苦牢；二是到厦门黑社会作奸犯科。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老百姓，若要翻转人生，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当医生，二是当警察，三是混流氓。

日本殖民当局重用流氓，造成台湾社会敬重流氓的心理。直到今日，“混流氓”都是很风光的，大众虽然敬而远之，却也不唾弃，反而暗暗羡慕。

抗战胜利，大批台湾流氓遣返台湾，形成恐怖势力。曾任“内政部警政署长”的卢毓钧，于1950年到台北小镇莺歌当警员。这是一个人口千余的纯朴农村，当局只部署一个派出所，包括5名警员与2把破手枪。然而，纯朴莺歌的小城形象不是农家乐，而是流氓手持武士刀四处逞凶。卢毓钧回忆：“此地区流氓横行，经常持武士刀行凶，鱼肉乡民。本(派出)所主管巡佐，曾遭绰号‘跳蚤’的流氓杀伤，住院达六个月。另有警员曾被流氓以刀刺背部，穿透前胸，卧床盈年。”

莺歌的警察其实是十分威风的。日据时期，警权至大；抗战胜利后，日本警察遣返；留用的台籍警察仍保持日式风格，经常随心所欲，毒打无辜民众。“当时老百姓经过警察局、派出所门口时，不管门口有无警察站岗，都要恭恭敬敬朝里面鞠躬。不敬礼的话，被警员发现，就会马上遭到质问：‘这是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然后立刻打耳光。此外，警察去外面吃饭，去小商店买东西，往往凭喜好决定是否给钱。有时就算给钱，店家也不敢要。由这种日本统治时代残留下来的坏习惯，可以看出那时警察旳权威有多大。”然而，警察专对良民逞威风。卢毓钧回忆道，这些老警察“不太敢抓有枪的真正流氓”。

涉及多起杀人、强盗等重大刑案的刘焕荣（右）、齐惠生（左），1986年3月6日自日本押解返台。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要镇压流氓，只能出重拳。台当局迅速训练新警员，作为打击流氓的生力军。卢毓钧是流亡学生，1950年3月考入警察学校，受训8个月后到维持治安第一线。初生之雏不怕虎，他向知遇长官借来一把德造自来得手枪，向驻军营长要来大批子弹，以廿响连发火力扫荡武士刀暴徒，单枪匹马肃清了莺歌街头。

卢警员还算是客气的。当时台北最混乱的边区是煤矿工人聚居的瑞芳，派驻瑞芳的传奇警官“陈巡官”，曾亲手枪杀顶嘴的嚣张重犯，将其头颅斩下，泡在药水罐里游街示众。一次升旗，陈巡官将一名流氓绑出来跪在升旗台边。流氓的父母赶往跪求，陈巡官发了善心，免掉枪毙，升完旗后拔出小刀，亲手将犯人双耳割掉，而后一声“滚蛋”，一脚踢开，就算完成了释放手续。

第一线干警火爆出击，地方官也不能是孬种。台湾在1950年之前官派县市长，常严选辣手官员镇压地方。于1945年11月派任高雄市长的连谋，在抗战前担任厦门公安局侦缉队队长，是与台湾流氓硬碰硬的老手。黄埔同学文强回忆连谋出手凶狠：“他所主张的非常手段是以暴易暴，把横行霸道的恶徒用乱棒打死丢到海里喂鱼。这事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由他亲自动手打死，装入麻袋沉入大海的有好多个。”威震厦门的侦缉队长到高雄当市长，当地流氓赶紧藏起武士刀。

县府里有心狠手辣的地方官，地方上有生割人耳的青年警官，原本能够将台湾流氓连根拔起。但台当局于1950年开放地方选举，民选的县市长与民意代表都是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土豪恶霸，他们与黑社会水乳交融，合为“地方派系”。原本即将就歼的流氓，在选举中死灰复燃。

更难堪的是，掌握地方政权的土霸，积极收编新闻媒体，舆论竟成为黑道喉舌。台湾民间有段生动的顺口溜：“警察怕记者，记者怕流氓，流氓怕警察。”警察清者明哲保身，浊者不免收下红包，沆瀣一气。

卢毓钧从警45年，由基层警员干到“警政署长”，亲身见证了黑道经由选举“洗白”的成长过程。他扼腕叹息：“黑社会帮派的演变，迄今逐渐转化成为地方派系，深深地渗入了民主选举。它虽然不像昔日以武士刀、扁钻等随时杀来杀去，但在警方侦破的枪杀事件中，经常查出与地方选举有关。”

亲近刘焕荣的人士出示刘在生前所画的马。

情义“外省挂”异军突起

当流氓升格为地方派系之后，台湾治安的最后防线是戒严。按照《戒严法》，重大刑案绕过常被地方派系买通的法院，直接交给“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进行铁面无情的军法审判。“警总”以《惩治盗匪条例》判案，速审速结，判决从重。

