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将吴佩孚如何重新崛起
2024/02/25 | 作者 王戡 | 编辑 陈祥
“我就说吴佩孚是没用的东西。”1991年5月起,恢复自由不久的张学良委托历史学家唐德刚执笔回忆录。话题进展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对直军统帅吴佩孚作出毫不留情的评价。
吴佩孚是1920年代的军事偶像。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问卷调查当今12位大人物,吴佩孚赫然排在第5,张学良的父亲、奉系领袖张作霖都没有上榜。
张学良等青年将领,指挥奉军战胜吴佩孚所部直军,不仅将吴本人一把推下神坛,还奠定了未来数年奉系纵横关内的政治基础,从中获得的成就感难以用语言形容。胜利者有权书写历史,长寿者容易获得话语权,张学良两样都占,哪怕被软禁五十多年,也不忘借此贬低对手一番。
“没用的东西”吴佩孚,却在一年之后风云再起,与张作霖、孙传芳鼎足而三,成为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头号目标。这其中的起落曲折,并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清楚的。
打不赢,乘桴浮于海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1924年9月,吴佩孚时年五十一岁,对一名统帅而言,正是精力、体力与经验的黄金分割点。更何况,这一次交锋的战场,正是他反复揣摩演练的区域。洛阳练兵两年间种种谋划,都将一股脑搬上战争舞台。
面对奉军从热河草原到长城山海关漫长战线上的汹涌攻势,吴佩孚制定了一个正面防御、两翼包抄的宏大构想。他试图围歼奉军主力,继而一举打出山海关,解决张作霖这个肘腋之患。
他以山海关为主战场,由骨干部队依托既设工事,抗击消耗沿京奉铁路进犯的奉军主力。左翼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部承担,分四路出长城各口,对抗奉军迂回部队。右翼以其精锐嫡系中央陆军第3师等部担任,搭乘军舰在葫芦岛、营口一线寻机登陆,切断奉军后方补给线,瓮中捉鳖。直军一线兵力略逊奉军一筹,但吴佩孚并不担心,后方还有豫、鲁、鄂、苏、川等省十路援军,正源源开来战场。
可是,吴佩孚空有波澜壮阔的企图,从未脚踏实地制定作战计划、侦察战场情况、进行会操演练。他甚至没有一个完善的参谋班子,靠充斥旧式文人的司令部承担指挥任务。这是屡战屡胜催生的狂妄,也是他失败的根源之一。战局一开,纰漏就开始扩大。
左翼各部行动迟缓。冯玉祥怀有鬼胎,所部故意磨蹭。王怀庆部久不作战,士气低落,根本没有靠自己作战的信心。王怀庆给吴佩孚发电报解释,这样的运补情况下,“即使拼命鏖战,子弹能支数日,而后方援军非十数日决难赶到。全军存亡,在所不计,贻误全军,悔恨何及”,把他的拖延描述得十分伟大。
右翼抢滩登陆的部队同样尴尬。预备出海的两师劲旅,和海军的一应舰船,早早在秦皇岛港集结完毕,师长与舰长们却都不知道能在哪里登陆。吴大帅只看过地图,没考虑过现场地形、水文潮汐,于是决定亲自出海,用肉眼去捕捉机会。
1924年10月13日,山海关主战场上的直军抗击奉军已经一周,石门寨即将失守之际,吴佩孚却带着大部分司令部人员登上了海圻舰,沿海湾踏勘登陆地点去了。吴佩孚出海后无法与部队及时联系,他却毫不在意,足足在海上漂了4天。幕僚白坚武抱怨,吴佩孚出海“本为虚击之策,帅不必行;即令帅行,重要职员亦不必随往。今乃尽属前行……非策之妥者”。
军不可一日无帅,旧式军队更是只认统帅不认命令。4天里,奉军攻势连绵不断,先破石门寨、再陷九门口。直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苦苦哀求驻秦皇岛部队增援,旅长、团长强调“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他们的师长则是避而不见。这些将军言必称“一切遵照玉帅吩咐”,话外音就是不听其他人的指挥。张方严无奈之下,只好给迂回奉军侧翼的冯玉祥发电报,告知前线紧急,请他尽快迂回夹击奉军。
