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改编自狄公案历史事件的电视剧《大唐狄公案》终于在期待中上线播出， “狄仁杰”经典IP，加上豪华的演员阵容令该剧未播先火。

与此同时，优酷发布消息称，全球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已买下该剧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播出权，届时该剧将登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月初，《大唐狄公案》线上预约人数已破700万。

为何狄仁杰这位中国古人能够在世界享有关注？鲜少有人知晓，将狄仁杰打造成“东方神探”的幕后推手，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外国人——荷兰作家罗伯特·梵·古利克（Robert van Gulik，1910~1967）。而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是他的汉语名字：高罗佩。

其实，用“作家”来定义高罗佩并不准确，因为连他自己都自谦是“业余”汉学家、翻译家，因为其正职是荷兰外交官。对于优酷为何宣布将赠送荷兰《大唐狄公案》电视播出权，同时为当地观众制作荷兰语版本，便有了合理解释。

虽然自称“业余”，国学大师南怀瑾却评价其是“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而他自己也更喜欢别人叫他“高罗佩”这个中国名字，连字（笑忘）和号（芝台、吟月庵主）都是按照中国文人的路数取的。

从1950年开始，这位“精神上的中国人”历时15年之久，完成了《大唐狄公案》系列的16部长篇和8个短篇，该系列小说已被译成29种文字，至今畅销全球。而这部早已超过侦探小说范畴，成为西方人看东方切口的中国古代生活志，也给观众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东方神探”。

一个“业余”天才

“我逐渐意识到，在过去15年里，写小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学术研究一样对我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一个人认真对待学术工作，就必须成为事实的奴隶，严格控制自己的想象力。而写小说，则要成为事实的主人，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此，于我而言，写作早已成为外交和学术活动之外，我最好的放松方式。”1966年12月，高罗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段话。

即便不了解高罗佩此人，从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他至少有三个身份：外交官、学者和小说家。再深入探究一番，惊觉原来半个多世纪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位“跨界高手”和“斜杠青年”，且每一项都能做到史上留名，难怪友人们称他为“业余”天才。

1910年，高罗佩出生在荷兰聚特芬（Zutphen）的一个中产家庭里，那时他的名字还叫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他的母亲来自一个音乐世家，父亲威廉·范古里克（Willem van Gulik）是荷兰皇家东印度群岛陆军医疗部的一名医生。母亲的家学让罗伯特自带音乐天赋，父亲的职业需要经常出差，也为罗伯特之后成为外交官埋下了伏笔。

1915年，在随父母侨居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与苏腊巴亚时，年幼的罗伯特学会了汉语、爪哇语和马来语。此后的几年间，小罗伯特又去了美国、苏联等国家，并展露了强大的语言天赋，不但学会了英语、俄语、藏语和美国印第安人才会说的黑脚语，还坚持自学梵文和中文，中学时期就达到了精通的程度。

20岁的罗伯特进入莱顿大学后，正式选择汉学为主修专业，并取得了中文、日文和殖民法三个学士学位。他在乌特勒支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米芾对砚台的研究”，这篇论文也让他最终获得了东方研究硕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时，他根据姓名中“古”和“罗伯”的对音，为自己取了“高罗佩”这个中文名。

拿到博士学位的高罗佩顺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从语言学家、秘书、一等秘书、参赞、政治顾问到公使、大使，他的仕途可谓顺遂——毕竟哪怕身为外交官，能通晓15种语言都是鲜见的。

但随着他“业余”天才属性的展露，以及对副业和爱好的深耕，常常让人忘了外交官才是他的正业。

高罗佩在日本工作时常前往北京，并对中国文人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音乐是中国士大夫最喜爱的消遣之一，高罗佩自然而然便对古琴产生了兴趣，并拜清末民初的琴坛耆宿叶诗梦、关仲航为师。在学习古琴的过程中，他有意地收集了各种中国古代琴学著述、古琴琴谱，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美术中涉及古琴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1940年，他将这些资料汇集成《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一书出版，还在附录中叙述了明末清初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经过。

