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2日，一场有关卡尔维诺的大型展览，在位于罗马的古里奈尔博物馆开幕。

时任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于早前（10月11日周四）主持了题为“神奇的卡尔维诺，作为艺术品的世界，卡帕奇奥、德-基里科、格诺里、梅洛蒂和其他人”的展览开幕式。该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2月4日。

1985年9月19日，卡尔维诺在他的海滨别墅因脑溢血辞世，他当时已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当代意大利作家。这位意大利小说家的影响遍及全球。据《台北时报》报道，2023年2月的台北国际书展意大利馆中，集中展示了15部中文版卡尔维诺作品，并举行相关讲座，邀请台湾翻译家、卡尔维诺作品译者倪安宇，以及台湾作家谢佩霓等主讲。

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卡尔维诺为1985年度诺顿论坛撰写了一份讲义。这部讲义，后来以《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为名出版。在其中，他用近乎文学遗嘱般浓缩的语言，总结毕生的写作追求，并展望了21世纪的文学。

在第一讲中，他说道，2000年之后文学的特征之一，是“轻逸”。他认为，在小说领域40余年不辍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卡尔维诺忽视“重”。他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厄岁月中，那些沉重的历史经验，同样吸引着他去书写。故而，他的笔端不仅有诗意的寓言故事与碎片化的叙写，也有现实主义的冷静观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1947年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他的写作，拓展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匠人般的卡尔维诺，叙事的齿轮被他雕镂得无比精密。他本人的形象，则隐匿在作品组成的庞大拼图背后。不过，在卡尔维诺留下的大量文字、漫画与相片中，我们仍可以辨认出他的侧影：一个游击队员、一名广博的阅读者、一位毕生追求轻逸空灵的小说家……

而或许，正是因为他窥见了20世纪让人窒息的沉重，他才竭力寻找那轻逸的存在，并用文字使它们永生。

在游击队员们身边

虽然出生于哈瓦那，但伊塔洛的童年是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海港城市圣雷莫开始的。这座如今拥有5万余人口的小城，始建于罗马时代。历史上，隶属于利古里亚大区，毗邻法意边境的圣雷莫，一度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

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俄罗斯皇后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和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都曾在此地度假。而领略过地中海的海风与如南欧蜜一般的阳光后，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亦决定在圣雷莫度过余生。

卡尔维诺家族是圣雷莫的世家大族。1875年，伊塔洛的父亲马里奥·卡尔维诺出生于家族所拥有的梅里迪纳别墅中。得益于家族强大的“科学基因”，成年后的马里奥考入比萨大学农业学系，成为了一名农学家。他的妻子埃维莉娜·马梅利，则是一名植物学家。

别墅里有一个花园，那是伊塔洛儿时嬉戏的地方。马里奥的科学事业也在花园中的实验室里展开，花园里整齐铺着深浅不一的地砖，仿若棋盘。不远处，形如18世纪贵族假发的藤蔓裹住了一整面墙，棕榈树的巨大阴影仿佛一只锚，钩住了那为藤蔓所装点的墙。

那阴影同样也落在年轻的伊塔洛身上，不单单是他身上所背负的家族期望。这些期望主宰着他的童年，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同样在迫近他。

1960年，为回答青少年文化刊物《悖论》的专访，卡尔维诺写下《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一文。文中，他提到人生中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法西斯行动队1926年棒打一名教拉丁文的教授。

教授名叫卡斯巴勒·阿摩雷提，他的儿子在为第三国际执行任务时殉职。卡尔维诺记得卡斯巴勒教授当时租住在他家别墅附属的“翼屋”里。那天，卡尔维诺一家正在吃晚饭，“老教授扭曲着一张血流不止的脸，领结也被扯掉了，进来求救”。

走出他生活的别墅，他便看到另一个利古里亚。那里是圣雷莫的老城，房子紧紧挨在一起，仿佛松果的鳞片。1962年时，卡尔维诺如此描述他记忆中的老城，它“如同刚出土的骸骨，灰暗且遍布孔洞，上面布满或黄或黑的环状焦油污迹，间或生长着几丛杂草”。无数拱门护卫着它，生活垃圾从贯穿城市的河流漂流而过。

农民在利古里亚山谷坚硬的土地上，用他们的三齿钉耙劳作。1943年，卡尔维诺曾为这些农民绘制过漫画。在画中，他们枯瘦的面孔上，眼眸与嘴唇都缩成了几枚分隔符。刻意放大的双手，紧紧攥住他们赖以为生的钉耙。

