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收藏家刘涛带着来自港澳台的同学去上海文庙淘书，意外地买到了一沓装订好的书信。这些书信乃是一名普通女子素锦与其家人之间的通信，时间从1956年10月5日开始，到1976年12月12日结束，跨度长达二十年，总计四百八十二封，六十万字左右。

其中内容记录了素锦在香港二十年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上海家人之间的悲欢离合，既是素锦的个人史，亦可谓是她的家族史的一部分，而其生活的背景，则折射出沪港两地二十年间的沧桑巨变，更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又称得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地方史与民族史的片段。

2021年，刘涛与作家百合合作，对这些书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进而由百合执笔，尝试非虚构写作，并取名为《素锦的香港往事》。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流落在民间的这些书信，素锦的故事将无人可知，素锦的名字亦将湮没在历史深处，最终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书信，素锦，作为大历史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才有机会站立在我们面前，得以让我们在她的文字中了解她的身世，分享她的故事，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与大人物的宏大叙事相比，小人物素锦固然如时代巨浪下的一片落叶，无所归依，彷徨无地，却也满怀不甘，努力与生活抗争。素锦与其家人的通信，所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有时甚至不免啰嗦、絮叨，却真实地反映出彼时的升斗小民对于生活和世事的态度，进而以个体的视角再现了沪港两地二十年间的习俗、风气与社会面貌，填补了被宏大叙事忽略或者淡忘的历史细节。

漫长的等待

在素锦的信件中，第一封并非写给家人，而是一份向上海市政府递交的赴港寻找丈夫的申请书。

通过这封没有落款和日期的、残缺不全的申请书，我们得以大体了解素锦的身世：曾经因“父亲去世甚早，母亲身弱，弟妹幼小，一家无依，为生活逼迫”成为舞女，后来遇到男子章文勋，愿意负担她一家生活，便与之同居，并育有子女三人。

然而章文勋于1950年携正室妻儿不告而别，赴香港定居，虽然他每月汇给素锦一定的家用，但自1953年起，汇款逐渐减少，且一再延期，素锦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陷入借贷无门、入不敷出的境地。

为了解决三个子女的抚养和生活问题，素锦不得不申请赴港，踏上了去香港寻夫的道路。她只是没有料到，她原本打算将孩子暂时托付给妹妹照顾，她在香港找到章文勋后商定抚养办法，便迅速返回，谁知她这一去便与孩子们乖违隔离，直至十九年后才再度相见。

初到香港，素锦得到了亲戚们的热情接待。当她在香港第一次见到章文勋时，章文勋感到的却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猝不及防的惊吓。

原来章文勋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他们的谈判也时时陷入尴尬的气氛之中。章文勋明言他生活困难，暂时无法负担素锦和孩子的生活；素锦则回复自己不需要他负担，但三个小孩不能让他们饿肚皮。章文勋说手上的生意要等六个月才能看出好坏；素锦回答“那我等你六个月好了”。九天之后，章文勋飞去了美国，而素锦则由短期赴港，变成了漫长的等待。

等待是难熬的，尤其是借住在亲戚家中，素锦每天只能强颜欢笑，勉力度日。在那个年代的香港，男女不平等，乃是时代造成的悲剧，男女同工不同酬，让女性无法自立，她们除了依附男人之外，几乎别无出路。

所以，素锦在年轻时自立受挫，最终选择了退守家庭，她甘愿做一辈子怨偶，不屈不挠地追随章文勋，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交给他，即便感情上不做奢望，也要尽量争取一些经济利益。如今面临危机，素锦“索性放平性子慢慢磨，和章文勋慢慢耗”，同样耗尽了她本人的年华和精力。

在香港隐忍的最初岁月

素锦的香港岁月就此拉开了帷幕。她开始做长期打算，不敢吃，不敢喝，不敢玩，接受人在台湾的弟弟的援助，在精打细算中度过每一天。然后便是想念孩子，素锦经常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写信成为她纾解想念的唯一方式。

在信中，她除了谈及自己的处境和对妹妹交待一些具体事务之外，便是对孩子们的谆谆叮咛：自己留心热冷，保护身体；听阿姨和姨夫的话，一定要懂规矩，懂礼貌，要乖巧，要节约；“不要约小朋友到家里玩，现在我们一点东西也买不起了”，“不要多用一个钱”，因为“我们不能和别人比，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在工作”……可谓叮咛了再叮咛，嘱咐了再嘱咐。

在亲戚家中借住的日子渐久，素锦敏感地察觉到人家的“势利与炎凉”，但她虽然体味到寄人篱下的难堪之苦，却又只能无可奈何地迁延时日。直到两年之后，章文勋生意好转，素锦才得到了他提供的生活费用，并终于搬离亲戚家，租赁了一间小房子单住。

