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过上乡间独居的生活，我在塞尔维亚西部山区的特尔西奇（Tršić）的村子里住了半个月。这里是塞尔维亚语言与文学改革之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đić）的出生地，深山茂林，流水潺潺，德里纳河近在咫尺。

早晨五点就醒了，寂静中有狗吠的声音。我穿上运动鞋出门散步，走向林中深处。太阳还没有出来，槭树下的木椅湿哒哒的，是昨夜露水的潮气。路边的野蔷薇喝饱了露水，格外娇俏。纤细的溪流从木椅和槭树旁穿过，水流的声音如同阵阵风铃响动。关张的小咖啡馆门口，阳伞只收了一半，昨夜相聚的痕迹犹存，啤酒杯倒在地上，咖啡碟子也没有洗，铺了红白格子桌布的台子上矿泉水的瓶子还打开着。服务生多是周围村庄的居民，他们可能还在酣睡。

顺着咖啡馆的方向，我沿途攀登小山丘。这是一条略陡峭的粗糙石子路，粗粝尖锐的碎石几乎占据了整条小路的一半，走路时需要非常小心。小山丘顶部的平原上，有大片的青黄色玉米地。塞尔维亚西部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玉米对他们很重要，可以磨成饲料给猪牛羊吃，也做成玉米面粉来做面包。

我站在顶部的三岔路口远望，山坡处是一个中空之地，仿佛凹陷的山谷，赭红色屋顶的民居散落其间，零星的车辆在狭窄的山路之间盘旋。野狗在叫，公鸡莫名其妙一直在打鸣，就是停不下来，小松鼠在高大的赤杨树尖灵活地奔跑。

我慢悠悠走下山路，听见钟声，四下张望并不见教堂，但是钟声渺远，柔和轻扬，每隔15分钟就会敲一次。我并不在荒野，身处的是一处有小饭馆和酒馆的农村，但这里太过原始，也就如同置身桃花源。

和那些独居西伯利亚小木屋或者隐遁山林的人所不同，我不需要自己动手，也能丰衣足食。我有电水壶，有无线网络，有热水器可以洗澡。我只需要带着电脑和书籍，就可以在这里过上一生。少了自己劈柴煮茶取暖的步骤，依然身心自在。人在城市生活太久，稍微退阶几步，就已经心满意足。我不上网，也不看新闻，不需要知道外面又乱糟糟发生了什么，反正也没有什么好事。我打算继续读法国人西尔万·泰松的西伯利亚居住日记，晚上读《萨义德传》。

一战巴尔干战线血腥战役

今天上午，塞族朋友佐兰带我前往古切沃（Gučevo）山，去看一座著名的人骨纪念堂。古切沃是塞尔维亚西部的一座山，靠近洛兹尼察（Lozinica）镇，俯瞰着德里纳河。我们在山路上盘了一圈又一圈，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眼睛。

佐兰像一个植物学家那样给我指东指西，这片是山毛榉，那片是白松林，这里盛开野蔷薇，那里有很多接骨木。目不暇接，我吃力地辨别着这些植物。万物有灵，我相信它们都在这片山地深处生活得舒适自在。

古切沃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古切沃战役交战的地点。这场战役在军事史上也被称作德里纳河战役（Battle of the Drina），是一战巴尔干战线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双方损失了至少三万士兵。奥匈帝国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埋骨灰盒的纪念碑，用来安放士兵的亡魂。这个计划最终由预备役军官和战士协会来完成，3200名塞尔维亚士兵与萨格勒布第52团士兵的遗体，连同奥匈帝国士兵的遗骸，被一起埋葬在这个联合的骨灰盒中。

我在山头的空地上看见了它，用人造石建造的金字塔型骨灰堂，底部呈正方形，前后各镶嵌了一个十字架。白色大理石双头鹰彪悍地驻足于纪念碑顶部，鹰身下是环抱十字架的月桂花环，再往下安放着石棺，石棺周身的浮雕展示了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战士联合斗争的图景。考虑到战争中双方敌对的立场，这图景十分古怪。石棺下的拱形梁由两名手中持剑的俊美战士守护，梁上的铭文出自黑山最富才情的王子主教涅古什。

