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导演肯·洛奇的电影《老橡树酒馆》，在2023年入围戛纳电影节。据导演本人声称，这有可能会是他最后一部电影，此后他将从电影制作业中退休，安享晚年生活。

肯·洛奇于1964年出道，至今已经六十载。他的电影主角大多为工人阶级，从《注视与微笑》到《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像是在用电影写一份极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学著作。他将一个个劳动者的命运放在对于结构性问题的审视中，呈现现代社会对劳动者施加的新的挑战，也温情脉脉地拍摄出劳动者之间互相取暖、人性光辉的时刻。

电影生涯至今，他的作品多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并凭借《风吹麦浪》和《我是布莱克》两度问鼎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早在1960年代，他就作为电视导演替BBC制作节目。1969年拍摄出《小孩与鹰》后，肯·洛奇沿着写实主义的路子更上一层楼，相继拍出了《秘密的档案》《底层生活》《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脍炙人口的无产阶级电影。他研究的并不是古老的无产阶级划分方式，他的电影主人公大都是打零工的、无业游民、妓女、家政保姆等新型贫困人口。电影史学家格雷戈尔认为，他是当今世界“新现实主义中最重要的导演”。

日不落帝国暗影下失落的工人阶级子弟

在电影处女作《可怜的母牛》里，肯·洛奇就表现了他杰出的人物塑造能力。这部电影以一个底层女孩为主角，她和窃贼结婚并生下孩子，但窃贼随后入狱，她自己的生活也一次次遭遇危机。

肯·洛奇塑造的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底层人物，他呈现女孩的欲望，也表现她在面对生活苦难时的乐观和坚韧。她眷恋肉体欢愉、物质财富，但物质不会使她堕落。当她被负心汉伤害，独自养育年幼的儿子，面对生活的重负，她依然高昂着头，笑对人生。

肯·洛奇在塑造女性时有难得的共情能力，他善于发现小人物的美好一面，而不是以精英的视角去傲慢审视。这使得他电影里的主角虽然平凡，却闪耀出不亚于英雄的动人光芒。

1960年代，肯·洛奇拍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小孩与鹰》。这部电影将无产阶级离愁与大英帝国的衰落并置，通过“小孩与鹰”这么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呈现出战后英国无产阶级的痛苦与迷茫。

影片的主角比利，出生于一个依托煤矿工厂发展的小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下，这座小镇走向衰败，无产阶级家庭承受着失业的打击。比利的家庭也面临父亲出走、母亲失落的僵局。肯·洛奇以小见大，将比利的家庭作为英国无产阶级失落的喻体。父亲出走，象征着以煤矿工厂为代表的旧工业时代的逝去。在工厂工作的哥哥情绪日益焦躁，也折射出196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整体的精神迷茫。

二战结束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面临不可挽回的衰落。战后一代站在废墟上，一度面临“生活意义感的缺失”。《小孩与鹰》胜过一般工人电影的原因在于：它不局限于对无产阶级伤痛的探讨，而是用高明的隐喻方式，揭示出了英国战后一代共同的精神危机。

电影中，比利抓到一只小鹰，他把驯鹰作为自己压抑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肯·洛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以反复出现的密集房屋、高大烟囱、狭窄街道和阻碍道路的篱笆为符号，昭示出比利窒息般的生活。而他唯有奔向自然，在驯鹰的片刻，才能短暂逃离，抬头看见清澈湛蓝的天空。

《小孩与鹰》是一部朴实无华的电影，却成为战后英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被业界公认为196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几部电影之一。这部电影发扬了战后英国“自由电影运动”所宣扬的独立、锋锐、介入现实的价值取向。它用真挚诚恳的镜头语言、巧妙的象征性叙事，呈现出一代英国人的失落与彷徨。

以《小孩与鹰》为标志，肯·洛奇的电影路线基本确定。往后五十年，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基本都沿着《小孩与鹰》的道路去前进。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多是工人或失业者，生活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跨国企业扩张的背景下。

