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死水微澜》于1935年出版。这一年，作家李劼人44岁，已经度过了他的前半生，距离他死去的1962年只有27年。

此君开过菜馆，办过纸厂，当上了成都副市长，还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包法利夫人》的译者。郭沫若盛赞他为“中国之左拉”，文学家曹聚仁称他为“东方福楼拜”。文学研究者多关注他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创作，他凭借“大河三部曲”奠定了文学地位。但这远远无法概括李劼人，他的前半生经历了什么？在小说家这一重身份之外，他又从事过哪些有趣的职业？

实际上，李劼人的前半生跟他的小说一样迷人。他先后参与过五四救国、在巴黎勤工俭学，也在1930年代投入实务报国的道路。他是小说家，也是记者、商人、政客、面馆老板。他是一等一的写作奇才，但终其一生自愿挥霍了这样的天分。

目睹中国巨变的川渝少年

1891年6月20日，李劼人出生于四川成都。

他的父亲李传芳是医生兼塾师，靠兜售祖传药丸为生，其后通过捐官谋了个江西南昌的差使。他的母亲杨氏出身大族，光绪年间的杨家大宅占有半条街。到李劼人舅父辈时，杨家已衰落，但杨母对李劼人的教育仍很重视。李劼人曾感慨：“曾见过外家的小康之世，一直亲眼见其衰落，若能得曹雪芹什一之才，将其详细写出，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

李劼人青春期赶上了清末民初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他3岁那年，清廷甲午海战失利，之后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到他7岁时，戊戌变法青春飞扬地开始，暴风骤雨般结束，清廷加速衰亡。当他刚好20岁时，辛亥革命发生了。川渝少年在不被注意的角落，静静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变。

没有人知道前路会变成什么样，有志之士惶恐于国运的衰亡。从维新派到革命党，那个年代的进步青年都有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李劼人身在其中，比许多同代人更敏锐地意识到变革的必然。他认同革命党人的主张，支持共和政体，在思想和文学趣味上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的影响。

第一种是来自于西方的理论。这不仅仅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学说，也包括欧洲兴起的城市小说。李劼人尤为喜欢法国文学这一脉，他后来翻译了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学习和批判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当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关注日俄、英美的文学时，法语文学在中国是非常冷门的领域。

另一边，李劼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大量藏书，促使他在中文传统方面的积累很深。尽管他那时不晓得这种积累的意义。在那个摧枯拉朽要扫灭旧文化的年代，他的许多同代人将这些旧知识抛弃，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童子功”。李劼人小说的气韵，一半要归功于这种古典修养。

李劼人一家藏书丰富，有史料为证，在他辞世以后，1963年初，其夫人杨叔捃等人遵其生前遗嘱，将其历年收藏书籍全部捐赠国家。其中古籍线装书经鉴定、整理后，编制有《李劼人先生捐赠书目》。据时任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王嘉陵考证，李劼人所藏古籍线装书多达1168部16007册，另有各种当代文史书籍数千册。由此可见，他这一生藏书之多、阅读量之广。

他从小展现了文学天分。中学时期，他有一个爱好是讲小说给同学听。魏时珍在《未料强悍身先死》中回忆：“其语言抑扬顿挫，其叙述描绘入神……劼人名声著于全校，他人莫能企及。”中学毕业后，恰逢报业兴起于中国之际，李劼人积极给报社投稿。1912年，21岁的他看到《晨钟报》征文启事，便写了两篇讽刺小文章，由此走上记者之路。

是年5月，有感于共和党人为袁世凯选举大肆拉票的行径，他首次以“李劼人”作为笔名，发表了万字白话文小说《游园会》，这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六年。李劼人是白话文小说的开拓者，但很可惜，在以北京作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叙事里，他写的白话文小说并不怎么被重视。

李劼人以报人身份起步，投身于启蒙事业。他写时评，也写小说，幽默和讽刺是他的拿手好戏。1915年，成都商会会长樊孔周创办《娱闲录》文艺半月刊，他以“老懒”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儿时影》《夹坝》等多篇白话小说。同年底，《四川公报》更名为《四川群报》，年仅24岁的李劼人就被聘为首任主笔兼新闻和副刊编辑。他写作针砭时弊的短文，也在报上连载系列小说《盗志》。

