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

根据俄罗斯《塔甘罗格新闻》报道，位于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的契诃夫戏剧院，在2023年9月9日迎来了它第197个演出季。塔甘罗格是一座毗邻乌克兰的边境小城，它于1689年9月12日由彼得一世建立。该市是俄国海军的第一个基地，也是小说家、戏剧家安东·契诃夫的故乡。

契诃夫戏剧院的演出，持续至9月17日。从12日开始，塔甘罗格市将举办“契诃夫和他的故乡”国际戏剧节，该戏剧节在塔甘罗格已连续举办多年。这次戏剧节，吸引了俄罗斯莫斯科、伏尔加格勒、基内什马等地，白俄罗斯戈梅利，俄占乌克兰顿涅茨克的剧团参与。17日下午6点，来自戈梅利的剧团，将在塔甘罗格重新诠释安东·契诃夫的名作《樱桃园》。

1860年1月29日，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在这座小城诞生。他的父亲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曾是一名农奴，契诃夫出生时，他已有一家杂货店，并且经营着一个教区唱诗班。

在所有存活下来的兄弟姊妹中，安东·契诃夫排行第三。但他很早就负担起家庭责任。16岁时，父亲想要建造一座新房，却被承包商欺骗，欠下巨额债务。为避免被关进债务人监狱，父亲逃亡到莫斯科，母亲因此陷入精神崩溃。

于是，当他19岁考入莫斯科国立第一医科大学——这所俄国最早的医科大学时，他不得不靠写作赚取学费，并取用一部分稿酬支持家人的生活。最贫穷时，他会去做家庭教师，还要捕捉金翅雀到集市贩卖。

没人能够想到，那个躲藏于笔名“安东·契洪特”、“没有脾脏的人”之下，在《花絮》上写些幽默小品的医学生，那个曾以“机械地、半自觉地，不关心读者或我自己”的方式写作的人，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几乎以一人之力，把俄语短篇小说提升为真正独立的文体，而在戏剧上，契诃夫的四部杰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与《樱桃园》，开现代主义之先河，可与易卜生、斯特林堡媲美。

彼时盘桓于莫斯科的契诃夫，却总感到空洞。他的朋友们常常说，作家契诃夫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

重回草原

安东·契诃夫被激怒了，原因是1890年3月《俄罗斯思想》杂志刊文，将契诃夫称为“专门写毫无原则的作品的作家”。

这一年4月10日，契诃夫写信给《俄罗斯思想》的主编伏科尔·米哈依洛维奇·拉甫罗夫抗议。虽然对于批评，他“照例是不答复的”，但他认为《俄罗斯思想》对他的评价“纯粹是诽谤”。

契诃夫要以行动回应这个“诽谤”，他告诉拉甫罗夫，“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俄罗斯本土很久，说不定就此不回来了”。他的目的地，定在远离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流放地，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萨哈林岛（又称库页岛）。为什么契诃夫会选择以一次近乎自我牺牲的旅行，来寻找所谓“思想”？原因或许就在他的萨哈林岛旅行之前。

1886年，契诃夫成为圣彼得堡报纸《新时代》的撰稿人，并结交了该报的所有者阿列克谢·苏沃林。当时，《新时代》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报纸，日发行量高达6万份。《新时代》的稿酬足以保障他的生活，并让他能够追求更纯粹的小说艺术。他的第一部成熟之作中篇小说《草原》，即是这一时期的结晶之一。

在俄国作家、《契诃夫传》作者鲍里斯·扎伊采夫看来，旅行总会赋予契诃夫灵感，“他从小就喜欢旅行，喜欢新的地方和新的会面”。而作为医生或作为作家，他的灵魂总有踏上漫漫长路的需要。

获得行医资格后，契诃夫常免费为穷人出诊。虽自1884年起，他就已身患肺结核，开始咳血，但他不想让自己成为他医生同事们的病人，所以便将病情隐瞒下来。到1887年，过度的劳累终于拖垮了契诃夫的身体。因此，他离开莫斯科，乘火车一路向南游历，重回他儿时成长的那片草原。

