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注一掷》到《鹦鹉杀》，反诈电影在2023年夏秋突然成为银幕上最热的类型。《孤注一掷》踩准全民关注“缅北电信诈骗”的热度，上映一个月狂揽38亿人民币票房。《鹦鹉杀》受限于文艺片题材，票房不如前者，但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国就诞生过以反诈为主题的电影，但这些早期电影粗制滥造，没能激起多大水花。《孤注一掷》与《鹦鹉杀》真正让“反诈电影”走向了大众讨论层面，这两部电影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电影制作思维。

《孤注一掷》由宁浩主导的“坏猴子影业”出品，它的制作思路延续了《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的特色——温情现实主义路线结合大数据分析手法。所谓温情现实主义，即电影结局一定是光明的，坏人一定是得到惩戒的。所谓大数据分析手法，即作者的第一性让步于数据的综合推演。一部电影从选题、构思到完成，大数据的重要性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电影导演和编剧更像是手艺人的角色，负责把大数据反映出的“最佳制作方案”转变成现实。

《鹦鹉杀》是更传统的作者中心制，创作者的想法占据核心地位，该片导演麻赢心和监制、小说家双雪涛贡献了电影的主要创意，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影片的作者风格更浓郁、文学性较强，弊处是当作者风格与大众口味存在不可磨合的矛盾，而影片仓促登陆院线，面对大众，电影口碑就可能走向滑铁卢。

对比《孤注一掷》和《鹦鹉杀》，能看到当下反诈电影创作的不同思路，透过这一题材在今年的爆火，也可窥见某种大众心理在商业作品的情感投射。一言以蔽之，前些年《战狼》打破票房纪录，与2023年夏《孤注一掷》热映，共享的是两种心态：我们的祖国不再落后，有能力保护境外同胞，即“家国守护叙事”；全球普遍遭遇经济下行和次生灾害，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加剧，此时院线电影成为寻找虚幻安全感的其中一种寄托。

因此，反诈电影提供的，其实是一颗名为“安全感”的糖果。

反诈：一种既新又旧的题材

反诈电影真正火起来，就是2023年的事。早些年，中国的反诈电影更像是宣传片，一股浓浓的网络大电影质感，上不了台面。比如《猎屠》《反诈风暴之不可饶恕》《争分夺秒》《危情电话》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片子，它们已经被埋葬于时间的巨流之中。

2017年，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华夏电影、寰宇娱乐等平台出品，号称花费巨资的电影《巨额来电》上映。本片既有当时的流量小生陈学冬，也有文艺片熟客桂纶镁，讲了一个警察与卧底智斗泰国电信诈骗集团的故事。它上映时间比《孤注一掷》整整早了6年，但根本没多少讨论，豆瓣评分也只有5.6分。

比这更早的是，2010年由运城市工商局牵头、运城市公安局配合编拍的《黑梦》，号称是“全国首部打击传销的电影”。主演黄海冰，当年演《隋唐英雄传》红极一时，古装剧常客，适合演风度翩翩的古代将军、公子，演起反诈电影就有些生涩。但这部电影和《巨额来电》一样，主要是剧本和影像制作水平平庸，宛如一部加长版打击传销宣传片。

倘若不局限在“反诈”的范畴，泛化到“骗局”“黑恶”等元素，国产影视剧倒是有不少可提之作。比方说早在2001年，尺度颇大的《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有一集讲的就是非法中介欺骗打工妹，逼迫后者从事性服务。

无独有偶，在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专门拍摄女罪犯的影视剧《红蜘蛛》里，取材自真实案件的女骗子形象也是被影视剧创作者不断借用。“欺诈”这一元素在中国扫黑剧里屡见不鲜，《人民的名义》《扫黑行动》《狂飙》等，但电信诈骗仍不是它们的主要线索。真正以此大做文章，形成广泛讨论的无疑是《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由申奥导演，宁浩“坏猴子影业”运作。影片以电信诈骗为主题，取材自上万起真实诈骗案例，试图揭秘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的具体产业链，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境外诈骗的恐怖和危害。