这个人骨纪念堂的四周，是绝佳的山景瞭望台。站在山巅的边缘，十公里外就是波黑。塞尔维亚和波黑，仅仅被一条德里纳河所隔，但河对岸依然生活着塞族人。此刻人声鼎沸，纪念堂前正有文化官员在发表讲话，但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被别的事吸引。

这片山顶斜坡，是降落伞运动的最佳场地。有一男一女两人，已经准备就绪，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他们身上。起跑的速度刚刚好，顷刻间，降落伞就在天边翱翔，伞身融入天空，和天空一样纯洁。地上的人抬头，拍照，尖叫，羡慕伞的自由。

在边界飞翔，这是降落伞的自由。在这个时刻，一切政治的、人为的分离都显得那么可笑。人只需要套上跳伞装备，从山坡向半空奔跑，滑向天际，滑向德里纳河，滑向波黑，滑向自由。

纪念堂前，官员演讲的声音忽高忽低。空地上，人们的表情如痴如醉。当然不是因为演讲的内容，他们只是沉浸在某种愿景中，脸庞齐刷刷地扭向了德里纳河的方向。

有许多男孩穿着一战中塞方军人的戎装，戴着军帽，在山坡上挥舞军旗，张牙舞爪地尖叫。他们从未经历过那场战争，不曾理解血流成河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曾经目睹那个场景，我想他们会放下手中的军旗，转而对跳伞跃跃欲试。无论怎样，跳伞运动总比去战场送死要好得多。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骨纪念堂意义非凡。敌对双方的士兵一同长眠于此，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本就是说战争动荡流离，士兵之间发下誓言，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你一起垂垂老去。谁说你我就一定会在同一个战壕，谁说我们生前是敌人，死后就不能尽释前嫌。况且山丘之下就是边界，如果陆上河流不能越过，翱翔也可助一臂之力，因为天空无边无际。

人群逐渐散开，我们也准备下山。许多孩子在空地上的一座纪念碑下围跑嬉戏，吃烤肉，喝汽水。纪念碑是为一位不知名的俄国护士而建。她在一战前来到古切沃山，在这里无私救助伤员，直至自己也在一战中死去。古切沃山埋葬着这么多一战的亡魂，愿他们在山毛榉林中得到安息。

塞尔维亚西部的特尔西奇（Tršić）村的“作家之家”。

今天的塞族人比五百年前的土耳其人更疯狂

回特尔西奇的路上，我们被一队塞族婚礼车队阻隔。佐兰说必须给他们让路，不然鬼知道他们兴奋起来，看见你堵在那里，会不会拉你一起参加婚礼。但最后大家都在铁道旁被拦了下来，一列拉矿的火车即将从黑塞哥维那过境。音乐声震耳欲聋，穿西式礼服的新郎和新娘分别从小汽车后座两边窗沿上钻了出来，两人面对车顶，相向而坐。他们用力碰杯，新郎挥舞着国旗，新娘摇着彩带。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传统的塞族婚礼总是疯狂的，几天几夜载歌载舞。如今婚礼变得现代，摇滚乐代替了古斯勒琴（Gusle），在车顶摇摆代替了在草地上跳科罗舞（Kolo），燕尾白裙代替了民族服装，但疯狂的本质没有改变。新人的喜悦与其说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随生命的激情律动。随行车队不时发出怪叫，一辆丰田车里突然探出一个乱发大脑袋，把两罐啤酒径直扔向那对新人。

塞族人就是疯狂的，佐兰很为这种疯狂自豪。为了证明这种自豪的合理性，他说了一个笑话。洛兹尼察这个地方，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五百年，如今土耳其人又回来开工厂。有一天，塞族员工和土耳其老板在一起享用午后咖啡。塞族员工慨叹：我们每天都喝土耳其咖啡，我们其实已经和土耳其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你们终于同化了我们。土耳其老板立刻摆手否认：不不不，绝无可能。

也许五百年前，奥斯曼人真的是想来这里同化塞族人的，但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注定失败。我看今天的塞族人比五百年前的土耳其人更疯狂。

