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1937年7月7日，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正好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将文件资料送上火车，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孰料就在当天晚上，卢沟桥响起了枪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局部交战连绵不绝，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北平求学。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北平城外的枪声，运入城内抢救的伤兵，也让市民司空见惯。1937年7月7日之后，中日双方经过二十多天的对峙、缓和、冲突、谈判，终于走向了战争。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让这一天、这一年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以1937年为起止，以“七七”前、中、后为阶段去观察北平城，可以视为对时代的一次活体切片。城内芸芸众生在战火来临前后的思想、行为，面对时局变化做出的不同选择，是理解民族大义下个体活动复杂性的独特样本。

山雨欲来风满楼

铺开1937年的华北时事图，故都北平俨然成为一座“边城”。向北，长城线以外地区在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后已经成为“非武装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向东，1935年底，通县成为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驻地。城内，东郊民巷设有日本兵营，中日两军经常为进出城门发生冲突。一片战争的阴云，压在六朝古都的上空。

对于生活在北平城的160万人来说，当时的感受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多年后撰写回忆录，提到1937年，自然离不开悲切惨痛的基调。但若翻开当时所记的日记，又是另一番景象，战争的压迫，还没有渗透到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北平是文化古都，国立、私立大学汇聚，还有北平研究院、故宫博物院、营造学社等各类学术机构。这里汇聚了大批文化精英和求学青年，不但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他们也成为这座城市的消费主力。

在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看来，各大学每个月47万银元的经费，活跃了北平市场，也让教授们过得很舒服。他们住得起整套四合院，“除了上课之外，谁也不愿出门，大部分时间在宽敞的家里渡过宽裕的日子”；吃得上合口的宴席，有些人甚至成了名饭馆的老主顾，拥有定制的菜单；想在家中做学问，琉璃厂的书店会把图书送上门来；想出门散心，有诸多古迹和定期庙会可供逍遥。

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想必赞同陶希圣的意见。他1937年上半年的日记中，全是教书、考试、写作、看戏、社交，以及恋爱。他钟意于一位代称“K”的女大学生，一边担心年龄差距过大不敢表白，另一边却像痴汉一般，记下每一次见到时对方的衣着神态。“七七”事变爆发后，吴宓在日记中哀叹大祸临头，“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对北平生活的珍惜，以沉痛悲愤的方式记录下来。

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如平常。豫敬是个旗人，晚清时当过锦州知府，如今年逾七十，居家养老。北平城内像他这样靠着积蓄过日子的人，颇为不少。他记下了1937年元旦的景象，“街市彩牌，人亦较多，颇有新年气象”。从元旦到春节，北平地面景况平和，除了几起火灾，没有什么值得一提。豫敬的日常生活也是看戏、访友、贺寿、饮宴，不时留下“尽欢而散”的记录。

2月25日元宵节，豫敬去逛厂甸庙会，看到游人如织，高跷队招摇过市。大兴县政府秘书袁崇霖的记录更细致，“廿九军军人所搬（扮）之高跷一伙，前有武装军人持大刀开路，高跷之后殿以汗（旱）船……道旁观者人山人海，欢呼如雷，俨然太平景象，亦为近数年来旧京春节未曾有之盛况也”。

袁崇霖感受到了近年未有的太平气，也捕捉到了北平的新景象——大刀队。1933年长城抗战中，出自西北军系的第29军，在喜峰口派大刀队夜袭日军，扬名海内外。1935年，第29军接防北平，站岗、巡逻时照例手持大刀。此后中日两军因冲突而对峙时，林立的大刀队，不仅是街头一景，也成为北平市民的定心丸。

北平春日和煦，但为时短暂，很快进入夏天，胡同里家家户户架起凉棚。5、6月时，局面仍然平静，没有天气那么燥热，各界人士的生活一切依旧。豫敬不时去买彩票，“每月必买一二张，从未得过，虽小奖亦未得中，可见得财之难”。

袁崇霖照常应付官场上的各种差使。前一周接待内政部县政考察团、迎接省主席冯治安巡视，后一周陪同县长与宛平县长王冷斋座谈。袁崇霖十年前与王冷斋相识，那时袁是河南省银行总经理，王冷斋只是个报社记者，谁料今天地位调换，“回首前尘，令人不禁今昔之感”。

