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家暴、杀妻……从暑期档到国庆档，现实题材的国产电影，迎来了一波新热潮。从《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到《鹦鹉杀》《我经过风暴》等，如果将这些影片提炼成关键词，放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每一个都会在短时间内冲上热搜。

对于今年屡次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来说，或许能从很多电影的正义战胜邪恶结局中感受到一些慰藉——因为在这些电影里，女性角色们都太难了，说她们在银幕中“渡劫”恐怕也不为过。

首先是两部暑期档爆款《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前者讲述赌徒丈夫为了拿到妻子手里丰厚的家产，不惜设局杀妻；后者以近几年关注度颇高的东南亚诈骗为背景，讲述两名主角被胁迫加入诈骗集团替其卖命，主角之一就是一名怀揣模特梦的都市女青年。

赶上暑期档末班车的《我经过风暴》，则将镜头对准一起因家暴引发的家庭悲剧，佟丽娅饰演的妻子不堪忍受丈夫频繁的家暴，趁丈夫熟睡后将其杀害，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以社会热点或现实问题作为创作来源，似乎正在成为当下国产电影题材选择的新趋势。然而，当观众因为这些自带爆点的关键词走进影院，看完全片后，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创作者到底是以怎样的态度或出发点来讲述这些现实问题的？在塑造这些角色代表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她们的血与泪是否正成为银幕之上用来消费和观看的一道奇观？当这样的奇观形成时，它距离真正的现实走出了多远？

屡试不爽的套路

谈论当下的国产电影，陈思诚这个名字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他以“唐探三部曲”成为国内首位票房破百亿的导演，今年暑期档狂砍35亿票房的《消失的她》又让他达成个人监制影片破百亿的成就，两百亿，几乎等同于今年暑期档的全部票房。

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背后，陈思诚有着看似普通却难以被复制的创作经历。他先是以结合喜剧、侦探和异域元素的“唐探三部曲”打响名号，随后又以监制身份主导了翻拍自印度电影的“误杀系列”，再回到《消失的她》，观众已经能从中找出“陈思诚电影”擅用的一些套路。比如，故事的发生地几乎都在东南亚，角色和情节总是为戏剧冲突让路，如何做到煽情，过瘾，持续激发观众的情绪，是“陈思诚电影”创作票房奇迹的隐形爆点。

而《消失的她》同样是在这些套路的加持下诞生的。据官方说法，影片改编自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但影片的情节让许多观众联想到几年前发生在泰国的几起杀妻案：

2018年，天津一男子带着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女儿赴泰国度假，为了骗取先前签下的大额保单，男子在酒店浴室将妻子杀害。2019年，同样的情节发生在一对江苏夫妻身上，丈夫将怀有身孕的妻子从泰国一处悬崖推下，妻子进入ICU，胎儿流产，丈夫则在案件判决前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分割妻子的千万财产。

仅仅就案件本身来说，足以称得上耸人听闻，《消失的她》包装出来的情节就更加夸张了。电影里，朱一龙饰演的男主何非出身穷苦，早年辍学后进入社会打拼，一心想要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偶然间接触到网络赌博并深陷其中。也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富家女李木子，通过种种伎俩，何非赢得了李木子的芳心。成婚后，何非再犯赌瘾，李木子要求离婚，心生怨恨的何非以外出旅游为幌子，设计杀害妻子。

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影片中的何非和李木子像极了现实中经常被提及的“凤凰男”与“孔雀女”，在出身、教育和经济上存在较大的差距。正如“误杀系列”里，普通人出身的男主在替女儿出头时误杀了警长的儿子，所谓“凤凰男”和“孔雀女”的角色设定，同样是陈思诚电影里用来制造戏剧冲突的一种阶级叙事，单纯的“杀妻”并不能吸引眼球，必须要为他们叠加多重的身份buff：一个穷人去杀害一个富人，一个看似一无是处的人去杀害一个看似完美的人。

当创作者基于这样的观念进行表达时，即便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类似的现实问题，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已经相去甚远。再加上影片浓墨重彩的美术风格，为了硬贴侦探元素塑造出一个跟李木子相熟的留洋闺蜜沈曼，以“戏中戏”的方式倒逼何非承认犯罪事实，种种突兀的角色和桥段让这部影片看上去仿佛一具空中楼阁，很难经得起细看。

被遮蔽的群体

《消失的她》将重心大都放在了何非与沈曼的较量上，对妻子李木子的刻画并不多。但通过仅有的情节依然可以看出李木子的大致形象：她出身商业家庭，有留学背景，热爱艺术，性格沉稳内敛。在得知何非以往的赌博经历后，李木子为了两人的感情选择原谅何非并替他偿还了赌债，她的宽容反倒成为害死自己的弱点——即便这并不是她的错。