中国外交官陈之迈与高罗佩相交20多年，他回忆第一次在重庆见到他时，高罗佩就已经是弹琴高手了。“他习惯带着古琴去参加重庆的各种社交活动，晚宴结束后，还常常弹奏几首曲子供我们欣赏娱乐。”陈之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夏夜，他们在嘉陵江边的别墅里举行晚宴，高罗佩演奏了一首古琴名曲《高山流水》，在场的人都为之沉醉。“这个外表完全西化的年轻人，为我们演奏了一首在中国人心中留存了两千多年的曲子，我们怎能不被迷住呢？”

在高罗佩眼中，战时的重庆“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到处是破烂的房屋，但它依然充满欢乐，来自各地的中外人士因为共同的苦难和危险走到这里”。他为在重庆时的书房取的名字，意为“珍藏殆尽，信念犹存”。在从1943年至1946年三年多的时间里，高罗佩在重庆结识了吴国桢、冯国祥、郭沫若、田汉、于右任、徐悲鸿等各界精英，与古琴大家梁在平、徐元白、徐文镜等人组建了天风琴社，举办了多场古琴音乐会，筹集到的资金大多用于抗战或慈善事业。如此看来，音乐早已成为他外交事业的助力。

纵观高罗佩的一生，很难让人不发出“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有那么多兴趣爱好，且每个都能做出成就”的感叹。

小说家的身份自不必赘言——他塑造的“狄仁杰”是与福尔摩斯、马普尔、波罗齐名，且更为神秘的东方神探；他研究中国音乐，便写了《琴道》《嵇康及其琴赋》，研究书法，便翻译了米芾的《砚史》，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便写了《中国古代房内考》，研究语言，便编纂了《中日梵文研究中论》《英语-黑脚语词典》，学金石篆刻，便有《高罗佩印谱》传世……

此外，他还是收藏家，家中藏有不少古琴、书画、瓷器、古书；亦是鉴赏家，用十几年编成《中国书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全书插画160余幅，还附有42种中日纸张样本；绘画也不在话下，他曾精心创作过一幅中国传统画作，题为《叶大师弹琴》，以此纪念去世的恩师叶诗梦。

1966年12月，高罗佩在写下那段话不久，便确诊肺癌，他随后回到故乡疗养，此时，他刚刚完成《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这本正文仅有50多页的著作既不是专业动物学书籍，更非文学小说，它介绍了商代至汉代、汉代至唐末、宋元明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国关于长臂猿的文学和艺术描绘。为此，他还亲自饲养过一只名叫“扑扑”的黑掌长臂猿，并在《长臂猿考》中记载了它的日常。书后附着一张唱片，收录了长臂猿在清晨的叫声。

1967年9月24日，57岁的高罗佩在海牙去世，临终前，他依旧坚持天天练字，并在病榻上完成了《长臂猿考》的最后一版校对。

普通人将兴趣和爱好当做消遣，高罗佩却把“跨界”做到了极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定义他，只能想到“奇人”二字。

1946年，高罗佩与中国友人在北京聚会。

一个中国语境里的“东方神探”

“当我发现市面上有大量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流侦探小说时，我决定自费翻译、出版这本书，向世人展示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没想到它十分畅销，我只用了6个月就把成本赚回来了。因此，我决定继续写这种侦探小说。”《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中详述了高罗佩最初写“狄仁杰探案”系列的初衷。里面提到的“这本书”便是18世纪中国传奇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已在荷兰驻日使馆工作了7年的高罗佩不得不撤离日本，仓促之际他只带了几本中文书籍，其中就包括《武则天四大奇案》。这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唐朝，以武周时的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虚构了四个案件。高罗佩被这部小说深深吸引，并产生了将小说翻译成英文的念头。为此，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刑法的历史。

由于离开日本后，他又被派往非洲、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等地工作，《狄公案》的译本直到1949年才出版，高罗佩还亲自绘制了封面和插画。狄仁杰，这位在历史书中出现的人物，也终于有了英文名“Judge Dee”。

而高罗佩与“狄公”的缘分远比与《武则天四大奇案》还早，1936年，高罗佩访问上海时就见过狄仁杰的后人，并称其“是一位十分可敬的长者，精通古代书画鉴赏”。这是作者本人在之后的《铁钉案》前言中所述，但狄公的这位后人到底是谁已不可考。