恰逢2023年夏中文互联网热议“缅北电信诈骗事件”，官媒、自媒体都在推动对这件事的讨论，《孤注一掷》巧妙跟上了这个热点。电影不仅开启大规模提前点映，而且在宣发上也以“反诈”作为核心卖点。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句宣传语是：“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包括许多公检法系统单位、街道、社区、学校机构，也组织观看这部电影。可见这部电影不仅在大众层面出圈，也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认可。

这部电影是当前呈现电信诈骗产业链最完整的一部国产电影，它没有采用警察作为主视角，而是以受害者和从犯做双线叙事。通过受害者如何步步陷入诈骗集团陷阱，最终为了还债或回到家园，不得不暂时屈服于诈骗集团，从事诈骗行动，来一步步揭开这个罪恶的内部系统如何运作，受害者又为什么难以逃脱。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避讳，部分东南亚当地警察机构与诈骗集团暗中联系。金晨饰演的模特，第一次出逃被捉回，就是缘于派出所警察告的密。而在当地城区，也有不少人是诈骗集团的眼线。电影上映后，许多缅北诈骗受害者也表示，这部电影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见电影在细节上下了功夫。

但是，作为国内反诈题材的开路者，《孤注一掷》还难称经典之作。它缺乏明显的风格上的开拓性，存在明显的叙事硬伤，整体叙事呈现出急促之感。

《孤注一掷》：反诈电影的宣传策略

《孤注一掷》的遗憾，首先出现在人物上。电影中，被骗到瓦内加入诈骗团伙的主角，一位是公司准技术高管，一位是面容姣好的模特。而王大陆饰演的被诈骗者是一个富二代，他承担了电影中一半的降智情节。

这种人物设定，本身就很悬浮。因为遭遇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大部分是社会底层，不是公司高管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在社会上犹如赤裸生命，渴望通过赌博实现一夜暴富、改变人生的人。

但在电影中，这样的人沦为了背景板，而诈骗团伙最终被端掉的契机也非常依赖于巧合，一个诈骗公司“二把手”的“恋爱脑”、一位教二进制的老师突然发现主角潘生传递的信息。电影想兼顾多条叙事，最终却变得非常仓促。一部标榜现实主义的电影，最终依靠悬浮的做法解题，喧哗散去，《孤注一掷》只能算半部佳片。

实际上，比起电影本身的内容，《孤注一掷》的宣发更值得观察。监制宁浩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透露，《孤注一掷》是中型体量影片，他表示：“投资额度在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是中型体量影片。中型体量影片其实是最难把控的一类，如果做对了，它能创造票房奇迹；最有可能赔钱的也是它。”

可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上演了票房奇迹，成为《我不是药神》之后“坏猴子”最卖座的电影。细究原因，除了跟上热点，宣发团队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的“病毒式营销”也功不可没。宁浩自己也坦言，短视频已经是今天最大流量的载体，“在侧重视觉传播、全民传播的当下，短视频的优势在推广营销上非常突出”。

电影点映后，宣发团队精明地把握住了潜在受众的心理，他们向二三四线城市沉淀，主打下沉市场，号召观众将这部电影分享给亲友，仿佛看了电影就不会受骗。当东南亚耸人听闻的骗局一轮轮刺激网友的神经，一部恰逢其时的电影自然成为网民推荐给家人、朋友的不二选择。因此，与其说观众是为了欣赏一部艺术品质出色的电影，不如说观众就是奔着去看“反诈宣传片”的，当一部宣传片具有商业大片的质感，观众不介意为它掏出50元钱。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孤注一掷》于8月5日、8月6日在全国进行超前点映，点映首日，该片便以15.4%的排片率拿下1.72亿的票房；点映次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中国影史点映单日票房纪录。