吴佩孚出海自然是徒劳无功。不过,他远航归来重返前线,对各级将校都有无形的压力和激励。吴佩孚不避枪弹,带队巡视战场,指点机宜,又抛出重金赏格,鼓励力战。前线直军士气大振,一举夺回九门口,扭转了颓势。白坚武这几天的日记也轻松了很多,满纸都是“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奉省精锐将尽”“奉军精锐损亡殆尽”,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10月22日一切都变了。这天深夜,冯玉祥的部队突然涌入北京城,软禁大总统曹锟,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切断对外交通。原来,冯玉祥在战前已与张作霖取得合作意向。促使冯玉祥下定决心倒戈一击的,正是张方严那封告知前线紧急的电报。
得知北京有变,吴佩孚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自率第3师前往天津讨冯。他交代与会将领:“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去,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
10月24日,北京发出了署名大总统曹锟的命令:“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销……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为青海垦务督办。”吴佩孚立即反击,通电宣称有曹锟的密使带来消息:“本大总统受暴力围逼,完全失去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率兵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匡复京国。”这当然是他现编的。
吴佩孚到天津北仓火车站设立司令部,试图进攻北京。虽然他对外声称“前往战事连日极称顺手”,却终究不敢以少数兵力去飞蛾扑火。一方面的原因是,预想中的援军迟迟不到。连接南北的两条铁路中,平汉线被冯玉祥的盟友切断,津浦线被宣称中立的山东督军郑士琦关闭,吴佩孚空有援军停在河南、江苏,却无法及时北上。
另一方面则是军饷短缺。旧式军队的士气全靠发钱激励,但司令部携带的钱款在山海关发放殆尽,存在北京的钱款已经落入冯玉祥之手。吴佩孚纵然有百战百胜的光环,但抛不出重赏,也找不到勇夫。各大银行与机关看到情况对曹锟、吴佩孚不利,都选择谨慎应付。吴佩孚向直隶省银行要求提用省钞50万元,只送来2万元;向长芦盐运使署、天津造币厂、津浦铁路局等部门提调现款200多万元,仅拿到了23万元。
吴佩孚常说“战事千变万化,只有临机应变,才是活的战术”,甚至认为“你作了计划,如果泄露了戎机,别人全盘皆知,定要一败涂地”。他在两军角逐激烈之时,舍弃主战场不顾,想必要践行他“活的战术”,对北京来个突袭。但是,山海关前线离开了他,再度陷入群龙无首、互不协同的局面,失败旋即到来。
10月30日,奉军发动总攻,直军全线崩溃。上级官长抛弃部队,到秦皇岛乘船逃走,中下级军官只好率部缴械。冯玉祥部与奉军会师后,于11月2日联合挺进北仓。吴佩孚慌忙撤退到天津县城附近的新火车站,召集驻津将领开会,等待一天,竟无一个人到来。
事已至此,吴佩孚明白已经兵败如山倒。11月3日下午,他在塘沽登舰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初期的雄心壮志,伴随他常胜将军的威名,烟消云散,一笔勾销。
吴佩孚像,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戎马生涯付水流
“有人目击吴佩孚于三日晚六时三十分仍在塘沽,此为关于吴佩孚行踪最近可靠消息。”吴佩孚离开天津后,何去何从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11月6日的《申报》,只掌握吴佩孚三天前的行踪,也作为新闻登了出来。