大学阶段，卡尔维诺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漫画家。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他有漫画所必需的幽默感。1940年，卡尔维诺17岁时，匿名在幽默杂志《贝托尔多》的“纸篓”专栏里发表了四幅漫画，并拿下了“年度最愚蠢漫画奖”。来自家族的无形压力，让他的漫画生涯只能止步于此。对幽默与轻盈的关注，则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字生涯。

成为作家的伊塔洛后来回忆道，父母都是极为严厉、性格强硬的人。在1920年代、1930年代天主教氛围仍十分浓厚的意大利社会中，这对夫妇从未动摇过他们的无神论思想，并且坚持让伊塔洛接受绝对的世俗教育。

自然，当卡尔维诺在高中毕业前夕为前途犹疑不定时，家庭的期望最终迫使他报读了父亲曾任教的都灵大学农业学系。但他发现对农业并无兴趣，很快便转到佛罗伦萨大学。此时正是1943年，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滑向彻底的疯狂与最终的崩溃。7月，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墨索里尼失去了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的支持，他的政府在一场政变中分崩离析，他本人也遭逮捕。

然而，正当意大利王国新政府预备向盟军投降之际，希特勒在9月3日介入了意大利战局。在得到柏林方面的支持后，逃出生天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小城萨罗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史称“萨罗共和国”。为逃避萨罗共和国的征兵，卡尔维诺不得不中止他的学业。由此，他得以潜心创作，但马上就要涉过人生中最动荡的一段岁月。

1944年，伊塔洛加入了活跃于利古里亚山区的“加里波第”突击部队第二师，几乎因此丧命。这一年11月15日，他被法西斯分子抓获，收押在圣雷莫监狱。他彻夜难眠，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不停默念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诗句。

万幸，他翌日未遭处决，而是被装在罐头般封闭且恶臭的卡车里，带往征兵处。他趁停车时逃脱，整整3天躲在隧道里。之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了附近的游击队。游击战把他带入了世界之中，成为他一切写作的原点。

1960年，卡尔维诺在随笔中回忆道：“游击队作战的那片山林，我小时候就在父亲的带领下领略过。游击战让我加深了对那片风景的认同，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水深火热的人类世界。”

他总感觉，1945年的冬天永远不会结束。一整个冬天，游击队员几乎只能以板栗充饥，维生素缺乏症肆虐。他们腿上长满宛如树瘤的疖子，其中不断滴落深黄色的脓水。

卡尔维诺写道，那个冬天格外寒冷，队员的靴子结冰了，变得“坚硬如刑具，脚上伤痕累累”，而他们，不分阶级，不分出身，在补给断绝的山区中，几乎都开始“与虱子共生，每根毛发上都挂着虱卵”。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正是由游击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叛逆少年皮恩在战争中的成长故事。尽管这部小说并非为大众而写，但其于1947年出版时，却意外地成为了一本畅销书。

战后的意大利，旋即进入一个文学爆发的时代。1964年，在为新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作序时，卡尔维诺说道，在1940年代，刚刚赢下游击战争的年轻人们“并没有感到失败、挫折、煎熬，只有当胜利者的感觉”，他们“相信生命总能从零再生，相信公众对不公的愤怒可以给予他们经历折磨和失败的能力”。

由此，怀着这些信念，一个作家诞生了。他将进入于他而言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电流”的新世界。

1974年12月4日，卡尔维诺在巴黎的家中留影。

卡尔维诺的文学都灵

战争结束后，卡尔维诺以退伍军人身份入读都灵文学院三年级，与都灵结下不解之缘。他为什么选择了都灵作为写作事业的起点，而不是文化产业更繁盛的米兰或罗马？

1953年，在发表于《靠岸》季刊中的《异乡人在都灵》中，他谈及选择都灵的理由：“都灵吸引我的，是与我的乡亲及我所偏好相去不远的某些精神：不编织无谓的浪漫情怀，对自己的工作全心投人，天性害羞的不信任，积极参与广阔世界游走其中不故步自封的坚定，嘲讽的人生观，清澄和理性的智慧。”

在都灵文学院期间，他频繁出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与身为该社创始人之一的切萨雷·帕韦塞相识。帕韦塞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文学才华，帮助他发表、出版作品，后来更是吸纳他加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卡尔维诺也宣称：“都灵教给我的，与帕韦塞教给我的无异。”

