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20周年冥诞之际，波兰政府预备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早在2022年8月9日，波兰共和国参议院就已将2024年指定为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和切斯瓦夫·米沃什年，以纪念这两位作家对波兰现代文学的贡献。

这位生于1911年的世纪老人，于2004年8月在克拉科夫逝世。他于漂泊中的著述，径直构成了20世纪的剪影。米沃什的写作风格清晰且有力，他擅长将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拆分，融入其诗歌及散文作品之中。东欧的童年与青年，巴黎动荡不安的羁旅岁月，其后在旧金山海湾的生活，共同构成了米沃什诗歌的图景。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扮演异乡人的角色，有时甚至自比“野蛮人”。的确，在他的散文中，米沃什几乎从不掩饰他面对西方文明时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认为现代西方的精神已然堕落，被克尔凯郭尔式的形而上学层面的绝望所困；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因自己来自欧洲“那较差的一部分”而苦恼。

波兰之于米沃什，是一只锈烂的锚，牢牢系住他，让他停泊于避风港般的母语中，却也束缚他，使他迈向世界的步履变得沉重。正因如此，当老诗人于1990年代重新移居波兰之际，对于怎样看待这位早已享誉欧美的大师，波兰文艺界的态度也是分裂的。

一部分人忙于给米沃什献上迟来的桂冠。波兰的大学，诸如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开始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81年，在获得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米沃什重访了阔别30年的祖国。在机场，他被他的崇拜者簇拥着，这位“非常注重隐私和亲密”的诗人，尚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盛名。他发现，那些因诺贝尔奖的光辉而奉承他的人总是在反刍一些陈辞滥调。

另一部分人则坚称米沃什并非波兰人，他出生于立陶宛，他的家族同样为他们的立陶宛出身而自豪。一个非波兰人，一个远离波兰故土数十年之久的人，又如何能代表波兰的文学？

但正因为米沃什不断在各个文明之间穿梭，他的写作才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文学。他像是一位执拗的先知，始终用他的文字向我们的文明发出警告，提醒我们，20世纪的灾难并非偶然，毁坏文明并使之沦为废墟的那些因素并不在文明之外，它始终蛰伏在我们的文明之中。

亚特兰蒂斯遗民

1958年，在巴黎，米沃什完成了他的精神自传，一本名为《欧洲故土》的随笔集。《米沃什传》的作者、波兰作家安杰伊·克劳瑙塞克认为，这部书是米沃什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他借此“捕捉自己的身份，面对西方文化定义自己，并且一劳永逸地彻底告别年轻人的诱惑和痴迷”。

《欧洲故土》完稿后不久，1960年，他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再次邀约，前往大洋彼岸的伯克利任教。他离开了人生第一次移居的法兰西，抵达那荒芜、广阔的旧金山海湾。

这部随笔集中处理了诗人的早年经历。他身为“野蛮人”的焦虑，他割裂的身份认同，在书中得以呈现。米沃什几乎是用刻刀般的笔触在写作，《欧洲故土》中绝少有那种含糊不清，一切都如安杰伊所说，安排得“清晰、流畅、有序、生动”。

米沃什以一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将他的回忆提炼为一种共同经验。故这部书并非如一般的自传那样从他的家族史入手，而是从波兰、立陶宛的早期历史着眼。这里，他不关心他本人究竟处在族谱的哪一根分叉上，他关心的是，到底是哪些共同记忆形塑了他的民族认同。

夹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那片土地，连绵的黑森林，碎钻石般镶嵌其中的湖泊，构成了它的地貌。中世纪时，它曾由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直到20世纪初，米沃什家族的父辈依旧保留着对这古老联邦的零星记忆。

米沃什成长时期，也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东欧兴起的时期。历史之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占有对历史的解释权，往往就意味着占有对现实的解释权。故而在米沃什的童年，关于那个古老联邦的记忆，仍然不断地被民族主义话语激活，并被重新征用为一句标语、一个符号。

父辈会告诉米沃什，他们是立陶宛人，理应为立陶宛的辉煌感到自豪，没有“立陶宛人民、立陶宛的国王、诗人和政治家”，这个强盛一时的联邦就不会存在。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波兰人，并将波兰语视为他们文化上的母语。

立陶宛语，在米沃什看来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1570年，米沃什家族的祖先格雷戈里·米洛舍维奇·米沃什，签下了一份房契。这份文件混用着教会斯拉夫语和波兰语，唯独没有使用立陶宛方言，“这种方言因受到西边波兰语和拉丁语（法律职业的语言）与东边俄语的夹击而枯萎”。

