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这个名字，对当下读者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但时间倒退100多年，那可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两任民国北京政府总理（国务卿），九任民国外交总长。

他既是最早公开致电敦促清帝退位的驻外公使，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积极赞襄者。他既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又下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合约。他1949年去世后被称为“忠”之魁首，又被称为“奸”的班头。

更为特别的是，人到中年后的他，在比利时入院修道，成为世界各国曾任阁揆的大人物中晋升神父的第一人。

叛逆的驻外公使

从1892年21岁时被清廷总理衙门选派至驻俄使馆担任翻译，至1927年辞去中华民国驻瑞士公使职务，陆征祥从事外交工作超过30年。1905年，34岁的陆征祥成为清朝第一任驻荷兰公使。这位驻外公使，却是一个叛逆的驻外公使。

陆征祥的叛逆，首先表现在他是清廷第一位无辫子的公使。1902年，陆征祥升任驻俄使馆三等参赞时，由于不满清廷在索还东三省等事件上的软弱态度，他和几个亲近馆员一道剪掉了作为效忠清廷象征的辫子。

陆征祥此举，在国内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有杀头的危险。1903年底，陆征祥回国休假时，不得不装上一条假发辫。但升任荷兰公使后，他连假辫子也扔掉了。正在此时，清政府派学部侍郎达寿等为专使，到欧洲考察宪政，要来海牙。陆征祥便带领剪了发辫的留学生、使馆人员前往迎接。

刚刚下车的达寿，第一眼就瞧见没有辫子的陆征祥，吓了一跳。但再仔细一看，前来迎接的人员都没有辫子。达寿只好装聋作哑了。也正因为陆征祥带头剪去发辫，一些剪去发辫的留学生还共推陆征祥为“和尚会”（剪发会的代称）会长。对此，陆征祥也是坦然接受。

陆征祥的叛逆，其次表现在营救康有为之事上。“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等成为慈禧的头号敌人，朝廷下旨通缉，急欲除之而后快。陆征祥出任驻荷公使不久，就应邀到康有为寓所与其见面。

其间康有为对陆征祥说，自己想到俄国一游，但在巴黎申请护照时为清驻法公使所拒。如今，久闻陆征祥以维新、开明著称，希望陆氏能予以帮助。陆征祥当即告诉康有为：清廷早就照会各国协助捉拿他和梁启超，只是各国都以公法不引渡政治犯为由加以拒绝。但俄国外务大臣曾当面告诉自己，一旦康、梁入境，俄国将打破国际惯例，拘捕后移交清廷。这是因为俄方想讨好清廷，以寻求在东三省获取更大利益。

陆征祥此举，不啻于救了康有为一命。康有为感激至极，日后常称陆氏为救命恩人，还

特地题写了一副长联赠给陆征祥。1920年10月底，为迁葬父母遗骸至北京，陆征祥回到上海。当时人在上海的康有为，闻讯特地设宴款待陆征祥，并打破“定志不再作墓志铭”的惯例，答应陆征祥之请，为陆氏父母写了墓志铭。

陆征祥的叛逆，第三表现在与培德的异国婚恋中。1898年在圣彼得堡一次舞会中，陆征祥与大他15岁的比利时名媛培德女士相识。培德祖父曾任比利时军队参谋总长，父亲为比利时国王随从武官。结识不到一年，两人于1899年2月在圣彼得堡依天主教礼仪结婚。

娶外国女子为妻，是外交官之大忌。陆征祥的老师，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就强烈反对。一向对许景澄言听计从的陆征祥，这次没有听从恩师的劝阻，执意迎娶培德。他后来回忆说，结婚“是我生平唯一不听恩师教诲的一次”。对于此番叛逆之举，陆征祥并不后悔，他曾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也正是在培德的鼓励下，陆征祥1912年5月回国就任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此后才有诸如出任民国总理、九任外交总长等际遇。

陆征祥的叛逆，第四表现在电促清帝退位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与南方革命军举行和谈。由于在清帝退位和优待条件等问题上差异过大，谈判迟迟没有重大进展。1912年2月3日，清廷态度突然发生180度大转弯，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转折之间，陆征祥也助力匪浅。这点，清廷在谕旨中也予以承认：“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

不仅电请速定共和国体，陆征祥还多次电促清帝退位。据当时的《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25日，驻俄公使陆征祥、驻荷公使刘镜人致外务部请代奏电中有“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之语，力劝清帝逊位。之后，他又多次联合其他驻外公使，要求清廷迅即颁发共和诏旨，以定大局。