但颇有争议的是，《孤注一掷》大规模点映（排片量堪比许多电影正式上映后的规模），却迟迟没有在豆瓣等网站开分。熟悉电影宣发的朋友知道，电影口碑对一部电影正式上映后的排片影响重大。而《孤注一掷》迟迟不开分，普通观众也就无法第一时间知道它的真实口碑，而只是知道有一部新片特别火。宣传片甚至拿它跟《我不是药神》对比，在强烈的好奇心的推动下，观众自然想一睹为快。

《孤注一掷》剧照

《鹦鹉杀》为何遭遇口碑滑铁卢

从制作到宣发，《孤注一掷》都迎合了近年来流行的大数据方法。在以大数据为主导、社会现实议题为主题的思路下，电影拍什么，主打什么话题，是由一个大型团队对潜在用户进行的精确的市场调查确定的。这类型电影的典例，就是《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它们都以近些年来最热的话题为标签，追求反转和噱头，人物塑造完全为剧情服务，而导演更像是大公司里的雇员，为上层完成一份满意的答卷。

相比之下，稍迟上映、以“杀猪盘”为噱头的《鹦鹉杀》，则更像是一部披着话题电影外壳的文艺片。这部电影从运镜、美术、台词，到单个场景的叙事打磨上，都更有层次，更接近于一部欧洲文艺片的质感。它的侧重点不在于“事件”，而是事件对人物心理的作用。人的情感流动与记忆深渊，是它想观照的重点。电影里的人物关系，其实和李安《色·戒》、朴赞郁《分手的决心》对比会很有意思。但为什么这部电影遭遇了口碑失败？

这就跟宣发错位有关。不妨先介绍分析本片的内容。《鹦鹉杀》聚焦的是“杀猪盘”诈骗，这个词本是诈骗团伙对交友婚恋类网络诈骗的一种俗称。诈骗分子准备好人设、交友套路等“猪饲料”，将社交平台称为“猪圈”，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通过建立恋爱关系即“养猪”，最后骗取钱财即“杀猪”。电影并没有呈现“杀猪盘”的完整产业链，而是从两个被骗女子的视角出发，讲述她们在遭遇巨额诈骗、无法走出过去梦魇的情况下，决定去寻找骗子，联手实施“反杀”的故事。

当曾经的爱遭遇幻灭，承受最深重的欺骗，一个人如何重拾对于“真”的信念？这是《鹦鹉杀》试图探讨的问题，而非简单一句“别做恋爱脑”，将受害者的困境草草搁置。导演麻赢心注意到，对于许多深陷其中的女性来说，她们痛苦的，不只是失去钱财，还在于真心被辜负。自己迷恋的人却是一个诈骗犯，而他重复浪漫的话术为一个个女孩埋下陷阱。如何让骗局显得可信？又不美化诈骗犯？这是呈现此类故事的难点。

在《鹦鹉杀》中，章宇饰演的林致光就是一个演技逼真的骗子。他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也有良知，可当他长久浸泡于黑暗，他也被黑暗所吞噬，一个人说谎久了，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鹦鹉杀》没有回避林致光自身的矛盾，选择保留他身上复杂的一面，但这也会令主流观众感到不适。由于演戏的人全情投入，逼真到连自己都迷离，抑或他的确已经在阴沟太久，当一束光照过来，他的心真的产生动摇。

电影后半段的一个悬念，就是林致光到底有没有真正爱上女主角周冉。而周冉，当她和林致光在火车上最后十五分钟对视，她拥有的究竟只是复仇之火，还是永别的怅惘与心碎？林致光与周冉的关系耐人寻味，就连他和另一个骗子——张宥浩饰演的许照，恐怕也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师徒。后者对他萌生情愫，只是无法公开表达。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反诈电影，不如说它的内核是一部爱情片。它让我想起了汤唯主演的《分手的决心》，周冉与林致光，俨然是刑警海俊与宋瑞莱的变体，那是善恶之间的混沌，是混杂着欺骗与真情的感官深渊。

