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个世纪之交的满清政府来说，发生于1900年的庚子事变，乃是对这个老大帝国的最后一击。在此之前，大清帝国至少还维持着一个统一与集权的表象；在此之后，满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开始分崩离析，进而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崭新的政治气候，直接推进了清王朝的垮台，并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

历史学者谭木声的新著《太后西奔》，是一部关于庚子事变的历史通俗读物。在这部以通晓流畅的语言和细腻丰富的细节再现时代巨变的著作中，作者不仅钩沉与史实相关的各种史料，且充分运用了大量时人留下的笔记、日记、信件、回忆录、报刊时文，乃至各国外交文书等新材料，以多维的视角探寻历史表象下隐藏着的错综复杂的暗流，厘清千头万绪的派系关系和人事关系，并以之串联起清末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

《太后西奔》的副标题是“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其内容其实是以庚子事变为切入点，还原清朝最后二十年间的政治状况和人际关系。因为庚子事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决不仅仅与义和团相关，它实际上既包含着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开明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角力，同时也包含着义和团运动的缘起、清廷对义和团的打压和利用，乃至清廷与列强之间的交涉、列强与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只有从中理清这些纷繁的线索，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真正理解庚子事变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如何兴起的

庚子事变的发生首先与立储有关。戊戌变法之后，帝后两党完全破裂，慈禧以强硬的手段挟持光绪，试图将其废黜，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女强人，慈禧违背祖制，干犯名教，在大清帝国执掌权力四十余年，其政治智慧自然非常人可比。

然而，慈禧却没有料到，她的立储之议遭到了荣禄、李鸿章、李坤一等一干重臣的联合抵制。尽管慈禧最终实现了立储的计划，但废帝之计却不得不暂停，清廷亦因之陷入了危机四伏、暗流涌动的境地。

正当庙堂之上为废帝立储明争暗斗时，因为华北大旱，民不聊生，义和团竖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扒铁路，毁电线，烧教堂，在山东和直隶一带呈愈演愈烈之势。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本与地方政治权力的争夺相关；义和团成员的构成，则大抵以贫困农民和无业游民为主；传说中的义和团的神通，一为请神，一为法术神功……

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清廷最初抱持着强力镇压的态度，但其后不久，慈禧怀疑列强会对废帝立储进行干预，她尤其担心列强胁迫她退居二线，归政光绪。而反对废帝的大臣们，则极力渲染列强干预的程度，以是，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联合义和团抗击列强，无形中成为慈禧心中的一个重要选项。

真正对局势起到推动作用的，一是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义和团杀害，引发在华各国的激烈反应；二是清廷派出考察义和团的大臣刚毅、赵舒翘等人对义和团神功的肯定，终于坚定了慈禧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的妄念。

于是，“太后怀疑洋人反对她换掉皇上，洋人怀疑太后有意利用义和拳排外，太后怀疑洋人真的能被义和拳的神通制住，义和拳民认为自己的神通真能制住洋人”，其间既充满了误解、利用与躁动，又穿插着宿怨、公义与私愿，如此种种的逻辑，最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朝廷立储废帝，华北拳民纷扰，外交使团业务生疏，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却互相纠缠、彼此推动，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交织成庚子事变的发生。

至此，义和团奉命入卫京师，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慈禧“以为天降异人助中国也”，御史彭述认定“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大学士徐桐则自信满满地宣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

尽管清廷连续召开多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与洋人开战，主战派与主和派针锋相对，主和派的袁昶和许景澄等一些大臣冒死上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联名上奏，明言：“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但慈禧的态度却明显倾向于主战派。1900年5月24日，清廷与列强撕破面皮，清军开始对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发起进攻，次日，清廷正式发布了对十一国的宣战诏书，一场惨烈而又荒唐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为了坚定信心，鼓舞士气，慈禧不惜斩杀了主和派的重要人物袁昶和许景澄等人，并将主战派的端王载漪和刚毅、徐桐等人引为肱股。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义和团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京城的第二权力中心，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但事实证明，义和团只擅长掠夺，甚至造成了“京中显贵之家，人人自危”的局面。

而对于洋人的军队，义和团的神功不仅完全失效，刚一接战，各军即纷纷溃逃，势不可止，乃至“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清军的总指挥李秉衡只好以死塞责。

负责固守京师的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外迎战洋人，同样一败涂地，纵兵大掠之后一路西逃。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很难关上，溃退回京的义和团成员则失去控制，拔旗拆棚，一哄而散，逃遁得无影无踪。

听闻洋兵即将进城的慈禧惊慌失态，面对群臣痛哭曰：“余母子无类矣，宁不能相救耶？”而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慈禧脆弱摇摆的心理终于彻底崩塌，她本来决心留守北京，却突然改变计划，仓皇离京，名曰“西狩”，实是逃亡，临行之际，尚没有忘记将光绪宠爱的珍妃推入井中溺死。