在《孤注一掷》里，金晨饰演的美女荷官安娜，在被胁迫干这行之前是正处在上升期的广告模特，被广告公司无理解雇后也不愿意从事带有灰色性质的工作。《我经过风暴》里的妻子徐敏，儿女双全，事业有成，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时常忙于工作，这反倒成为丈夫家暴她的理由。

加上《鹦鹉杀》里在北京从事同声传译的周冉，可以说，这四位女性角色都算是当代语境下的独立女性，她们容貌姣好，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但恰恰是这样一群看似不会被骗、被害的女性角色，反倒成为这个暑期档银幕上被伤害最多的一类人。

虽然人们并不认同“独立女性本不应该成为受害者”，也反对“受害者有罪论”，但令人疑虑的是，无论是当下的网络世界，还是我们所看到的电影作品，似乎非常喜欢将“独立女性”和“受害案件”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才更能引人关注。换句话说，在如今的一些影视剧中，只要这两者同时出现，就能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占据一席之地，似乎相比“她遭遇了什么”“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更重要一些。

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被遮蔽的是更庞大的受害群体。《我经过风暴》里，徐敏为了摆脱丈夫的家暴，可以聘请律师打离婚官司；《鹦鹉杀》里的周冉依靠清晰的头脑完成了漂亮的“反杀”。相比独立女性在遭遇类似困境时可以依靠的自我辨别能力和自救能力，那些在经济和教育上都尚未达到理想阶段的女性群体似乎并不具备这些，而她们恐怕才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性群体。

这之中可能有没有工作需要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可能有过早进入社会后忙碌于流水线上的工人，可能有农村女性，有残障人士，因为她们并不拥有主流的话语权，也并不处在舆论或创作者的视线之内，她们的遭遇只能借由他人的身份被看见。重要的是，她们可能对此并不知晓，时间和金钱等条件不太能支持她们进入影院，去亲眼看看她们身上那些隐秘的伤痕，是如何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角色身上上演。

《孤注一掷》剧照

《鹦鹉杀》剧照

扎实的现实题材电影，不应该靠猎奇

当然，创作者们本无需对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背负责任。

他们从其中提取创作灵感，转而用作品从观众那里收到以票房为形式的优异反馈，目标已经达成。除了票房成绩，走进影院的观众多多少少都会从这些银幕女性的遭遇中得到感触或共鸣。就像《孤注一掷》印在海报上的那句宣传语，“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但凡有一个人因为看过一部电影，从潜在的诈骗陷阱或家暴环境里脱身，又未尝不算是一件好事。

只是，电影有电影的评判标准，票房成绩也好，讨论热度也罢，都只是这个评判标准的一部分，电影本身的质量是否过硬才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暑期档至今的这几部电影都难以让人满意。《消失的她》不用再多说，各个部分都处在失真的状态。《孤注一掷》前半段稳定扎实，后半段逐渐失控，多少有主题先行的嫌疑。

相比这两部，《我经过风暴》在风格上是最贴近现实的，但薄弱的剧作——尤其是结尾处本应是重头担当却表现得极其混乱的那场法庭戏，让整部电影的水准急转直下。

同样算是中小制作规模的《鹦鹉杀》，似乎急于融入某种标志性的导演个人印记，试图将青年之间的暧昧情愫与诈骗情节混搭，呈现出来的观感显得异常割裂。毕竟，在得知跟女主逛街替女主做饭的那个人是诈骗犯后，恐怕很少有人能在保持淡定的同时去代入这段男女感情。

也无怪乎有影评人尖锐地评价，这个暑期档真正的主角不是电影，而是产品经理们和他们的爆款产品，所指的就是《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两部电影的票房都超过35亿，不相上下，质量也都相当。这也算是这个暑期档让人称奇的观影现象：电影的质量并不影响它站上票房和呼声最高的榜首位。

那么，在国内院线，果真没有在触及现实问题时，既叫座又叫好的爆款电影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不过是在五年前。同样在暑期档登陆院线，同样是以真实事件为创作来源，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当时还是新人导演的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最终拿到了超30亿票房，在当年国内各类电影节上获奖无数。扎实不做作的剧作，对围绕卖假药的商人和病患群体带有人文关怀的创作基调，都是它成为暑期档黑马不可或缺的因素。

借用这个看似久远的案例，笔者想说的是，以追求爆点、刻意猎奇来介入现实主义题材，打造所谓的爆款产品，或许能在市场上一时风光，但未必会走得更远，也未必会被观众牢记。我们不反对女性或者其他群体频频以被伤害的方式出现在银幕上，我们需要的是创作者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用更严肃、更真诚的态度去善待角色，所谓“善待”的意思是，剥离角色身上的种种噱头，让她回归最本真、最现实的处境。

从喧哗回归平静，在这个依靠爆款产品，创下了暑期档票房新纪录的夏天过后，我们期待真正叫座又叫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