1912年7月6日的《申报》报道，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大总统赴参议院演说中提及：“去年陆君曾电请清帝退位，前后凡七次，均诸君所稔知。”鉴于陆征祥电请清帝退位之功，1912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日之际，袁世凯曾准备授陆征祥一等勋位。只是陆征祥推辞不受。

屈辱的外交总长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0日，临时参议院同意唐绍仪总理任命案，并将外务部改为外交部。与此同时，唐绍仪提名陆征祥为外交总长，也获参议院多数同意。

陆征祥入阁掌外交，一方面因为其懂外交之令名，另一方面也是袁世凯的投桃报李。据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回忆，陆征祥等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逊位，是袁世凯的暗中授意。而曹汝霖也说，袁世凯为逼迫清帝逊位，定了前方统帅通电、驻外公使吁请退位等三部曲，其中驻外公使通电就是陆征祥领衔。如今，袁世凯得偿所愿，成了临时大总统。而由熟悉俄国事务的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与俄方交涉处理当时最为棘手的蒙古独立问题，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对于陆征祥而言，被提名为外交总长，多少有些意外。因此，尽管袁世凯一再催促，但陆征祥一再婉拒。直到4月间，袁世凯答应其由颜惠庆充次长、不交条子荐人和住在外交部迎宾馆三个条件，陆氏方启程回国，于6月10日正式到部任职。

当时迎宾馆为袁世凯所住，陆氏的“约法三章”意味着袁世凯面临搬家。尽管陆氏提此条件是为夫人培德居住舒适起见，但将居住条件列入与大总统的约法三章，并不惜让大总统搬家等，多少显示出长期在欧洲生活的陆征祥不谙国内的世故人情。

接掌外交部后，在袁世凯的支持及次长颜惠庆、秘书长王广圻协助下，陆征祥以法国为典范，以专业化为最高原则，对外交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原外务部旧员155名一律免职，仅65名人员留部办事，另从他部调用部分人员。此举为外交部确立了新的组织与人事制度，实现组织合理化、用人专业化，使外交部成为民初中央政府中最现代化的机构。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基本沿袭，没有做大的更改。

改革外交部之余，陆征祥还注意培养外交人才。他曾对来访者说，至1939年时，当时的3位大使、14位公使都是自己当年发掘和培养的青年。后来曾多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也是陆征祥所识拔。

从1912年5月正式就任民国外交总长，至1920年5月14日出任萨镇冰内阁外交总长，陆征祥先后9次出任民国外交总长。8年间，诸如改革外交部等成功之举寥寥可数，更多的，是像各种外交屈辱经历，这其中尤以签署二十一条和出席巴黎和会为最。就是陆征祥自己也说：“回溯三十年来，一误于廿一款交涉，再误于巴黎之败北，既无以对民国，复无以对自己，良心上积此二大罪，亦足为一世之罪人。”

“二十一条”的谈判，发生在陆征祥1915年1月27日第三次出任外交总长期间。有学者统计，自2月2日正式开会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正式会议25次，会外磋商20余次。从第8至24次会议，大致在每周二、四、六举行，交涉紧急时，有两次会议甚至在星期天举行。每次会议时间，多在3小时以上，有14次超过4小时。

5月25日，陆征祥无可奈何地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山东省条约》等协定。26日，参议院开会，陆征祥亲临讲述报告交涉经过情形，并在最后“恳请大总统立予罢斥，另选贤能”。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被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视为奇耻大辱。他谆谆教诲陆征祥永远不要忘记国耻：“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收复失地，洗尽国耻。”1912年，陆征祥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后，特意请林琴南书写了“不忘记马关”的字幅，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以示牢记恩师教诲。谁能想到，3年后，陆征祥也签下了“人生的死案”。此时，距离《马关条约》的签订，不过20年。

学者研究已表明，“二十一条”交涉中，中方决策者是袁世凯，陆征祥只是主要执行者。而且，在谈判过程中，陆征祥还驳回了日方最苛刻的第五号中的六款要求。尽管如此，“二十一条”的签订还是让陆征祥心痛莫名。直到晚年，已成为修士的他还耿耿于怀，曾特向访客出示了一张保存的“二十一条”签字后的报纸，并说：“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将曹汝霖列为头号卖国贼，放火焚烧了其住宅赵家楼，并要求政府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革职严惩，但对主持“二十一条”谈判的陆征祥，国人不认为是卖国贼。这种奇特的反差，连曹汝霖本人也愤愤不平，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回忆录中说：“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个中原因，是因为世人心里明白，陆征祥不是亲日派，而曹汝霖则是著名的亲日派首领。一个例子，“二十一条”交涉之初，陆征祥曾极力主张正言拒绝日本的要求，将日方要求宣告中外，让全国民众公开讨论。曹汝霖却认为先接受再调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

