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

经典动漫《浪客剑心》在2023年7月推出重制剧集《明治剑客浪漫潭》，展现了维新志士用剑努力开创新时代的志向。但事实上，暴力组织与日本近代政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

19世纪末开辟的日本议会政治，收编了暴力团，使其为议员人身、党派利益和平息劳工运动服务。由此，暴力团迎来了扩大化与职业化的时代。但议会暴力也侵蚀了民主自身的合法性，为法西斯专政提供了口实和契机。

美国历史学家英子·丸子·施奈华（Eiko Maruko Sinawer），在《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一书中讲述和剖析了这段至今依然不乏警醒意义的历史。

大佬与大臣的会谈

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不久前卸任德国休战委员会职务并重返学界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向慕尼黑自由学生联盟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为“以政治为业”。

他在演讲中延伸了托洛茨基认为“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的论点，对国家与暴力的关系做了更细致的定义，即“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

除此之外，他还大致勾勒了现代国家中政治场域参与者的身份：专业官吏、新闻工作者、政党干部。在这些角色中丝毫看不到暴力的影子，主要是依靠思想和金钱在运作，因为暴力工作有专门的机关负责，也就是作为国家工具的军队和警察。身处巴伐利亚革命浪潮中，韦伯并不认可与国家对立的暴力，无论批判旧政权的目的多么正确。

那么，假如韦伯看到了同一年发生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下述事件，又会做何感想呢？1919年10月9日，东京车站饭店迎来了从日本西部远道而来的30多名“极道”大佬。现在的他们西装革履，但也许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自己的地盘上指挥小弟打打杀杀呢。他们来到东京是为了与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见面。

当时，内务大臣是日本地方财政和警察的最高长官，具有“副首相”的资格。在1930年代担任大藏大臣（财政部长）多年，死于1936年“二·二六事变”的高桥是清曾说：“内务是政府的中心，大藏是政策的中心。”

极道大佬们堂而皇之地进入内务部大楼，会见内务大臣床次与多名政府高官。会见过程得到了广泛报道，甚至有报纸宣称，会见是由床次本人召集的，很多大佬自身也这样认为。尽管床次极力否认这种说法，但正如施奈华在《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一书中所说，“床次感到尴尬的原因，或许是被点名为结盟极道老大的发起人，而非合作关系本身。”

在战后经济大萧条和劳工运动勃兴的背景下，内务大臣与极道大佬之间确实有各取所需的空间。床次对罢工采取劳资协调的方针，限制警方对罢工等行动的直接干预。参会的大佬里有不少是建筑承包商，受劳工运动的冲击尤其大，也有控制工人动荡的强烈愿望。双方会见不久后，大佬们正式成立了“大日本国粹会”，主张用武士道精神和男子气概对抗腐蚀日本国体的西化思想，而实际行动则以参与平息镇压劳工运动为主。

1927年至1928年，野田酱油（生产“万字酱油”的龟甲万酱油公司的前身）发生了一场持续7个月，最终有3000多名工人被解雇的罢工运动。随着罢工规模的扩大，公司召集了100名国粹会成员，手持刀剑、棍棒和枪支与工人对峙，最终成功驱逐了罢工参与者。

除了暴力冲突之外，国粹会和其他有类似宗旨的国家主义暴力组织，还以设立保安、进行调解等形式积极维护资方利益。日本警方虽然也会处置，但不仅法律规定的惩处措施很轻，起不到震慑作用，而且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偏袒极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日本政权与民间暴力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谋。

议会催生的暴力

这种共谋本身，并不一定违背韦伯式的“绅士国家”图景。毕竟，暴力团伙可以视为国家的一种工具，或者视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的表现。但近代日本的历史表明，政治与暴力的关系并非这样非黑即白，甚至很难将暴力单独拿出来，将其视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床次内务大臣与黑道大佬会面的1919年，正是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国粹会活跃期间也与“宪政常道”多有重叠，日本法西斯化之前的这段时期被认为基本符合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而且，正如施奈华总结的那样：“民主改革并不预示着暴力的终结，但转化了暴力，将曾经是从外部对抗不民主政治体制的反抗暴力，收编成为民主政治的施行手段。当民主政治推动暴力行为持续的同时，这些暴力行为产生了各种不民主的负面效应。”

“收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院外团。近代日本的院外团不同于美国的院外游说团体（lobbist），后者是独立于议会体系之外的行业和社会团体，拥有明确的议题或纲领，影响议员的观念与决策，日本院外团则脱胎于“壮士”。

