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无疑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关于她的生平，已有各种八卦在世间流传。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猎奇心理来阅读安·黑贝莱因所写的《汉娜·阿伦特：爱与恶》，把阿伦特的传奇经历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不仅是低俗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面对阿伦特的传奇，看客的眼光甚至比平庸之恶更邪恶。

原因很简单：所谓的阿伦特的传奇经历，没有一次不是她的切身之痛成就的。这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的生平细节，但是它所要表达的绝不是阿伦特的人生经历多么丰富多彩。它是要追问一个沉重得多的问题：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是如何放下这一切，坦然面对自己的苦难，用爱与世界和解的？

反抗恶的权利与勇气

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恶势力对于自己的加害，阿伦特本来拥有讨回公道的道义权利。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从八岁（1914年）就开始逃亡，一次次流离失所，一次次面对死亡。她所承受的苦难，是这个恶势力强加给她的。因此，哪怕她心生怨恨，奋起反抗，甚至以暴制暴，对加害者进行复仇，也都有了正当的理由。

年轻时的阿伦特也的确是不屈服的。她奋力与恶势力抗争，为维护自己的生命与尊严，逃离了威胁生命的拘留营，逃离了随时可能拘捕她的德国，再从沦陷后的法国逃往西班牙、葡萄牙，最终逃往美国。这种逃亡本身就是不屈服于恶势力安排的抗争。相比于那些与她一起关押在拘留营而没有逃走，最后默默无闻死去的人，敢于以实际行动抗争的阿伦特已经表现出了她的勇气与责任。

阿伦特面对自己的苦难，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而选择抵抗的。那个关于平庸之恶的著名论述，就是如此。阿伦特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大众所期待的杀人魔王的形象，而是把艾希曼循规蹈矩的官僚形象如实地呈现给社会大众。由此引发的争议，几乎摧垮了阿伦特。社会大众难以接受艾希曼这么“普通”的形象，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为艾希曼开脱罪责。

然而，阿伦特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她发现了这种平庸的恶，杀人如麻的恶人不一定是青面獠牙的或心理变态的。相反，像艾希曼这么“普通”的人，也可以因其平庸而成为杀人的狂魔。因为他对于杀人已麻木，他对于杀人是冷漠的，没有同情心、怜悯心。更重要的是，他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或者也没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与兴趣。

阿伦特对加害者的追责，除了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外，还这样明目张胆地追究到了平庸的普通人身上。麻木冷漠、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样的特点，不正是现代社会中大众的特点吗？

那些愤怒指责纳粹没有人性、残忍暴虐的社会大众，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纳粹的极权统治也有自己的份。没有这些平庸的普通人的合作，纳粹的极权统治也是难以顺利实施的。当阿伦特说出这个残酷的真相后，那些被她激怒的大众对她进行声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不仅如此，阿伦特还把追责扩大到了对犹太人自己的责任的清算上。她亲身经历了、亲自调查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被迫害的事件。她发现，迫害犹太人的不仅有纳粹，还有犹太人自己的同胞。

这些参与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人，常常是一些犹太社区里的管理者。他们掌握了其他犹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住址、财产状况等等。正是犹太人中的这些掌握了同胞信息的人，把这些信息提交给了反犹主义者，为那些加害者提供了便利。这些参与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人又该承担何种责任？总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被当成受害者而得到人们的同情吧？

阿伦特的这种义无反顾的追问，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包括她的许多朋友都因为她的犀利言论而躲着她了。她很难过，但不后悔。这就是道义的勇气。

区分罪责的智慧

阿伦特对于大屠杀责任的反思，从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根源，追究到平庸之恶，再追究到犹太人自己的配合。这在部分犹太人看来，有敌我不分、为纳粹开脱之嫌。但是阿伦特没有在自己人的质疑声中停下思想的脚步，她所思考的问题似乎也随着问题的复杂性被不断揭示而逐步深化。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这个巨大的罪行中扮演了角色，那么如何区分不同的罪责？

那些精心策划大屠杀的统治集团的主谋，与那些麻木参与的执行者，以及那些被迫出卖自己同胞以换取自身安全的犹太人，他们的罪责当然是不同的。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区分这些不同的罪责，实际上是宽恕的前提。而对不同的罪责，阿伦特也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宽恕。

她区分出了可以宽恕与不可宽恕的恶。那些可以宽恕的，是一些具体的个体事件中的过错，而那些不可宽恕的则是抹杀人性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卖自己同胞的犹太人是可以宽恕的，而纳粹统治集团的罪恶则是不可宽恕的，包括制定大屠杀计划的决策者，也包括尽忠职守的艾希曼之流。这与法律上如何量刑无关，而是关乎道德上给予这些人什么样的谴责，是否在道义上饶恕这些人所犯下的罪恶。