铁轨像一根拉链豁开这草原无垠的空旷，每次火车悠悠吐着烟圈通过，就像拉链头把这空旷缝合。有时下起急雨，雨水发白，在泥泞上敲凿出一些光亮。或许，他会看到一间大平房，房顶生着红锈。黑暗如水，蓄在窗户中。茫茫草原，只有这间屋子孤独地承受雨水。人们把它叫做“旅店”，但所谓旅店周围，只有一座荒废的樱桃园，一架小风车在园中哀叫，惊退赶来偷食的野兔。

习惯了莫斯科的生活，故乡似乎也变得陌生起来。在1887年4月给妹妹玛丽亚·契诃娃的信中，他说，塔甘罗格“给人一种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印象，没有人，代替干尸的是带着睡意的小伙子和一个个甜瓜般的脑袋”。

堂弟盖奥尔吉·米特罗方诺维奇·契诃夫在车站迎接契诃夫。契诃夫觉得，他打扮得像个阔少爷。此刻他正在车站，戴起帽子，提起手杖，挥手时露出自己至少值一个半卢布的手套。

“安东希契卡！”盖奥尔吉认出了他，喊他的爱称。两人坐上盖奥尔吉雇的马车，离开火车站。城市的景致，在契诃夫面前渐次展开。未粉刷过的房子，像是被压扁了的瓦楞纸箱。从契诃夫出生的警察街开始，到处是车轮轰响着辗过泥泞。而这些路上的烂泥像在缓缓地阴燃，十分黏稠。为避免侧翻，马车走得很慢。

一些临街的小铺，据契诃夫在信中的描述：“形状像是一个装香皂的盒子。房子的门廊处在气息奄奄濒临死亡的状态，客房只保留着一个特点，那就是干净得出奇。”

这里，生活静止不变，人们仿佛被锁在琥珀里的蚊蚋一般封闭，满足于“几个小钱和不确定的前途”。安东·契诃夫的另一位堂弟符拉季米尔，考进了一家宗教学校。在他的世界，人生的意义仅在于成为总主教。

他那个经营杂货店之余开唱诗班的父亲，也是如此。契诃夫家族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宗教上的执着。这种执着，有时在契诃夫看来，近似虚伪。

父亲的业余唱诗班，由一群铁匠构成。他们不识字，当然也不识乐谱。为了调和铁匠们粗犷的嗓音，父亲把儿子们都塞进唱诗班中。安东·契诃夫负责低声部，但在合唱时，他很少出声。

契诃夫不喜欢故乡的趣味，他在给妹妹的长信中评论道，在塔甘罗格，“人的鼻子强烈地闻到一股力求奢华和优雅的气息，然而鉴赏力之差，及不上一只女用的不透水的靴子”。

为省钱，他借住在叔叔家的沙发里。沙发在客厅中，靠近壁炉。夜间，契诃夫只得像一只醉虾般蜷缩着，无法入眠。契诃夫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鲁斯特。路人经过时，普罗克鲁斯特会强迫他们躺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体比床短的人会被他拉到和床一样长，比床长的，则会被砍去双腿。

他边这样想，边伸展双腿。他的双腿很快逸出沙发，落在地板上。于是，他又把腿折回去，让影子也像弹簧刀一样折回自己的身体，

火焰在壁炉里跳动。临睡前，女仆拨旺了炉火。此刻，热气钻进他那用棉线粗略绗过的被缛里。被褥发硬，像一块三合板，硌得契诃夫几乎失眠。他在莫斯科常用的亚科冉·安德烈伊奇牌被褥，在塔甘罗格，是市长和首富才会用的奢侈品。

火光微微映亮墙上的装饰画。这些画都是叔叔一家平时买线团时的赠品，却被郑重其事地挂上墙。叔叔家的厕所砌在院墙一角，离房间很远。契诃夫听说，在这个城市，半夜去解手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因为总有扒手藏在厕所里清点赃物。

尽管如此，《草原》也是从这行旅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当他再次坐上向北的火车，行驶在自然之中，如同行驶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一支协奏曲中，他听到了那使他成为自己的东西，听到了过去在他身上的回响。