我想，土耳其老板说得挺有道理，想想那些在古切沃山坡上摇军旗的年轻人，还有在婚礼车队中挥舞国旗的新郎。

特罗诺莎修道院（Tronoša Monastery）内庭。

深山中的修道院要负责战争动员

下午两点，山头艳阳高照，历史学家米洛斯拉夫和疯狂的爱国者达科，陪我一同去特罗诺莎修道院（Tronoša Monastery）参观。这座始建于1317年的古老修道院，距离洛兹尼察镇17公里，需要开车盘山十分钟，才能抵达。这很正常，塞尔维亚几乎所有的东正教修道院都在深山里，但这不妨碍它们担负起教化民众、组织战争动员的重任。

对于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来说，信仰从来不只是灵魂的事，它和切切实实的生死存亡绑在一起，牧师经常会穿着黑色法衣上战场杀敌。考虑到塞尔维亚历史上时刻处于被各种帝国攻占、统治和同化的危机之中，用今天的反战观念去指责当时之人的举动，这是非常不讲道理的。

达科这人太疯了，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但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他。这是一个40多岁的身形高大的南部斯拉夫人，认为塞尔维亚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拉基亚（Rakija）白兰地、啤酒、葡萄酒、奶酪、香肠、巧克力、面包、红辣椒、水、山，甚至是塞尔维亚人的脾气。他穿着绣有塞尔维亚4C国旗的T恤衫，中指戴着双头鹰戒指，鼻梁上架着飞行员墨镜，就差一顶红色贝雷帽了。

事实上，他非常怀念那顶帽子。1999年，作为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的护卫队的成员之一，达科每天都戴着红色贝雷帽来回巡逻，他觉得那是他最有力气的时代。现在，他还在巡逻，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他承担起了特尔西奇自然生态保护工作。

达科每天开着手动挡的破车在山间溜达，看看这里的小溪有没有被污染，那里的马匹有没有得到良好的放养，有没有人偷偷砍树。我倒觉得他现在的工作更有意义。

单个的人被拎出来分析，成为样本，就变得程式化。达科这样的塞族硬汉，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要插一句嘴：“但是，塞尔维亚是最棒的！”他热爱军队生活，认为普京是伟大的领袖，相信世界最终属于斯拉夫人，觉得塞尔维亚的军队只有两万多名士兵实在是太少了，衷心希望来到洛兹尼察镇的人每天都在拉基亚烈酒中烂醉如泥。

怎么看他，都会被定格成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表达感情的方式简单真挚，风度上也没什么问题。比如女士入座前，他绝不会先坐下；比如他会经常在半路上突然蹲下，从兜里掏零食喂野猫野狗；比如看见老年农妇在山道上艰难地推着木柴小车时，他会立刻过去帮忙，根本不让老妇搭手；比如我发现他对军队的迷恋，纯粹迷恋的是那种军营里兄弟之间情同手足的回忆，他压根儿就不喜欢武器，更厌恶流血。

人性是流动的，抛开被定格的框架，你如何去固化一个具体的人呢？分析人真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远不如体验人来得有趣。

古切沃（Gučevo）山的一战人骨纪念堂

塞尔维亚人视英雄的荣耀为生命

我们在一座迷你小教堂前停了车。这是属于殉道者潘塔莱昂的小教堂。我的眼睛无法从教堂背面外墙的壁画上移开。塞尔维亚的马赛克壁画总是令人惊叹，这个国家完美地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文化遗产。这些由玻璃、陶瓷和碎石镶嵌而成的图像，在砖粉、金箔和宝石的点缀之下，让人觉得图像也有灵魂，这是一种精神境界。

而这个物质贫瘠但想象力热烈的民族，更延展出了拜占庭马赛克壁画所没有的东西：一种单凭肉体就显露出来的强劲的气质，一种过于袒露的赤诚的情感，像山林里的动物那样保存野性。拜占庭帝国可没有这些，他们的皇帝和臣民几百年来沉溺在横流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享受中，肌肉早就松弛不堪。