波兰与立陶宛，一同选择了波兰语作为它们的母语。立陶宛人为波兰的宪政与贵族共和制所折服，东欧大地上诸民族数世纪的文化交融在1569年7月1日达到顶点。这一天，《卢布林联合条约》在波兰小镇卢布林签署。波兰与立陶宛的共主邦联正式成为波立联邦。这个实行选王制的联邦，是当时欧洲

切斯瓦夫·米沃什

大陆上除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以外彊域最广阔的国家。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波兰小说家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讲述的，正是波兰与立陶宛走向联合的早期历史。无独有偶，《欧洲故土》的作者亦将这段历史视为他的精神原点之一，不过，米沃什从中得到的教益与显克维奇大异其趣。

12世纪中叶，一群头顶牛角盔、身穿白袍的武装修士，来到黑森林边缘。他们隶属于条顿骑士团或宝剑骑士团。原本笃信多神教的普鲁士人，被骑士团屠戮殆尽。一个民族消亡，它的名字像被挖去蚌肉的蚌壳一样了无生机，最终沦为空洞的地名。

米沃什无法原谅这十字架下的恐怖，这以宏大叙事装潢的早期殖民主义。阅读这段历史，给米沃什留下深刻的印记，让他“对装扮成意识形态的暴力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并怀疑所有自命的“教化者”。

这片东欧大地上，立陶宛人是最后的多神教民族。西方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立陶宛”，是1009年的奎德林堡编年史手稿。手稿中记载了“立陶宛”之名在古教会斯拉夫语中的拼法Литва ( 拉丁化形式：Litva )。

不同于那些弱小的多神教民族，立陶宛人吸收了基辅罗斯等斯拉夫国家的文明成果。自11世纪，立陶宛的公爵就开始向东扩张，他们整合了因蒙古入侵而支离破碎的斯拉夫诸国，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公国。它北抵波罗的海，南达黑海，其东方边界已逼近莫斯科大公国的门户。

此时的立陶宛大公国名义上仍是一个异教国家，但根据东欧史学家提摩希·施奈德的研究，12世纪中叶开始，不少立陶宛贵族皈依东正教。1386年2月15日，立陶宛大公雅盖隆在克拉科夫受洗。而与波兰女王雅德维加的婚姻，更为大公带来一笔丰厚的嫁妆——波兰王位。

这是波兰与立陶宛为了抵御条顿骑士团而做出的选择。1387年，新任波兰国王抵达立陶宛，在多神教神殿的废墟上，一座座天主教堂被建立起来。19世纪的波兰画家扬·马泰伊科，在名画《立陶宛的受洗》中描绘了这一场景。在画面中，波兰王国的徽章高高扬起，阴郁的色彩似乎预示着多年后的那一场血腥战役。

1410年，波立联军与条顿骑士团间的坦能堡之役爆发，骑士团溃败。又过了一百多年，波立联邦建立。当奥斯曼帝国濒临维也纳城下之时，正是波兰的翼骑兵拯救了欧洲。

在那之后，波立联邦却走向衰败，直至被各个霸权瓜分。流亡海外的波兰知识分子，无数次回想起昔日的荣光。波立联邦就是他们的亚特兰蒂斯，而他们——这些没有国家

1981年，一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站在华沙老城，算是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土。

的人，就是那片被淹没在专制主义之下的土地的遗民。

从维尔诺到西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人与立陶宛人都分别重新拥有了他们的民族国家。米沃什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便在那个古老又年轻的立陶宛度过。

结束了世纪之交的动荡后，米沃什家族在维尔诺定居下来。这座多民族混居的城市有很多名字：波兰人叫它“维尔诺”（Wilco）；白俄罗斯人称它维尔尼亚（Vil’nia）；立陶宛人叫它“维尔纽斯”（Vilnius）；犹太人称之为“维尔内”（Vilne）；俄罗斯人在不同时期分别称这座城市为“维诺”（Vil’no）、“维纳”（Vil’na）和“维纽斯”（Vil’nius）。

这座城市曾经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传说，首任立陶宛大公杰迪米纳斯，在14世纪时建立了这座城市。而对犹太人来说，维尔诺是他们孤悬在欧洲东北部的又一座耶路撒冷。米沃什在《欧洲故土》中回忆道，童年时，他经常能在维尔诺的商铺里，看到犹太复国运动的募捐箱。

1918年，随着立陶宛的独立，维尔诺恢复了首都地位。此时的维尔诺仅有12万人口，几乎没有任何支持产业。稀少的食品加工厂、木材厂与造纸厂，构成了维尔诺全部的工业。

这是一座迟缓但多元的省城，它仍活在对过往的缅怀中，无力承受一个崭新的世纪。作家雅努什·杜宁-霍尔卡维奇，在他的《我在维尔诺的少年时光》一文中记录入夜后的城市：“大城市中心住宅楼房里的人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农村才能听到的各种嘈杂声，狗吠、鸟鸣、公鸡打鸣，远处还能传来火车的轰鸣声，这告诉我们它已经走远了，走向了远方的世界。”

