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档临近，由张涵予、刘德华主演，邱礼涛导演的动作犯罪片《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宣布定档。

在近年来的内地院线，邱礼涛的名字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位早年拍摄邪典电影起家的香港导演先是在2017年以一部《拆弹专家》被内地观众熟知，随后在2020年，凭借《拆弹专家2》拿下6.02亿的票房成绩，成为贺岁档的票房冠军，在当年票房总榜上位居第六，展现了其强劲的黑马姿态。

仅在2023年，邱礼涛就有三部电影要登陆院线，7月，他的《扫毒3：人在天涯》，8月，《暗杀风暴》和《绝地追击》紧随其后。如果点开邱礼涛的影人信息，会发现他手上的电影项目已有十多个，档期排到2026年。至于他每个项目的卡司班底，刘德华、吴京、张涵予、古天乐、刘青云……用豪华形容恐怕也不为过。

事实上，对于以票房号召力为基准的商业电影市场来说，发生在邱礼涛身上这种红极一时、一线资源拿到手软的现象并不罕见。在跟邱礼涛一样，从香港北上内地的电影同行里，曾经或现在被奉为座上宾的也并不只有他一人。

只是，风水轮流转是不变的铁律。一大批北上的香港导演里，从始至终稳坐头把交椅的有几个？从台前退居幕后的又是谁？未曾站稳脚跟就离去的那些经历了什么？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故事如今看来也不亚于一部引人唏嘘感慨的沉浮录。

北上求生

香港电影人北上的开始，都要回溯到20年前——也就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签署的那一刻。

签署CEPA前，经历四十余载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九十年代，本土市场盗版横生，整个亚洲电影的崛起也在剥夺昔日这个“东方好莱坞”的生存空间，而吴宇森、成龙等许多知名电影人则远渡重洋，去真正的好莱坞发展。

2003年，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在“非典”疫情和金融风暴的影响下，经济低迷，电影市场不见起色，巨星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离世又让整个电影业在精神上遭受重创。这一年，整个香港只有54部电影产出，相比黄金时代最高300部的年产量，只能说少得可怜。

可以说，CEPA来得恰到好处，在这一危急时刻为香港电影带来了新的出路。其中规定，香港电影可以进入内地发行和放映，并且不再占用进口片名额。一时之间，徐克、周星驰、刘镇伟、陈嘉上等知名香港导演纷纷进入内地。

而彼时的内地，正处在房地产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前夜，与房地产配套的影城前景一片大好。虽说盗版横行的九十年代对香港电影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却也阴差阳错地在内地培育了一代忠实的香港影迷，在他们心中造出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天时地利人和，内地电影市场几乎已经为这批率先入局的香港导演铺平了路。

刘伟强和麦兆辉的《无间道3》、许鞍华的《玉观音》、陈木胜的《新警察故事》、元奎的《千机变2》、周星驰的《功夫》……香港导演北上后的前两年交出的这份答卷涉及港式警匪、喜剧、功夫、爱情，在题材上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鲜姿态，其中周星驰的《功夫》更是以1.7亿的票房拿下2004年的票房冠军。

或许因为周星驰的成功，由功夫、奇幻、武侠等元素衍生出的港式古装片一时间成为香港导演追捧的香饽饽。北上十多年，徐克拍出了《七剑》和狄仁杰三部曲，陈嘉上拍出了《画皮》《画壁》和四大名捕系列，李仁港被戏称为飞碟帽子三部曲的《三国之见龙卸甲》《鸿门宴》《锦衣卫》，吴宇森的《赤壁》等等。有件轶事足以说明这种古装片风潮多么火爆。尔冬升准备翻拍《三少爷的剑》，去电影局看备案时被吓了一跳，立项的古装片多达二十多部，并且都来自香港导演。

盲目的跟风渐渐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港式古装片在一众香港影迷心目中几乎快被贴上圈钱烂片的标签，甚至时不时就会发出港片已死的论调。

2007年，陈可辛的《投名状》与冯小刚的《集结号》在年底同台打擂。在正赶上古装片风潮的陈可辛看来，《集结号》并没有太强劲的卖点。然而最终的票房成绩却给陈可辛泼了冷水，《投名状》2.01亿，《集结号》2.1亿险胜，有趣的是，两部影片都在当年的各大电影颁奖典礼上拿奖拿到手软。

半路杀出的《集结号》让陈可辛和其他一些香港导演意识到，扎堆在古装片里不是长久之计，求变才能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走得更远。2013年，陈可辛拍出了《中国合伙人》，2014年，徐克拍出了《智取威虎山》，一部是改开背景下，讲述青年追梦旅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是重新演绎的红色经典，这两部转型之作都大获成功，看似题材上毫无关联，其实都带有主旋律的色彩。后来居上的林超贤在2016年拍出的《湄公河行动》则将这股主旋律色彩继续升级，在票房、口碑和讨论度上都稳稳占据了当年国庆档的首位。

由此，香港导演似乎终于迎来了创作和票房上的双突破。陈可辛在后续又拍出了《亲爱的》和《夺冠》，徐克拍出了两部《长津湖》，林超贤拍出了《红海行动》。其他香港导演也陆续跟上，刘伟强有《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开篇提到的邱礼涛，他手上的《战疫天使》也已经杀青。

试错与求变

有CEPA和庞大的内地市场支持，北上这条路却并非每个香港导演都可以从容地走下去。全新的创作环境，陌生的消费群体，制作方与出品方之间不同的合作理念，都是需要在磨合过程中逐渐了解并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从不适应到左右逢源，有人始终表现得水土不服，走着走着就销声匿迹了。

