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63年的耶路撒冷奖，旨在奖励那些为人类自由做出贡献、不懈探索人与社会及政治间关系的作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1979年，该奖项授予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表彰其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贡献。

作为一名俄裔犹太知识分子，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受牛津全灵学院围墙之荫庇，得以不为房租与工资条所困，不被意识形态的高音喇叭打扰，专注自己的思想。他的听众们总以为，得益于其出身，俄罗斯、英国与犹太的元素，熔铸成了这位“知识明星”的学术兴趣，使之如合金般质密而坚实。1979年，伯林获耶路撒冷奖时，以色列广播公司专程致电，询问他以上说法是否可信。

为答复以色列广播公司，伯林写下短文《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在其中，伯林一点点剖出他头脑中那些看似彼此异质的传统。他在圣彼得堡与里加两地度过童年，8岁时，目击“二月革命”的经验将他抛入历史现场之中。人们拖走一名曾忠于沙皇的警察，那名警察像盐水中的蜗牛般挣扎着，滑向死亡。彼时在阁楼上被嘈杂声惊扰的伯林，并不清楚这正是历史帷幕骤然开启的时刻。那个无力自救，只能任由人群吞噬的人，给年幼的他留下深深的阴影。

后来，在全灵学院的书斋里，伯林不断反刍这一场景，他从中嗅见了个人自由与群体选择的对立，看到了赤裸裸的暴力。正因此，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伯林，始终对那些以历史的名义试图赋予暴力合法性的话语保持警惕。在他看来，充满暴力的俄国现代史是一块白板，各种互相抵牾的观念在其上显影，又迅速被擦去。伯林对“观念”，尤其是那种地震波般撼动世界的“观念”的兴趣，正是从他童年时期的直接经验中抽芽、生长。

英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开启流亡生涯时，伯林尚未成年。这使得他得以用不同于本地人的方式，去爱这个接收了他的第二故乡。这种爱往往如同带颜色的滤镜，为平凡物景敷上层层光晕。伯林成功地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英国性，他坦言自己有“一种亲英的偏见”，因为“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可以找到一种对激情很有效的解药”。他眼中英国思想的特征，即是讲求实际，包容异见，远离仇恨话语与极端主义。

最后，犹太传统中和了伯林哲学的个人主义倾向。尽管伯林强调个人自由，但他同样看重共同体的功用。他告诉我们：“把一个人与他所熟悉的环境隔绝开来，就是判了他的死刑。”

这些思想资源，是伯林用以搭建其哲学的脚手架，也是我们进入伯林著作的支点。而透过他的学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思想者，他生于1909年，卒于1997年，几乎见证了苦难20世纪的头尾。因此，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始终为自己的幸存而愧怍。

闲散的学生

以赛亚·伯林的故事，要从他的养曾祖父老以赛亚·伯林讲起。老以赛亚·伯林原名沙耶·伯林，是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旧属俄罗斯）的一位出色的木材商人兼虔诚的犹太教信徒。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意志与俄罗斯的心脏搏动起来，而铁路成了连接各个工业中心的脉管。沙耶·伯林抓住机会，靠做枕木及矿井巷道木支柱起家。到19世纪90年代，他已拥有一片75000英亩的林地。林地坐落于德维纳河两岸，交通便捷。

以赛亚·伯林一家，不仅仅继承了老以赛亚的名字。老以赛亚身后，为门德尔·伯林即以赛亚·伯林的生父，留下了无比丰厚的遗产。老以赛亚膝下无子，因此，他选择培养年仅15岁的侄孙门德尔，并将门德尔带到里加发展。

门德尔很快表现出从事商业的潜质。于是，老以赛亚将门德尔的父亲多夫·贝尔·祖克曼过继，使门德尔成为他的养孙兼继承人。祖克曼一家人从此获得了伯林这一姓氏，同时也世袭了老以赛亚俄罗斯帝国荣誉子民的身份。

沙耶·伯林的木材生意，在门德尔·伯林手上持续壮大。到伯林出生的1909年，门德尔已成为里加木材商人联合会会长，其木材亦早已远销伦敦市场。若干年后，伯林一家在英国的生意关系，让他们能够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踏上流亡之旅。

伯林并非头生子，却是这一家庭的独生子。他出生前两年，母亲穆萨·玛丽·伯林曾产下一个死婴。医生料定她不能再生产，这一年，她已是29岁的高龄产妇。故而，这对夫妇将伯林的出生比作一个神迹。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读到《旧约·撒母耳记》中哈拿的故事时，伯林的眼眶总会隐隐变得湿润。书中，不育的哈拿向上帝祈祷：“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久，哈拿果然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撒母耳。日后，他将成为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