此时的吴佩孚正在海上漂泊,想要绕道长江,返回洛阳老营。曾经有20万大军听命,如今只剩下第3师的几千人追随。同在一艘船上,上个月出海是为了求胜,转眼间就变成了逃命,他的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几年来战无不胜,在洛阳练兵时宣称要以武力统一全国,这一次豪言放尽却一败涂地,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他一路上沉默不语,幕僚也不敢招惹他。
停靠的第一站是烟台。芝罘镇守使张怀斌和当地商会上船慰问,送来军费10万元、大米若干包,救济了吴佩孚一时之需,也让他恢复了些兴致。吴佩孚在船上接受记者采访,声称在武汉、南京还有队伍,将要重整军队返京讨伐冯玉祥,算是向外界放出他不甘失败的风声。记者还敏锐地感到,“吴不欲言其对张作霖之态度”,可见吴佩孚对日后如何行事,此时已有考量。
船队因海上大风,在烟台外海停留数日,虽有多方力邀,吴佩孚却坚决不上岸。等船队转抵青岛外海,吴佩孚想上岸的时候,却传来山东督军郑士琦宣布戒严,亲直系的胶澳商埠督办高恩元已被监视的消息,只好作罢。
11月7日,船入长江口,次日抵达南京。江苏是直系的传统地盘,一年前正是吴佩孚的支持,让江苏督军齐燮元获得苏皖赣巡阅使的加衔,隐然成为三省领袖,上岸当然不是问题。在南京,吴佩孚联系长江中下游各省督军,抛出了他在船上构思的主张,提出组织护宪军政府,以维护宪法、恢复曹锟总统地位的名义,对抗张作霖、冯玉祥搬出来充当临时执政的北洋老帅段祺瑞。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但北洋军阀的政治话语权来自对军事实力的掌握,也依托靠军权支撑的政治地位。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倾家荡产,政治靠山曹锟沦为阶下囚,他的政治主张也丧失了影响力。更何况,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江浙战争引发,直系的齐燮元、孙传芳战胜了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吴佩孚却在北方一败涂地,难免让南方诸将低看一眼。
从人事角度观察,北洋直皖两系只是临时抱团站队,将帅彼此之间有复杂的同乡、同学、同僚关系,阵营随时可以转化。吴佩孚多年不肯卸任兼职的嫡系部队中央陆军第3师,正是段祺瑞当过统制官的北洋新军第3镇。齐燮元出身北洋新军第6镇(中央陆军第6师),段祺瑞做过他的统制官,有上下级之谊。孙传芳是北洋新军第2镇统制官王英楷的小舅子,段与王早在清末武卫右军时代就是老同事,多年来同步晋升,1905年河间秋操时两人分任南北军总指挥。
人际基础如此,齐燮元、孙传芳(已经接任浙江督军)从保持自身势力的角度出发,对张作霖、冯玉祥捧上台的段祺瑞有所期待,自然不足为奇。要他们明确表态坚决站在直系阵营,为吴佩孚的“护宪”主张冒险,出兵出钱对抗北方,显然不太现实。至于安徽督军马联甲、江西督军蔡成勋,原本就是游离于直皖两系之外的人物,更对吴佩孚的号召不感冒。
吴佩孚在南京没有获得明确支持,倒不太令他意外,也没妨碍他计划的行程。他换乘浅水炮舰利川号,溯长江而上抵达武汉。湖北督军萧耀南出身中央第3师,靠吴佩孚大力举荐成为封疆大吏,但他对吴佩孚的态度比其他督军更油滑狡诈。
吴佩孚在天津“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时,萧耀南率先响应,组织湖北援军总司令部和临时军事总办事处,摆出北洋讨冯的架子。但吴佩孚在北方战败的消息传来,萧耀南立即变了一张脸,他召开全省紧急会议,全部“保境安民”,要求客军一律不得进入湖北。11月11日,萧耀南通电明确表示,拥护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11月17日吴佩孚抵达时,武汉各界已经呈现反吴声浪四起的态势。省议会、各社会团体和报章,都提出反对吴佩孚上岸,避免武汉成为吴佩孚战争筹码的声音。汉口租界也以时局不稳为由,组织各国驻军及义勇队阅兵巡游。这些自发或人为的声音、举措,都成为萧耀南拒绝吴佩孚要求的借口。吴佩孚一生最重名节,自称坚决不进租界,连在汉口租界的房子都被他卖掉了。他此时被人以与日本不清不白为名义攻击,虽然难以忍受,却也无可奈何。