例如《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平台零工与看护女工，《我是布莱克》里的木匠工人，《天使的一份》里犯事的无业青年，《寻找埃里克》里的邮差，《甜蜜十六岁》里涉及非法交易的青年，《面包与玫瑰》里担任清洁工人的玛雅等。其中对当下最具有针对性的，当数《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困在系统里的人

《我是布莱克》证明了，肯·洛奇不只会用悲天悯人的方式来表现痛苦。在这部电影中，他采用了幽默剧的方法，让观众在欢笑之余，更真切地感受到英国繁琐的官僚制度、虚伪的福利制度对社会底层的残酷。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大半辈子努力工作，晚年依旧陷入困窘的工人。他无儿无女，因为心脏病而停止工作，本指望靠残疾救济金挺过难关，可他没想到，当局为了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连他的残疾救济金都设法剥夺。他先是被政府派来的“专业医疗人士”坑害，残疾救济金被取消，随后在申请上诉期间，他申请待业救济，又被繁琐的官僚体系一次又一次玩弄。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一生，这个国家的关键系统却回赠以冷漠。绝望之下，布莱克选择反抗，最终悲凉地死去。

《我是布莱克》以辛辣的方式批评了英国的官僚系统和福利制度，这部电影也为肯·洛奇赢得了戛纳金棕榈的荣誉。影片中有一句话：“我见过多少像你一样的好人，因为不配合而最终沦落街头。”其实，肯·洛奇的电影何尝不是一次次追随那些不配合的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在这个倔强老者的内心，始终存留着不向伪善、冷漠机制妥协的勇气。他一辈子站在反抗者那一边，将被系统遮蔽的话语，从地底打捞出来。

与《我是布莱克》一样，《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是非常动人的一部电影，也是当下直面数字平台零工困境的电影之一。肯·洛奇用写实的技巧完成了一个隐喻故事，他所记录的不只是英国底层工人的困局，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困在“系统”里的人的困局。

这个故事如此具有普遍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读门槛，《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都能直击人的内心，使得观众去思考，造成系统里的人无法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都在过着一种倦怠而不幸的生活，却对此无能为力？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零工家庭里的父亲，为了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加入了一个大数据零工平台。他无保障协议，一周无休，每天奔走在送快递的路上。从此，他被算法制定路线，被系统监督，超时就会发出嘟嘟嘟的警报，被客户投诉会被扣钱，请假无人代送也会被扣钱。

一个工人连续干活十四天，因为抗议工头而被讥讽为“爱抱怨”。主角在路上遭遇抢劫，多处受伤，工头最先过问的不是他的状况，而是要求他补偿损失。此情此景，导演直指零工艰难背后的原因，即算法支撑的系统将人变成机器，而缺乏对人的基本关怀。

缺少对零工保障的法律条文的市场，它的“优胜劣汰”式竞争加剧了每个人的“加速”。企业为了不被淘汰而“加速”，个体在缺乏议价权、休息权的情况下，为了不被辞退而“加速”。而当每个人都在加速，加速所带来的就不是整体幸福，而是整体倦怠，进而导致人们对这种催吐式竞争的怀疑。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呈现出来的是，很多民间的暴力如成年人突如其来的崩溃，少年看似无因的反叛，乃至一个人的自毁、消失，看似是偶然的，其实是一个对底层打工者缺乏基本人道、缺乏保障的系统的必然。

例如在电影中，正是由于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早出晚归地工作，导致子女缺乏父亲的陪伴。在他们成长中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的缺席，造成了他们的失落与行动上的回应。

而电影中母亲一角，她承担的看护工作也为观众揭开了英国老龄群体的孤独境况。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老人却有被落下的处境。大数据与互联网，这些年轻人快速学习的东西，老年人却需要很长的周期去适应。更为关键的是，当他们的子女投奔到这种加速的竞争中，他们的孤独由谁治愈的问题。看护这一工种，就是为此而生。

母亲帮助他人照顾老人，自己的家庭却剪不断理还乱，她和丈夫一样，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陪伴无法兼顾的困扰。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收入却仍不及那些高官政要、资本巨头、房地产商的零头？

