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日，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在夜色掩护下乘坐德国军舰集体逃亡。奥斯曼帝国末期，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帕夏”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名声显赫，在帝国权高位重，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如此狼狈的姿态走下政治舞台。

三帕夏之所以出逃，是因为在协约国军队和阿拉伯起义军的夹逼下，奥斯曼帝国撑不住了。两天前，帝国政府被迫签署了《穆兹罗斯停战协定》，这是一次大战在中东地区的停战安排协议。根据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解散武装部队；开放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协约国可征用奥斯曼的海港、商船以及铁路等设施；帝国东部省份如发生威胁安全的骚乱，协约国可派兵占领。”这个条约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沦为受协约国宰割的对象。

三帕夏最终都死于非命。塔拉特帕夏和杰马尔帕夏逃亡欧洲后，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刺杀；恩维尔帕夏逃往中亚地区，发动突厥穆斯林“巴斯玛奇”反俄运动，与苏联红军作战时阵亡。他们三人都曾充满革命理想和爱国精神，试图把一个衰败帝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保住帝国版图甚至收复失地。他们带领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卷入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冲动的选择”却连他们自己和帝国都一起摧毁了。

青年奥斯曼党与第一宪制

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力，掩盖了之前另一场空前惨烈的国际性战争，交战双方的一边是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撒丁王国，另一方是俄罗斯帝国与他的希腊志愿军。陆地战场分布于克里米亚、高加索、巴尔干，海上战场分布于黑海、波罗的海、白海，但最重要的战场在克里米亚，所以这场战争名叫“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最终以沙俄战败而收场，尼古拉一世还因战事不力抑郁身亡。奥斯曼虽然属于胜利一方，但打这场战争耗资甚巨，财政捉襟见肘，战后就不断向欧洲国家举债，财政机构也发行债券在欧洲金融市场出售。欲打开英法的钱袋，就得满足对方的改革要求，1856年在英国驻奥斯曼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勋爵帮助下，帝国颁布了第二份更具进步性的改革大宪章——《哈蒂-胡马雍诏书》。

从英法贷来的钱，很大一部分浪费在了宫廷的奢侈消费上。迈吉德一世其中一个女儿出嫁，十五天婚礼就花了两百万磅黄金。帝国政府不断借新债还旧债，财政入不敷出，由于帝国经济和财政一团糟，举债成本越来越高，又形成了恶性循环。

偏偏在财政最困难的1875年，安纳托利亚大量地区遭受了洪灾和旱灾，饥荒肆虐农村，帝国的税收大幅度减少。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帝国决定增加巴尔干地区的赋税。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民族主义思潮从欧洲蔓延到奥斯曼境内各边疆地区，当地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地萌动，加税一事成为导火索，激起黑塞哥维那的基督徒农民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

镇压起义需要军费开支，同时很容易引起西方列强干涉。最终在1875年10月奥斯曼帝国宣布财政破产，下调偿债利息，欧洲的债券持有人亏损50%，招致英法债权人一片声讨。

坦兹马特时代持续几十年，奥斯曼涌现新兴改革派精英，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政论家纳米克·凯末尔1865年秘密创立的“青年奥斯曼党”。名字的灵感来自西方盛行的“青年运动”，比如“青年意大利”“青年法兰西”“青年英格兰”。纳米克年轻时在帝国境内四处游历，拓展了见识，17岁时进入帝国翻译办公室工作，后来迫于政见而辞职。

纳米克的核心观念归结起来，就是“祖国与爱国主义，自由与平等”。在他之前的传统观念里，所有土地都是苏丹的财产，人们效忠的是苏丹而不是“这片土地”。他引入“祖国”这个概念并赋予深刻的情感意义，对现代土耳其人国家观念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由于经常抨击苏丹及其政府，受到打压后一度流亡巴黎，但在国外坚持发行报刊送回国内宣扬其主张。

青年奥斯曼党人在新锐的统治精英中拥有大量追随者，其成员包括军官、公务员、大学生、记者和作家，很多人先后进入帝国中央政府工作。他们与奥斯曼历史上各类草莽异议团体完全不同，他们出生于上流社会，平均年龄不到40，受过良好的现代世俗教育，精通外语，熟悉西方的思想文化，很多核心成员是高级知识分子。

青年奥斯曼党人的主要政治观点如下：强国的根本需要发达的经济、科学和教育；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认为它与民主、科学和理性不冲突，不需要盲目全面学习西方；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应超过对君主的忠诚，扭转国势的关键在于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实行君主立宪制，限制苏丹过大的权力，选举产生帝国议会，这样才能建立公正政府，实现财政透明；批评苏丹政府无能，不能抵制西方列强要求，给予基督教地区太多自治权，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政府。