1950年开始，高罗佩正式撰写《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第一部《铜钟案》出版后便大获成功，在出版社的催促之下，他又陆续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湖滨案》《铁钉案》《四漆屏》《朝云观奇案》等16部长篇和8部短篇，甚至在病情恶化前，他还在修改最后一部小说《广州奇案》。

《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讲述了狄仁杰在州县和京城任职期间侦破谜案的故事。此前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乏清官断案的话本，例如《包公案》。但因常常出现“阴司断案、鬼神托梦”等情节，让人难以将其归为“推理”的行列。高罗佩却对狄仁杰其人和故事本身进行了带有西方色彩的嫁接：主人公办事效率高、不迂腐、懂变通、善推理，破案靠的不是酷刑和装神弄鬼，而是勘探和证据。

当然，以当下对推理小说的衡量标准来看，许多故事的逻辑不够严谨。但高罗佩对古代中国日常生活场景的刻画，远超过了侦探小说的范畴。

打开书，便是展开了一幅古代中国生活画卷：故事常发生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跛腿乞丐》）、端午节（《御珠奇案》）、中秋节（《黑狐奇案》）、中元节（《红阁子奇案》）……有节日就必然涉及到各种民俗活动；除《广州谋杀案》外，所有小说都以虚构城镇为背景，但高罗佩给这些地点赋予了不同的地域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借由书中的情节传递给读者，如阴阳八卦图（《断指疑云》）、围棋残局（《湖滨奇案》）、葫芦算盘、道家哲学（《玉珠串奇案》）、青花瓷器（《柳园图奇案》）、琵琶古琴（《汉家营》）；从书中的注释也可以学到大量罕见的古成语，以及唐朝的官制、律法、民俗、称谓等知识。

在高罗佩的笔下，狄仁杰不单是智慧超群、正义无双的侦探，也是位有教养的士大夫，读书奏乐、欣赏艺术，他不仅进出朝堂，也混迹于市井，酒肆、茶寮、赌馆、行院，书中上至皇亲官宦，下至贩夫走卒，都鲜活无比。

一个西方人，能把中国古代故事写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足见其对中国文化习俗和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之深——这套系列小说全部用英文撰写，但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开篇处有训喻诗和楔子，其中《迷宫案》新加坡1953年版是唯一作者亲自参与翻译成中文的版本，以地道明清文字风格行文，这也为后来的多个中译版本提供了参考：中文版近似白话小说，偏重古风古韵，英文版则浅显平易，侧重知识普及。

但也因此，《大唐狄公案》的翻译工作成了最大难点。2019版《大唐狄公案》的翻译张凌曾举过两个例子：《黄金案》第一回中出现过一个形容酒壶材质的单词“pewter”，无论翻译成“铅锡酒壶”还是“铅锡合金酒壶”都太过现代和拗口，直到有一天翻阅《红楼梦》时，看到“银样镴枪头”，下面注释为“铅锡合金”，才知道“镴”就是“pewter”；《铜钟案》第十五回中，提到“窗上贴的并非窗纸或窗纱，而是许多薄而透亮的贝壳”，后来偶然得知明瓦又称蠡壳窗，明清时在江南十分流行。高公用词之精准和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博览和杂学，《大唐狄公案》的成功也得益于高罗佩的“不务正业”。一位与他在中国工作的同事回忆说，高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而是在街上穿梭、钻进古董店，和民众天南地北地聊天。因此，他塑造的“狄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语境里的“东方神探”，几乎剔除了彼时西方文学作品中对东方不切实际的幻想、居高临下的审视，以及管中窥豹的误读。

近年来，该系列小说在豆瓣评价极高：最高的9.4分（《大唐狄公案·太子棺》2006版），最低的也有7.3分（《朝云观奇案》2018版）。

高罗佩与家人的合影。

一个精神上的中国人

“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高罗佩的妻子水世芳是其在重庆结识并相恋的，在谈及丈夫时她说，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早在孩童时期，高罗佩在看过现代科幻小说开创者儒勒·凡尔纳描写的中国之后，便开始穿中国衣服、睡硬床，自认要做中国人。