如果说“二十一条”是中日实力不平衡下的苦果，那巴黎和会的交涉更印证了陆征祥“弱国无外交”的理论。1919年1月18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巴黎正式开幕（俗称巴黎和会）。时为钱能训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会不顾中国身为战胜国的身份，无视中国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在最后的条约文本中还是白纸黑字写明德国将其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于交还中国一层不提一字”。

5月1日，英国外相将美、英、法三国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议通告中方。中国代表团为此愤懑异常。5月4日，国内青年学生发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提出誓死力争青岛、拒签合约、惩办卖国贼等诉求。一方面是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捍卫国家主权的高昂呼声，一方面是如果拒签则无法加入国际联盟、得罪国际列强。和约签还是不签？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进退两难。

当北京政府征求各省军政长官意见时，当时手握实权的皖系首领段祺瑞通电主张签字，甘肃督军张广建等亦主张签字。5月下旬，北京政府在给各省军政长官的通电中已表示“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却没有出现在凡尔赛宫巴黎和会签约现场，以缺席的方式拒签《凡尔赛和约》。中国近代史上极富意义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

档案显示：6月下旬，北京外交部还接连电告中国代表团“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6月28日对德合约签字结束之后，代表团才收到北京政府“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的来电。因此，正如代表团成员顾维钧所言：“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尽管有人说拒签的主张最先不是陆征祥提出来的，但最终敢于作出拒签这一历史性决断并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时为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的陆征祥。

无为的民国总理

1912年6月15日，因与袁世凯在诸多问题上政见不一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突然秘密离开北京赴天津，并不顾袁世凯的劝挽，坚辞国务总理之职。17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事务。

此时，距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不过月余。从3月被提名外交总长，到6月代理国务总理，这位已在欧洲生活十多年、对国内政治生态完全陌生的外交官，可谓“平地一声雷”，被推到了人生的巅峰。但他同时饱尝了政治外交上的波谲云诡，国家利益的争夺较量，以及党派宣传的污蔑扭曲。

当时的参议院，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议员，和支持袁世凯的统一共和党议员成见甚深，彼此扦格。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本想借陆征祥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优势，组织“超然内阁”，减少党争。但最终的结果却事与愿违——陆征祥成了同盟会等借以攻击袁世凯的替罪羊。

1912年6月29日上午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陆征祥继任总理案。报载，参议院到者84人，陆氏得票74票，多数同意通过。然而，等到7月18日陆征祥将拟增补的六名国务员名单咨交参议院，并赴参议院说明任命理由时，名单却被参议院否决。

陆征祥此番组阁失败，一般认为是其在参议院发言不当所致。此次在参议院演讲，是陆征祥回国后第一次在国内重要政治舞台上亮相。其发言被当时占据参院大多数的同盟会的报纸批评为“竟不谈国家大事，而娓娓述其生活琐事，如何开菜单等等”，也被大多数议员认为不配当总理。

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代理总理的议案，却否认其提出的阁员名单。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被当时的《大公报》批评为“是谓亡国之政党，是谓亡国之议员”。尽管事后陆征祥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为由，向袁世凯引咎辞职，尽管在袁世凯嗾使北洋军阀、北京军警施压及舆论声讨之下，参议院最终通过了阁员增补名单，但部分议员又提出弹劾总理议案，批评陆征祥第一次在参议院演讲“未闻有何政见，惟历叙其履历，能开菜单，不吃花酒，不记生日”，指责袁世凯、陆征祥在阁员名单遭否决后发动军警等干涉而违反约法等。

当初内阁增补名单被参院否决时，陆征祥即提出辞呈；如今遭遇议员弹劾后，他再次恳辞。此后，尽管袁世凯多次温谕慰留、给假休养，但陆征祥一再请辞。无奈之下，袁世凯于9月初先任命梁如浩为外交总长以分其劳，后又于9月22日任命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同时任命陆征祥为外交顾问，协助处理善后大借款及其他外交重要问题。

从6月17日代理到9月22日辞任，陆征祥的国务总理任期不过3个月的时间，与前任唐绍仪的任期不相伯仲。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党争激烈，阁揆更换频繁的状况可见一斑。

陆征祥辞任总理、外交总长后，也搬离石大人迎宾馆，在金鱼胡同那桐花园赁屋而居。为处置中俄交涉，1912年11月15日起，他入赵秉钧内阁，第二次出任外交总长。

从民国总理降格出任外交总长，陆征祥赢得了“不嫌卑不畏难，毅然就任，可谓有责任心者”之美名。从7月到11月，4个月之间，当初被参议院批评为不堪总理之任、不值一钱的他，在参议院票选外交总长人选时，从75位出席者中获得了72张同意票。

