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巴黎罗丹博物馆摆姿势。

法国作家、编剧吉尔·佩罗（Gilles Perrault）于巴黎时间2023年8月4日去世，享年92岁。据法国《新观察家报》（L'OBS）报道，吉尔·佩罗“曾是克里斯蒂安·拉努奇 (Christian Ranucci) 清白的不懈捍卫者”。拉努奇是法国本土最后一个被用断头台公开处决的人，1976年，他因被控谋杀罪而遭死刑判决。而他之后，断头台的残酷景观便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撤离了。

透过拉努奇案，他的人生与近代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米歇尔·福柯短暂交织在了一起。作为对逝者的纪念，《新观察家报》重新刊登了福柯1978年11月9日发表的关于拉努奇案的文章。

诚如《福柯的生死爱欲》的作者詹姆斯·米勒所言，在福柯生前身后，他的形象一直是某种政治勇气的象征。福柯的哲学为那些被权力流放的人所激励。起初，他关注精神病学与科学史；其后，他关注权力的诸多形态；最后，他关注人类如何构建现代性的自我概念。

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早已不独属于塞纳河畔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大西洋另一边，在即将迎来福柯40周年忌辰之际，墨西哥社会科学委员会（COMECSO）将在2024年全年举办一系列福柯思想研讨活动，并面向全球征集提案。

福柯逝世后，不断有新的关于他生平与思想的材料被发掘出来，譬如在2018年由伽利玛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肉体的忏悔》。所以，福柯思想的版图被一再重绘。而他的思考对于当代人而言，仍不间断地产生着效力。2009 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指南》将他描述为“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文学科作家”。

在COMECSO官网中，该委员会据此认为：“福柯的国际影响力在过去40年中持续增加。事实上，福柯现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的基本学术参考。”

尼采式的探寻

1953年，福柯27岁。两年前，他终于通过了法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法国，中学哲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一样从事研究，出版论著。在进入大学教职之前，很多学者都会在中学哲学教师的职位上过渡一段时间。

整个1950年代前叶，福柯在各个临时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间辗转。此时，他的兴趣正集中于精神病学与科学哲学。

福柯系统地学习了从巴甫洛夫、皮亚杰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并且来到位于巴黎14区的圣安娜担任实习医生。这所医院始建于1651年，是当时法国最大最先进的精神病诊疗机构。

他的第一本著作《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于1954年出版。对这本单薄的少作，福柯并不满意。在这本书中，他仍是一个博学的学徒，在海德格尔、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学说间彷徨。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文风艰涩，理路混沌，只能显示出一个理论雏形，作为他创作下一部著作时的铺路砖。这位青年学者还需要在这一堆思想的瓦砾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这种理论，只有在能够解答他内心深处的恐惧时，才真正属于他。它不会是体系化的，而是如同采石场般开放，容留着尘埃、碎石与轰鸣。在圣安娜医院实习期间，他便感到不安。

精神病院的景象，让他回想起几帧埋藏在他血液里的“可怕的西洋景”。在他童年时，他那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曾领他到普瓦捷的一间手术室观看截肢手术，只为了锻炼他所谓的“阳刚之气”。

消毒水的味道盖过血腥，它们串在一起，仿佛未沥干的雨伞在角落里散发着馊掉的水汽。患者的一部分身体被取下，如同假肢般被扔在一堆纱布上。

他又听到病人的叫喊。而他曾经生活的普瓦捷，有一个被称为“普瓦捷隔离者”的女人，在那间空房间的一只草垫上度过了一生。当福柯走过那火柴盒般窄小的院落时，她早已死去。而她死后的寂静，正如此刻病人的叫喊般可怖。

长久以来，他一直被自己的自杀冲动折磨。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年少的保罗-米歇尔·福柯是一个外省来的“邋遢的乡下人”，成绩较优，却严重偏科。他的数学很差，但法语、历史、拉丁语和希腊语几科都能获得优异成绩。

尽管他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后来的法兰西学院教授让·伊波利特，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却也认为福柯“必须摆脱封闭主义的倾向”。