5月21日，宋哲元离开了北平。他是第29军的军长，同时担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换句话说，他就是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的最高军政长官。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就是日本人在华北主要的纠缠对象。1935年宋哲元就职后，日本军事、政治、商业各界人士，为了修建铁路、开放航空、开发煤矿、处理冲突等事务，反复向宋哲元提出各种要求，令他不胜其烦。

到了1937年，日本人的纠缠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甚至在饭桌上掏出经济提携协议，要求宋哲元当场签字认可。宋哲元应付的办法是拖，告知日本人需要履行研讨程序，或者请示南京，让事务陷入冗长而反复的公文旅行。即便最终送到了他的案头，也以各种借口继续拖延。这一次，他以“为父修墓”的名义返回家乡山东乐陵，闭门不见外客，也不处理公务，逃避的不是酷暑，而是炙人的难局。

宋哲元可以离开北平，手下军政官员躲不掉，还要与日本人维持表面的和气。1937年上半年，北平市长秦德纯、宛平县长王冷斋，以及第29军中高级军官，与日本各界人物往来饮宴并不罕见。不过，由于“七·七”事变的重要意义，这类饭局往往在回忆中披上了不同的色彩。

6月6日，第29军中高级军官与日军军官在中南海怀仁堂聚会，中方参与者日后称之为“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鸿门宴”。席上双方交错落座，每一名中国军官身边，便是一名日本军官，表面上大谈中日同文同种，当力求亲善，暗中较起了劲。

中方参与者回忆起来，个个义愤填膺。旅长董升堂说，席间他先打了一套八卦拳，另两位旅长李致远、何基沣一个打国术、一个跳上桌子唱歌。李致远则说，打拳之后，他和董升堂看不惯日本人表演舞刀，又分别劈了一趟刀法，接下来与日本人拼酒直到呕吐，“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

这也是事变前最“热”的一件事。7月1日下起大雨。“入夏以来，密云不雨者已数日，农田盼雨甚切，今日之大霈甘霖，颇利农事耳”，李崇霖如此记录。可惜，随后的日子并不像他期盼的那么风调雨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陆军第29军奋起反击。

暴风眼中的片刻宁静

7月7日在今天是纪念日，但在当时不过是平常的一天。晚上，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陶希圣等高校教授和文化界名人。饭局在23时许结束，不到半小时，秦德纯接到电话，得知日军声称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之际遭到第29军射击，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秦德纯严词拒绝，表示可等天亮后由当地军警代为寻觅。

陶希圣回到大乘巷寓所，迟迟没有入睡，和夫人聊起时局，以及下学年休假的事情。他判断日本的侵略将在9月发作，没料到说话之间忽然听到了远处隆隆的炮声。“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陶希圣如此追忆。

同样被隆隆声惊醒的，还有住在西河沿的《华西日报》驻北平记者乐恕人。同住的四哥是军人，判断出是炮声，来自城南方向，但还不知到底怎么回事。

现场的情况，要比市民的声感紧张很多。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回忆，7月8日凌晨，东交民巷内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部响起电话铃声。在卢沟桥附近带队的一木清直少佐，向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请示：“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牟田口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一木追问：“那么！开枪可以吗？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牟田口看了一下表，“上午四时二十三分”。

今井的记录颠倒了事实，但生动呈现了当事人的紧张情绪。中国方面也有详细的记录。秦德纯回忆，到了7月8日3时30分左右（日军使用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一个小时），宛平驻军团长吉星文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秦德纯指示：“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两军随即发生交火。

7月8日天亮后，北平城门没有开启。经历过前几年中日军队频繁对峙的市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乐恕人照常去北平图书馆读书看报，中午回家时从报童手上的号外得知，昨晚的隆隆声是中日两军交火。豫敬也是在号外上看到消息，同样不觉惊慌，他原本打算去一趟东安市场，只是因为路上叫不到车，便改为去北海公园散步。

城外的大兴县政府里，袁崇霖在前一夜值班，因为北平城门关闭，县长无法抵达县府办公，他便成了负责人。到了下午2时许，袁崇霖还是掌握不到确切消息，便会同几个同事商量。他要县府科员存好公款、收好印信，以备不时之需，还通知警察局加强拘留所的戒备，避免有人借机闹事。

火线上的宛平县政府，是另一番景象。宛平城内的县政府在交火之初就被日军炮弹轰塌，与北平之间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县长王冷斋转移到吉星文的团部办公，秘书洪大中查知宛平与丰台的电话仍然畅通，冒险潜赴出城到丰台镇，利用两条电话专线，承担起宛平和北平市政府之间的情况传递任务。

