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出身贫寒佃农之家，但“生有神力”。岳家全力栽培，让他拜师习武，练成一身惊人武艺。论马术，岳飞能在马上挥舞沉重的“丈八铁枪”，骑射更是强项，策马冲锋时“左挟弓，右运矛”。论箭法，他能挽三百斤(两石五斗)强弓，射八石劲弩，这是超人的水准。

宋军的个人战技，以弓弩定优劣。全军最强战士，是由“东西班带甲殿侍”(殿前武士)选拔出来的“祗候”(高级侍卫官)。最优秀的弓手“长人祗候”，战技要求是能射“一石四斗”强弓；最优秀的弩手“长骑祗候”，射“四石”劲弩就是冠军。岳飞的弓弩水平，足以吓跑全军武艺最高强的皇帝侍卫官。

弓弩战技是宋军升官加薪的主要标准，能挽强弓拉硬弩，就有大好前途。宋代军人虽然黥面，但军饷优厚，老弱淘汰为“剩员”后还能终生领半饷，所以习武也是一条出路。岳飞的父母原本只希望孩子从军抱个铁饭碗，岳父勉励岳飞“徇国死义”，岳母传说为岳飞刺字。岳飞却于练武之暇努力读书，另有追求。

宋代重视教育，印刷术发达，穷人也读得起书。但岳飞读书的目标不是考编做官，而是深研战略战术。《宋史》记载，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前者是当时高级将领必读战史教材，后者是战术准则与战略原理。

岳飞读书很认真。靖康耻后到沦陷区招募义勇的河北招讨使张所，对岳飞的第一印象是武艺出众，他开口就问“汝能敌几何”，能与多少人对打。岳飞随口来了两段《左传》典故，让张所改容起敬：“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

一个佃农家庭的孩子，能自学成大将，缘自家乡的尚武风气。岳飞的老家河北，是英雄的故土，勇士的家乡。

河北是中国的形势之地

岳飞的老家在相州，今日是河南省安阳市，宋代属于河北。近代的河北省是富裕省份，宋代的河北路却是战云密布的“中国形势之地”。

宋代的北方边防线，由陕西、河东与河北三路构成。陕西路(陕甘)面对西夏与吐蕃，固守城砦就能拒敌。河东路(山西)峻岭雄峙，堵住燕门关，即可阻止契丹铁骑。只有河北最难守，儿皇帝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河北屏障尽失，契丹年年南下“打草谷”。

黄河以北、太行山以西的河北平原一马平川，自召公奭封燕以来，就是北方的军事绝地。司马迁评燕国：“北迫蛮貉，内措秦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南面的中原群雄尚能以黄河相拒，北面的东胡与山戎却难以抵挡。

燕昭王时，大将秦开击破东胡，边防线推出燕山。燕国于山海关外建立辽东与辽西两郡，修筑燕长城，控制辽河平原与辽西走廊。关内，燕国建上谷郡(怀来)保卫军都径(居庸关)，渔阳郡(北京)巩固燕山，右北平郡(唐山、秦皇岛与承德)镇守山海关，河北才能守稳。

忽忽1300年，东胡演变为契丹，边防线仍然不变。只要守住五郡防线，契丹就无法南下。涿州(上谷)、幽州(渔阳)、平州(辽东)与营州(右北平与辽西)，成为唐代控制契丹的要害之地。

安禄山守营州，以诈取胜。他宴请契丹酋长十余次，大醉后全部斩首，“每度数十人”，契丹只能忍气吞声。范阳军节度使刘仁恭守幽州，每年秋季下霜即出征，“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契丹长年衰弱，“请听盟约甚谨”。

五郡防线上最险要的榆关(山海关)，更是无法攻破的雄塞。《新五代史》记载，榆关天险“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守军世代相继，固守不懈，“戍兵常自耕食，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

五代时，山海关戍兵废散，辽太祖乘机夺关，占领平营两州，总算能南下打草谷。辽太宗时，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五郡防线拱手相让，河北门户全开。契丹骑兵自此能问鼎中原。

