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李白名作《天马歌》，描写了汉武帝取得月支“天马”的故事，千古传诵不绝。

为了取得天马，汉武帝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却只得到“骏马三十匹”。

汉元帝时的史家刘向，为大宛战争定下史评：“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毌鼔(毌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

罕有人知的是，这场貌似得不偿失的战争，使中国军力飞跃升级，更推动了战术、战斗与军制的全面进化。中国军队自此傲视全球千余年。

“神马当从西北来”，从乌孙马到大宛汗血马

天马原本来自乌孙国。《汉书》记载乌孙：“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武帝听从张骞建议，将公主嫁给乌孙王，和亲结盟，对匈奴形成包夹之势。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留下哀怨悱恻的千古诗篇。这场婚姻使骚人墨客咏叹不绝，却由基本面提升了中国的战争实力。因为乌孙迎娶公主的聘礼，是1000匹马。

乌孙的老家在“祁连敦煌间”，原是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被大月氏攻灭，残部投靠匈奴。乌孙生聚教训数十年，起兵攻破迁居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于今日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东部复国。部族颠沛万里，马群也融入各处血液，形成与众不同的乌孙马。

今日的吉尔吉斯原种马(Kyrgyz Horse)与哈萨克斯坦马(Qazaq Horse)，可能是乌孙马的后代。这两种马近似蒙古马：马高不到13掌，体躯粗壮，蹄甲坚实，也保持蒙古马的“直头”或“微半兔头”。

但它俩有三个显著差异：其一，乌孙马的颈子加长了，昂首形成“直颈”，而不再是蒙古马的“水平颈”，马肩从而更斜，代表乌孙马跑得比蒙古马快；其二，乌孙马的胸膛窄而深，代表骑来更稳，更适合射箭；其三，乌孙马的屁股微微翘起。

马尻翘起，是草原马的共同外形，乌孙马显然混入了阿拉伯马与汗血马等古老马种的血液。然而，乌孙的马种改良必须偏重蒙古马血统。因为乌孙国土大致位于天山山脉之中，马匹必须于崎岖山地轻步如飞，高大的草原马却适合于平原奔驰。因此，乌孙马的体形与荷重能力比草原马差。形象地说，乌孙马与蒙古马一样，难以撑起铁甲骑兵。

然而，与适合拖车的汉马相比，乌孙马已是神驹。《汉书》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汉武帝以易经卜卦，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的预言。不久，乌孙献来千匹骏马，武帝大喜过望，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只是乌孙天马刚传入中国，就已落伍。

武帝与乌孙结盟后，汉使继续探访乌孙以西各国，发现乌孙的西邻大宛出产汗血马，比乌孙马更为雄壮。汉武帝一见钟情，下令把乌孙马降格为“西极马”，把“天马”美名让给汗血马。汉武帝更如着魔一般，派出大批采购团，到大宛买马。《史记》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汗血马是货真价实的“天马”。曹魏时的史家孟康，记载了天马的美丽传说：“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其北为天山山脉，高山有神骏天马，凡人无法捕捉。当地人精选妙龄的五色母马色诱，总算得到天马良种，马驹称为“天马子”。

汗血马四肢修长有劲，马颈长、马肩斜，昂首更形成马中最名贵的“鹤颈”。它短跑爆发力惊人，更有长途奔驰的强大耐力。它体形高大健壮，体重可达500公斤，高度超过15掌，比汉马高20公分。

马匹高大雄壮，就能荷载更重的骑兵。

西楚霸王的勇猛秘籍，乌骓马自带战斗优势

在天马翩然而来之前，骑兵的主要战斗法是骑射。李牧练兵抵抗匈奴，训练科目是“习射骑”；李广出身边将世家，“世世受射”；霍去病自幼练武“善骑射”；与李广同为老资格骑兵的丞相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昭宣时名将赵充国，则是行伍出身的老骑兵，“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