7月8日夜到11日，两军围绕卢沟桥发生激烈战斗。北平城门紧闭，商铺提早关门，各路口都堆上了沙袋。7月10日晚上，袁崇霖凭着领到的绥靖公署门证进城回家。这天是他46岁生日，由于饭馆全都早早关门，他的晚餐只有茄子打卤面，饭后感叹：“年来蹭蹬不得意，心灰意懒，又加国难正在严重之际，日内敌人炮火逼在目下，抚兹身世，感慨殊多。”

7月11日，中日双方商议停火。当天晚上，宋哲元从山东抵达天津，发表讲话称：“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此话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大刀队的故事传播广泛，北平市民相信第29军能保卫这座城市。学生黎频路过抄手胡同，看到理发店的师傅正在为一个士兵按摩胳膊。士兵说自己在战场上连着砍了几十个日本兵，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回来才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了。众人听到后一片叫好，理发师傅也拒绝收钱。

今天看来，这位士兵恐怕是在吹牛，但市民的相信也有他们的道理。毕竟报纸上登载的就是：“津日军医院百三十余床位，均为日负伤将士住满……日军官负伤三十余名，内以受二十九军大刀队割掉臂部者为多。”这报道显示出大刀队强悍卓绝的战斗力。

此后几天，双方冲突没有停止，但北平城内的氛围逐渐放松，城门也恢复了正常开闭。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员李景铭家在北平，得知事变发生，急忙从开封乘火车回家，却因铁路交通断绝而滞留天津。7月12日，他得知天津至丰台的火车已通，匆忙买票辗转回到了家中。

记者陆诒在7月14日从同一路线转抵北平。他看到市面稳定，商店、戏院照常营业，只是入夜就提前关门。北海、故宫等处游客不多。中山公园茶座上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茶客却依然谈论时局，语句激昂。

许多人对这短暂的和平不抱信心。豫敬判断“据余见，事体一定扩大。无论胜负，均无好结果，乃意中之事”，甚至想起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感叹“余今年七十一岁，尚要逢此惊心之事，亦运气使然哉”。豫敬把自己当作民国的局外人，日本入侵似乎与自己无关，恐惧的只是身临战火、运气糟透。

临近7月下旬，这场危机一度有即将结束兆头。宋哲元在7月19日从天津回到北平，街上的沙袋工事已经移开。7月23日，平汉铁路火车恢复开行，旅客不用再绕路天津。当天各报登载中日两军各自退兵的消息，袁崇霖感叹“但看中日危机能否从此渐入外交常规，此为盛暑酷热中差堪稍慰之事耳”。

谁料，局势在几天内急转直下。7月28日，市民望见日军飞机临空，在远处投下炸弹。警察挨户叫门，通知防备日军释放毒气。有的警察告知，可以用大蒜、老醋、黄土混合起来遮住口鼻，作为防毒之用。黎频一家人整夜没有入睡，每人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准备一旦闻到毒气，就堵住口鼻逃离。

这天晚上，枪炮声整夜未绝，市民都明白，第29军终于和日军大打出手了。受到大刀队传说的影响，李景铭“以为日军无孓遗矣”。谁料第二天看到报纸，他才知道第29军全线溃败，宋哲元、秦德纯等离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他只好感叹一句：“昨日昙花都成幻象。”

1937年8月8日，日军萱岛部队进入北平朝阳门。

古都一寸一寸沉沦

第29军撤离后，城外日军并未立即入城。通州发生事变，难民涌到朝阳门外，北平内外一片紧张气氛，城门时常经日不开。豫敬看到街上已经没有军队，只有少数巡警、保安队维持治安，“究竟城内算中国或满日，亦不明悉。各人各话，再加谣言，如在雾中”。这一个“满”字，暴露了他遗老的小心思，恐怕在他脑海里，伪满洲国接管北平也不稀奇。

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宣布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北京市长，继续与日方交涉。但政委会与市政府的多数职员，或是随第29军撤离，或是逼而不出。日方也对张自忠不置可否，市政府已经陷入失能状态。

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策谋已久，对接管北平也有准备。江朝宗在清末民初担任过步军统领，专职维持四九城地面治安。1920年直皖战争后，1926年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都参与过组织治安维持会，算是名资相符的地方耆老，这时便被日本人抬了出来。