11月17日,吴佩孚在决川舰上会见萧耀南后,决定不在武汉停留,率领残余部队换乘京汉铁路,到郑州转陇海铁路返回洛阳老营。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的队伍没有从直隶南下,驻扎陕西的镇嵩军将领憨玉琨却大举出兵河南。
这支部队原本就是豫西的土匪武装改编,回乡心切又熟门熟路,一路打到洛阳城下。吴佩孚在老营的部队或是老弱病残,或是粮弹两缺,无力抵抗,纷纷溃散。驻河南其他地区的直军部队,有的投降,有的溃散。
吴佩孚离开洛阳时,身边只剩下一些幕僚和一支卫队。他原本打算东山再起,辛辛苦苦回到老营,却成了丧家之犬,对他来说不啻于二次伤害。吴佩孚向北是老冤家,向西是新敌人,只能坐着火车向南逃。
12月2日,吴佩孚退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信阳鸡公山,对外宣称从此避居于此,不问国事。明明没有入境湖北,萧耀南却不依不饶,说鸡公山“关系鄂豫疆界,易生各方误会,为玉帅安全计,为地方秩序计,均觉上地非宜”。经过信使几番往还,萧耀南松了口,1925年1月1日,吴佩孚出现在武汉,逗留五天后再度登上利川炮舰,沿长江东去。
吴佩孚没走太远,在距离武汉80公里的黄州住下(今黄冈市区)。宋代文豪苏东坡去世前两个月,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名,都是他流放的所在,黄州也因此带上些凄凉味道。
吴佩孚以文武双全自居,吟诗作对是经常事,不免对黄州的典故一叹愁怀。他与幕僚杨云史的唱和,颇能代表当时心境:“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
战时的奉军列车,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矛盾夹缝中东山再起
“现在国民革命军,将与北洋正统吴佩孚决战于江汉;此战关系不仅决军阀命运之存亡,即中国国家与民族之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胥卜于此。”1926年8月1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发出“出师讨伐吴佩孚宣言”。
前一年落魄黄州的吴佩孚,重新成为代表北洋正统的北伐军劲敌。这一场起复大戏,是如何演成的?答案是个人的奋斗,同行的衬托,张作霖、冯玉祥两个战胜者的扩张,与长江中下游各省督军的矛盾,给了吴佩孚攀援重起的空间。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冯两军大规模收编直系部队和散兵游勇。张宗昌在开战前只是奉军第3旅旅长,战后所部扩充到4个混成旅,将校人人升官,刺绣的军衔肩章制作不及,先用彩色纸板画一个戴上。
养兵需要粮饷弹药,开源全靠扩充地盘。内部的扩充很快转化为外部的扩张,直接危害到直系长江各督的利益。1924年12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将江苏督军齐燮元撤职,又承认了驱逐前任蔡成勋的方本仁为江西督军,长江各督态度相对克制。
待到1925年,局势变化更加猛烈。冯玉祥以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出兵河南,击败了赶走吴佩孚的镇嵩军憨玉琨部,又为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争夺陕西督军的职务。张作霖的行动更加猛烈,4月为张宗昌抢到了山东督军的地盘,8月派大将杨宇霆、姜登选带兵接任江苏、安徽督军,津浦铁路列车满载南下的奉军官兵。
对直系长江各督,特别是萧耀南、孙传芳这两位重量级督军而言,服从和忍让已经换不来安全,而自身资历、威信既不能团结其他各省合作,也安抚不住手下愤愤不平的师长、旅长。无形中,吴佩孚成为团结对抗奉系南下的最大公约数。