借助财政崩溃和巴尔干起义的危机，1876年初青年奥斯曼党人在首都发动了反苏丹的游行示威。苏丹被迫解散原内阁，5月30日新上任的大维齐尔吕希蒂帕夏逼迫苏丹阿齐兹一世下台，四天后苏丹离奇死亡，穆拉德五世继位。改革派把财政崩溃归咎于苏丹，他们对苏丹的定位和国家前途展开讨论，青年奥斯曼党人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坚持认为，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三个月后，穆拉德五世因身体原因被废黜，他弟弟哈米德在青年奥斯曼党人支持下继位，称为哈米德二世。新苏丹为了迎合青年奥斯曼党人，当年12月宣布推行君主立宪，建立帝国议会，颁布宪法，任命米德哈特帕夏为大维齐尔，纳米克·凯末尔担任宫廷秘书，这是奥斯曼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件。

哈米德二世是老辣的狠角色，当时俄、奥、德、英、法、意六强正在奥斯曼首都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商讨有关巴尔干事务。苏丹是这么盘算的，向气焰正盛的改革派精英示好为自己争取时间，以行宪制获得英国支持，避免列强干预巴尔干。宪法由米德哈特帕夏起草，但在苏丹的要求下加进了“紧急情况下苏丹的裁断权”。列强的会议刚结束，苏丹就依法罢免米德哈特帕夏并将他驱逐出境。

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只开了两次会议，因为沙俄向奥斯曼宣战，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苏丹以紧急状态为由解散了议会。这次战争虽然奥斯曼军队打了几次漂亮的防卫战，但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后还是推进到伊斯坦布尔附近。1878年1月奥斯曼被迫签订和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完全独立，保加利亚变成名义上附属于奥斯曼的独立公国，唯有马斯顿被归还给了奥斯曼，奥斯曼丢掉了欧洲大部分领土。在英国的抗议和调停下，奥斯曼帝国得以保全，战败失地令议员们愤怒指控苏丹政府，苏丹干脆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不过苏丹仍假装表态，会依据法律规定寻机再召开议会。

1880年英国大选，反奥斯曼的自由党获胜，苏丹认为不必再用宪制来装点门面迎合英国，议会被完全取消。哈米德二世建立起秘密警察制度，加强新闻出版审查，青年奥斯曼党人要么被罢免，要么被流放，要么逃亡海外，第一次立宪运动就这么失败了。事实证明，青年奥斯曼党人只在首都的精英中有影响力，缺乏更广泛的基础，当苏丹地位巩固后对他们出手，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里波利，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与德国军官们在一起。协约国在这里登陆，想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终没有成功。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

帝国晚期整个世俗精英阶层多数都是改革派，客观地说苏丹本人也是改革的拥护者，包括哈米德二世。苏丹跟他们的区别在于“改革的同时要坚持君主权柄独揽这个前提”，改革派却希望效法英国实行君主立宪。

哈米德二世除绝不放弃“君权神授”这一信条，没有推翻此前的经济和行政改革措施，甚至还缓解了财政和金融危机。在西方国家的要求及赞助下，苏丹1881年签署《穆哈雷姆敕令》，建立公债委会员，确保今后从税收中拿出特定金额，偿还欧洲债权人利息，同时他制订严格的宫廷收支监管制度，这两个举措恢复了国外债权人和国内民众对金融稳定的信心。加上随后在对希腊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苏丹的威望大增，宪制运动看起来暂时偃旗息鼓。

18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四名奥斯曼帝国军医学院学生筹建了秘密组织“全国统一协会”。这个组织基本继承了青年奥斯曼党衣钵，主张恢复当年的宪制。它发展十分迅猛，与流亡海外的青年奥斯曼党人有密切联系，几年后联合各地的同类秘密小组，统合成“统一进步协会（注：后改名为统一进步党）”，很快在海内外建立了众多分支。

流亡国外的哈米德二世的外甥萨巴赫丁亲王，也成为其中一员。萨巴赫丁亲王1902年在法国召开了第一届大会，来自帝国各地的40名代表热烈讨论了国家前途问题。欧洲人习惯称呼这个组织为“青年土耳其党”，后来它就以这个名称闻名于世，其行动与理念对亚非拉很多国家的青年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多次策划反苏丹的武装起义，哈米德二世在国内严打青年土耳其党人，一度使其在安纳托利亚的活动陷入低潮，却并没有阻止该组织继续秘密发展。苏丹对安纳托利亚的青年土耳其党活动严防死守，但对该党渗透驻外军队却疏忽大意。青年土耳其党在埃迪尔内（今土耳其靠近希腊的边境大城市）的第二军团，驻塞萨洛尼基（今希腊第二大城市）第三军团中组织发展最为顺利，在年轻军官中吸纳了大量成员，这是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两支部队。欧洲领土上的奥斯曼军官有四分之三参加了该党，该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年轻军官，塞萨洛尼基成为青年土耳其党的活动中心。