然而，这样的关系放在一部反诈电影里，注定变得尴尬。首先，现实中的诈骗犯罪行恶劣，普通大众很难对诈骗犯共情，更别说欣赏他与被骗者之间复杂的感情。大众会容易代入受害者的角色，期待电影呈现出诈骗犯和他背后的体系是多么恶劣、恐怖，从而让电影富有教化意味。但《鹦鹉杀》显然不是这样，它把太多的笔墨放在处理人物情感，太少的笔墨呈现诈骗对于一个家庭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即便文艺片爱好者能理解导演的诉求，但大众不会买账。电影普通的票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其次，也是这部电影不走运，在它之前有一部名叫《燃冬》的电影上映。而这两部电影在人物关系上不谋而合，都是三边关系，也即三个人之间的微妙情感。更巧的是，女主角都是周冬雨。据说，这两部电影之前都报送了戛纳电影节，《燃冬》入选了“一种关注”单元，《鹦鹉杀》落选。还有一层潜在的缘分是，《鹦鹉杀》的监制是小说家双雪涛，而周冬雨前年主演了双雪涛小说改编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但这部电影至今没有上映，好巧不巧，转头周冬雨就跟该片主演刘昊然一起去拍了《燃冬》。

《燃冬》非主流的人物关系引发差评，《鹦鹉杀》紧随其后上映，海报又颇似《燃冬》风格，以至于网友调侃其为“燃冬PLUS”：“很像是《燃冬》导演看完《孤注一掷》后临时改了剧本。”这当然是玩笑，但足以见得《鹦鹉杀》在题材、宣发、档期上的尴尬。

《鹦鹉杀》剧照

一颗提供短暂安全感的糖果

从《孤注一掷》到《鹦鹉杀》，可以归纳出两类创作机制，市场中心制与创作者中心制。前者以精准揣摩主流观众趣味、为其量身打造商业电影为目标；后者希望在作者表达与商业回报中寻找平衡，但为了保护创作者的主张，有时会不惜冒犯观众。

但无论是何种路线，这两部电影仍只能算探索之作，其叙事、结构、视听语言上的遗憾都无法忽略。譬如在利用多线叙事来组织故事上，《鹦鹉杀》中许照这条支线最后草草收场。影片本意设定一出三个人势均力敌的博弈，最终变成周冬雨和章宇飙演技。《孤注一掷》的问题则是线头太多太杂，导演要兼顾富二代被骗线、公安查案线、诈骗集团内部线三条线，在富二代这条线上着墨太多，导致本来以张艺兴饰演的潘生为代表的主线没能充分展开。倒是王传君饰演的诈骗集团小头目陆秉坤，因为角色本身可塑性强，既有残酷狡猾一面，也有护犊情深的人性残缺，使得这个角色看起来是电影中最为饱满的。

其实，玩多线叙事，导演可以跟盖·里奇取取经，他的《偷抢拐骗》是多线叙事的经典。盖·里奇这部片只有100分钟，长度甚至不如《孤注一掷》，里面的主要人物却多而不乱，被他刻画得活灵活现。一部英式幽默、荒诞无常的片子，由此诞生。

盖·里奇玩的是硬核蒙太奇，如果要走抒情治愈路线，连带点社会意义，日本的是枝裕和也是一位现成的参考对象。比方说同样涉及偷盗，为什么《小偷家族》里的骗，比《鹦鹉杀》里的骗，更容易被人原谅？因为《小偷家族》不偷“情感”，也不会对弱势者下手，他们偷东西，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会为了还清巨额债务，或者挣取暴利，从而乔装成深情男子骗人五十万。《鹦鹉杀》想探讨骗与被骗者的情感撕扯却不被主流观众接受，也是因为从人设本身开始，这样的人就很难令观众相信，他有真情和对弱者的同情存在。

