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如约在今年10月公布，当那扇白色镶金的大门被打开，这一被公认为当下文学殿堂最高荣誉的奖项，迎来了它的第120位得主——来自挪威的剧作家约恩·福瑟，瑞典文学院授予他的颁奖词是：“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为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声。”

自2021年，坦桑尼亚裔作家古尔纳爆冷拿到诺奖后，瑞典文学院的任何获奖人选似乎都不再会引起全球读者的错愕。在当晚诺奖官网发起的投票里，超过90%的读者表示自己从未读过约恩·福瑟的作品。在国内，约恩·福瑟的译介仅有两本绝版已久的戏剧选集。可以说，相比古尔纳，约恩·福瑟同样是一位“圈外冷”的创作者。

然而在当代戏剧界，约恩·福瑟早已被奉为行业翘楚，在人口不到600万的挪威，他更是家喻户晓的国宝级作家。自1983年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约恩·福瑟已创作出六十余部作品，囊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和儿童读物等，称得上是一位高产量、全能型的作家。

这一次瑞典文学院特意以“剧作家”的身份为约恩·福瑟颁奖，得益于他在戏剧领域尤为突出的贡献。

被称为“当代易卜生”的他，是欧美戏剧界公认的继易卜生之后贡献最大的挪威剧作家，也是在世剧作家中，作品被搬演最多的一位。自1994年，他的戏剧第一次在卑尔根国家剧院首演后，20余年里，他的剧作在全球范围内演出超千场，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被诺奖加持前，约恩·福瑟和他的剧作早已进入中国。2010年，他最知名的剧作之一《有人将至》在北京首演，此后十多年里，约恩·福瑟的剧作多次登陆上海，受邀的外国剧团曾专程赶来出演他的戏剧展作品。就在今年夏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上演他的剧作《一个夏日》。

2010年，约恩·福瑟被授予易卜生奖时，评委会称赞他“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亚洲、南美、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足以见得这位剧作家跨地域的深远影响力，也进一步坐实了他“圈外冷、圈内热”的创作者形象。

“极简主义”的文学风格

约恩·福瑟出生于1959年，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卑尔根以南一个名叫豪格松德的小镇。

临近海岸，这里有全世界稀有的峡湾地貌，瀑布从黑色的岩壁上流下，光线将海水照成银色。在接受采访时，作家曾回忆童年时代在海岸边度过的时光，最美好的记忆便是在夏天或初秋，跟随父亲一起出海捕鱼。他称自己是“一个来自挪威西部农村的怪人，喜欢在乡村拉小提琴、读书的‘嬉皮士’”。

而童年时代发生的两件事在隐约中将约恩·福瑟引上作家这条路。一次是他七岁时遭遇的一场严重车祸，在濒临死亡的体验中他看到自己沐浴着阳光，平静地凝视着远处的家乡。在他看来，这次特别的经历在潜意识中塑造了自己成为艺术家的一部分。

另一次是在十二岁，他第一次尝试写作。他的第一篇创作是一首歌的歌词，随后他写了一些短诗和小故事。对当时的约恩·福瑟来说，这些东西是出于私人的目的为自己而写的，他也由此找到了这种由笔墨和纸张构成的空间，能够将自己安然地放置其中。

顺其自然，青年时代的约恩·福瑟进入卑尔根大学学习比较文学。他在198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红，黑》。1985年，他的第二部小说《上锁的吉他》讲述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母亲在丢垃圾时误把自己锁在门外，面对屋子里年仅一岁的孩子，陷入无助的她逐渐感到崩溃。

简单的人物和情节，着重于描绘人物焦灼的精神状态，约恩·福瑟在早期的小说里表露的这些特点成为他日后写作风格的基础，一如诺奖评委会的评价，“福瑟呈现了我们生活中可以立即识别的日常场景。他对语言和戏剧性动作进行了大幅度删减，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类最强烈的焦虑和无力感”。这种风格也被称为“福瑟极简主义”。

198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含泪的天使》，故乡峡湾里的山脉、海浪、雨水等自然风光成为他笔下经常用到的诗歌意象，自然，这些意象连同其所象征的孤寂情绪也持续滋养着他日后的作品。

1987年，约恩·福瑟从大学毕业，他先后在《居伦时报》《拒服兵役者》《山毛榉》担任编辑。在1993年正式进入戏剧创作前，他始终以诗人、小说家的身份活跃在挪威文坛，陆续出版了小说《血石》《船屋》《收瓶人》《铅与水》和诗集《狗的动作》《狗和天使》等作品。而他之所以去做戏剧，原因非常现实，那时的他濒临破产，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在写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依靠酒精度日。

困顿之时，来钱快而且写起来容易的戏剧成为约恩·福瑟的救命稻草。即便在此之前，他眼中的戏剧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表演艺术。他也曾拒绝过别人建议他从事戏剧创作——当时的旁观者已经从这位“日常生活的失意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正被浪费的才华。

或许，读者和观众都要为约恩·福瑟这段不堪的经历暗自庆幸。正是因此，一位日后在戏剧领域大放异彩的剧作家才得以诞生。

约恩·福瑟

打开戏剧的大门

约恩·福瑟的第一部戏剧是《而我们将永不分离》，讲述一个焦急的女人正等待她的丈夫，于1994年在卑尔根的国家剧院首演。

真正让他被欧陆熟知的戏剧是《有人将至》，1999年在巴黎首演。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据说他只用了四到五天就写完了这部剧。剧本讲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来到大海与悬崖包围下的一处孤零零的房子，他们决定在这个远离他人的地方一起生活，与此同时又担忧有外人前来打扰，破坏这种平静的生活。终于，这种担忧成真，女人遇到了这栋房子的前房主，女人与前房主的交谈随即引发了男人心中的妒火，如一颗投进海中的石块，在看不见的深处搅动着他们原本脆弱不安的关系和情绪。