以杜琪峰为例，擅长拍摄黑帮片、警匪片的他以冷冽阴暗的影像风格在香港影坛备受追捧，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他与韦家辉、游达志创立的银河映像出产了一大批既卖座口碑又好的电影。当2003年许多同行北上时，他在香港本土拍出了至今被奉为经典的《大块头有智慧》和《PTU》，2004年的《大事件》更是叩开了国际影坛的大门，杜琪峰和银河映像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类国际电影节。

然而杜琪峰的北上之路，来得晚，走得也不顺畅。他先是2013年在内地执导了《毒战》和《盲探》，这两部电影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之后他又尝试了爱情、职场和体育题材，但收获的反馈只能说不忍直视。他被影迷津津乐道的标志性长镜头，在2016年那部《三人行》里被评价为表现得过于突兀和炫技。原本执起导筒后流畅、不拖泥带水的杜琪峰，在内地院线留下的似乎只有臃肿拖沓、顾前不顾后的疲态。

是否所有有艺术追求带有个人表达的香港导演都要在北上的路上折戟沉沙？比杜琪峰更早进入内地的许鞍华，在这二十年里拍了《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桃姐》《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第一炉香》，她的镜头更多地聚焦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历史拾遗上，在一众香港导演中也算独树一帜。只是除了《桃姐》，其他几部的评价都不温不火，纵然有张爱玲、萧红这样的话题人物加成也难以破局。最新的《第一炉香》则因为选角问题和对原著的改写遭到观众和张爱玲书迷的差评。

相比以上两位，堪称“文青教父”的王家卫只是短暂地搭乘了港式武侠片的快车，在2013年交出了一部《一代宗师》后便销声匿迹。网传由他执导的改编自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预告了也有六七年，至今不见真身。

也有人并非因为创作层面的原因选择出局。曾因《春娇与志明》爆火的鬼才导演彭浩翔，2010年曾和江苏广电集团签约，后续因为合约上的分歧陷入僵局，双方合作的《撒娇女人最好命》直到2014年才艰难产出。后续，彭浩翔拍完春娇系列的续集就再无消息。

即便如陈可辛这般风生水起，也曾与合作方不欢而散。2009年，陈可辛创立的“我们制作”电影公司与博纳影业高调牵手，成立“人人电影”，双方的目标是三年之内拍摄15部电影，总票房20亿。出人意料的是，“人人电影”的第一部电影《十月围城》竟成了双方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以陈可辛的话来说，博纳希望在后续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压缩成本，而陈可辛不希望因成本问题影响到影片的制作水准，分歧在合作初期就已经出现。

当然，也有香港导演在北上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坦诚，似乎就是奔着拍片赚钱去的，被批圈钱烂片最多的王晶便是其中之一。《大内密探灵灵狗》和澳门风云系列可以说是他圈钱的代表作，部部票房过亿甚至超十亿，口碑却奇差，倒也称得上内地院线的一道奇观。话说回来，依靠烂片赚钱在市场上长久地立足，也未尝不是一种“走下去”。

《拆弹专家2》拍摄现场，导演邱礼涛（左）与刘德华。

杜琪峰（中）在《毒战》拍摄现场。

从融入，到扎根

回看香港导演的北上之路，他们为内地电影业带来的不光是纸面上的票房成绩，他们高水准的制作水平、对行业风向敏锐的嗅觉以及值得尊敬的职业态度，对于当时正处在快速增长期的内地电影业来说，是学习和借鉴的最好养分，而这些都是数据不能衡量的。

率先涉足内地的这批香港导演，也没有忘记提携后辈。同样以陈可辛为例，他旗下的两名得意门生曾国祥和许宏宇都在近年来有着相当亮眼的表现。曾国祥有《七月与安生》和《少年的你》，许宏宇有《喜欢你》和《一点就到家》，几部影片都由陈可辛保驾护航，担任监制和制片。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说在第一代北上的香港导演的镜头下，还可以借用动作、语言、场景等设置捕捉到香港电影的余味，在这些第二代北上的香港导演的作品里，这种由身份与地域塑造出来的文化符号几乎不再能看到。他们起用纯粹的内陆班底，故事的发生地在北京（《七月与安生》）和云南（《一点就到家》），关注的话题包括校园暴力（《少年的你》）和都市情感（《喜欢你》）。

可以说，第二代北上的香港导演已经深度地介入了当下内地的社会现状。如果不主动留意这些电影的制作者，观众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看到的电影出自香港导演之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北上的香港导演势必会逐渐退场或转入幕后，像曾国祥、许宏宇这样的香港导演会越来越多，他们也会创造出更多扎根内地的影像。

代际更迭之间，所谓的“北上”终究会化为历史风物，被尘埃掩去。但这并非一种带有悲观的论调。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异地甚至异国的电影创作者们互相合作早已是趋势。早在2018年，日本名导岩井俊二就来中国拍摄了《你好，之华》，今年8月底，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在东北延吉拍摄的《燃冬》也要上映。

或许在将来，在北上之路上留下脚印的香港导演会被遗忘、不再被提及，但他们为内地电影业踩过的路、种过的树，会惠及所有的后来者，直到很久以后。

《中国合伙人》拍摄现场，导演陈可辛与黄晓明、佟大为交谈。

许鞍华在电影《桃姐》拍摄现场与叶德娴、刘德华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