眼前的壁画，叫做“奔赴科索沃战场”（Leaving to the Battle of Kosovo）。年迈的尤戈·博格丹（Jug Bogdan）带着他的九个儿子，骑着马朝科索沃平原前进，苍茫的群山留在身后。他们即将迈入一场必然悲剧的命运，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像古希腊英雄一样去承受。白须及颈的老父亲，被九个身披铠甲的儿子簇拥在中间，头顶飘扬的东正教十字旗指引着他们步入死亡。最终，尤戈维奇兄弟和他们的表兄弟米洛什·奥比利奇（Miloš Obilić）一同在科索沃战役中作为英雄死去。

令人惊异的是，壁画上的九兄弟脸上表情都不一样。面对命运，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只属于自己的心理活动。这让我再一次相信，马赛克壁画的本质，全然不在图像的逼真与否，只在于灵魂的显现。

尤戈·博格丹也好，尤戈维奇兄弟也好，都是塞尔维亚史诗中的神话人物。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他们是否真实存在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史诗中作为荣耀的承载者死去。作为英雄的荣耀，这种在现代世界被猛烈嘲讽的东西，塞尔维亚人视之为生命。

达科正在大呼小叫，催促我们过去喝水。壁画下面并列着十个混凝土制成的水管，冰冷的泉水哗哗地流出来，几个农民拿着水瓶子在接水。在神话中，1388年，科索沃战役之前，尤戈维奇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建造了这座小教堂和喷泉。喝过这里的泉水之后，人将力大如牛。如今洛兹尼察镇上的人把泉水当成了治疗癌症的偏方。

喷泉管道上刻着西里尔字母的铭文，泉水从十个狮头中喷出，流向下面的小池子。我尝了一口，的确是甜的，真神奇。米洛斯拉夫不喝水，他抽着烟，看着我们微笑。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塞尔维亚神话保持敬畏，但不置可否。他更愿意和我讲述有据可循的宗教知识、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风格，总之就是一些硬知识，可惜我没有听懂多少。

在战火中不断夷为平地，不断重建

从小教堂步行五分钟，就是特罗诺莎修道院。据说这是中世纪塞尔维亚尼曼雅王朝的斯特凡·德拉古廷国王捐赠所建，但他早早死去，他的遗孀凯瑟琳在1317年督促完成了建造。其实根本没有确切的历史记录来证实修道院的起源，关于它的一切都来源于各种传说。

塞尔维亚人沉浸在这些传说中，赋予它们以棱角分明的品格。每一座修道院都象征着生命之火的延续，王朝的恩泽，以及对饱尝生活苦水的巴尔干穷人的疗愈。

历史的真实版本是冷酷的。德拉古廷国王是个篡位者，他残忍地对待自己的父亲乌罗什一世，而他的父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如果王朝有恩泽，这恩泽里世代都流淌着残忍的血液。

塞尔维亚历史的遗传性疾病，就隐匿在这些中世纪王朝的故事里。索福克勒斯再一次显示出他对人性弱点的广袤的洞察力，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塞尔维亚延续了血脉。他们念念不忘的中世纪辉煌，是由一代代惨烈的王朝父子内斗换来的历史，但塞尔维亚人选择原谅他们的祖先。国王个人的品行是否卑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国王而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塞尔维亚民族生命的火把。他们首先要生存。

事实上，生存问题就是特罗诺莎修道院的首要问题，但这问题也属于所有的塞尔维亚修道院。土耳其人来到这里五百年之久，所过之地寸草不生，修道院更是重灾区。当我们走进特罗诺莎宁静的内庭，感受到整个院子都被明艳的蝴蝶兰和野蔷薇装扮得像一个人间天堂。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历史对塞尔维亚修道院犯下的暴行。

特罗诺莎修道院属于拉什卡建筑风格，通体用石头和木料建造，泛黄的砖石墙体散发着一种朴素而坚韧的光辉。在土耳其人来到巴尔干之前，塞尔维亚的修道院建筑普遍都是斯拉夫性格和早期基督教性格的混血儿，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繁复华丽的噱头，事物在其源头虽然稚拙，却也显示出后来无法比拟的生机。

米洛斯拉夫开始了他擅长的讲述，我在他口音浓重的语流中努力辨认历史留下的斑斑血迹。我发现，特罗诺莎修道院成为一种象征，是塞尔维亚命运的高度浓缩。米洛斯拉夫讲述的大意我听懂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特罗诺莎的历史，那就是：不断地被夷为平地，不断地重建。