然而，实际战斗总有近战时刻。汉马与匈奴马的马高约在13掌左右，骑马射箭奔驰如飞，但若带上笨重的刀枪矛戟在马上挥舞，13掌高的马是挺不住的，打白刃战很吃亏。

只有极少数拥有名马的名将，才能在马上以手持兵器杀敌。楚霸王有乌骓马，面对将他“围之数重”的汉军骑兵，拍马舞戟，“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这个“斩”字，只有乌骓马做得到。只是冲锋两次，乌骓疲惫不堪，楚霸王只能将爱马送给好心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展示的兵马俑铜马车,马高约13掌。

《史记》生动记载，楚霸王步行舞剑，砍进汉军骑兵阵中，一口气“杀汉军数百人”，自己只“被十余创”。可见汉军骑兵只有弓矢，遇到步行杀来的霸王，无法以长兵器反击。否则一排长矛冲击，项王也难抵挡。

高壮的乘骑，还能使骑兵穿上甲冑。廉颇“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但他披的应该是轻便皮甲。兵马俑的秦军骑兵，身披保护胸腹的轻便短皮甲，面对步兵弓弩之际难以正面冲击。

只有项王，才能穿上全套甲冑。楚汉广武大战，楚霸王“自被甲持戟”，出阵对战汉营的楼烦骑将。他手中有戟，身上有甲冑，楼烦将只有弓箭，项王“瞋目叱之”，楼烦将“手不敢发”，掉转马头就跑。

即使骑兵不舞戟、不披甲，只是单纯骑射，更高壮的战马也能营造骑射的绝对优势。

高大战马的骑射优势

弓箭与步枪一样，实际战斗不以“最大射程”杀敌。步枪射击讲究“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距离远不打。”等敌兵迫近到100米内近距离，才能有效歼灭来敌。《史记》记载李广练兵，同样也有“一不打”：“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

马弓的张力较小，马上射击还有马匹运动的反作用力，只有贴近距离射击才有把握。明代兵书《射击指南》，记载了马弓射击要领：“须待近三、四十步，方可发矢，远则难中，亦难杀人也。”

然而，超过40步的远距离射击也很重要。在战术上，远距离射击形成压制力，迫使敌军阵形分散，驱赶敌人进入对我方有利的地形地物。因此，李广要求“度不中不发”，战斗虽能精准杀敌，战术却缺乏弹性，容易居于劣势。敌人若来势太快，常使战况危急。

《史记》记载，李广严格要求射击军纪，造成“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最惊险的一次是右北平射虎，李广张弓搭箭，却等到老虎逼近到面前才肯射击。但老虎速度超出李广预料，“虎腾伤广”，幸而李广冷静发箭，“亦竟射杀之”。

近距离射击无法营造战术优势，远距离压制射击却超越汉马的能力。因为汉马力量不足，只能使用低鞍。

马鞍是骑射的关键马具。《射击指南》记载在急驰战马上射箭的战斗动作：“直踞坐，不宜跕坐。宜以两膝夹紧鞍头，不宜以两足踏紧脚镫。宜以身扑向于前，不宜直挺在上。宜

左身左足向前 ，不宜平身平足向前。”臀部贴鞍坐实，上半身向左前倾，两膝夹紧前鞍桥(马鞍前端)， 使左侧重心向前，类似近代步枪跪姿射击姿势，才能以右手稳定开弓。

两膝夹紧鞍头，是骑射的第一要领，因为开弓时无法握缰绳。骑士预备射击时，手握马缰，“将矢扣弦”。开始射击时，“投缰捉矢”，放下马缰开弓待射。此时，骑士的重心完全在前鞍桥上，更得以夹紧鞍桥的两膝牢牢控制马匹。在这快马投缰的惊险水平一刻，“聚精会神，目不瞬，气不息，满开弓，快放箭”。