也许，门德尔与玛丽相信，他们这位迟生的儿子，也会拥有和撒母耳相似的智慧。尽管很不幸，助产士哈赫为尽快将他从温暖的子宫拖入这个世界，夹坏了他左臂的韧带。

但这不妨碍门德尔为以赛亚寻找优质的教育机会，在俄国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1921年，伯林一家辗转圣彼得堡与里加，抵达伦敦。门德尔在伦敦的银行中存有1万英镑，这是他从事木材交易所获的利润。1920年代，英镑实行金本位制，1英镑约含7.32克纯金。因此，1920年的1万英镑，合今日3290万人民币，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足以支持门德尔重新开启他的木材生意。

伯林一家抵英次年，以赛亚·伯林成功入读圣保罗中学。这所学校创立于1509年，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据伯林在《圣体一细胞》一文中回忆，圣保罗中学“在伦敦是一所很高雅时髦的学校”，他和同学们常看一些小众先锋杂志，譬如T·S·艾略特主编的《标准》。

伯林亦自述，《标准》或多或少改写了他的人生。1928年，他在前一年春天报考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失败后，转向基督圣体学院。入学笔试中的命题作文，题目为《历史中的偏见》，恰好与他在《标准》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同名。伯林便“把自己所记得的内容都搬到作文里”，结果成功获得录取资格，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现代学科”名下的一个奖学金。

伯林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闲散的学生，总喜欢浏览专业之外的文章。当时他师从G·B·格伦迪博士学习古代史，但古代史并非他兴趣所在。格伦迪也没有用心指导这一批本科生。有几次，为了恶作剧，伯林竟套改高年级学生的论文，想看看自己的赝品会获得怎样的分数，格伦迪从未发现伯林的小把戏。

但正是在基督圣体学院求学期间，哲学引起了伯林的兴趣。1929至1932年间，他在弗兰克·哈迪教授的引导下，逐渐对哲学产生强烈兴趣。与格伦迪相反，伯林眼中的弗兰克“年轻、腼腆、严肃、心地善良、非常机敏、不太善于介绍自己所教的学科”。

这位典型的“牛津实在论者”却像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位极为耐心的哲学教授者，善于用条分缕析的方式拆解概念，启迪学生的智性。格伦迪指导学生时不会问任何问

以赛亚·伯林

题，弗兰克却珍视每一次与学生的会面。他指导一名学生，动辄要花上几个小时，因为他“会把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掰开，揉碎，分析透彻”。他仿佛要将这些句子里修辞的血肉剥去，只留下骨架般直接的逻辑，各个命题如关节般清晰。

出入于所谓“牛津实在论”的厅堂之后，又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林开始了他的政治理论与观念史研究，这将是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日后的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也许的确如他自称的那般懒散，除1939年应出版社之邀而作的《卡尔·马克思》外，他再没有长篇的学术论著问世。他尽管终其一生都处在学院体制之内，却不是一个书斋哲学家。他最杰出的思想，往往需要外界刺激。一场宴会、一次受邀的演讲，比之夜间的枯坐，更能吸引伯林的注意力。

一些同行眼里，伯林欠缺学术的严肃与严谨。1965年3月至4月，伯林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W·梅隆讲座上发表脱稿演讲，后结集成《浪漫主义的起源》一书。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这本小书显然过分煽情，辞藻华丽却立论武断。

但也因为伯林的哲学从不是一种密写术，只交由同行破译，而是始终向那些未知的听众们开启，他的文字才能够拥有鲜活的现场感。文字之地层下涌流着的思想暗河，亦得以冲破世代间的隔膜，为今日的我们所展读。

应许之地

或许，比之伯林本身，伯林的社交圈更具传奇色彩。

从伯林的悼文集《个人印象》即可看出，他漫长人生中结交的，不仅有一众牛津哲学家，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W·H·奥登、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当世著名的诗人与作家，更有本-古里安、温斯顿·丘吉尔、哈伊

1959年6月4日，巴斯国际音乐节上，伯林（站立着）正在发言。

姆·魏茨曼等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政治人物。而伯林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以色列政治家们间的纠葛，烛照出他思想矛盾、暧昧的一面。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古犹太教》开篇，将犹太人定义为“一个在没有种姓的周边环境里的贱民民族（Ein Pariavolk）”。这一切的原点，在公元132年爆发的第三次罗马犹太战争。这一年，犹太人巴尔·科赫巴自称弥赛亚，发动起义。他攻城略地，短暂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

科赫巴的政权只存续了3年。公元134年，哈德良皇帝以朱利叶斯·塞维鲁为将，率领6个军团的重兵去往犹太行省平乱。罗马军队残酷的焦土战术，像一根渔线般缠紧这个民族的咽喉，使之窒息。