儿时与青年时期穿过草原探望祖父的记忆，与1887年春重新获得的经验搅和在一起，这足以让他暂时克服他的怀疑主义倾向，也足以构建起一部不以情节取胜，纯粹充满诗意之涌流的小说。

航向萨哈林岛

中篇小说《草原》，于1888年3月在文学月刊《北方导报》发表后大获成功。这是契诃夫第一次在大型杂志上刊登如此篇幅的作品。因此，在《草原》正式结稿之前，他始终惴惴不安。

同年1月1日，契诃夫在给俄国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自述道：“一想到我在为大型杂志写稿，而且人们会过于认真地看待我这篇微不足道的作品，我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扯我的胳膊肘，犹如魔鬼扯修士的胳膊肘一样。”

《草原》之前，他最惯用的体裁是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常在报纸上占下几亩自留地，尽管契诃夫写它们时也不乏耕耘，但报纸的调性，要求这些作品应当轻易地溶解在阅读过程中，如同冲剂。它们的长度也应适中，以读者能在一刻钟内读完为宜。

1月9日及12日，契诃夫在给作家柯罗连科与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中，报告了《草原》的写作进程。契诃夫提到，习惯写小作品的他，在写中篇小说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写出多余的东西”。

写作《草原》的经历，让安东·契诃夫真正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北方导报》主编普列谢耶夫之子在给契诃夫的信中提到：“父亲说，他对新作家是难得称赞的，却唯独欣赏您。”

普列谢耶夫于2月间收到《草原》手稿后，当即通读了一遍。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上激动地说道：“这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品，我敢于预断，您前程远大。”

不过，也有许多批评家指摘，《草原》缺乏一个作为支撑的有力的思想，就像没有骨架的风筝一样徒有花纹，却软趴趴的，无法随风鼓起它的身姿。

作家迦尔洵，在某位画家的寓所，将《草原》朗诵了两遍。画家列宾当时也在场，据他回忆：“大多数听众，连我也在内，都抨击契诃夫以及他那新的写作手法。他的作品缺乏题材，没有内容。那时候人们还是以屠格涅夫作为衡量文学工作者的标准的。”

何谓屠格涅夫的标准？19世纪末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作为思想家的屠格涅夫置于作为艺术家的屠格涅夫之上。在农奴制废除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发表于1891年12月7日的小品文《在莫斯科》中，契诃夫辛辣地描绘着这些他称之为“莫斯科的哈姆雷特”的知识分子：“要求杂志具有纯正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文章的署名人一定要是教授或者去过西伯利亚的人。谁不是教授，谁没有去过西伯利亚，谁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天才。”

彼时，他已完成了在萨哈林岛为期3个月的调研。对他而言，这次艰难的旅行，是一次精神上近乎重生的体验。西伯利亚阴冷、严酷的苔原进入他的笔尖，使他写出《凶杀》《在流放中》《古塞夫》等一系列坚实的作品。

不幸的是，11个月远离俄国本土，穿越整个西伯利亚的经历，让肺结核患者契诃夫的健康再度恶化。

尽管苏沃林认为，他最重要的作者不需要在无人关心的萨哈林岛上浪费时间，契诃夫仍执意前往。1890年3月9日，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为自己辩解道：“就算这趟旅行会使我一无所获，可是话说回来，难道在全部旅行中不会有那么两三天使我一生一世带着欢乐或者悲伤想起它们吗？”

为了偿还自己对医学欠下的债务，为了认清流放制度的真相，作家契诃夫将在萨哈林岛重新成为医生契诃夫。这一次，他诊断的不是人的病症，而是俄罗斯社会的痼疾。

同样是在给苏沃林的那封长信中，契诃夫写道：“我们把上百万的人长期囚禁在监狱中受折磨，毫无道理而且野蛮地白白囚禁在那里；我们驱使人们戴着手铐脚镣在寒冷的天气中走到几万俄里之外，给他们染上梅毒病，使他们腐败，繁殖犯罪的人，然后把这些责任统统推到红鼻子的狱吏身上。”