1917年，樊孔周被军阀暗杀，《四川群报》遭查封。樊孔周之弟樊新周又办起了一张新报纸，名为《川报》，聘李劼人为总编辑兼发行人。

五四运动的四川推手

不必去赘述李劼人参与过多少刊物，值得我们留意的有两点：

一、他有强于一般文人的组织能力。他并不是一个只安分于写作的人，这与他后来创办造纸厂等事务联系起来，共同构建出一位实务家的形象。

二、他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四川的传播。后人回望五四运动，多从北京、上海着眼，李劼人和一众西南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的努力，不应该被遗忘。

李劼人年少时有两件轶事。其一，在他父亲去江西当官时，他被父亲送去当排字工，日后有许多日子都是跟报社、造纸厂打交道。其二，在他15岁那年，他父亲病逝于江西，此时家中现金匮乏，幸得同乡帮助，李劼人和母亲才能搭运米的船回到四川。当人们听闻他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耗时数月将父亲灵柩运回成都安葬时，坊间赞叹他有豪侠之气。

李劼人的记者生涯，其实要溯源到他的学生时代。他日后的重要战友有不少都来自于同一所学校——四川高等学堂附中。这所学校一口气出了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等人物。郭沫若是插班生，他1910年被嘉定府中学开除，从乐山来到成都求学。到了李劼人就读的丙班，他发觉，这群人“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譬如李璜、魏时珍、曾琦等人，包括李劼人，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在这拨人里，王光祈后来成了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周太玄成为诗人、科普作家，1953年调至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曾琦则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于1924年成立中国青年党，被选为党务主任，其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府委员，排斥共产主义，1951年5月7日于美国华盛顿病逝。

当年的救国同路人，未来将分道扬镳，这是后话。至少在当时，他们一腔热血，青春年少。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期间，他们加入保路同志会，组织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等活动。这之后，他们又和革命家李大钊一同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们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发起。1919年7月1日，学会会员在北京后王公厂回回营2号陈愚生家中正式召开成立会议。

这是“五四”时期青年社团的代表。从1918年6月起，至1925年7月因会员分化而结束，它共存在7年有余。会员最多时达100余人，包括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多位革命家；以及实业家卢作孚、戏剧家田汉、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文学家朱自清、宗白华等社会名流。值得留心的是，它最早一批会员有47人，其中四川籍会员27人，李劼人就在其中。

得益于四川高等学堂，李劼人结交了他写作生涯的第一批“战友”。1915年，他担任《四川群报》首任主笔，邀请老同学周太玄、王光祈为驻上海和北京的记者。《川报》创刊后，二人仍是驻外记者，可见李劼人对他们的信任。

1919年2月，周太玄在法国组建“巴黎通讯社”。时值“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山东权益”问题。他们寄希望于北洋政府争取战胜国应有的权利，西方列强却狠狠地泼了中国人一盆冷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协商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一出，周太玄连夜撰稿，成为将此新闻发送到国内的第一人。随之，五四运动打响。

5月4日当天，人在北京的王光祈从赵家楼出来，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往成都。而李劼人作为成都方面的接应，迅速意识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随即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字号登载“五四”方面的新闻。

2024年2月，成都李劼人故居纪念馆内的游客。

持续一个月，《川报》都在跟进五四运动的最新情况。五四运动就像是一枚炸弹，在四川知识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巨响。李劼人曾把北京喻为新文化的中枢神经，而上海和成都是最能够起反映作用的两只眼睛。

时人张秀熟回忆：“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们正在早膳，工友送来了《川报》，一人登上桌子高声朗读，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饭后，学校致公堂前面广场，聚集了各校学生数千人，商量对策，当日即展开游行讲演；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并一致通过反对日货运动。”

那是他们慷慨激昂的岁月。来自西南的青年联合同辈，发誓要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造成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那些日子，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三人常常互为援助，支持进步运动，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

他们主张：“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从留学生到菜馆老板

五四运动后，爱国青年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1919年8月，在同杨叔捃女士结婚仅仅八天以后，28岁的李劼人离开中国，先后在法国蒙北烈大学、巴黎大学选读文科。