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以及当年俄国和伊朗出现的立宪革命，这些都鼓舞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深信唯有像日本那样通过武装革命后变法维新才能救国救民，他们在等待革命时机的出现。机会终于在1907年到来，安纳托利亚地区遭受了严重灾荒，粮食减产近40%，同时欧美出现短期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奥斯曼，银行和商家信贷紧缩，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城市发生市民抗议，农村多地出现农民暴动。

1908年7月听闻英俄两国正在开会讨论奥斯曼的马斯顿行省问题，第三军团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恩维尔率军起义，喊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打响革命第一枪。苏丹派出一支部队前去镇压，结果指挥官舍姆西帕夏光天化日之下被手下的军官击毙，其他反对革命的军官也遭遇同样下场，与此同时第二军团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也起兵响应革命。苏丹很快收到一封以“统一进步协会”名义发来的电报，要求他恢复1876年的宪制，否则将派大军攻取伊斯坦布尔。

这下哈米德二世有点慌了，他向最高法院申请裁决，让其判定叛军对苏丹权威的挑战是否合法，结果大穆夫提表示，军人们要求改革，消除不公正的行动不违背神圣法。紧接着苏丹让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没想到内阁成员基本都同情军人的要求，主张向起义军队让步，否则会引爆内战。当首席占星官向苏丹汇报说：“星象也支持内阁的决定”，哈米德二世屈服了，宣布宪法恢复效力。

1877年后一直关闭的议会大厅得以重新打开大门，秘密警察机构被解散，报纸审查员被赶出办公室。一连几天，支持宪制的毛拉、犹太人的拉比和基督教各派教长们，并肩在街上游行庆祝。苏丹从皇宫乘车穿过街道，第一次前去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做礼拜，沿途接受人们对他的赞颂和欢呼。

既然苏丹同意恢复宪制，青年土耳其党也就不能再把他当作革命对象。看起来中止了30年的宪制，就这么“一团和谐”地复兴了，奥斯曼进入第二宪制时代。然而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们过于年轻，多数没有从政经验，无法接管政府，初期他们只是充当了监政的角色。

1909年4月13日（伊斯兰教历3月13），恢复宪制不到四个月，极端保守组织“穆罕默德协会”四处活动，唆使奥斯曼第一军团中的保守派士兵在首都发动“反革命”兵变。一些政府公务员和宫廷内侍，以及丢掉工作的秘密警察也都积极加入进来。他们高呼口号——“打倒宪法”“打倒统一进步协会”“恢复教法神圣统治”，冲击议会大厅，青年土耳其党的议员们逃之夭夭，这就是“3·13事变”。

兵变者们重新组建了一个内阁，其中没有一个青年土耳其党人。苏丹从未表态支持兵变，但局面混乱之际他出来宣布赦免兵变者，安抚了他们的情绪，同意他们所有要求，给人一种苏丹暗地策划兵变的印象。

消息传到塞萨洛尼基，青年土耳其党决定镇压反革命，保卫宪法。第三军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往首都，指挥官为塞夫凯特帕夏，参谋长叫穆斯塔法·凯末尔。议员们则来到首都之外16公里远的海滨小村圣斯特凡诺组成国民大会，宣布将实行军管，惩办兵变分子，授予塞夫凯特将军在平叛期间拥有最高决断权。

第三军团4月25日攻入首都，经过五小时的激战将兵变部队全部扫平。国民大会派出代表进入皇宫向哈米德二世宣读国民大会决议，告知他已经被废黜，由其弟弟继承王位。哈米德二世长叹一声“此乃天命”，然后带着哭腔为自己做了一番辩白，绝望地喊了声 “愿真主惩罚作恶之人”，只得接受退位安排，被送往塞萨洛尼基软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土耳其男子在店门口舞剑，他连同围观的人群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将迎来剧变。

三帕夏时代与帝国崩溃

自“3·13事变”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仅捍卫了革命成果，而且架空了苏丹，继续扮演着“监政”的角色，在国家大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由于其成员大多为中青年军官，缺乏政府高层行政经验，需要与其他党派合作维持政府运转，这是他们的劣势。在议会288席中拥有最多的60个席位，背后有一支忠诚而精锐的军队，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青年土耳其党在1876年宪法基础上作出修订，大大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苏丹必须宣布效忠宪法，如果违背将被罢黜，使其变成具有象征性的立宪君主，各部大臣只对宪法和议会负责。同一时期，像奥斯曼一样的老大帝国都出现了宪制运动，但其实大家都把宪制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宪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一些人认为宪制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加强各族各派团结，像大英帝国一样，一些人是想利用宪制扩充自己的权力，决定宪制是否稳定的那些文化、经济、教育因素，常被忽视。