初入文坛的卡尔维诺，认为帕韦塞是“一个在他所有的问题上装上了铁甲的人”，在出版社办公室中显得勤勉、严肃，有时也“像豪猪一样难以接近”。出于对其文学品位的信任，帕韦塞一直是卡尔维诺的第一名读者，也总能够准确捕捉到卡尔维诺的写作意图。正是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卡尔维诺在194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书写。

在发表于《团结报》上的著名评论中，帕韦塞将卡尔维诺比作“钢笔松鼠”。他认为，这位作者有“阿里奥斯托的风格”，善于“在丛林中攀爬，更多是出于娱乐而非恐惧，并且将游击队生活视为一种喧闹非凡、丰富多彩、‘与众不同’的森林童话”。

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及其长诗《疯狂的奥兰多》的兴趣从未衰减。阿里奥斯托瑰丽的想象，他在八行诗中构建的精妙反讽，始终启迪着卡尔维诺的写作。

卡尔维诺坦言阿里奥斯托的影响：“让我们懂得，智慧如何存在于幻想、调刺与雅致的形式之中；他还让我们懂得，这些天赋如何不以自身为目的，如何能够成为世界概念的一部分，如何能够更好地有助于评价人类的美德与缺点。”

然而，这对知己的友谊过早地结束了。1950年8月27日，一个噩耗传来。帕韦塞在都灵的罗马旅馆中，服用过量巴比妥药物结束了生命。卡尔维诺感到震惊与无所适从，多年后依然认为，失去了这位理想读者，自己几乎“将不再擅长写作”。

事实是，在这位新朋友面前，帕韦塞始终蜷缩在自己的铁甲中。他从不曾向卡尔维诺倾诉折磨他多年的哮喘、抑郁，从不曾袒露他内心深处存在主义式的幻灭与绝望。他希冀用繁重的工作填满那吞噬他的渊薮，时而扮演一个脾气火暴的出版商，时而扮演一名尖刻的讽刺诗人。

帕韦塞之死，旋即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谈及此事，美国文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写道：“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他的死对我们来说就像哈特·克莱恩的死一样重要，这种意义渗透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并在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发挥着象征作用。”

帕韦塞身后，他参与创办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成为意大利出版业的重镇之一。卡尔维诺正是作为该社新闻服务部的编辑，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63年，他在接受意大利先锋派作家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采访时表示，是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工作经历真正将自己淬炼为一名作家。这份工作，不仅是一份“工业工作”，而且是一份“在意大利文化整体版图上留下烙印的团体工作”。

尽管，这份工作未能给卡尔维诺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1947年秋天起，卡尔维诺主持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新闻服务部的工作，该部主要负责在报刊媒体上宣传推广出版社的新书。到1950年1月1日聘用期结束为止，卡尔维诺一直忙碌在剪报与信件之间，其间各种商务往来的信件，他写了有近5000封。写这些信时，不同于帕韦塞采用的如电报般严峻而不容拒绝的笔调，卡尔维诺的文字总是迂回而谦卑的。

透过这份工作，他与战后的意大利文学界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他曾经的文学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之一。战后的意大利，掀起了一股翻译美国文学的风潮，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韦塞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努力。

出身都灵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帕韦塞，从1930年代起，就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英语文学经典。他的翻译与评论，共同为战后的意大利文化界绘制出一条英语文学的轴线，从笛福、梅尔维尔，一直延伸到福克纳与乔伊斯。

帕韦塞的个人风格，亦渗透到出版社的选品风格之中。即使在他身后，他主编的一系列丛书，也仿佛一张张石膏脸模，保存着他的面容。

而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也将卡尔维诺带到了大洋彼岸。1959年11月初，他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登上前往纽约的轮船。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新大陆的土地。

1981年2月1日，写作中的卡尔维诺。

异乡人在纽约

身为作家，卡尔维诺在1950年代完成了转型，写出了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三部曲最后一部《不存在的骑士》，出版于1959年。彼时，他已意识到自己已无法满足于直接介入历史的现实主义书写。

他承认，在其写作的最初阶段，他的确将诸如司汤达、海明威、马尔罗之类“满怀激情与理智、积极投身历史的小说家”当作他的老师。但不知不觉中，卡尔维诺发现，自己对他们的态度与阿里奥斯托对创作骑士诗歌的诗人的态度别无二致。