比如拦路抢劫，只要动了念头(预备犯)，就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抓住受害者抢钱包，最轻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抢劫过程不慎伤人，最低无期徒刑；若聚众出手，“结合大帮强劫者”，只能是死刑立即枪毙。台当局进一步缴收各种兵器，无论是武士刀、手指虎还是古董钢鞭，即使只是摆在家里当纪念品，查出来就是五年以上徒刑。

严酷的军法审判，有效压制了黑社会的气焰，却灭不掉与选举同生的帮派分子。台湾流氓改拿不犯法的西瓜刀与扁钻(凿墙工具)，在“地方派系”的保护下继续“围事”。他们坐镇酒家、赌场与妓院等不良场所，游走于大街小巷收保护费放高利贷。暴戾的火苗继续滋长，“混帮派”仍是使乡里钦羡的行业。

香港电影《英雄本色》，小马哥聊起台湾，脸色一变，那里没有枪，西瓜刀却很锋利。“台湾呀！你以为柴湾呀！我行走江湖几十年都不敢去台湾，是因为扁钻多、西瓜刀多，喝啤酒也把你喝死啊。”

就在警备总部大力压制帮派时，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外省人”却有不少子弟步入歧途。陈桂林的原型刘焕荣，便是外省帮派分子的缩影。

他原籍四川江津，成长于台中眷村。父亲是穷军人，家人摆摊卖水果维持生计。只是台湾的底层社会受黑道控制，摆水果摊的最大成本是缴保护费。本省地痞听到外省口音，更常任意闹事，动辄砸摊。

当时，许多眷村子弟组成帮派，只是为了与本省流氓斗争。刘焕荣小小年纪，就加入眷村帮派“小梅花帮”。但帮派以暴力谋生，出来混，就得还。刘焕荣尚未成年，就犯下打伤警察的重罪。他的父亲将他交给警察，接受少年矫正教育，希望他摆脱帮派。刘焕荣大彻大悟，立誓改邪归正，社会却将他无情抛弃。

戒严时期，台当局严格列管流氓分子，只要存有案底，就要“列册”。地方出现暴力事件，警察局首先按册抓人到警局“询问”。那时的警察很凶悍，常以拳打脚踢代替询问。这般做法虽然有效维持了地方安宁，却使帮派分子归正无途。

更糟糕的是，列册流氓的发展机会十分有限。刘焕荣于高中毕业时报名考军校，当场被教员刷掉。他两年义务役结束之际志愿从军，仍遭长官谢绝。他一退伍就被管区警察盯上，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被送到火烧岛管训。

《英雄本色》最动人的角色，是鼓励宋子豪弃恶从善的坚叔，但帮派分子大多遇不着坚叔这样的贵人。刘焕荣走投无路，只能回到黑社会。

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黑社会随之高速发展。地方派系利用渔船运入高价黑枪，帮派争地盘不再以西瓜刀砍人，而是亮出黑枪让子弹飞。经济起飞带来的财富，又大幅刺激了毒赌淫与高利贷。黑道迅速扩张，隐隐然形成三大种类：本省流氓“本省挂”，外省帮派“外省挂”，以及势力遍及全台的云端老大“纵贯线”。

刘焕荣以过人的胆识，多次枪杀“本省挂”老大，甚至曾在帮派大会上拿出手榴弹，让“纵贯线”老大识相服软。

“外省挂”的黑道分子，手段虽然凶恶，却常心怀情义，因为他们家中都有一部大时代血泪交织的家史。他们年少时拿起西瓜刀，并不是好勇斗狠，而是为了保卫家人邻里，有如《教父》所描述的意大利黑帮。

刘焕荣投效的竹联帮，是“外省挂”最大帮派。总堂主陈启礼的父亲陈钟是位检察官，他黑道得志之后居然找上“军情局长”，自告奋勇争取报效当局的机会，只为了让检察官父亲以他为荣。陈钟晚年常对孙子说，你父亲不是坏人，而是为“国家”做事的英雄。

刘焕荣于1986年在日本被捕，日方火速将他遣返台湾。为防劫囚，刘焕荣被捆绑倒吊，关在集装箱内运入机场。日本警察甚至将他的嘴巴以纱布与棉花堵实，以绳捆紧，满口鲜血。卢毓钧时任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奉派将刘焕荣带回台湾。好汉惜好汉，卢毓钧为刘焕荣松绑，诚恳相告：“我很了解你的家庭，也知道你做了什么事，知道你常常为了认为不平的事出头。其实，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感觉你算是一条汉子，讲义气。不管怎么样，我跟你讲义气，希望你也要讲义气。”警察的要求，无非是坦白罪行。刘焕荣也不装孬，当场“把所有犯过的刑案，清清楚楚道出。回到台湾后，果然再也没能多问出一件”。

有情有义，是“外省挂”黑道分子的共同特色。他们家里都有个苦劝收手的老父亲，心中都有个改邪归正的不归梦。与刘焕荣同时期的香港黑帮大片，常参照台湾“外省挂”的真实故事，以亢龙有悔为主题，拍出无数佳片。