河北不能丢。杜牧分析得好，“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一旦有失，就得沿太行山与黄河建立庞大防线，才能抵御契丹，造成无尽的财政黑洞。不但淮河以北必须“赤地尽取”，长江以南也得“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戍兵”。河北失守之日，“天下四肢尽解”，只剩头腹，“焉有人解四肢，其自以能久为安乎”。

要守住河北，第一步是大建城砦据点。周世宗北征，筑雄州与霸州，宋初扩为纵深城砦群。但城砦外的旷野无险可守，必须改造地形。《宋史》记载，宋太宗利用滹沱河与永济渠等边界诸河，制造泛滥区“塘泺”。西起保州(保定)，东至泥姑海口(塘沽一带)，“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

人工泛滥区以“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阻敌，但纵深有限。太宗又引渠筑堤，开辟骑兵难以通行的水田，“由是顺安军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

契丹铁骑还是有路可走。塘泺向西只延伸到保州边吴淀，在保州与太行山之间，留下百余里大缺口。因此，契丹铁骑打草谷的路线千篇一律，总是以偏师攻打“水势浅狭”的霸州与雄州，主力取道大缺口上的广信军(徐水)南下。

宋军只好在大缺口部署重兵，以北平军(完县)为轴心，固守广信军以南的保州(保定)、定州、真定府(石家庄)与高阳关(河间)，建立纵深200里的三角阵地带。宋军并于永定军(蠡县)、邢州(邢台)与大名府部署强大机动部队，四面策应。

塘泺以南是大平原，“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利于骑兵野战，步兵总是占下风。要在三角地带与契丹作战，必须编练骑兵机动部队。宋军于河北努力保持强大骑兵，于广信军驻6000骑，保州与北平军各驻5000骑。

宋马不如契丹马，宋军骑兵不正面交锋，专等契丹骑兵过境后颠倒正面出击，与正面步兵互相呼应“使腹背受敌”，或者与北平军预备队协同追击“邀其辎重”。宋军虽然打不了歼灭战，却能制造战略压力，迫使契丹回师。

这支决胜骑兵的马，就来自岳飞的老家相州。

宋辽战争时，河北以塘滦泛滥区为依托，抵御契丹骑兵。但保州至太行山间的广信军无法引水导致河水泛滥，形成防线缺口。宋军建构庞大纵深阵地带(红色三角处)，抵御广信军方向来敌。宋金战争时，地势更有利。宋仁宗时黄河决口改道，形成北流与东流。金军南侵时，北流已堵塞，东流仍然泛滥，金军于河北用兵的腹地更窄。只是叛将郭药师带路，金军大胆钻隙，通过河北，但是宋军仍坚守河北各城砦，各州县义勇军奋起游击，严重威胁金军退路。因此金军两度攻汴京，都得匆匆回师。河北并未真正沦陷，只需强大野战生力军过河增援，就能将金军包夹歼灭于已经营百年的战略据点群之间。因此，李纲、宗泽与岳飞均力谏宋高宗反攻河北，这是务实可行的战略。直到绍兴十年，岳飞自行反攻，仍以河北义勇军为决胜力量。

战士的故乡

相州古称邺郡，是曹操发家之地，“平原千里，漕运四通”，《读史方舆记要》誉为“据河北之噤喉，为天下之腰膂”。到了宋代，相州位于抗辽大三角纵深带的后方，是河北练兵之地，养成尚武民风。更重要的是，相州有一个庞大的军马牧场。

河北的马匹，来自北京大名监、洺州(永年)广平监、卫州(卫辉)淇水监、相州安阳监共4个牧龙监。战地军马繁育要求严格，河北各监“多择善种”，马匹质量有名气，民间也盛行养马。

因此，相州可以练出宝贵的骑兵。宋太祖时，禁军于河北七州屯驻“骑射”军，相州居其一。宋英宗时，禁军缺骑兵，驻防相州的步兵“厅子第三”军，就地改为骑兵“骁武厅子马”军，补足河北骑兵战力。

