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的真相，是一桩千古谜案。

自古以来，就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疑冢也就是假坟，历史上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对曹操疑冢言之凿凿。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更是通过《三国演义》，把疑冢之说传得人尽皆知。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描述，曹操临终前，命人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讲武城外设“七十二疑冢”，用来隐藏自己的葬身之地，以防日后坟墓被人挖掘。

设置疑冢的做法，与曹操留给世人的“奸雄”印象完全契合。他生前杀伐决断，树敌无数，死后用这种方式防止仇家报复或盗墓，似乎很能说得通。因而，疑冢之说深入人心。也因此，曹操高陵究竟在何处，成为一桩千古谜案。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说是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发现了曹操高陵。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但考古学界和公众的质疑不断。此后，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论证，考古学界基本认定，安阳西高穴墓就是曹操的高陵。2023年4月底，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短短一个月，就有逾十万名游客前往一探究竟。

最近，著名考古学家、曾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员、安阳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教授，出版了一部《此处葬曹操》。作为曹操高陵发掘项目的见证者，他对高陵的发现、发掘和考据过程进行了细致还原，并用翔实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证据，对社会上各种质疑一一回应。曹操墓的千古谜案，终于被破解。

“七十二疑冢”，而今安在哉？

当初，安阳西高穴墓被发掘后，立马就有人质疑，这座曹操墓是真的吗？它会不会只是“七十二疑冢”之一呢？曹操疑冢的说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考古学家不得不正面回应。

唐际根教授对疑冢之说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发现，在明清两代，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特别流行。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大力渲染，但是，罗贯中既不是疑冢说的原创者，也不是唯一对此事进行戏剧加工的人。

比如，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专门写了一篇《曹操冢》。在这位志怪小说家笔下，真实的曹操墓在“七十二疑冢”之外，它被埋藏在漳河的河床底下，要把河水全部抽干，才能发现。

又比如，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提到：“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南宋词人范成大和大学士程卓甚至表示，自己在出使金国期间，在讲武城外亲眼见到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范成大临冢感怀，还写下一首《七十二冢》诗：“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见，至少在南宋以后，许多人都相信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不过，以上的这些材料都算不得正史，而是文人的诗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那么，在正史当中，曹操墓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二月丁卯，葬高陵”。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表示要“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邺之西冈”也就是古邺城（包括今河南安阳县，河北临漳县、磁县）西边的高地，并且，陵墓要邻近标志性建筑西门豹祠。因为高陵位于城西，所以又被称为西陵。

曹操去世七十多年后，西晋文学家陆机偶然读到曹操的《遗令》，深受触动，提笔写下一篇《吊魏武帝文》（曹丕废汉称帝后，追尊父亲曹操为“武皇帝”）。文中说：“怨西陵之茫茫，登爵台而群悲。”爵台也就是曹操建的铜雀台，高陵在铜雀台以西，可见，当时曹操墓的位置很清楚。

到唐朝，依然如此。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45年，唐太宗在御驾亲征高句丽时，路过安阳，他亲自到邺西的曹操高陵祭奠，还写下一篇《祭魏武帝文》，对曹操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唐朝的许多文人，比如刘禹锡、岑参、李邕、刘商等人，都留下了谈论高陵的诗作，对高陵位置没有任何疑义。

到北宋，政府非常重视对历代帝王陵墓的保护，通过禁止樵采、设置“守冢户”的方法，来防止帝王陵墓被破坏。而曹操的高陵，就是被重点保护的十大帝王陵墓之一。可见，在曹操去世后的将近一千年里，曹操墓从来不是什么谜案。

如此看来，“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大概产生于两宋之交。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据作者推测，最初的源头可能是宋朝名臣韩琦和王安石的两首诗。韩琦开了疑冢说之先河，他写道，“西山疑冢累累在，衰草寒烟几度秋。”这里的“疑冢”，其实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并非实指。

王安石则写下：“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后人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把“八九丘”和“疑冢”联系到一起，就成为“七十二疑冢”。当然，这个说法也只是作者的推断，但可信度颇高。

而那些言之凿凿、声称自己亲眼见过疑冢的文人，大概是被北朝时期在古邺城、古相州一带形成的一大片贵族墓葬所误导。考古学家统计，那里共有一百多座北朝墓葬，远远望去，封土如林。加上这里与史书所说的高陵位置相近，一些不明真相的文人路过此地，便误以为那是曹操疑冢。如今，这片古墓群已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自历史深处的重重误会，让曹操墓的真相被遮蔽遗忘。而“七十二疑冢”这样荒诞不经的说法，反而流传下来，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此处葬曹操，盖棺难定论