1921年春，米沃什10岁。这一年，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米沃什，在博德古尔纳街（今帕卡尔奈斯街）5号租下一间带花园的房子。一家四口靠奶奶的退休金过着清贫生活。

父母很少给米沃什买衣服，他的衣服几乎都是廉价裁缝店定制的粗纺亚麻衬衫。为了省钱，父母会让裁缝把衣服做大几号，好让正长身体的米沃什能多穿几年。少年时，米沃什总是穿一身松垮的衬衫，踩着那铺有木板的地面去上学。那些木板像年久失修的琴键连在一起，踩下去时，泥水会像跑调的音乐般溅到他裤腿。

从少年时代起，米沃什就幻想着能够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能否实现仍是一个未知数。很久之后，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城市啊，我永远无法离开你。/长街很可爱，但我如象棋中的一个子儿退却。/我逃到了一个迅速运转的地方”。

1929年5月7日至9日，米沃什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这位未来的大诗人和所有即将入读大学的新人一样，对如何选择专业迷茫。他的数学很糟糕，因为解不了几何题，为了应付老师，就经常去抄同学的作业。最终，他的成绩也正如预期，宗教、法语和历史为良，波兰语优，数学则刚刚及格。

这年10月，他进入了维尔诺本地的斯泰凡·巴托雷大学的波兰语言文学系，但很快就对波兰语言文学的学习失望了。波兰作家耶日·普特拉门特，在他的《半个世纪：青春》一书中回忆，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在这个系里学习的，都是一些“希望嫁得好的女孩，或者刚开始写诗的人”。

米沃什发现，他无意于成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在他看来，文学研究，不过是拾作家的唾余，或者反复用理论的凸透镜灼烧苍蝇腿般的文本细节。由于害怕上课卡壳，他也不想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因此，开学两周后，米沃什就转去了法学系。

进入大学不久后，他就加入了一个名为维尔诺流浪汉学术俱乐部的青年组织。他高中时，就羡慕这个俱乐部成员的“愤世疾俗、博学多才与积极进取”。正是这个俱乐部将米沃什带到了巴黎，虽然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1931年5月，时值大学二年级暑假，俱乐部成员便打算划着皮划艇，沿莱茵河的水路去往法国，参加于万塞讷举办的殖民地博览会。

写作《欧洲故土》时，尽管已隔着20多年的光阴，米沃什仍记得，他与两位俱乐部友人“罗伯斯庇尔”与“大象”，在莱茵河中起航的场景。那天下着冷雨，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德国小镇林道市，三人跳入狭窄的艇中坐定，为克服风雨的阻力，他们奋力划了足足一刻钟，小艇才艰难地离开港口。雨水携带凉意，像断了线的念珠般砸向他们。

米沃什写道：“旅程中随后的日子让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狂喜。随着湖面变窄，它变成了一条绷紧的床单，在莱茵河的水流压力下又膨胀起来。随着桨的每一次推力，我们的划艇几乎跃入空中。”

灾难很快降临，行至瑞士时，他们的划艇被水下的岩石剐出了一个大洞。米沃什与友人落入水中，米沃什不擅游泳，差点溺死。德国巡警救了他们，还为他们在下游找回了划艇和两个背包。但划艇已无法使用，他们的护照也已遗失，只得联系波兰领事馆补发新护照。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零钱买了奶酪，晚上就在救世军基地过夜，却被一个胖警察拘留，直到波兰领事馆打来电话，他们才得以获释。

在和平的空气中，米沃什一行人已嗅到了危险。1930年代，“德国青年运动”兴起，在青年旅社周围，米沃什发现了这些彬彬有礼的德国青年，他们可以十分平静地蔑视外国人，笃信“血与土”的价值观。

二战期间，“大象”因参与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而被德国人逮捕，最终自杀身亡。“罗伯斯庇尔”则为苏联军队工作，也许，那些在旅社中熟睡的德国青年，若干年后会在东线寒冷的战壕中，听到他透过莫斯科电台讲话时尖锐的嘶吼。

废墟中的诗歌

1940年到1944年的战争期间，米沃什留在了纳粹占领下的华沙。这是一段残酷的岁月，却促使米沃什摆脱法国先锋派文学的影响，真正确立起文学自觉。

即使到了1950年代末，米沃什仍未走出战争造成的创痛。在《欧洲故土》中，他如此评价那段苦涩的历史：“为了研究人类的疯狂，维斯瓦河流域在承载‘总督府’这个奇怪名目的那段时期的历史成为极好的材料。然而在此犯下的弥天大罪足以使想象力瘫痪。”