此时，他已开始发现轻的价值：“阿里奥斯托仅仅通过讽刺与想象力的变形来看待一切，他既不轻视骑士精神的基本美德，也不贬低那些赋予事件活力的人生观。即使在他看来，这些美德与事件只能转化为色彩斑斓的如同舞蹈般的游戏。”

在1955年6月刊登于《比较》杂志的《狮子的骨髓》一文中，卡尔维诺为我们扼要地概括出了1950年代意大利叙事文学的文学史背景。在20世纪初漫长的浪漫主义回声之后，是隐逸派文学，“一种充斥着风景、事物，以及人的内在情绪的文学”。

尽管新现实主义意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但隐逸派文学中主角与世界的消极关系，依然可以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找到。由此，新现实主义变得割裂，“它们并不能反映和强调真理，也不能表现主角内心的痛苦，或者人民史诗般的集体痛苦”。

因此，当抵抗运动的素材在同代人的反复书写中耗尽，卡尔维诺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寓言式的写作之中。除了在《意大利童话》中寻找寓言叙事的构造，卡尔维诺亦在旅行中捕捉那足以使其写作转变的力量。

1959年的初次美国之行，对于卡尔维诺的写作是启发性的。他发现了一个衰败与机遇共存，动荡不安又充满活力的新世界。他想要认识这个国家真实的样貌，而非进行一场“文学朝圣”，后者往往只能留下一个浮泛的印象，最后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也不想把美国之行当成一次寻找灵感的旅行，只想单纯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日常之中。

在所有美国城市里，卡尔维诺最钟爱纽约，这是他抵达的第一个美国城市。他花掉美国之行的大半时间探索纽约，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纽约不是美国，当然也不是欧洲，纽约就是纽约。

在未出版的游记《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中，卡尔维诺写道：“纽约是一种独特的节奏，是时间和空间运动的高度浓缩，是一种绝对权威活动的感受。”他所居住的曼哈顿岛，“作为工业世界的大脑……它好像是在纽约的工业狂潮中完全抽离出来的一个独立世界”。

此处，摩天大楼直抵天幕，在阴暗的天色中仿佛远古巨兽的木乃伊静立。少许阳光，穿透在楼宇之间的缝隙，如同一场合唱里逐渐消声的背景低音。车尾灯连缀在一起，形成发光的红雾。

他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静电，“在这里几乎每走一步都会被充电，手指所及之处都有被电的可能”。起初，他在触摸金属物体前都会小心翼翼地检查，防止触电。但习惯了这些微小电流之后，他竟开始期待起这种独特的美国式体验。

但究竟何种样式才是真正的美国式？卡尔维诺发觉，他们这群来自欧洲的异乡人，却比很多纽约人更美国化。欧洲人觉得，一种典型的美国生活，就是在办公室里做着白领工作，拥有自己的汽车，喝可口可乐。卡尔维诺却发现，他新认识的纽约朋友，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汽车，因为纽约停车费高昂，买车还不如坐出租车方便。而曼哈顿岛，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可口可乐触角触及的地方”。

他暂住于格林威治村，这里是全纽约文化产业的集散地。在纽约的近四个月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格林威治村。有时，他很想出门去看一场美国电影，但格林威治村很少有人会光顾放映商业电影的普通电影院。

卡尔维诺感觉，似乎这些生产出大众文化的人，并不会消费大众文化。纽约充满了机遇，大量中层作家云集于此，希冀得到一笔可以糊口的资助。但没有人知道，究竟谁会被那些神秘的资助者垂青。

他幻想着自己在纽约成为一名典型的生意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意大利出版公司的经理，奔波于一场又一场会议之间。午餐时分，他们就来到幽暗的小餐馆里，听餐叉碰到餐碟时的清脆声响，布帘或地毯因偶然的摩擦而发出轻微的窸窣。于是，卡尔维诺写道，他们这些生意人，“如同水族箱里的鱼儿开始活动，伴随着克制的手势开始谈判，话语在唇间形成，离开，飘荡在餐馆的空气中”。

他从1959年的美国之行中受益良多，回到欧洲后总结在美国的体验：“在美国，我被一种迫切的想要对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充分了解和全面占有的热望所驱使，这是在其他旅行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点像爱情的感觉。”

他曾设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纽约客”这几个词，因为旅居纽约，他竟有了久违的在家感。而在他离开纽约之后，无数次，他都会想起这座在他看来是“几何的、水晶般的、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深度、表面看起来没有秘密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