两者之中,孙传芳态度强硬。1924年底齐燮元被解职后,选择服从命令、退隐沪上。孙传芳却从浙江出兵入苏,汇合齐军余部与南下奉军开战,一度占领苏州。奉军饮马长江之际,孙传芳一面呼吁敦请吴佩孚出山,尊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另一面联系冯玉祥,利用其与张作霖的矛盾,吁请其在未来的奉直冲突中转换立场。
萧耀南则是更加油滑。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锟之弟曹锳到武汉,质问萧耀南为什么不支持吴佩孚?萧的解释是:“我正对北京变戏法时,子玉来鄂,无异揭开我的宝盒。”曹锳反驳:“这盘棋快要输了,只剩下您这个眼儿,这个眼儿如果用不上,那全盘就输定了。”萧耀南并非全盘反对吴佩孚,他公开逼迫吴不得在鸡公山居住,却允许其在距离武汉更近的黄州停留,未尝不是在唱双簧。
外界局势剧烈变化,吴佩孚在黄州对外的公开形象,依然是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吴佩孚现时饮酒赋诗,精神健康,该处寒溪寺、安国禅林、赤壁胜迹、雪堂临皋皆有其足迹。”有记录,“各方人士以私人感情前往慰问者,偶一谈及国事,则云我既不能贯彻我之主张,只要他们在政的能将国事办好,我虽偏居一舟,亦所欣愿云云。”
散淡表现背后,吴佩孚会见各方代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行踪也颇受各方瞩目。3、4月间,吴佩孚前往湖南岳州居住。他曾在岳州驻防数年,与地方士绅多有往来,这次顺便过了五十二岁生日。寿宴上,还有两名刺客试图取他性命,被卫士及时拿下。驻留岳州的几个月间,吴佩孚的形象与在黄州时大不相同,他组织“岳州会议”密谋对抗北方的消息,不时登上各大报纸的时政版块。
随着局势变化,呼吁吴佩孚出山的声音,从直系团体内部外溢,有人开始制造公开舆论。7月,一个自称“英雄选举会”的团体,在各大报纸登出公告,称其票选当代英雄,获票3600余张,第一名吴佩孚独得3400余张。理由是“中国事实必须武力统一,虽失败不托庇外人,为爱国英雄本色”,希望则是“养晦待时,一雪前耻”。
这几乎是个编排好的开场。1925年8月,孙传芳呼吁吴佩孚出山之际,湖北直军将领陈嘉谟、寇英杰、刘佐龙等专赴岳州,敦请吴佩孚主持局势。9月8日,萧耀南拜会吴佩孚,称“今后拟与大帅取一致行动,在政局上实行合作”。三天后,他又领衔湖北将领,公开通电拥护吴佩孚“共定国难”。
沉吟转圜一个多月后,吴佩孚搭乘决川舰抵达武汉。他在舰上接受记者采访,声称接受十四省推戴,出面主持军事,目的是恢复“法统”,希望对奉军不战而定。
伴随着吴佩孚重新出山的,是直系对奉系的全面反击。10月15日,孙传芳自浙江出兵上海、南京。10月21日,吴佩孚在汉口通电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不计前嫌地以萧耀南为副总司令。远在杭州的孙传芳率先通电响应,敦请吴佩孚率师东下,坐镇南京。社会各界对直系巨头们这一番表演褒贬不一,把孙传芳视为曹操,称他意图挟持吴佩孚这个汉献帝以号令直系的说法,颇有市场。
一个月内,孙传芳部队席卷沪、苏、皖,奉军大将杨宇霆、姜登选落荒而逃。辉煌的胜利带来迅速的分裂,刚刚表示携手合作的南方各省部队,形成了以孙传芳为首横跨东部沿海富庶省份的“五省联军”,以及拥戴吴佩孚为领袖,名头覆盖十四省,实力仅及湖北及湖南、河南一部的“讨贼联军”。
无论如何,吴佩孚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中央,但他的孱弱也被所有对手看在眼里。远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正在筹划北伐,根据对手的实力定下的基本战略,就是“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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