扳倒苏丹这个多年来的最大对手，青年土耳其党同样需要面临内部分歧、民族分离主义、宗教矛盾、保守派反攻等头疼的问题，理想与现实往往相去甚远。自由是青年土耳其党追求的理念，可他们发现，那些极端保守派也可以利用自由来从事“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青年土耳其党控制的议会，就出台了一系列法律约束“反动”言论。

青年土耳其党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解决“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这令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跟早年的青年奥斯曼党人一样，想缔造一种超越宗教、民族的“奥斯曼爱国主义”和“奥斯曼身份认同”，构想各民族各宗教都在宪制奥斯曼境内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可奥斯曼是种族和民族多元帝国，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在欧亚两洲都成为最强势的思潮。

土耳其青年党的军官成员们支持建立宪制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压制境内分离主义，宗教上他们更加世俗化，文化上倾向更大力度的西化改革，思想上更偏民族主义。可在它的内部成员和外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非军人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精英，他们倾向于分权体制，主张给予少数族裔更多权利，反对过度架空苏丹，强调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价值。

后一部分成员分裂出去，与社会上各路反土耳其青年党的派别成立了“自由和谐党”，成为土耳其青年党在议会最强劲的对手。就在党争激烈的1911年和1912年，意大利开始抢夺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领土，打响“意土战争”。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今黑山共和国）见奥斯曼正忙于应付意大利，结成“巴尔干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引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打算把奥斯曼势力彻底逐出这个地区。

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三面迎敌，溃不成军，1912年12月被迫与巴尔干国家举行“伦敦和会”，对方要求获得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全部领土，包围了边境重镇埃迪尔内。这严重损害了自由派政府的权威，激起奥斯曼境内民族主义愤怒情绪。被誉为缔造宪制“自由英雄”的恩维尔，1913年1月23日发动“突袭崇高门政变”，以“保卫埃迪尔内”为名带兵攻入中央政府大厅，射杀了他们认为应负战败责任的战争大臣纳济姆帕夏，用枪口逼着自由派的大维齐尔卡米勒帕夏辞职，随后宣布退出伦敦和会，表示将继续战斗。

青年土耳其党制订了拯救埃迪尔内的军事计划，但行动失败了，埃迪尔内经过英勇抵抗在3月份投降，5月份被迫签署了和约。既然没有能拯救埃迪尔内，塞夫凯特和恩维尔颜面大失，借此机会反对派活跃起来，酝酿打倒青年土耳其党的“专制统治”。6月11日塞夫凯特将军遇刺身亡，青年土耳其党对反对派展开了大逮捕大驱逐，取缔他们的一切活动，正式建立一党统治。

没想到塞夫凯特遇刺19天后一个奇迹诞生了，胜利的巴尔干同盟为分配利益发生矛盾，保加利亚对盟友们大打出手。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欣喜若狂，不顾列强抗议，趁敌人混战之际，恩维尔和穆斯塔法·凯末尔带领军队闪电般收复了埃迪尔内。消息传回之后举国欢庆，恩维尔英雄名声如日中天，青年土耳其党统治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自突袭崇高门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三帕夏寡头政权”时代，是指青年土耳其党三位杰出领袖恩维尔、杰马尔、塔拉特三巨头联合统治时期，这也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阶段。三帕夏认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奥斯曼国力衰弱，众敌环伺，需要在西方列强中寻找一个同盟以自保。

德国在西方列强中统一最晚，海外殖民最少，相对弱势，其势力范围与奥斯曼相距甚远。双方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在多次涉奥斯曼领土会议上，德国常扮演中立或调停角色。并且德俄是宿敌，而奥斯曼与沙俄又是世仇。自坦兹马特时代开始，奥斯曼在军事和行政上长期“以德为师”，以三帕夏为首的军官阶层颇为亲德，一改传统的亲英法路线，倾向与德国缔结同盟。

19世纪末欧洲列强因利益和观念冲突，逐渐演变成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帕夏以为可以借此机会复刻“埃迪尔内奇迹”，收复失去的领土，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一开始政府官员们普遍反对参战，协约国只要求奥斯曼保持中立即可，但德国发现自己东西两线作战比较吃力，不断催促奥斯曼参战帮自己分担东线压力。三帕夏瞒着内阁成员下令炮击俄军港口，1914年11月初英法俄先后向奥斯曼宣战，11月11日奥斯曼向协约国宣战，并于23日发出圣战号令，要求伊斯兰世界支持奥斯曼对抗协约国。

但事与愿违，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帝国统治的阿拉伯地区反而拿起武器站到协约国一边打击奥斯曼军队。奥斯曼军队在大多数战场上表现糟糕，与英法俄军队较量时一败涂地。俄军经过“一场虚惊”后发现奥斯曼军不足为惧，把大量军队调去对德军作战，德国大失所望。三帕夏的决定从战略角度看，完全站错队伍，彻底葬送了奥斯曼帝国，也导致了自己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