“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那时黑帮港片中最“威”的一部，莫过于梅艳芳与周润发合演的《英雄本色Ⅲ》。梅艳芳双手各持一把M-16步枪扫射士兵，人美枪靓，动作荒谬而漂亮，暴力美感达到极致。多年后，老影迷已记不清暴力动作的情节，却仍会为那秀发散飞时，无法归去的最后一吻而热泪盈眶。

40年后，以刘焕荣为原型的《周处除三害》，将他诠释成一个以杀戮为乐、以虚名为荣的浅薄杀手，以血腥暴力营造“爽感”。

网络世代的新黑道

刘焕荣遣返台湾后，系狱8年，原判无期徒刑，却被高等法院改判死刑。在合议庭宣布死刑判决时，刘焕荣深深一鞠躬，向法官道谢。

敢做敢当，才是好汉。刘焕荣成了家喻户晓的黑道英雄，台湾大众普遍同情他，各党派“立委”连署要求特赦，“法务部长”马英九却坚定执法，执行枪决。

就在刘焕荣伏法之时，台湾的黑道生态又出现巨大变化。李登辉于1988年执政，迟迟无法掌握权力。于是，他大力拉拢地方派系加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他的忠诚铁票。最终，李登辉如愿得权，国民党却迅速黑化。

在此同时，民进党打出反黑招牌，屡次赢得选举胜利，骨子里却早已与黑道和光同尘。民进党最受追捧的反黑英雄，是陈水扁时的“法务部长”陈定南。此人于1981年至1989年连任宜兰县长，高举清廉旗帜，宜兰却成了渔船走私的吞吐口。台湾警备总部严厉扫荡，常出动包括宪兵在内的正规军围剿。一位曾参与扫荡的少尉军官回忆，沿海黑帮以货柜车队接货，更常主动枪击军人。他曾中了一次埋伏，火力之强，子弹竟将吉普车天线打断。

海禁大开，黑枪全面升级。两蒋时代的黑道，能有把手枪，已然轰动江湖。李登辉时代的黑道，装备升级为冲锋枪，黑道火拼动用火箭筒。

然而，黑帮新闻渐渐淡出媒体。21世纪的台湾新黑道，与台当局紧密合体，更退出偷车与收保护费等低档次犯罪，给当局留下颜面。黑道的主要营生，升级为电话诈骗、校园贩毒、线上签赌、包揽政府工程等杀人不见血的智慧型犯罪。到了2010年代，智慧型手机风行，黑道老大摇身一变，成了“键盘手大哥”，平时不需花钱养小弟，就能招来打手拼命。

手机时代的青少年沉迷网络，喜爱暴力网游，生活与现实疏离。黑道建立虚拟堂口，号召手机旁的青少年，因此一则信息就能召来大批打手砍杀拼命。台湾记者戴志扬生动刻画了网络世代的杀手新形象：“才十六岁就已经完全没人性！看人的眼神好像全世界都欠他。杀人像得了奖，还嚣张到把新闻摆上网炫耀好吸收小弟。伤害人像玩游戏，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痛！”

网络世代的新黑道，沉沦歧路，并不是为环境所迫。他们挺身杀人的主因，是长期泡在虚幻网络上，形成脱离现实的荒谬自大感，以及缺乏人际互动的严重空虚感。他们把人生当成游戏，以为自己是《速度与激情》的主角。戴志扬写道，这些青少年杀手被带回警局时，往往彼此不认识。一位警官感慨道，“每次只要一有人在网络上吆喝，这些孩子立刻从家里、网咖等处冲到现场助阵，一阵砍杀后，谁是谁都还搞不清楚。完全不懂他们在瞎挺什么，有什么理由拿自己的命替别人出头！”

刘焕荣的最后一刻

《周处除三害》的剧本，由商业片导演黄精甫编写。他笔下的陈桂林，正是网络新世代的商业化英雄。《北京青年报》评价到位，如此无厘头的剧情只为了成就一部“爽片”：“本片的故事设定简单有趣”，描述“一种奇怪的愤怒混杂着荒谬的自尊”，才能“冲击出更高层次的爽感”。

陈桂林得意傻笑，走上刑场。只要荣登通缉犯榜首，大众全认识他，就是人生的圆满成就。如此异人，完美符合网络新世代追求的虚拟“爽感”。

刘焕荣的最后一段路，走得截然不同。

台湾枪决人犯，选在寂静深夜。1993年3月23日凌晨4时许，刘焕荣被解送到土城看守所刑场。帮派弟兄与记者占下一旁5层楼房的楼顶，见证刘焕荣的最后一段路。走向刑场的凶犯，大多双腿发软，必须由宪兵挟起。刘焕荣却步伐稳健，他注意到屋顶上的人群，停下脚步，举起双手，高呼两声，“中华民X万岁”。

众人愕然，刘焕荣却冷静如常喊出最后告白：“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喊话完毕，刘焕荣向屋顶人群行了个举手礼，以稳定声调向众人道别：“谢谢各位。”而后，他冷静转身，大步踏入刑场。

30年后，电视台在屋顶上拍摄的刘焕荣最后一刻影片，仍是网络热门视频。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却把一代黑道英雄拍成了开心上刑场的傻笑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