无论是人物、场景设计还是情节发展，约恩·福瑟的这部剧都做到了简约的极致。他笔下的角色们没有名字，仅以“她”、“他”和“男”指代，在他看来，“名字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一旦提到一个名字，无论是姓还是名，你也就透露了很多关于这个角色的信息。”

至于剧本里所谓的戏剧冲突，仅仅建立在前房主——也就是剧本里的“男”两次与女人交谈，第一次是他与女人在花园里相遇，第二次是他提着啤酒前来拜访女人。这正符合约恩·福瑟对戏剧性的理解，曾在采访中他提到，“只要让两个人上台，然后让第三个人上场，你立刻就有了戏剧性”。

甚至在他写于1997年的《母与子》中，约恩·福瑟仅凭两个角色就可以达成他所需要的这种戏剧性——一个男人出现在母亲的家里，他们多年未见，男人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受母亲的待见，以及这么多年来母亲是怎样生活的。

如果将约恩·福瑟笔下的人物和场景视为工具，那么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仅凭最简单、最有限的工具就可以搭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也符合他对自己“极简主义者”的看法，用文字去参透生活的本质，传达最简单的情感和最基本的处境。

《有人将至》里，男人与女人被焦虑和恐惧充盈的内心世界，外界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可以将他们苦心经营的现状摧毁殆尽。那栋处在悬崖与大海之间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写照，摇摇欲坠，“寂寥凄凉地坐落在陡峭悬崖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随时都会崩塌。

对人物生活和精神困境的观照是约恩·福瑟的戏剧中常见的主题。《死亡变奏曲》里，一对夫妻的女儿被大海吞噬，彼此之间早已没有感情的他们在多年后被迫重新面对彼此，在审视过去的同时又被过去围困。《一个夏日》里，丈夫毫无预兆地离开家，沉入大海，妻子日复一日地站在窗前面对大海，始终不知道丈夫自杀的秘密。

自童年时代就与大海相伴的约恩·福瑟，即便与大海的相处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却在他的戏剧里将大海演化成死亡的象征。它幽深的面孔下藏着死者的秘密，也成为活着的人必须时刻面对却无法摆脱的噩梦。

而写于1995年的《名字》更像是对《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的一次重新演绎。一个年轻的女孩怀孕了，她等待着孩子的父亲，对新生活的渴望和被抛弃的恐惧正撕扯着她。

2023年10月5日，当瑞典文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后，他的作品被摆上展台。

重返家乡

在十五年的戏剧创作中，约恩·福瑟共写下三十部戏剧、八部短剧，他积累了庞大的声誉，拿过法国国家功绩勋章、瑞典学院北欧奖。他的生活也早已摆脱了那种需要依靠戏剧来维持生计的状态，挪威政府为他提供终身津贴来支持他创作，并在奥斯陆的皇宫附近为他提供了一处住宅。

2009年，在写完自己的最后一部戏剧《那些眼睛》后，约恩·福瑟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回到家乡，结束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

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创作者要就此封笔，他选择以小说家和诗人的身份重新归来。从2007年到2014年，约恩·福瑟先后写下小说《警醒》《奥拉夫之梦》《睏乏》，以三部曲的形式讲述了在贫瘠的沿海地区，一对名为阿莉达和阿斯勒的情侣残酷的爱情生活，融入了明显的圣经典故。

他最新的小说巨著是2021年完成的《七宗论》，长达1250页，同样被分成三部分：《另一个名字》《我是另一个》《一个新名字》。这个漫长的故事仅仅在七天内展开，名为阿斯勒的年迈画家在完成画作的同时与另一个自己对话，谈论的话题涉及宗教、身份、艺术和家庭生活。

这两部“三部曲”长篇都融合了明显的宗教元素，跟约恩·福瑟在生活上的转变不无关系。告别繁忙的戏剧创作后，他在2012年皈依天主教，因为身体原因选择戒酒并步入婚姻。《七宗论》里，阿斯勒发现另一个自己因酒精中毒死于卑尔根的一条小巷，这一情节似乎透露出作家本人对因酗酒引发的疾病的恐惧。

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之余，约恩·福瑟还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诗集，卡夫卡的小说，还有许多希腊悲剧。他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关于语言转译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阅读，但你会变得更加深入”。

提到语言，约恩·福瑟的写作用的并不是挪威的主流语言，而是在西海岸和内陆山区等地区使用的新挪威语，这是伴随约恩·福瑟成长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仅占挪威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虽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只是提到了约恩·福瑟的戏剧和散文，但他在小说和诗歌领域有着同样丰厚的创作履历，而他对非主流语言的使用和传播，借翻译促进跨语种的文学交流，同样值得被表彰和尊重。

在得知自己获得诺奖时，这位64岁的老人正在乡下开车，他不得不停下车来接电话。面对采访，他一如既往，以长长的灰色马尾辫形象示人，他的态度显得有些矛盾，他既感到惊讶又有些害怕，又坦言自己过去十年都为这件事做好了准备。他视这个奖项首先是对文学的肯定，正如他数十年来一直所做的那些，写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