出生于155年的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在他的《罗马史》中留下证言：“犹太人最重要的50个前哨基地和985个最著名的村庄被夷为平地。58万人在各种袭击和战斗中被杀，而死于饥荒、疾病和火灾的人数则难以统计，因此几乎整个犹太地区都变得荒凉。”

罗马人系统性地摧毁了巴勒斯坦一度繁盛的犹太文化。经历了这一场血腥的杀戮后，犹太人已无法在故土巴勒斯坦立足，不得不流离于世界各地。伯林家族自然也是离散的犹太人中的一支。这个家族的经历，也浓缩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数犹太人的经验。无论地理上还是心理上，被迫居住在犹太隔离区的他们，都是一座座孤岛。

这一代犹太知识分子更疏远犹太教与犹太文化，他们渴望被出生地的主流社会接受。不少人改信基督教，以求摆脱犹太传统的重负。19世纪末，他们的祖辈、父辈则透过经济上的成功，寻求认可。

而随着欧洲各国逐渐废除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20世纪初出生的这一代更加世俗化的犹太人，站在父辈祖辈的基础上，纷纷开始踏上科学、文学、艺术的幽径。以赛亚·伯林正是一个极度世俗化的犹太人。

多年后，当他在父亲的回忆录中读到父亲对犹太传统的依恋时，深有感触。他告诉前来拜访他的俄裔加拿大作家叶礼庭，这部回忆录，“纯粹是关于落叶归根的感伤念想”，父亲的犹太情结，是他在晚年回溯昨日之际才形成的。

尽管伯林在东欧出生，但长期在英国的生活，使他相较东欧，更亲近他在西欧的犹太同胞。犹太复国主义，却是自东欧起源的。比之西欧犹太人，东欧犹太人仍执意保留犹太传统，他们仍相信犹太人可以获得最后的救赎。这或许是因为，与远方的同胞相比，东欧犹太人直到19世纪末，仍在经历残酷的迫害。

在俄罗斯帝国的东欧领土上，帝国政府默许希腊与俄罗斯暴徒大肆杀害犹太人。自1821年敖德萨大屠杀起，东欧土地上的犹太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下。这一系列暴力，在世纪之交逐渐与反犹主义话语媾合。反犹分子用种族理论装潢他们的暴行。1905年10月是黑暗的一月，18日到22日间，敖德萨市有400余名犹太人死于反犹分子之手，1600余处房屋被捣毁。

作为对反犹狂潮的回应，1897年，奥匈帝国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写出了《犹太国》一书。在其中，他写道：“我相信，一代奇妙的犹太人将会诞生。马加比家族将会再次崛起。请允许我再次重复我的开场白：希望建立国家的犹太人将会拥有它。我们终将像自由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家园里。”

二战后，在大西洋两岸，以赛亚·伯林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了。这多半要归功于伯林在二战期间的出色工作。

1940年，英国情报部将伯林派往纽约，让其负责游说美国的一些媒体。这些媒体包括在美犹太人创办的报刊、工会与宗教出版物。伯林需对他们在报道战争时的取向施加影响，减少其反英情绪与孤立主义倾向。

两年后，珍珠港事件将美国彻底卷入二战。伯林在美前期的宣传工作告一段落，他便被调往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他为使馆写下了一系列精确清晰的关于美国国情的快讯。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伯林与未来的首任以色列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联系愈发密切。战后，伯林返回牛津，而魏茨曼在此时邀请他前往尚未建国的以色列，担任他的参谋长。不过，伯林知道，由于缺乏人手，以色列的参谋部里除了参谋长以外并没有其他参谋。

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信徒，他曾经两次造访巴勒斯坦，一次是在1934年，另一次则在1947年。在学期结束后的短暂假期中，他应魏茨曼之邀再次来到巴勒斯坦。

彼时的巴勒斯坦，仍处于动荡之中。狭窄如稻草的街道上，反英的犹太人正放置炸弹。就在伯林巴勒斯坦之行前一年，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伊尔贡”，针对位于大卫王酒店内的英殖民政府机构发动炸弹恐袭，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

这一事件仿佛正应和了伯林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公式，观念造成的后果，往往出乎创造观念者的意料。伯林憎恶暴力，无疑，大卫王酒店恐袭为他的巴勒斯坦之行蒙上阴影。暴力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整个世界将品尝到它的苦果。

伯林本不想再去如此危险的地方。于是，他在申请签证时，特意找了一张不太干净的纸片，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让工作人员认出。外交部果然回复他，因局势紧张，目前任何人均不得进入巴勒斯坦。