进一步说，是枝裕和拍《小偷家族》，他对造成“小偷家族”出现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很敏感的。“小偷家族”住在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东京，但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残酷社会竞争秩序下的边缘人。他们的过去都曾被创伤袭扰，比如曾被家暴、在阶层上受到排挤、失去亲人或被亲人抛弃。影片中的角色信代之所以收留小女孩，就是因为她的童年也曾遭遇毒打，而亚纪之所以深爱着奶奶，是因为她的父母没有给予她想要的关怀。

“小偷家族”所拥有的恰恰是许多人所失去的，小偷家族最不缺乏的就是爱，就是人情味。他们虽然是穷人，在道德上也有各种瑕疵，但他们并没有被资本的世界所异化。在与家族成员的相处中，他们固然也有算计，但到头来，他们最讲的还是人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安藤樱饰演的信代，一个在奶奶死后看似无动于衷的女人，却在小偷家族被捕后，自己一个人揽下罪责。她当然怕坐牢，但她更怕自己关心的人受委屈。为了保护小偷家族的“亲人”，她宁愿以身犯险。

作为骗术电影的鼻祖，昔日荣获七项奥斯卡大奖的《骗中骗》也值得参考。这是一群人骗一个黑老大的故事，陈思诚的《消失的她》最后一部分构思，有可能就是借鉴了这部片子。最绝妙的是，这部片子有三重骗局，电影真就如同行骗大师一样，到了结局才揭晓最终的骗局，其结局精彩程度堪比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控方证人》。

令人放心的是，这部电影不会像陈思诚一样，偷了别人的创意，还美其名曰女性主义。过去的片子老老实实刻画人物，忠实于讲一个立体、精彩的故事，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中国，“反诈电影”是一种题材，还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电影类型，“反诈电影”在2023年流行，与媒介变更、大众心理、宣发策略都有关系。在媒介属性上，近十年来，抖音等短视频的崛起已经明显改变了大众的观看习惯，大众的观影趣味也被短视频改变。更加快节奏的、段子合集、追求反转、瞄准下沉市场趣味的电影，更可能在抖音等平台实现迅速传播，进而转换成进入电影院的人群。《孤注一掷》的成功，与短视频平台密不可分。

在大众心理上，时值公众热议东南亚诈骗案件，“反诈”已经成为全民话题。大众对这类电信诈骗案件更感兴趣，不仅仅是由于案件本身的耸人听闻，也是因为它危害的恰恰是普通人，是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和我们多少有几分相似的普通人。人类会对于自己更切身的事情更有感触，比如身处中国的我们每天其实都会在新闻上看到在远方发生的悲剧，可是那太遥远、太抽象，而就发生在国门附近、影响了同胞的恶性事件，显然更能触发国人的共情。

此外，在社会处于结构调整期、普通人背负更多生存压力的背景下，弥漫在社会的不安全感会更加剧烈。反诈电影中的“家国保护叙事”，慰藉的亦是这一种心理。此时，电影就像是糖果小屋制造的一颗颗甜蜜糖果，它里面的成分名为“安全感”。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安全感摇摇欲坠的时期，我们才那么需要，这一份幻梦般的安全感。

现实主义电影是一种标榜真实的奇观，它看似要呈现使人深思的现实，其实在对于现实的影像化和剪辑之后，它归根到底表现的是制作者对于现实的理解。于是决定一部电影的穿透力度和广度的，最终也取决于电影作者看世界、理解人的深度和敏感度。现如今，反诈题材电影借助社会热点会暂时喧嚣，但如果不提升创作质量，它们也只会像社会热点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沦为昙花一现的风景。毕竟，电影的流传，最后靠的不是话题，不是标签，而是它内在的创造性。在这个标签遍地的年代，创作者需要一些拒绝取巧的“愚钝”。

《巨额来电》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