在去往萨哈林岛之前，契诃夫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西伯利亚及萨哈林岛的历史。他研读的作品，包括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谢·马克西莫夫、柯罗连科刊登于报纸杂志上关于苦役的报道，也包括地质学家与民族学家的一系列研究著作。

而早在这一年1月20日，他就给监狱总署署长加尔金-符拉斯基写了一封短信，请求其惠予协助。契诃夫亲自将信交到监狱总署办公室，并与加尔金-符拉斯基面谈，希望获得一份书面许可证，以便考察萨哈林岛的监狱和矿场。但在与契诃夫会面后，加尔金-符拉斯基当即下达秘令，禁止契诃夫拜访萨哈林岛的政治犯。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终于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去往伏尔加河与科托罗斯尔河交汇的港口城市雅罗斯拉夫尔。翌日，他从雅罗斯拉夫尔出发，搭乘“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轮船，沿伏尔加河与卡马河向西，驶向毗临乌拉尔山的彼尔姆市。

轮船拉响汽笛，那不间断的刺耳噪音，在契诃夫听起来，仿佛“介于驴叫与风鸣竖琴之间”。风鸣竖琴并非一种演奏乐器，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共鸣箱，内置十余根琴弦，当琴弦如梳齿梳过微风，便会发出悠长的呜咽之声。

契诃夫一如既往，在轮船上给他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娃写着长信。凌晨时分，他以微薄的晨光为墨水，向家人们问好。然后，这个自称“寂寞的伏尔加河人”的作家，便搁笔，看舷窗外，一艘艘拖轮缓缓挪动它们沉重的后襟。汽笛依旧在响，目的地正在临近。

萨哈林岛上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斯基，是岛上最早的定居点，曾长期作为岛上的行政中心。契诃夫在岛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岛上建起历史与文学博物馆，并树立起契诃夫铜像。

在流放地

公元1591年春，伊凡雷帝年仅9岁的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其故乡乌格利奇被害。这一突发事件，导致沙皇皇位空置，俄罗斯陷入长达15年的混乱时期。到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继位，开创罗曼诺夫王朝为止，战乱已造成近百万的人口损失。

血色笼罩了那个时代。但血色之下，我们看到了反抗的火星。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其家族，敲响铜钟，号召乌格利奇本地百姓严惩杀害皇子的幕后黑手——沙皇摄政者鲍里斯·戈都诺夫。

乌格利奇人遂迅速形成一支起义队伍，以眼还眼，杀死了嫌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戈都诺夫旋即出动军队镇压。第二年春，200余市民遭处决，其余大多在经历残酷的肉刑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那口用来召集民众的铜钟，也被处以鞭挞与流放之刑。戈都诺夫命人卸下它的钟舌，鞭挞12下，让乌格利奇人拖着它跨过乌拉尔山，将其安置于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

英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比尔在其著作《死屋》中，将乌格利奇铜钟视为俄罗斯专制权力的象征。权力将臣民驱逐至欧洲大陆之外的流放地，并迫使他们缄默。

与他在旅途中写下的信相比，《萨哈林岛》的文风如同手术刀一般锋利而精确。似乎，作家契诃夫已感受到压在这个国家躯壳上的那份沉重的缄默，以致他不得不采纳一种与他的小说大相径庭的文字风格。

扎伊采夫评价道：“（《萨哈林岛》）这本书不太好读，但此书本来也不是为了易于阅读而写作的。它的编写也许是一种分内的劳动，并且带有着意图：减轻和帮助人们的工作，丝毫不显露自己。”

春汛时分，他抵达科雷马。鄂毕河两岸道路沦为一片泥淖，驿马无法通过。驿站的文书让他到红悬崖去乘船，走12俄里水路抵达杜勃罗维诺，那里尚未受春汛影响。

在红悬崖，他和一位名叫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农民待了一夜。彼得经营私人马车，有些家产，看出客人是从俄罗斯来的，便拉着他彻夜长谈人生哲学。