借着做外交官的便利，他跟着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学书法篆刻、字画装裱，20岁开始每天练习书法，弹奏古琴，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在徐悲鸿、齐白石的画上题款，《大唐狄公案》的插图均出自他手。就连猴子和长臂猿，他都能在中国古代文典中发现高下之分：前者易捕捉且易被驯服，代表了人类的精明狡诈和愚昧轻信，后者居于森林的最上层，难觅踪影，常被隐喻为贴合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君子或隐士。

他的汉学研究与小说创作更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迷宫案》里迷宫的图案来自他收藏的《香印图考》中的一幅插画；另一方面，小说创作又激发了高罗佩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出版商想在封面上使用女性裸体，高罗佩认为中国遵从儒家传统，没有发展出绘制裸体人体的艺术流派，然而，经过调研，他发现事实大相径庭，并写出了关于汉民族性学史的学术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以科学态度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之间跨度很大，互相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有个核心一以贯之，那就是他的中国士大夫情结。”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一语中的。而且他向往成为的是明朝的士大夫。在他看来，那是夹在元和清两个外族帝国之间的汉人王朝，物质丰富、生活精致。

所以在高罗佩的潜意识里，他就是狄仁杰，连书中狄公对诗词、艺术、书画、音乐的爱好，也与他自己并无二致。

36岁之后，高罗佩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大地，即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曾邀请其再次造访中国，也被他婉拒了，理由是“我最好的朋友们已经去世了”。中国依然承载了高罗佩的乡愁。

在高罗佩的长子、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前馆长威廉姆·范古里克（William R. van Gulik）眼中，父亲在家的时候常常穿着宽大的袍子，几乎每天都要喝中国茶、弹古琴、练书法、刻印章。无论迁居到哪个国家，父亲的书房永远是东方式的，取着“集义斋”、“犹存盦”、“吟月庵”、“尊明阁”这样雅致的名字。十四五岁时，他第一次读了父亲写的《迷宫案》和《铁钉案》，书中的谋杀手段和酷刑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吓得晚上不敢入睡。

“无论我们搬到哪儿，家中都会摆一座观音像。当年父亲为了买这座观音像，几乎花掉了一年的薪水，全家为此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面包。”威廉姆·汉斯·范古里克的办公室里，曾摆着一扇明代的漆屏风，《四漆屏》小说的灵感便是从这扇屏风得来的。

高罗佩去世后，坊间曾出现不少关于他的传记。事实上，高罗佩在世时，曾经写过一部自传——包含了从1920年他在印尼的孩童时期到去世前两年的人生经历，但并未出版，其家人们也并不打算单独出版这篇大约600页的手稿和高公的旧照片。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时，高罗佩的长子曾成立过一个由4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他们大多是其父在外交部的同袍，凭记忆分别撰写有关高罗佩的文章。而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雪球越滚越大，逐渐有三四十人加入到撰写队伍中来，提供了各类文稿。其中以C. D. 巴克曼和H. 德弗里斯合著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以及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所著的《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最为知名。

或许与近代其他的著名汉学家，如第一位翻译中国古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曾前往敦煌石窟探险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研究古汉语的高本汉（Klas Karlgren）、考古学家弗利尔（Charles Freer）、专注中医的葛思德（Guion Gest）、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人相比，高罗佩的偏好在汉学研究领域中只能算小众且边缘，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成为众多汉学家中传播速度最快且最广的。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赵毅衡评价高罗佩为“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的确，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非学术圈里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国，往往来自《大唐狄公案》。

“我当时还是一名高中生，每逢当地图书馆购入最新的狄公案小说时，我总是抢在第一个借阅。图书馆只在星期五晚上开放，我必须赶在星期六晚上之前读完新书，因为我的父亲也要看。在1963年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的所有了解都来自狄公案小说。”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说，这一系列小说在英语世界里一直流行到1970年代，至今仍有自称高罗佩传人的作家书写续集。

《大唐狄公案》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