他给魏茨曼发了一封电报，报告签证遭拒的结果。原以为可以躲过这次尴尬的巴勒斯坦之行，但很快他就收到外交部巴勒斯坦高级专员阿兰·戈登·坎宁安爵士将军的电话，上面写着：“特此邀请您访问巴勒斯坦，随时欢迎前来。”

没有成为以色列人

直到最后，伯林也没有成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回绝了魏茨曼让他为犹太人的祖国服务的邀请。

1948年9月，伯林在威尼斯及法国东南部以水疗闻名的小城埃克斯莱班度假期间，专程去日内瓦拜访了正在此地治疗眼疾的魏茨曼。16日，告别魏茨曼之后，在苍翠如绿玉髓的布尔歇湖畔，伯林一边提笔，看着深嵌于群山中的冰川湖，一边回想起夕光下昏黄的耶路撒冷。

他在给魏茨曼的信中写道，他从来都一事无成，如今只希望“试着安顿下来，在未来几年认真做点正事”。当然，伯林也清楚魏茨曼会怎样回应，于是，他预先补充道：“在目前这个人民陷于危机的时刻，我这么做是一种不可宽恕、自私自利，甚至是一种轻率的行为。但我相信您会了解，因为我认为，除非一个人能稳定他自己的生活，否则在执行公共事务时只会带来坏处而丝毫无益。”

信的最后几段，伯林写得极为痛苦，他告诉他的老友，他不会抛弃以色列人民，也不想失去他们之间多年的情谊。的确，尽管伯林提倡多元主义，但他从不宽容那些潜藏于本世纪最杰出头脑中的反犹主义。

1934年，艾略特曾在弗吉尼亚演说时提到，犹太人的存在，阻碍了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群体的精神统一。伯林从未原谅过艾略特的这一观点，他在1951年10月发表于《犹太纪事》的《犹太人之被奴役与被解放》一文中，批评艾略特对犹太人“充满恐惧的灵魂”。

当耶路撒冷陷入重围之际，他也曾动用他在全灵学院的人脉积极斡旋。他的同事利奥·埃默里曾是前殖民部长，伯林希望他能向阿拉伯各国施压，以缓解耶路撒冷的军事压力。

但伯林知道，他与新生的以色列国民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他们已在战争中汇成一个新的共同体。有生之年，伯林见证了以色列共同体如何一步步滑向自我封闭。

1997年，伯林临终之际，曾写下一份声明，呼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正式的领土分割。耶路撒冷应成为以色列首都，但以色列必须保障耶路撒冷穆斯林的居住权与信仰自由。

另外一个阻止伯林成为以色列人的原因是，只有在伦敦的学院里，他才能自如地思考“自由”的含义。伯林毕生的思考与实践，正是围绕着“自由”这一概念展开。

尽管伯林在23岁时就入选全灵学院，但他并不擅长写作符合学院要求的哲学论文。他曾表示：“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目标，我就走。”

到1957年，伯林已开始攀向名誉的巅峰。这一年，他获得了爵士头衔。但在接受爵士头衔前，他一度考虑放弃。不良后果很快出现，他旧日女友帕特里西亚·道格拉斯得知这一消息，写信讥讽他终于因高谈阔论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同样是在1957年初，政治学家G·D·H·科尔教授行将退休，牛津大学已为他的“社会与政治理论”齐切利讲席教授一职寻找继任者。伯林正是申请人之一，但他没有十足把握。

为他写推荐信的三位牛津资深学者，都欣赏伯林的头脑与口才。但他们也认为伯林并非一个开拓者，他尚不能如破冰船般创造出新的思想领域，他的成就仍缺一部“更为伟大的综合性作品”来补缀。

不过，以赛亚·伯林正如那启发他走上哲学之路的弗兰克·哈迪一般，是一位极其尽职的教师。课前，他会一再精简讲稿，直到将60页打印纸的内容浓缩成一个提纲。

当他讲得入神时，便把提纲扔在一边。听众们因他演讲中迅疾掠过的知识风景而目炫，如同在一辆飞驰的高铁上四下观看。但此刻的伯林，出于紧张，总会避开听众们的视线，他盯着教室里的枝形吊灯，显出超然的神态。

1958年10月，他即将获得这个重要的齐切利讲席，也已有了一篇修订过无数遍的讲稿。他在10月31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将成为后世政治哲学的重要参照之一。

这篇讲稿仿若碑铭，任凭后人从它身上拓下风声、雨声。在我们今日的文化潜意识中，仍可以听到伯林的回音，他强调守护个人内在自由的重要性。或许，在昏暗的20世纪，这正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的心声。他相信，即使毁灭，一个人的内心也不能为暴力所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