与京师危殆的局势相对应的，是南方各省的波澜不兴。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不过五日，上海道台余联沅即在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授意之下，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史称“东南互保”。

其背景是，盛宣怀有感于北方的局势日益严峻，势必波及南方各省，为了保护南方各通商口岸和侨商教士，并力保东南半壁江山无虞，他便主动联络各省督抚，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形成。虽然约款生效的时间不长，却为安定东南各省免于兵燹，贡献甚大。

太后西奔与京师乱象

因为西逃仓促，事先并没有通知沿途的地方州县，所以，慈禧一行人逃遁伊始并没有受到像样的接待。据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回忆，他在昌平南口镇见到慈禧时，慈禧身穿蓝布衫，以一条红棉带束发，时值盛暑，一路暴晒，蚊蝇猬集，汗流浃背的慈禧只是不停地挥手驱赶。岑春煊带人到处觅食，无奈附近民众被乱兵所扰，人早已逃亡殆尽，最后只找到百姓家所煮的小米粥，用土碗进献于上，慈禧痛哭之余，竟然不能下咽。

在昌平，慈禧和光绪仅各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将就着睡了一夜；在怀来，县令吴永献上了一锅绿豆小米粥，慈禧吃得津津有味，甘之如饴。直到进入山西地界，慈禧一行人得到了地方的卫护，才总算稳下神来。

慈禧仓皇西逃，留守在京师的清廷官员日子也不好过。且不说臣子以身殉国乃至阖家自尽者为数众多，被洋人抓进牢房的官员亦不可胜数。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便开始了“劫掠的狂欢”，据说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带人抢劫，抢来的财宝已经装满了八十七箱，她犹嫌不足，惊呼：“还没开始装箱呢！”趁火打劫的本地匪徒更是不计其数，另外，再加上漏网的溃兵和本地的地痞，他们或者肆无忌惮地恣意掳掠，或者与富家的男女奴役相互勾结，得到暗中指点后去抢劫这些奴役的主家，大发不义之财。

时年二十五岁的齐如山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抢住户。”当然，更令人担忧的是个人安危，正所谓“人之性命全在呼吸之间，难卜存亡”，当此时，“京城文武百官，如变没头苍蝇；黎民百姓，如陷深水热火”，昔日繁华富庶的京城地覆天翻，瞬间变成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而如何放下身段与洋人妥协，如何收拾残局，已成为清廷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最终还是实力说了算

与洋人妥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忍辱负重、出面议和的问题，而深谙洋务的李鸿章，自然是第一人选。李鸿章其人，身上虽然被世人打上了“卖国者”的烙印，但他实为清末最清醒、最务实的大臣，诚如李鸿章的自我评价：“‘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李鸿章之所以受人诟病，只是因为形势强于人。

经李鸿章提议，清廷下诏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以及刘坤一、张之洞共同担任议和大臣之职，可以便宜行事，不为遥制。议和大臣则首先请出了有“中国通”之称的英人赫德作为中间人，居中调停。在彼此拉锯一般的谈判中，洋人同样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双方设置议题，控制节奏，各自争取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谈判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清廷对战争的赔偿，二是战后对相关清廷官员的问责与惩罚。对于前者，清廷只能争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无关大局，核心条款实际上是由各国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所决定的，不管议和大臣们如何讨价还价，最终还是实力说了算。

对于清廷主战派官员的问责与惩罚，显然是慈禧最感头疼的问题。在洋人看来，庚子事变的首恶自然是端王、庄王这些皇亲国戚，英年、刚毅、赵舒翘之流虽然是帮凶，同样只有“重治方足蔽辜”；而在慈禧看来，这些主战派的大臣对她忠心耿耿，无疑都是值得她信赖的肱股之臣。

但事到如今，慈禧已经决定不了他们的命运，她能够做到的只是丢车保帅，以“皇亲近支免罪”之名保全端王和庄王，彼时刚毅已经适时病亡，至于英年和赵舒翘等人，慈禧亦已爱莫能助，只有听任洋人宰割了。

直到清廷颁发了第四道上谕，才终于达到了洋人的满意。在这道上谕中，英年、赵舒翘等人自然难逃必死的命运，端王和庄王也被流放到极边，永不释回。慈禧的底线是不能归政于光绪，只要不触及这个底线，慈禧已别无所求！

针对如是结局，谭木声这样总结道，从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短短几年间，政潮变幻，新旧易位。“戊戌年间推倒维新铲除少年的多是今日被遣戍、正法、赐死、革职和夺官的这些人”，清廷不得不在半遮半掩间接受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