纳粹德国依照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丑陋逻辑，建立起波兰总督府（Government General，简称G.G.）。总督府的设立，从来不是为了有效且持续地统治波兰，而是为了实施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压榨波兰的人口资源。

一道道隔离墙竖立起来，墙内的上百万犹太人，或受困于饥饿，或被纳粹枪杀，或被驱逐进毒气室。墙外的波兰人将在犹太人灭绝之后，被部分消灭，只留下尚拥有劳动力的人口，这些人将被运往德国本土充当奴工。

表面上，纳粹摧毁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一切行政机关，夺走了波兰人所有的工厂与地产。作为奴隶的波兰人，被剥夺受教育权，书刊出版亦遭禁止。但与之相对应的，一个地下政府重新在华沙建立，接管了这座城市的地下秩序。他们在纳粹未注意到的角落处，组织学校，招募抵抗军，出版报刊，重建基层行政机构。

波兰诗歌非但没有被战争摧毁，相反，波兰人共同的受创经历，使得这一时期的波兰诗歌被提纯为一种共同体的声音。在米沃什看来，这些文字超越了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之间的敌意，平素被认为晦涩难懂的诗歌，终于在此刻获得了大众读者。

米沃什的创作进入了活跃期，诗歌、戏剧、散文如同复活的火山，词语纷纷从他笔端涌现，铅字像火山灰般沉降到纸页上，带着一种绝望的热量。

战争终结了米沃什在波兰电台的公务员生涯，他为此感到庆幸。但要在废墟中生活下去，他必须获得收入。因此，华沙大学图书馆成为了米沃什经济上的依靠。他的第一笔合法收入，就是为图书馆工作的报酬。

斯塔希茨王宫在战争中毁坏，人们在一片废墟之下，发现了法国文化中心的无数藏书。华沙大学图书馆立刻组织抢救工作，并为参与者提供报酬，尽管报酬十分微薄，几乎无法糊口，但透过这一途径，米沃什竟在轰炸机的嘶鸣与时不时响起的枪声包围下，于他昏暗的斗室，构筑出一个私人的书斋。这间书斋，就像黑暗中未泯灭的文明的灯火，滋养着米沃什日后的散文写作。

这些致力于抢救图书的图书馆员工，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华沙的地下出版物，他们中不少人参加了抵抗组织。用来对付纳粹的武器，就藏在古书的封套里。

而当所有人都处在饥饿之中时，米沃什就不必再挂念自身物质条件的匮乏。在这个恐怖的时期，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只要怀着希望，坚持活下去就足够。于是，米沃什便将注意力集中于诗歌、工作与思考。

在躲避纳粹分子追捕的同时，米沃什学会了英语，并开始翻译。他编选了一部又一部文集，以此向华沙地下社会里的波兰同胞传递来自西方同盟国的消息，或呼吁他们继续抵抗。他编选的《独立之歌》，起初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1942年，地下出版商将之付梓，制作成精美的小开本，在华沙的地下图书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华沙的地下出版业一度十分繁荣。米沃什曾在他未出版的随笔《欧洲的孩子》中提到，他楼上是一家印刷作坊，印刷机昼夜不停，让米沃什一家无法入睡。“我与上面的印刷工厂毫无关系，那是为别的政治派别服务的。”米沃什写道，“想到我会死于与我的观点完全不同，全是垃圾废话的那帮人出版的刊物，我就怒不可遏。”

随着米沃什的翻译作品以及诗歌日益流行，他开始收到地下政府秘密资金的资助。他和一个名为“演员单位”的戏剧组织合作。这个组织有着严格的纪律，譬如禁止使用与占领当局有关的场地。米沃什回忆：“某位演员，他刚开始通敌，就被枪杀在自己的寓所里，从这时起它（演员单位）在华沙赢得了高度尊重。”

在华沙的那段孤立无援的岁月，加深了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怀疑。1960年代，当米沃什最终决定去往美国时，他依然反感美国式的进步主义价值观。

对于战后那一辈反叛的美国诗人，如艾伦·金斯堡、罗伯特·洛威尔，他同样不抱好感。在他看来，这些个人主义的诗歌太过夸夸其谈，并且充满了颓废的气息，更可怕的是，他们竟将颓废视为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米沃什感觉，美国诗歌在自白派手里，变成了一个由精神分析主宰的充满了幻想的国度，语言在这个国度里变成纯粹装饰性的存在，而诗歌往往被混同为修辞。

在这片新大陆上，诗人米沃什，继续扮演着那个被遗忘的欧洲的先知。他乐于承认自己的脆弱与局限，也敢于暴露自己的直觉和偏见。由此，他的写作应该被视为20世纪的一个化身。在人类文明再次滑向危机时，他遗赠给这个世界的词语，就会像报警的钟舌一样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