宽恕作为一种伦理行为，也是复杂的。面对那些加害者，一味劝说受害者宽恕，确实是有偏袒加害者，容忍其继续作恶的嫌疑。没有了受害者的怨恨甚至报复来制衡，那些恶人岂不更加无法无天？他们在作恶之后反正可以得到受害者的宽恕，那么这些恶人岂不更加有恃无恐？

面对宽恕中所隐含的这种伦理困境，阿伦特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解决的。她对那些不可宽恕之恶是绝不宽恕的。哪些恶是不可宽恕的？就是那些没有人性的恶。在这样的恶中，作恶的人首先把自己的人性抹掉了，他们不把自己当人了，所做出来的恶事也是灭绝人性的，这样的恶已无须宽恕。因为，无论如何宽恕，那些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也不可能再成为人了。纳粹组织的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恶。他们在把犹太人抽象化为可以消灭的“物”之时，自己早已失去了人性，变成了杀人机器。

但是对于谎言、不足、违约这样的恶，阿伦特选择了宽恕。这些恶只能说是人性的弱点，虽然也会带来伤害，却还是可以被宽恕的。宽恕的前提，应该是作恶者真心悔过、痛改前非。受害者在此前提下选择给加害者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有意义的。倘若没有这个前提作为限制，我还是怀疑宽恕又变成了滥做好人，那又与纵恶无异了。

爱这个世界的意义

对于阿伦特而言，宽恕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盘算。她对于加害者的宽恕，还是因为“爱”。她是爱这个世界的，尽管她曾发出“爱这个世界为何这么难”的感慨，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爱这个世界。对于一个爱这个世界的人而言，让伤痛阻止她对世界的爱，无异于让伤痛直接终结了她的生命。

她要继续活着，就必须走出伤痛，放弃仇恨，重新爱这个世界，这样，她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让她不爱这个世界，就等于终结了她的生命，她只有重新爱这个世界，才能继续活着。因此，宽恕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宽恕之后，她就可以继续爱这个世界了。所以，在宽恕的背后，是爱赋予了宽恕力量。

那么，什么是爱这个世界？“爱世界是一种态度，一种专注于宽恕、接受与和解的行进方向。为了生活在一个有可能发生大屠杀的世界里，我们必须理解和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必须理解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一样。”书中这样的爱似乎又有点不分敌我、没有原则了。

但是这种爱的态度也许正是一种正能量，它是化解世间爱恨情仇的唯一的良方。冤冤相报，不如相逢一笑，这或许正是世界变得美好的唯一途径。当然，这种爱的态度不是要我们生活在甜美的幻想中。

爱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爱它美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包容它的缺点，给世界变好的机会。“我们绝不能遗忘，也绝不能沉迷于怀旧情绪。我们必须够爱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爱它所有的瑕疵，我们必须和自己的记忆共处，牢记我们必须感激的人和事。”坦然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但仍然无悔地爱它，或许这就是阿伦特的切身之痛与世界之爱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1952年5月24日，阿伦特在弗莱堡给丈夫布吕歇尔的信中谈论了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丈夫早已知道妻子年轻时的那段浪漫师生恋，但他此时毫不介意两人恢复交往，而海德格尔的妻子则表现得十分抵触。这位本来就积极反犹的纳粹女性，对于阿伦特这位犹太情敌在多年之后幽灵般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自然十分恼怒。

阿伦特也豁出去了，公开对自己的丈夫说：“我已不必在他面前装模作样，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她已经坦然面对过往的尴尬之事，而今重新来过，与海德格尔之间只有同事之间的友谊，没有任何私情，所以也不怕海夫人的冷眼了。更妙的是，阿伦特的丈夫十分慷慨，鼓励妻子与其老情人交往。

一位大度的丈夫，一位坦诚的妻子；一位年老的情人，一位嫉妒的老妇。这四个人构成的正是一幅奇妙的宽恕、和解、充满爱又不无瑕疵的世界图景。阿伦特宽恕了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欺骗与感情上的背叛，布吕歇尔宽恕了妻子与情人的“藕断丝连”。海德格尔在情人阿伦特面前表现出了愧疚，海夫人虽然对阿伦特这个犹太情敌一时还难以释怀，但在海德格尔垂暮之年，这对情敌还是和解了。

这一幕像极了电影中各色人物历经磨难，终于大团圆的温馨结局，也为什么是爱这个世界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阿伦特所承受的苦难，赋予她爱这个世界的勇气，也给了她爱的能力。她阻止不了嫉妒、谎言与抑郁，但是正因为她爱这个世界，那些犯过错的人才得以改过自新，这个世界因此而多了一份美好，多了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