弓箭社进一步强化了河北壮士的战力。澶渊之盟后，河北军备松弛，老百姓却保持警惕，纷纷组织自卫武装“弓箭社”。民间武装是自备弓马没有军饷的志愿军，作战只求保家卫国，不搞形式主义。他们学习战争经验特别彻底，竟以契丹为师，作战“与夷人无异”。

“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宋哲宗时任定州知府的苏轼详细奏报弓箭社的强大战力，“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深畏之。”

苏轼两度上奏，提议朝廷将各地弓箭社组织起来，“敕将吏常加拊循，分番昼夜巡逻”，但哲宗并未批准。在官僚眼中，民间自卫武装的威胁，远超出契丹。

王安石变法，官府向弓箭社伸手，要求“兼充保甲”，搞得“召集追呼，劳费失业”。到了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官府出面“劝诱民户充弓箭社”，社员人数成为官僚政绩，官府按户籍强迫入社。“家至户到，追胥迫胁。悉驱之入社”，闹到“民不堪其劳，则老弱转徙道路，强壮起为盗贼”。

更难堪的是，官僚带来了黄河以南的乡愿文化。宋代禁止民间私有甲冑与弩等两种“禁兵器”，只准私有“弓箭、刀、楯、短矛”。岳飞私自练弩，丈八铁枪显然也不是“短矛”，追究起来是要吃官司的。

朝廷向弓箭社伸手，就要查点兵器。金兵南下前夕，京东西路(豫东苏北鲁西)提刑梁扬祖，倡议模仿河北组织弓箭社，满朝反对。就在金兵第一次围攻汴京的宣和七年，官员大骂弓箭社私藏兵器，如同以兵器“借寇”。宋徽宗从之如流，在首都即将被围时，下令裁撤弓箭社，兵器由官府没收，梁扬祖惨遭免职。

弓箭社虽然行路艰难，却使河北壮士的军事能力升级。弓箭社由各家“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指挥组，称为“头目”。指挥组分为三人，“社头”指挥，“社副”训练，再加一名“录事”(文书上士)，已形成近代连级战斗单位的指挥结构。老军人都知道，能干好连长，就有大将潜质。

强悍民风使岳飞练成骑术武艺，弓箭社使岳飞精进领导统御。而相州的经济优势，又给了岳飞读书的机会，培养出不凡的战术能力与战略眼光。

相州位于河北后方，是河北富裕大州。宋代以“畿望紧上下中”六等评定州县，相州是个富裕的“望”州，岳飞家乡汤阴县也是人口繁庶的“紧”县。地方政府有钱，就能办廉价教育。于是，岳飞虽是佃户之子，也有条件读书。

河北壮士不但战技出众，更能练成将才。然而，宋代的老百姓并不喜爱河北壮士。

好男儿不好当

唐宋时的河北形象，是“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杜牧评论河北人“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农夫放下锄头，上马就是战士。

岳飞的老家相州，是河北练兵之地，民风更是强悍。“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在文明中原只作为诗人的武侠异想，在相州却是家常便饭。

岳飞驻军徽州时，老百姓控告他的亲舅，岳飞军法责罚。亲舅怀恨在心，一次与岳飞同行，突然策马向前数十步，以难度最高的“背射”转身一箭，射中岳飞马鞍。岳飞纵马追逐，将亲舅抓下马来，一刀穿心，然后将整颗心脏“碎割之”。回家禀告，岳母大惊，责问“何遽若此”。岳飞回答，舅舅这箭不留情，偏上偏下都能要命，“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

以直报怨，敢爱敢恨，是英雄的豪情本色。只是宋代以仁治国，吵架抓住对方衣领开骂，就是要打40大板的“殴人”大罪。轻罪如毛，天大仇恨只能嘴上吵一吵，民风越来越柔弱。在汴京等文明法治乐土成长的文明人，见到岳飞杀人剖心，不免惊恐失色。

然而，只有杀人剖心的强悍河北人才能救国，因为宋军采用募兵制。

“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五代宋初民风强悍，谭延美、元达与刘谦等名将都是亡命之徒出身。宋太祖的募兵方针，是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但北宋经济起飞，民生富裕，“犷悍之徒”越来越少。