1915年下半年开始，袁世凯帝制运动加速运行。袁世凯多年挚友、国务卿徐世昌对帝制态度消极，从10月中旬开始称病请假。27日，袁世凯签署命令，特任命陆征祥以外交总长兼代理国务卿。国务卿为袁世凯实施总统制后所设的职位，相当于此前的国务总理。

此时陆征祥因脑病发作，精神颇为衰颓，本拟请假休息，但最终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参与颇多。9月，他与其他阁员联合署名，向袁世凯递送呈请书，建议修改宪法，总统世袭，袁世凯任终身总统。11月间，约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到外交部面谈，为袁世凯帝制活动进行辩护。从1915年12月至1916年3月间，出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为袁世凯称帝处理内政外交。

在国内外的反对声中，袁世凯1916年被迫撤销帝制，并于6月6日在忧惧中死去。有学者指出，陆征祥辅佐袁世凯帝制，得袁氏之重用，虽自称不赞成帝制，但他以为袁氏可以领导中国强大，故忠心耿耿、尽心尽力。

陆征祥曾自言：“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我曾想全心全力为外交政治服务，我也曾期待袁世凯先生能一力承担其领导中国之历史使命，然而他却走向了失败，而以一己之微薄力量，我无力挽回国家的命运。”

陆氏担任帝制时期的外交总长兼国务卿，表面上地位甚高，但并未像梁士诒等那样参与帝制的核心机密运作。或许正是因为这点，当南方代表提出惩办洪宪帝制罪魁，把陆征祥排在首位，送交黎元洪时，黎元洪拿笔将陆征祥的名字划掉，并说“陆某是好人”。

统计表明，从1912年到1926年，民国北京政府共经历了48次内阁的变化，更换了30位总理。任期短的，往往只有几个月甚至一

比利时安德鲁斯，施洗者圣约翰修道院，大主教塞尔索·科斯坦蒂尼任命陆征祥为神父。

个月；更有甚者，像颜惠庆1921年12月18日组阁，24日垮台，只有短短的6天。陆征祥两次组阁，均超过3个月，时间可谓不短，但其表现诚如当初参院议员所批评的——“碌碌无所表现”。历经内政外交多次失败的他，对政治心灰意冷，也不难想见。

归隐的异国神父

1926年，相伴陆征祥27年的妻子培德因患高血压逝世。这一变故，对于时任民国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来说可谓巨大打击。1927年，已56岁的他，将培德安葬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后，选择进入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做修士。

据陆征祥1928年致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信函，他入院修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践行当年培德夫人病重时的约定。

1935年6月，64岁的陆征祥晋升司铎（俗称神父）。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前总统徐世昌等纷纷题赠匾额等，以示祝贺。

1946年，75岁的他，被罗马教皇委任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相当于主教），成为担任欧洲最古老的修道院荣誉院长的第一位远东人士，直至1949年1月病逝。

就其生活轨迹而言，他在中国长大学习，刚刚成年即赴欧洲任外交官20载。在其78年的人生中，成年之后在中国不到10年，在欧洲长达48载，1921年底再到欧洲后就未曾回国。

就其仕途轨迹而言，他自21岁进入外交界，至56岁离开，其间出任过驻外使馆翻译、参赞、公使，官至民国总理后又降格出任外交总长、驻外公使，乃至入院修道。因此外界评价称，“世界各国曾任阁揆的大人物中，能够苦修晋司铎（神父）者，陆征祥系第一人，为教会史上空前纪录”。

就其外交生涯而言，他亲历了中国从甲午战争到巴黎和会，由国际地位跌落谷底到力图收回国权的各个关键阶段。由于签订了“二十一条”而被批为“奸”的班头，又因为拒签《凡尔赛和约》而被赞为“忠”的魁首，甚至被誉为“民族英雄”。

就其政治生涯而言，他有不惑之年出任民国总理的“中年之平地一声雷”，也有遭参议院弹劾为不堪出任总理的尴尬时刻。他有洪宪帝制时以国务卿兼任外交总长的春风得意，也有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屈辱和骂名。

就其个人品格而言，他有“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的美誉，有“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之风骨，也有出席巴黎和会时不顾船票异常紧张坚持将夫人、养女以及养女的家庭教师带同前往的不当，以及和会期间一度撇开代表团独自前往瑞士养病、使代表团一时陷于群龙无首境地的失策。

陆征祥外交最常被总结成一句：“弱国无外交”。而他本人，也堪称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