李劼人在法国生活了四年零十个月。初来乍到那会儿，他不想给中国人丢脸，要自谋收入，于是受老友周太玄、李璜邀请，去了《巴黎通讯社》当帮手。1921年10月到次年2月，他移居到地中海美丽的海滨城市蒙北烈生活。孰料《巴黎通讯社》倒闭，他只好靠翻译法国文学来挣取稿费。李劼人拜读、翻译了莫泊桑、罗曼·罗兰、福楼拜等人的小说，尤其喜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曾有人统计，从1922年到1944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部法国中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戏剧、民歌。包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萨朗波》、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物件》、罗曼·罗兰的《彼得与露西》等。中短篇小说方面，他翻译了阿尔夫的《堵色·爱斯迭儿》、莫泊桑的《羊脂球》、都德的《误会》等。他与马宗融合译了左拉的长篇小说《梦》，此书出版后，他将自己获得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

李劼人的翻译实在缺乏参照，他是那一批摸着石头过河的翻译家里闪耀的一位。萧伊绯在《左右手百年中国的东西浪痕》一书中评价他：“很难想象，在那个胡适们开始大规模译介英美文学的时代，在那个鲁迅们重视推广日本、希腊、苏联文学的时代，李劼人却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继林纾译介《茶花女》之后，开启了1920年代的法国文学嘉年华……可以说《马丹波娃利》就正是这样一个‘标准器’，它足以鉴证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真正开端。”

1924年2月，法国远东轮船公司为学生提供半价票，趁此机会，李劼人结束了自己4年零10个月的留法生涯。8月，他回到成都，住在指挥街。这一年10月，他又迁家到成都磨子街110号舅父家的后院。

回国后，李劼人也没闲着。先是有人邀请他为四川督理杨森担任幕僚，他听闻“杨森是个妄人”，“比一般军阀都蛮横无识”，就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他回《川报》当主编，结果《川报》三个月后被查封，李劼人因为批判军阀统治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好在他广交朋友，在文人群体中颇有人脉，在好友的仗义搭救下，他在八天后得到释放，辗转到成都大学，任文预科主任。

1930年，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因不满于军阀掣肘，决定离去。李劼人旋即提出辞职，作为声援。辞职后，他借债300元，在南门指挥街住宅旁租了一间旧式铺房，自题招牌“小雅”。这家铺子坐西向东，隔成两间，后面是厨房，前面是餐室。厨房由李劼人的夫人杨叔捃坐镇，李劼人负责统筹和宣传，跑堂的“堂倌”则是师大学生钟朗华。店内有李劼人手书纸条：“概不出售酒菜，堂倌决不喊堂。”

消息一出，媒体争相报道。《醒民日报》《庸报》等刊出标题：《成大教授不当教授开面馆，师大学生不当学生当堂倌》《堂倌不喊堂，文豪作酒佣》。记者蒲冠云评价此举：“虽非调和鼎鼐事，却是当炉文雅人。”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劼人开始构思自己的长篇小说。西方留学使他更具有现代化意识，长期生活于巴蜀的经历，又让他对同胞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

李劼人与孙女李诗华

为现代中国的平民社会留下一份见证

青年时期，李劼人主要创作批判现实、揭露社会问题的小说，比如暴露军阀割据时期新闻人处境的《编辑室的风波》，描写一个小兵被世道裹挟的《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这些小说长于讽刺，在警醒读者上颇有力量，但本质上像是一篇篇战斗檄文或者情节剧，在艺术上的品质仍有欠缺。

彼时，李劼人跟官场打交道，为此感慨：“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自民国二年以后，虽然算是革了命，而除了许多名词换过外，其实，凡支配我们的典章制度，依然是前朝前代的东西。”

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使他不但渴望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暗暗许下志向，要用小说写一部现代中国的断代史。留法归来后，写作一部真正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成为李劼人心底的目标，而这部小说正是《死水微澜》。

在1935年写给舒新城的信中，李劼人坦率地说出了他的创作意图：“此部小说暂名《微澜》，是我计划联络小说集之第一部。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前后，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侵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聊，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

在1925年到1937年的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是“鸳鸯蝴蝶”、“批判现实”和“革命恋爱”，这其中又以革命文学风头正劲。在民间，是张恨水的小说最流行。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对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最为热烈，其代表如蒋光慈及其代表作《少年漂泊者》《咆哮了的土地》。鲁迅在当时最被人阅读的小说、杂文，也是富有批判现实意味的，像《铸剑》这般的历史传奇则相对小众。

在这层背景下，李劼人创作《死水微澜》无疑开拓了中国小说的气象。跟“批判现实”文学相比，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取材于现实。但根本上的不同在于李劼人没有用小说来教化世人、充当革命导师的野心，他视语言、叙事为小说的根本，不越俎代庖，让评论家、政治家、新闻人的角色盖过了小说家的本色。