这里所说的“壮士”不仅仅是黑道人士，而是随着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帝国议会召开后实施选举暴力的专业团伙。在国会未开之时，黑道人士常常为主张召开国会的人士保驾护航，扩大声量，甚至不惜与极力维持独断的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国会召开后，黑道人士发现了一片全新的蓝海市场：议员个体和各大党派都需要专业暴力人士为自己提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保护议员人身安全和向选民施压。

在当时的日本，议员不仅在开会时可能拳脚相加，甚至可能会遭到袭击。大力倡导议会政治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曾表示，在国会议场，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掏出杖剑。杖剑是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上层阶级流行的一种自卫装备，著名佩戴者有英国推理小说家、布朗神父形象的创作者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权贵，将其作为绅士风度的象征引入。

但相比于英国，杖剑在日本显然有着更强的实用价值。国会议员尾崎行雄记述了一连串负伤政客：“犬养毅头部受伤。岛田三郎数次遭受攻击，伤势严重。高田早苗被人用剑从背后砍伤，刀刃几乎及肺；要不是他身材胖了一点，可能当场断命。”在这种氛围下，议员们形成了某种恐怖平衡，纷纷结交聘用壮士，一等自己走出议院，就马上有手持利刃的壮士相迎。

暴力是难以控制的，绝不会仅仅局限于保镖的定位。事实上，壮士们几乎自始至终参与到了选举过程中。早在第一届帝国国会选举期间，壮士们就频繁骚扰各党党员集会。到了第二届国会选举期间，担心权力不保的政府更是在选举前大肆招募壮士，与警方一起干预选举，挨家挨户向选民和商家施压，在选举现场公然亮出刀剑。

当然，这种选举暴力并非日本独有。19世纪的美国也肆虐着选举乱象，各个党派会围绕投票箱展开抢夺与保护的攻防战，甚至有绑架选民的情况发生。二战后韩国的黑帮干政现象相当猖獗，1954年，韩国最大黑帮组织钟路派首脑金斗汉当选国会议员，一生沉浮与政局变革相始终。就暴力团体参与政治而言，日本具有代表性，而不具有独特性。

从壮士到皇军

1960年代之后，黑帮参与国政的现象渐渐从日本消失，而在此之前，暴力长期是日本政坛的一个显著因素。但是，1940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法西斯专政时期，是一个例外。当然，战争对人力的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大量暴力团人员入伍，侵略亚洲各国。但是，日本暴力团自身及其深度介入的日本议会政治，也是关键的内因。

日本的非国家暴力组织规模，从1930年代初开始骤减。国粹会据说在1932年有20万人，三年后就只剩下了25000人左右。这与日本选民资格的变化密切相关。

按照1889年宪法的规定，日本只有1%的人口拥有选举权。在这种局面下，选民数量少且均为有产阶级，固定性强，习惯以小规模俱乐部聚会的方式开展组织动员。于是，雇用黑帮施压是一种高效的手段，容易在局部形成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从而对选民构成显著的身体或心理威胁。但随着选民财产资格的逐步降低，直至1925年实现25岁以上所有男性的普选，选民占到了总人口的20%以上。挨家挨户“拜访”选民已经不再可能，而塑造政治观念的渠道也从俱乐部转向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留给院外团的空间逐渐收缩。

另一方面，民众对议会政治本身的信任度也在崩塌，与政治高度绑定的职业暴力团难辞其咎。反复发生的议会暴力损害了宪政政府的合法性，也让民众不相信政府能够自我净化，与其依赖的暴力分子切割。

1926年，一批知识分子和记者在公园中集会反对议会暴力。正如施奈华分析的那样，“批评声浪所透露的最大隐忧是……一般政党的存在本身，就没有对暴力社会拨乱反正的能力。”于是，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找出路的势能，寄希望于其他力量能够解决包括暴力团在内的社会痼疾。可悲的是，最终胜出的是法西斯国家。

在这种局面下，依附于议会政治的职业暴力团落幕，就成为了难以避免的趋势。新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尤其是主张自上而下建立总体战体制的统制派利用了这股思潮，将民众对暴力的痛恨转移到对政党本身的厌恶上，渐渐占据了实力与道德的双重高地。

1940年，大政翼赞会成立，解散所有政党只是给棺材敲上了最后一枚钉子。在东南亚的丛林和太平洋的岛屿环礁中，当年出入议会大楼、鼓噪喧哗的“壮士”们变成了滋养异国土地的肥料，见证和体现了紧急状态下压倒一切的国家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