读这一时期素锦写给上海家人的书信，可以看出她时刻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尽管前景一片茫然，她却不能不在茫然中隐忍等待。她总是强打精神与人说笑，不敢露出一丝苦相给人看；她总是费尽心力地讨好所有人，以免引起他们的不快；她努力积攒下手上拥有的每一分钱，只是为了给上海的家人多寄一些；她刻意吃得很差，因为吃好一点就会想到孩子，心里充满负罪感……

尤其让人感到痛心的是，为了省钱，素锦每次得病都靠自愈，而不是去看医生。在她的书信中，我们每每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到香港不久，她罹患淋巴结病，没钱看，拖着，“时好时坏，迁延不愈”；忧患缠身，心火难消，她的淋巴结病日益严重，肿到了鸡蛋那么大，“随它去，有饭吃就不错了”；脸上生疹子，“不去管它，反正没钱看”；风湿病加重，不看，忍着，“没有这笔余钱”……完全依靠自己的忍耐，素锦度过了她在香港的最初岁月。

香港不相信眼泪

素锦的生活状况，其实是随着章文勋生意的好坏不断变化的，这使得她的香港岁月，伊始就带有一些赌博的成分——章文勋的生意好转，她的生活便会好转；章文勋的生意进入了低谷，她的生活同样会进入低谷。于是，当章文勋又一次做生意失败时，素锦的生活也再度陷入绝境。

面临生活无着的困境，素锦只能自谋生路，为了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摆脱对章文勋的依附，素锦曾经进入一家塑料花厂打工，随后又做过一份抄写的工作，后来成为一名高档餐厅的收银员。

素锦年龄偏大，没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能够在激烈竞争的用工市场上抢得一席本属不易，所以她非常珍惜这份餐厅收银员的职业，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不说，还要对老板夫妇唯唯诺诺，忍受着老板娘不公的待遇，因为一想到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就不断鼓励自己忍气吞声地做下去。

另外，支撑素锦的还有妹妹和妹夫对三个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她认为正是他们的激励，让她“有一股勇气”，使她“坚强和有目标的去做到想有一日成功”。

同样是为了生存，素锦甚至一度对曾经关照过她的张先生产生了好感，并产生了投奔张先生的念头。素锦长相漂亮，有品位，会打扮，虽然生活拮据，却不露窘相，而早年的欢场经历，更是让她练就了一身擅长察言观色、灵活机变的本领。当张先生三番五次地资助她时，她或许已经看出了对方对她的好感，心中便有了再找依靠的打算。

借爱谋生，在人情冷漠的香港找到依靠，本来无可厚非，但张先生既非富豪，也不足以接纳她全部的附加负担，双方基于各种现实的考量，使得这段中年人之间的感情最终无疾而终。

事实上，素锦与上海家人的关系也并非波澜不惊，亲人之间虽然有血缘亲情，却未免没有人性算计。比如，素锦常常抱怨妹妹不够节约，妹妹则满怀委屈地回复开支太多；因为上海房子的所有权，素锦姐弟三人曾经争吵不休；素锦怀疑三个孩子被妹妹和妹夫洗脑了，便向妹妹发出一连串诘问，造成姐妹不和……这种“恩中有怨，怨中有恩，恩恩怨怨交缠在一起”的亲情关系，其实正是人性的真实反映。

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恩怨交缠更像是对痛苦人生的一种发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偶尔的发泄，他们才能缓解各自的情绪，释放内心的压力，进而从沉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素锦在香港没有消费，没有娱乐，含辛茹苦，拼命攒钱，乃至“每个钱抠出来都是带血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上海的家人多汇一点生活费，多寄一些生活必需品。与之同时，素锦却也亲历了香港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亲眼见证了香港社会二十年间的沧桑变化。

1962年的“温黛小姐”飓风，让素锦夜不成寐，虽然她本人只是虚惊一场，但这场飓风却导致183人死亡，108人失踪，388人受伤，乃是香港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台风。

1973年的香港股灾，让素锦深陷其中，一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夜夜无法入眠，甚至用拼命节流惩罚自己。

另外，像邮件限寄、限水、英镑对美元大贬值等等，均与素锦本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或者得其利，或者受其害，素锦并不知道，彼时的自己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她本人亦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对于素锦个人而言，她在香港生活的第二个十年明显是一路好转的。个中原因，章文勋的生意好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章文勋走背运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外室弃他而去，使得章文勋可以专注于照顾素锦一家人。

素锦感叹章文勋“总算顾了我”，憋屈多年之后，她才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她说：“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尤似战士打仗，打了一仗又一仗，有时失败，有时成功。”这既是一个女人的心底之言，也是一个女人的血泪史。

沈从文先生评价普通人与历史的关系，曾经这样说道：“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这句话好像是对素锦一生的量身定制。为了给孩子讨生活，她独自在香港艰难生存，拼尽全力，无怨无悔，耗上了一个女人全部的青春与尊严，虽然类如飘蓬，却又自强不息，让我们得以在历史的缝隙处窥见小人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