革命文学善恶分明，《死水微澜》则是众生皆苦，没法用简单的正反、善恶概括。若说这部小说真有什么倾向，那作者对于妇女无疑是极为同情的。作者有意借邓幺姑、刘三金等角色，反叛和挑战传统中国的礼教，让女性不再是男性文人书写的配角，使她们的生命在被禁锢了两千年的铁屋中有一次真正的浮现。

于是，尽管这是一部男作家写的小说，但活脱脱像是女人们在说话。毫不夸张地说，在193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男作家像李劼人一样那么会写女人。

曾有论者将《死水微澜》的女主人公邓幺姑（蔡大嫂），阐释为“中国的包法利夫人”。邓幺姑有一句名言：“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她对欲望的态度不是来自于启蒙的教化，而是源于朦胧又强烈的身体本能。

她出生乡下，自小不甘平庸。在天回镇，她嫁了个武大郎式的丈夫，当了兴顺杂货铺的掌柜娘娘，可她盼着去成都见市面。她对于男人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对于旧的乡土与礼教也积聚着一股渴望逃脱的欲望。她先后周旋于袍哥罗歪嘴、顾天成这两个男人，又因念着人情，努力保全蔡兴顺的性命和杂货铺。与其说她是包法利夫人的中国化身，不如说她就是千年来存在的一类女人的文学显现。

从潘金莲，到邓幺姑，再到日后《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样的女性一直存在。她们其实没有变，只是时代的观念变了，影响到书写者的笔墨。

从《死水微澜》到《大波》，李劼人写过不少这样的女性。我不知他是否读过《德伯家的苔丝》，但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自然地联想到苔丝的遭遇。

学者谢天开曾提及：“在10年前，甚至15年前，各大学常用的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没有专章提及李劼人，甚至连专节都没有，只是附带说了几句。”文学史作者夏志清在接触了《死水微澜》后也感到遗憾，因为他在自己写的文学史里为沈从文翻案，为张爱玲、钱锺书鸣不平，却把李劼人疏忽了。

李劼人长期不受重视，跟文学潮流有关。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导向，左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更被推崇。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上海的现代派小说家尚且是支流，焉论受法国文学影响、坚持风俗小说的李劼人。

他的追求在中国实在是落寞的。他强调小说的生动性和瞬间的真实性，小说呈现现实，但不能教条地将现实作为阐释某种政治观念的工具。李劼人继承的更像是明清时候的说书人，而他写的长篇小说都有坚实的文献作为基础。比如《大波》写辛亥年的四川争路事件，李劼人自述“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因此查阅了大量文献，访问相关人士。他的小说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价值，堪称是“文献小说”。

当李劼人发表《死水微澜》后，他的前半生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李劼人44岁。两年后，卢沟桥事件爆发，故国山河沦陷。

实际上，早在四年前，李劼人就预感到了国际形势的危险。那一年是1933年，卢作孚邀请他到民生实业公司任职，提供了两个职位选择：一是公司总务经理，二是公司所属的机器修理厂长。李劼人选了后者。

彼时的他，“已朦胧看出国际形势之不妙，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他希望以机器厂为基础，用三到五年来扩建一家制造厂，以备战时航运。为了完成这项事业，李劼人举家搬迁至重庆，从汉口聘请了总工程师和7名高级技工。与此同时，他花费5000大洋购买打捞权和所有权，将英国方面沉没在长江的千吨级轮船“万流”号打捞出水。这艘船被改造为当时川江最大的轮船，李劼人为它取了一个孙中山会熟悉的名字——“民权”。

抗战初期，李劼人又领受了嘉乐造纸厂的差使。1939年，这家造纸厂的老板王怀仲在重庆遭遇日机轰炸身亡，李劼人担起重任，帮助造纸厂有序运营，在纸的质量和销路上都取得明显进步。当时，中国西南地区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出版物以及政府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用纸主要都是嘉乐制造。

可以说，无论是投身航运还是经营纸厂，李劼人都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民生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是奇才。作为一位企业家，他的作为让我想到宋儒张载的那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世道灰暗，而他没有绝望。他和那一代不畏险阻、担负起救民责任的知识人，堪称国家之脊梁。恰如鲁迅曾言：“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