只有笨重的高马鞍，才能使骑士从容保持重心，增加射击距离，但汉马驮不动高马鞍。兵马俑展示的秦代骑兵乘马，使用近似鞍垫的低鞍，几乎没有鞍桥，骑射距离严重受限。

“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高大的乌骓马只有一匹。要复制霸王雄风，必须依靠汗血马。

汉武帝为了汗血马出征大宛

高壮的汗血马，能撑起挥舞长兵器的盔甲骑兵，更能增加马弓的有效射程，是汉军骑兵的决胜装备。汉武帝对天马寄予厚望，年年派出采购团。大宛人却只出售次等马匹，将真正“善马”藏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

为求得马中极品贰师马，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今乌兹别克东部)。李广利出身倡门(乐师)，不懂军事，战前可能是个无所事事的富贵“恶少年”，但妺妺李夫人艳冠汉宫，裙带实力满朝第一。

出征大宛时，适逢天子六十整寿，老皇帝任性一把，让李广利挂帅。《汉书》记载大宛只有“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因此，武帝不出动正规军，只“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向藩国征集6000骑兵，招募各地不良少年数万人，凑成杂牌远征军。

大宛之战的困难处，在于路程长达12550里。大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大胆“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但老皇帝胸有成竹。大军的向导王恢曾出使西域，熟悉地理，更是名将赵破奴攻破楼兰(罗布泊北)的副手。

只要老实听从王恢意见，李广利就能打胜仗。但他的能力实在太差。汉军过了盐水(罗布泊)，“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李广利不予安抚，到处攻城，却攻不下来。汉军千辛万苦抵达中亚，遇上大宛东面坚城郁成城，攻城首战不力。此城只有数千士兵，李广利理应将攻城战进行到底。但他见到伤亡略多，竟失去斗志，灰心东返。大军去回长达两年，数万“恶少年”只剩2/10生还敦煌，汉朝成为西域笑柄。

汉武帝气炸了，派使者赶到玉门，禁止败

军入关。然后，他“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耗费一年多，再次拼凑6万远征军，外加上大批尾随大军追逐发财梦的“负私从者”。

这一次，皇帝为李广利准备了充足食粮，并征集“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为大军运粮。兽力运输不足，朝廷发了狠心，“发天下七科适”，把全国罪官、逃犯、赘婿、商人与商人子弟等“七科谪”罪人贱民，全派到敦煌。他们号泣离乡，自筹车马，在河西走廊组成“转车人徒相连属”的兵站线，搞得“天下骚动”。

太初三年，李广利再次出征，这次总算抵达大宛国都贵山城。大军围城40余日，在汉军惨烈攻城时，大宛使者带着国王的首级求和，只要李广利停止攻城，“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若不饶过大宛，“则尽杀善马”。

李广利为马而来，索性放弃攻城。大宛则“出其马，令汉自择之”。李广利“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

大军回程更丢脸。李广利的部队由罪人、恶少年与亡命冒险家组成，个个都想发财。六万大军争抢战利品，一路互相残杀，只剩万余人生还汉关，“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战报传来，满朝哗然，但老皇帝思念美人，将大宛之战定调为胜仗，李广利因功封侯。

归程迢迢，李广利大军生入汉关的马匹，只有一千余匹。其中能当成种马的“善马”，只剩30匹。这30匹汗血马，启动了大规模品种改良。

以天马为“马母”

乌孙马与汗血马来华时，正遇上缺马高峰期。元狩四年，汉军横渡戈壁，直捣匈奴大后方，长城守军清点马匹，“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汉军自此缺马，被迫降低战马标准。

《盐铁论》记载了乡老的战争回忆：“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原本一律使用公马的骑兵，被迫使用母马。饥渴公马不顾战情紧张，兴奋交配，兽医只好在战地接生小马驹，战士被迫骑着大腹便便的怀孕“牸马”出战。

汉代马匹的第二大用户，是构成全国交通邮递网的亭驿。天下亭驿缺马，武帝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的大官捐马，并规定各亭还要自养怀孕“字马”，自产小马驹。