“大概，在我们整个西伯利亚并没有真理。就算以前有过吧，那也早已冻死了。可是人就应该找出这个真理来……这就是说，光是出生登记册上写着我们是人，彼得和安德烈，实际上我们却都是狼……”彼得一直说到天亮，契诃夫听他一边说着，一边忍受屋内那个不断发出怪叫的傻子。船一整夜都没有来，他们仿佛在等待戈多。

而当他最终沿那些新辟的道路穿越西伯利亚，在萨哈林岛上，他窥见的全然是炼狱似的图景。从地图上看，萨哈林岛细长，犹如一片在火炉旁被烘干的枯叶。岛西面与欧亚大陆仅隔一道涅韦尔斯科伊海峡。该海峡长56公里，宽7.3公里。虽然狭窄，但它将流放者终身隔离于文明社会之外。海峡反锁住大陆，而海水如它的锁舌般冰冷黑暗。

流放者的妻子若为探望丈夫而踏上流放地，沙俄政府就会一并剥夺她的公民权。很长时间里，他们都依循十二月党人的范例，称那些妇女都是自愿跟随丈夫流放的。

但其实，早在1822年，《流放者章程》就规定，如果一个农民或商人被社区行政流放至西伯利亚，其妻子必须一同前往。只不过，由于流放程序的混乱，大部分妻子都无法陪同她们的丈夫。

家庭制度在这里崩溃了。有一天，契诃夫与一个独自在家的小男孩交谈起来。他的背有些驼，发色浅黄，苍白的面孔毫无血色，其上雀斑点点，好像久置到发霉的香蕉皮。那个孩子告诉契诃夫，他的母亲因谋杀他的亲生父亲而遭流放，现在她与另一个男人姘居。他不知道男人的名字，也不在乎，因为他是私生子，对亲生父亲，他也一无所知。

在挤满罪犯的岛上，人的肉欲放纵到了丑陋的地步。罪犯们时常会买卖其妻女换取金钱，或用暴力逼迫她们卖淫。岛上的妓女泛滥成灾，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中写道：“由于需求量大，卖淫这种事无论是年老也好，丑陋也好，以至患上第三期的梅毒病也好，都不成其为障碍。就连年龄很小也不碍事。”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街上，他曾见到一个16岁的女孩，她从9岁就开始卖淫。而逗留该市期间，契诃夫还听说，在市郊区，一个自由身份的妇女经营着一家妓院，其中的妓女全是她的亲生女儿。

在岛上，儿童很难得到良好的照顾。契诃夫注意到，萨哈林岛的孩子们“几乎全死于消化道疾病”。有时一连几个月，他们都只能靠吃芜菁生活，较宽裕的人家也只能吃上咸鱼，而“低气温和潮湿戕害儿童的机体”。

在萨哈林岛的3个月，安东·契诃夫紧张地工作着，他一刻不停地走访萨哈林岛各地，分发出一万多张调查卡片，同时还写作了大量日记。

在杜埃，他见证了肉刑的场景。一位名叫普罗霍罗夫的犯人，因企图逃离萨哈林岛而被捕。狱方审查他的资料后发现，普罗霍罗夫原名梅尔尼科夫，去年因谋杀一个哥萨克人及其两个孙女而被判鞭刑90下。由于狱方的疏忽，该刑罚一直未执行。直到他越狱未遂，这个疏忽才被发现。

仅仅抽到5下，普罗霍罗夫背上的皮肤就像鼓胀的蛇皮袋一样绷开，他脖子上的青筋也突出来，血沫溅到契诃夫脸上。契诃夫强撑着病体，看完了这一整场行刑。他感到厌恶，在《萨哈林岛》中写道：“这些惩罚使罪犯感到屈辱，使他们更加残酷，习性更加粗野。”

不过，随着《萨哈林岛》在《俄罗斯思想》上连载，环绕于流放制度的迷雾被契诃夫无情揭开。人们开始关注这遥远的流放地，促使政府重新修订了有关苦役的法律。

这位“没有思想”的作家，终于用他的笔，推着俄罗斯社会臃肿的躯体向前了一小步。即使这一小步宛如沙粒般细小，契诃夫也证明了自己虽然时常陷入虚无，却也拥有最普世、最纯粹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