到宋神宗时，愿意黥面从军的新兵，大多是“偷惰顽猾不能自振”的游民。再过50年到宋徽宗，社会福利制度完善，连偷惰游民都不从军了。皇上要求补足缺额，出现抓兵惨剧，“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抓到就在脸上“刺涅”。靖康耻时，抓兵成军的禁军常望风溃散。

文明社会无法产生理想的新兵。幸而河北义士是在刀箭中成长的好汉，临阵杀敌不手软。撑起南渡中兴的军人，大多来自河北、河东与陕西边塞三路。但边塞民众粗鲁质朴，在文明内地总受鄙视。即使是国家存亡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低落。

军队成为文明社会的闭塞禁区，风气越来越强横。岳飞将亲舅剖心，其实是当时军中惯用刑罚。若要留下性命，常挖去眼睛。若犯不赦重罪，则剖心示众，以示军法无情。

战乱年代，酷刑是必要之恶，但文明社会受不了这套做法。建炎二年，宋高宗亲下严诏，“禁军中抉目刳心之刑”。只是皇帝没想到，此时距靖康耻只有一年多。长江南北大乱，金军秣马南下，军纪若不残酷，难以救亡图存。

岳飞等河北壮士，视挖心为常态，为当时社会公议所不容。但国难来时，还得依靠河北壮士。

靖康耻，犹未雪

靖康元年闺十一月，金军再攻汴京。宋钦宗知道只有河北壮士能救国，急拜康王(宋高宗)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磁州知州宗泽为副元帅，“尽起河北兵入卫”。康王的大元帅府，就开在相州。

当时驻防河北的禁军，全用于守城。宋钦宗急诏征募的“河北兵”，是民间义勇军。两个月之前，宗泽倡议在河北后方地带的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征壮士2万人，迅速编练10万大军。钦宗大为嘉勉，派宗泽为“河北义军都总管”，“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招满50人任“进义副尉”(类似准尉)，满300人任“承信郎”(类似尉官)，而且条件十分优厚。宋代“乡兵”自备武器，宗泽的义勇军只要出人力，兵器口粮与甲冑由州郡拨发，果然引来大批河北壮士投军。

岳飞曾参加真定府的乡兵，追剿盗贼立功。但乡兵是旬休日(10日一次周末假日)召集教阅的国民兵，只给口粮与酱菜钱，并无正式军职。康王开府相州，岳飞返乡投效。他招抚了吉倩部盗贼380人，符合义勇军任官标准，补任承信郎。

岳飞连立战功，得到宗泽赏识，夸奖他“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岳飞却不识时务，上千言书请求刚即位的宋高宗“亲率六军北渡”，反攻河北。宋高宗即位之初，第一要务就是向南方奔逃，见了千言书，立即革除岳飞军职。

这份千言书展现了岳飞的战略眼光，他的意见与名相李纲不谋而合。汴京沦陷前夕，李纲大力鼓吹反攻河北。他指出：河北真正失守的城池，只有真定府(正定) 、怀州(沁阳) 、卫州(卫辉)与浚州(浚县)。“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李纲推荐监察御史张所到河北募兵，引起更热烈的从军潮。“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凡十七万人。”

岳飞也投效张所，首次见面就畅谈守汴京必守河北之理。张所惊为国士，派为“中军统领”。当时正规禁军百人为都，设“兵马使”；五都为营，设“指挥使”；五营为军，设“都指挥使”。义勇军的指挥官则称为“统领”，地位略同“指挥使”。

宗泽、李纲与岳飞，主张以河北救国，战略构想是完全正确的。高宗南逃后，宗泽的河北义勇军继续奋斗，试图于大名府截击金军，夺回徽钦二帝。但新皇帝忙着逃难，“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宗泽孤立无援，河北陷入敌手，但他仍然不屈不挠，领导义勇军收复汴京，独力守城长达一年。