当然，“七十二疑冢”不存在，并不就能说明西高穴墓是曹操高陵。

作为西高穴墓发掘过程的见证者，唐际根教授面对各界的质疑和观望，并没有犹豫，而是坚定地认为“此处葬曹操”。他在书中呈现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并对外界的质疑一一回应。他的考据和论证都十分严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首先，从墓葬的位置来看，西高穴墓的位置完全符合曹操《遗令》中的说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今天发掘出来的古邺城遗址，在河北邯郸临漳县境内，而西高穴墓正好在它的西偏南13公里处。两地虽然横跨河北、河南两省，但在东汉时期，它们同属于邺城。另外，在西高穴墓东边不远处，也正好有古西门豹祠的遗迹。而且，墓所在的位置也正好是一片高地，比周围高出4米左右。

其次，从墓葬的构造和建筑材料来看，西高穴墓采用了四角攒尖顶，墓内分为前室与后室，有四室两厅，380平方米，高大宽敞。整个墓室都是用大型青砖砌成的，青砖质地紧密结实。而墓室所用的铺地石，全部是用坚硬的石灰岩凿成。大部分铺地石的尺寸，都是长0.95米、宽0.9米、厚0.2米，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铺地石。从墓室的结构特点和所用的建筑材料，都可以断定，这是东汉末期一座王侯级别的墓。

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墓主人就是曹操，只能初步判定墓的年代和等级。必须看出土文物，才能对墓主人的身份最终下判断。

墓中并没有出土曹操的印章或者手稿，这可能跟墓曾经被盗有关，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最直接证据，是几块带字的石牌。石牌上清晰地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字样，说明这里有一整套兵器仪仗。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死后的谥号是“武王”，所以被称为“魏武王”。在历史上，被称为“魏武王”的只有曹操一个人。

除了石牌，墓内还有一些出土物，都能与曹操的身份特点一一对应。比如，随葬品中有香囊，而曹操生前有用香的习惯；随葬品中有“慰项石”，也就是用来理疗头部和颈部的石枕，而曹操生前恰恰有严重的头痛病；又比如，出土了写有“百辟刀”字样的石牌，而曹操曾下令铸造五把百辟刀，用来辟邪防身；此外，还出土了许多兵器，包括剑、弩、矛、戟、刀，还有铠甲等等，同时，还有石牌显示墓里面曾有书案和墨饼，这些东西表明墓主人生前能文能武，而曹操正是既能上马杀敌，又能横槊赋诗的一位豪杰。

还有一个关键依据，是对男性墓主人的头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此人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而曹操去世时的年纪是六十六岁，恰好吻合。

书中的论证非常翔实，针对外界的各种质疑，比如，“史上的魏武王并非只有曹操一人”，“那些‘魏武王常所用’兵器，可能是曹操赏赐给他人的”，“考古工作人员故意造假”等等，作者都作出了回应。在他看来，这些质疑，要么不符合历史事实，要么不符合考古学常识，要么不符合人之常情。

所以，他并没有暂缓下结论，而是坚定地认为，安阳西高穴墓就是曹操高陵。当然，这个观点也并非作者一人所持有。事实上，在陵墓发掘过程中，官方已组织过多次大型的专家研讨会，“此处葬曹操”是考古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被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的是非功过、道德品行、人格特质都极其复杂。他既有阴险狡诈、猜忌多疑、心胸狭隘的一面，也有任人唯才、不计前嫌、胸怀天下的一面。他会因愤怒而屠城，也会因体恤百姓而禁断淫祀、置屯田令，还写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怜恤天下苍生的诗句。

古人常说“盖棺定论”，那么，当曹操墓被打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曹操呢？这座陵墓的规格属于王侯级别，但陪葬品却很寒酸，既没有汉朝王陵常见的金缕玉衣，也没有大型的金银器、青铜器、玉器。除了曹操生前使用的一些旧物外，为陵墓特制的陪葬品，大多是简易而普通的陶器或铁器，而且器型都很小，没有大件的昂贵器物。我们可以说，曹操高陵是高规格的薄葬，高规格是身份的需要，薄葬则是曹操个人的选择。

东汉年间，因为宣扬忠孝文化，民间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坟越修越大，随葬品越放越多。曹操体恤百姓生计不易，故大力提倡薄葬。他自己过得很俭朴，不崇尚华服，衣服被褥上常有补丁。他在遗言中交代，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让各房夫人和儿子把他的熏香和衣服分掉，还让文武百官在他下葬后立刻脱掉丧服，不要守制。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再是杀伐决断的君王或豪情万丈的诗人，而是一个参破生死的垂危老人。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盖棺也难定论。围绕在曹操身上的争议，未来仍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