江朝宗已经76岁高龄，但东山再起的野心依然炽烈。他会见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时，推举在北平隐居的前北洋直系领袖吴佩孚牵头维持会。今井问他，你已经做过两次维持会长了，为何还要谦虚？江朝宗回答：“彼时国内战争，双方调停较易，今乃国际战争，何以调解乎？”

但这不过是场面话。在日本人坚持之下，8月1日，江朝宗为首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就以“维持地方之安宁及人民之福利”，开始在旧户部街办公。

江朝宗是北洋旧官僚，他所能搜罗到的人物，都是北洋下野军人和落魄政客。李景铭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印花税处总办，与江朝宗熟识，此时受邀加入了维持会，成为其中一名委员。

此外，在北平维持会之下，还组织起另一个维持会——河北省各县地方维持联合会，以配合日军对河北省各县的占领。袁崇霖前不久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时大约产生了投机心理，投身石碑胡同的河北维持联合会秘书处，当了一名秘书。

维持会对外解释，成立目的是保护地方治安、保障粮食供应、救济城乡人民，“要不是有我们，日本人早就进城胡来了”，李景铭、袁崇霖都借此自我安慰。其实，他们都是在北洋政府覆灭后地位下降的旧官僚，对权位的追逐远胜于民族尊严。事变时所谓的“国难”“敌人”的忧虑，随时可以因为利益抛到一边。

8月6日，张自忠避入东郊民巷，对外宣布辞去所有职务。日本人随即筹划成立傀儡市政府，维持会头面人物甘心附逆做汉奸的面目，很快暴露无遗。8月20日，伪北平市政府宣布成立，江朝宗在日本人提携之下，毫不羞愧地接任了市长，李景铭水涨船高，充任了市政府秘书长。

日军占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大等校园，作为兵营盘踞，校内图书、仪器和师生个人物品损失颇重。私立大学虽然勉力维持，但师生因抗日嫌疑被逮捕者颇有其人。国立大学奉命撤离，师生借着交通还未断绝的机会，潜赴天津，乘船南下，陶希圣、吴宓都在其中。还有些学生组织起旅行剧团，一路南下，一路宣传抗日。有些学生到西山组织起游击队，8月22日攻占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一下扩充到了数百人。9月3日，张自忠也化装逃离北平，重回部队与日本人作战。

日本人在成立维持会之前，已经派亲日分子接管警察局。成立伪市政府之后，日本更将魔爪伸入各个部门，全方位贯彻其占领政策，开始对“抗日分子”“有害言论”的清查。

借着清查户口为名，警察和日本兵逐家入户，要求居民全家站队，逐个点名。剧作家齐如山讲，他的朋友中有人辩解两句何必站队，就挨了一个嘴巴。还有人感到被要求在家中站成一排十分屈辱，当即脑充血倒地，晚上便去世了。李景铭贵为伪市政府秘书长，也要提防入户检查，他把家中藏书清理了一番，将《孙中山全史》《三民主义提要》《苏俄十二讲》一类的几十本书卖了废纸。

城内状况也不一样了。中山公园的茶座上“莫谈国事”的纸条仍在，这回真的没有茶客敢大声谈论时局。各大报纸一度停刊，接受日本人和伪市政府的“指导”和审查，许多从此不再复刊。各中小学奉命修改课程，不再讲授三民主义，删去历史课本中涉及日本吞并台湾、琉球、朝鲜的内容，甚至准备增加日语课程。城中飘着热气球，悬挂着“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建设明朗华北”一类的标语，如果日军攻占了一座中国城市，还会换上庆贺的条幅。

12月12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两天后，北平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时代的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司法总长董康等人登上前台，唱起一出傀儡戏。伪临时政府接替了维持会的权力，却没有接收人员，会中人颇为失落。袁崇霖说，维持会门前冷落，各位委员“个个丧气游魂，有若失了父母的婴儿”，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心境，但想来差不多。豫敬这个局外人对临时政府也不看好，称为“可谓轻举妄动。且看日后如何”。

北平的1937年，就在这样一片混乱中结束了。临近年底时气温骤降，豫敬称“北风狂起，气候暴冷”，袁崇霖也记为“狂风，甚寒”。气候上的寒冬很快会过去，这座古都市民心理上的寒意，要到八年之后才能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