洛兹尼察这地方靠近波黑，就在德里纳河的右岸，生活方式和对岸的斯拉夫兄弟如出一辙。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这里，当然要按照统治波斯尼亚的方式来控制洛兹尼察。东正教的修道院是不允许存在的，14和15世纪特罗诺莎被反复推倒，直至塞尔维亚人再也想不起它最初的模样。

1559年，他们顽强地重建修道院，还在这里开设了一座转录和重写经文旧手稿的学校。土耳其人是绝对不允许塞尔维亚农民有任何机会接受文化启蒙的，在19世纪初再次烧毁了它，但塞尔维亚人又重建了。

修道院胆战心惊地存活了近一个世纪，在一战的塞尔战役中不幸再次倒下。这是一战的首场军事行动，塞尔维亚战胜了奥匈帝国，大量伤员被送到特罗诺莎休养。但是奥匈帝国很快卷土重来，他们的士兵来到特罗诺莎，烧毁了所有的书籍，拆除了修道院所有的门。暴行还在继续，二战时德国人也来到这里，用炮弹打穿修道院的墙，并且照例把书籍付之一炬。

摧毁、焚烧、拆除、炮轰，人类的残忍贯通所有种族，这才是真正的遗传性疾病，真让人沮丧。我跟随米洛斯拉夫进入教堂，一片昏暗袭来，画着耶稣十二门徒像的镀金圣幛，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东正教擅长在黑暗中积蓄力量，这点和总是用金色和白色线条让教堂变得明晃晃的天主教很不同。东正教不相信等级，所有僧侣都是神父，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内心找到天父。天父存在于魔法中，而魔法是属于黑暗的秘密。

圣幛两侧立着两根色泽暗沉的“犁人蜡烛”，这是特罗诺莎最著名的传统。每年，洛兹尼察的人都要用50公斤的蜡，来铸造两个一米五长的巨型蜡烛。在东正教的濯足节星期四那天，农民扛着蜡烛来修道院，再把它们点燃，相信这会让耶稣保佑他们的收成。米洛斯拉夫温柔地抚摸着其中一根蜡烛，口中念念有词，但我又在看壁画了。

修道院经过了几百年历史的蹂躏，还没有丧失真气，全靠这些墙壁上的科索沃神话支撑。壁画非常粗糙，如同在石灰水刷过的墙上直接胡乱上水彩，人物模糊不清，只能辨认出那是一群士兵在科索沃的黑鸟平原上走向他们的失败，但是我看到了那幅著名的《科索沃少女》（Kosovka devojka）的仿制品。

少女在战场上寻找未婚夫的踪影，只找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塞尔维亚战士。她把他拥在怀抱里，用泉水、美酒和面包给予他抚慰，但她只等来了心碎的消息：战士告诉她，未婚夫早就战死了。虽然她曾经有他一定会安全回来的承诺，手中有他送的刺绣斗篷、金戒指和婚礼面纱，但他被一个更高的使命收走了。

科索沃少女的故事是塞尔维亚史诗中“科索沃周期”（Kosovo cycle）的一部分，这是塞尔维亚人血液中不可磨灭的印迹。驻足在这些史诗壁画前的塞尔维亚人，收敛起他们的野性，达科在壁画前一动不动，眼睛里闪着泪光。他看着壁画，我看着他，他试图进入历史战场，而我试图进入他的内心。

不过说实话，科索沃中世纪历史的副作用太大，在塞尔维亚辐射了七百多年，还在继续。每次迎头撞上它们，都像被人强行把头摁到水下，快要把我淹死了。

我重新走回花园似的内庭透口气，看看日本海棠和李子树，养养眼。米洛斯拉夫跟上来，把我拉到一张铸铁长椅边，示意我坐下。琳，我们在这儿缓一缓，不要再去想历史。让我们蔑视历史的抽象性，对当下重新拾起信心吧，请忽略那些似是而非的记忆吧。来，跟着我说，塞尔维亚中世纪的灵魂们，你们从哪里来，就请回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