肯·洛奇呈现的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大数据和算法结合的时代，科技带给人的已未必是福音，而是一种困在系统里倦怠打拼直到崩溃的恶性循环。数字平台造就大量的零工经济，企业利用零工减少成本，扩大生产效益，并且利用平台的垄断优势，逼迫传统线下商家也不得不加入其版图之中。

其结果是利益的大头给了平台及其背后的高层，零工为此(且难以有其他选择)付出高风险劳动，其收入却赶不上物价、房地产泡沫上升的速度。平民百姓想要的，有时很简单，家庭、房子、教育和医疗。可如果每一个都成本高昂，而自我的劳动又贬值，那么在一个投机的收益明显高于劳动的社会里，大范围的倦怠与幻灭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佛系和过剩竞争看似截然不同，却是功绩社会的一体两面。所谓“消失”、“退出”，是在厌倦了这一代又一代延续的竞争法则及其权力话语后，个体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

Ken Loach

他始终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

在保守党占据上风的英国，肯·洛奇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把电影作为介入世界的一种手段，是“向权贵进行的演讲”，也是在名流云集的艺术殿堂里，为无产者发出声音的媒介。

在社会主义退潮、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潮流的1990年代，肯·洛奇就致力于拍摄呈现打工者困境，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电影。而如今，当“历史终结论”成为伪命题，全球化再度受到严峻挑战时，肯·洛奇通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电影，展现了当代社会普遍的零工模式，以及在这背后深刻的阶级固化、社会区隔、下层居民缺乏保障等问题。

这看似陈词滥调，但肯·洛奇细致入微地为我们呈现：这个零工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它又是如何把人变成机器，步步贬损人的生命价值。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呈现这些问题，是为了激励观众寻找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多年以前，肯·洛奇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叫《1945年的精神》。在那部片子里，他展示了战后英国的重建。在当时，工党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以求推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但自撒切尔执政后，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被淡化乃至污名化。肯·洛奇希望回顾战后英国的重建，探讨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如何影响了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而为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去污名化”。

但是，摆在肯·洛奇和左翼电影人面前的共同问题是，在今天呈现底层困境已远远不够，左翼不仅需要展现社会的分化，还需要去回应：为什么在贫富不均、社会阶层愈发分化的国家，左翼政党却没有得到更高的支持，反而在多个国家遭遇保守主义的冲击？

就以英国为例，特蕾莎·梅之后执政的是保守党党魁鲍里斯·约翰逊，即便当时英国对新冠防控不力，保守党依然在政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工党却面临目标选民的流失，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因“涉嫌歧视犹太人”的言论黯然离场，继任的是一位温和型的调和人物。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保守主义和折中派更受选民欢迎，左翼政党的主张则被视作“激进”、“社会主义倾向”而遭受质疑，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英美尤其明显。

因此，对于这一代左翼电影人来说，除了去呈现受压迫者的生活，探明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何对左翼政党失望，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方向。

肯·洛奇有自己鲜明的关注领域，以致遭受误解。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创作愈发重复，沉浸于拍摄“工人苦难叙事”，但没有挖掘出新的东西，甚至将他的作品讥讽为“无产阶级伤痕文学”。但如果仔细对比肯·洛奇的电影，会发现从《小孩与鹰》到《我是布莱克》，再到《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他一方面忠实于对社会底层的关照，但另一方面，他拍摄的不再只是反映传统工业衰败、工人下岗、批判官僚主义等这类老生常谈的议题。新的议题有：新兴的平台资本主义问题，企业家如何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建立新的垄断方式，将工人变成肉身机器。

肯·洛奇揭示了一种当代奴役术，这是一种相比16世纪更隐蔽、更合乎法规，却在本质上同样野蛮的奴役方式。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结尾，男主人公即便受伤，依旧驾驶着飞驰的货车，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甘愿接受算法平台的奴役。当他开进隧道，我们不知道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他显得如此无助，但只能一个人继续在系统的囚笼里飞驰下去，直到失速，坠落，直到有新的人替代他。在那一刻，我从电影中看见了自己。

《小孩与鹰》，1969年。

《我是布莱克》，2016年。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