为了充实战马，汉廷使出奇招。当时的骑兵称为“骑士”，主要来自位于今日陕甘宁与内蒙古的“六郡”(陇西、上郡、北地、安定、天水与西河)，擅长骑射的“六郡良家子”是汉军骑兵主力。武帝移民实边，充实六郡人口。又对全国富人征收“告缗”(财产税)，作为移民基金。有钱人大多是商人，朝廷严格追征，“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等以上商人大多破产。

元鼎四年，朝廷给商人开了条活路：“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朝廷提供的“马母”，显然是乌孙马与汗血马，六郡养马不但要大量蕃育马匹，更要培育新式战马。官营的牧苑(马场)，总是充满官僚主义。汉初不少大商以畜牧致富，让商人带着母马到六郡养马，官府再给予“马母”(种马)，就能将企业家精神导入马种改良，迅速育成新式汉马。

马匹育种需要时间，但汉武帝不耐久候。天汉二年，汉武帝令李广利率3万骑兵出击酒泉。此时马种改良只进行了15年，新马种尚未育成，马群数量也无法应付战争需求。李陵自告奋勇率本部5000精兵出击，汉武帝当场发急：“吾发军多，毋(无)骑予女(汝)。”

直到太始三年，李广利降敌，武帝停止征战，汉马总算得以安心蕃息。养马20载，汉马存栏量大增，改种马也长高了。

东汉的两件文物，生动展现新一代汉马的改种成就。“马踏飞燕”的体躯保持汉马原形，四肢却修长有劲，适合四蹄飞驰伸长跑步。战马张口咆哮，悍威十足，展现天马的鹤颈。“东汉铜车马”则是战马改种的次品，以马车底盘推算，马高应在14掌以上，外观颇有汗血马特色。只是原本应是鹤颈的脖子基部外凸，成为品相差的鹿颈，沦为拉车马。

汉宣帝本始二年，匈奴压迫汉朝盟邦乌孙，试图夺回中亚霸主地位。大将军霍光动员15万骑兵，组成五路大军出击，匈奴闻风而逃。但新一代汉马耐力十足，各路大军出塞追击千余里，匈奴各部族虽然成功脱逃，却在隆冬雪季里遭重创，“于是匈奴遂衰耗”。

娇贵的天马

然而，以天马改良的汉马只能争霸中原，难以北渡大漠。

大宛马很娇贵，只能以高档马料饲养。《史记》记载汉使由大宛取得苜蓿种子，汉武帝亲自提倡种植，“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葡萄)、苜蓿极望”，才能养活天马。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苜蓿只是草料，要增强体力，还得加精饲料。天马改种后，汉军流行以粟(小米)喂马。《东观汉记》记载，宣帝时，五将出征，匈奴斥堠检查马粪，“见其中有粟，即知汉兵出”，吓得匈奴举族逃难。

忽忽140载，人们渐渐淡忘马料的变化，差点造成大灾难。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显亲侯窦固由凉州出击，率1.2万骑兵打通河西走廊。他认为霍去病出征河西不带马料，误认塞外水草比关内草料有营养，“塞外草美，可不须马穀”，因此出征不带小米。大军刚到敦煌，马就撑不住了，窦固急奏“请马穀”，明帝大发脾气，众臣更引经典，“皆言按军出塞，无穀马故事”。幸而光禄勋马防还记得汉宣帝时匈奴由马粪辨认汉马的故事，当朝力争，战马才能吃饱。

相比之下，匈奴马耐粗饲，更能忍耐北地严寒，仍然保持大漠南北的军事优势。窦宪勒石燕然山，选在春夏出兵，初秋凯旋，3万骁骑更需搭配1.3万余辆兵车运粮。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得到贰师马，喜爱非常，亲自写成《天马歌》。忠臣汲黯火冒三丈，上奏批评皇帝为马写歌太轻薄，却不知汉武帝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有一半功劳在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