岳飞是宗泽守汴京的重要将领。他原被分配给“八字军”主帅王彦，河北壮士脾气刚烈，开罪上司，被送上法场，幸得宗泽出面相救。当时金军攻汜水关，宗泽让岳飞率领五百骑兵立功赎罪。岳飞发挥河北人骑射强项，大败金军。宗泽大喜，将岳飞一步提升到相当于“都指挥使”的“统制”。形象地说，岳飞在短短两年内，由连长升到师长。

宗泽固守残破汴京，一心反攻河北，连上廿余封奏折苦求皇上回汴京。高宗却无心收复失土，在初春一月下扬州。宗泽上疏力谏，字字血泪：“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则天下之民何所依戴。”

金军不是无敌的。河北壮士懂得向敌人学习，岳飞渐渐发展出抵御金军铁骑的战斗法。《宋史》记载，岳飞以河北人最擅长的弓箭为主力，在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他又以步兵进行火战，深夜于竹芦渡金营四周举火，“金人疑援兵至惊溃”。岳飞也发现金军甲冑并非坚不可摧，他曾“单骑持丈八铁枪”，一枪刺透重甲，刺杀金军将领黑风大王。他更苦练骑兵，建炎四年泰州南霸桥之战，岳飞已有“精骑二百”，足以使“金兵不敢进”。

只要皇帝回汴京，领导反攻河北，大势仍有可为。高宗是徽宗诸子中较有阳刚形象的，能“挽弓至一石五斗”，是靖康耻后众望所归的复国之君。他却放着抗金大业不管，流连扬州春色，年已七旬的宗泽被活活气死。他临死之前，“无一语及家事”，只是悲愤大呼：过河！过河！过河！

12年之后，源自河北的岳家军，已有击败金军的实力。岳飞更以同乡之谊，联络河北义民“忠义社”，营造反攻态势。绍兴十年，岳飞反攻中原，河北河东义军同时响应，几乎将金军主力包夹歼灭于黄河之前。但同样是宋高宗，一日十二道金牌，断送了拯救北方父老的最后机会。

壮志饥餐胡虏肉

其实，宋人也不喜欢《满江红》。宋代仁政使民风女性化，宋词总是缠绵悱恻，瞧不上老粗军人仰天长啸的《满江红》。

宋度宗时的权相贾似道，生动展现了宋代知识分子对军人的鄙视。贾似道想得到最高荣衔“太师”，于是伪造蒙古南侵军情，皇帝与太后急诏贾似道备战。升太师没问题，但宋制太师需有节度使军衔，于是先给他一个“镇东军节度使”。

节度使只是个空有头衔的“阶官”，虽无实任，却能“建节”，得到有权“专制军事”的“旌节”，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旌旗不能倒，所经之途“撤关坏屋”，有关破关，有墙毁墙，就是不能放倒旌旗，“以示不屈”。贾似道却恼火开骂：“节度使，粗人之极致耳。”一怒之下，他把军人的最高荣誉放倒赶出贾府。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罕有人知的是，岳飞填了两首《满江红》，第二首文词华美，却写出沦陷区惨景。“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宋人见到老百姓“填沟壑”惨景，反应两极。于仁爱社会成长的文明人，心里没有以胡虏肉为餐的志气，只能将国难说成天意。靖康耻后最流行的说辞，是宋太祖转世为金军主将斡离不，报复太宗夺位之仇。蒙古灭宋后，又流传蒙军统帅伯颜是周世宗转世，报复宋太祖灭周之恨。

另一个极端，则是恨不得将胡虏生吃饮血的热血军人。只是壮怀激烈，不合时潮，壮士的救国之路总是很辛苦。

壮士视军旗如生命。绍兴三年，年仅31岁的岳飞得到皇帝特赐旌旗，内文为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宋代只有韩世忠与岳飞两人得到个人专属旌旗的殊荣。次年，岳飞授清远军节度使，建节统军。他倍感光荣，豪迈说道，自己与宋太祖“皆三十岁建节”。然而，军人的豪情壮志，传到文臣之耳，却被打成谋反铁证。

元代名画家赵孟頫是宋太祖十一世孙，于亡国后拜谒岳鄂王墓，感伤赋诗，追悔前人自毁栋梁的愚行。“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