有鉴于此，福柯总觉得，在圣安娜医院中，他“处于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的地位”。后来，当人们问起他为何会写《古典时代疯狂史》时，他打趣道：“我已经足够疯狂到可以研究理性，也足够理性到可以研究疯狂。”

1953年初，冬季未过，檐上的碎冰仍如锯齿般噬咬着黄昏。在一间小剧院里，一出名叫《等待戈多》的新戏正在演出。枯坐于熄灯后的死寂中，福柯正是这出戏最初的观众。

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总觉得，人们坐在那里，并不是像观看一般戏剧一样，流连于戏剧情节，而是像在观看“海德格尔哲学的舞台解说”。

在塞缪尔·贝克特枯索的舞台上，两个流浪汉在周而复始地语无伦次，他们在等待戈多（Godot），但戈多永远都被悬置着。于是，这些角色不得不被抛入他们琐屑、冗长的对话中，被铐在烦闷与无聊之上。

二十多年后，在接受《三季刊》（TriQuarterly）采访时，贝克特如此解释这出戏，在戈多的戏剧世界里，“道德价值观是无法得到的，甚至谈论真实都不可能，这是苦恼的一部分原因。尽管看上去很荒唐，但借由形式，通过赋予无形事物以形式，艺术家很可能会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然而，在萨特所谓存在主义学说的阴影下，年轻的福柯该怎么寻找他的出路？当然，在萨特及梅洛-庞蒂开启的现象学与人道主义传统之外，还有加斯东·巴什拉与乔治·康吉兰的科学哲学，即“关于知识、观念与理性的哲学”。

早年的福柯，即受科学哲学启发。《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恣肆的笔触，每每述及疯狂与水的关系，我们都能从中看到巴什拉《水与梦》的影响。

很快，沉迷于《等待戈多》的晚冬过去了，在此期间，他深入考察了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的学说。到8月时，他与在高师的同事莫里斯·班盖去往意大利度假。

虽然1953年的法国知识界热闹异常，新小说、新音乐与荒诞派戏剧纷纷登场，旅行中的福柯却没有带上这些时髦的文化硬通货。他把一本或许早已贬值的旧书，弗里德利希·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随身携带。

班盖见证了这个让福柯真正成为福柯的假期。在1986年刊于《争鸣》杂志（Le Débat）的《学习时代》一文中，他回忆道：“我们很少有时间读书，那里可游览的地方太多，简直忙不过来。但稍一得闲，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不管是在海边沙滩上，还是在咖啡馆的平台上，他都会打开这本书（那是法德对照的读本），继续他的阅读。”

在意大利中部，毗邻罗马的小城西维塔维齐亚，在这小城的海滨，深橘色的公寓楼如同保龄球柱般肃立。他将阳光一瓣一瓣剥下，当作佐餐。他沉入尼采的语言世界中，几乎废寝忘食。

如今，在福柯的个人图书馆里，我们可以找到当初的那本《不合时宜的沉思》。它早已划满标记。在《教育家叔本华》一文中，福柯标出了尼采的一段话：“对于人必须破解的那个谜，人只能在存在中，在作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在不可变化的自我状态下，去加以破解。”

他终于找到了方向，开始进行后来他将之命名为“尼采式探求”的工作。他要透过不断的重构，发掘那使现代主体得以成立的权力运作与知识背景。

监狱信息小组

米歇尔·福柯生命中的每一部重要著述，其关注点、方法论乃至文风都会有所调整。1961年，卷帙浩繁的国家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完稿后，福柯的兴趣从精神病学转向监狱，这一赤裸裸展示出现代社会权力形态的暴力机构。

他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即是监狱这一机制的诞生。福柯反对启蒙主义的解放史观。这种史观认为，由于酷刑的消失，人类社会正变得更加自由与人道。

在福柯看来，断头台景观的消失，不过是权力形态向更内敛、更细致的方向转移。古典时代作用于肉体之上的权力，而今却作用于我们的主体性之上。忏悔，抑或治疗的话语，是现代权力的基本形态。

福柯对权力的论述，常常避开阶级、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在他看来，权力不是一种能够被占有的物，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因此，权力最明显的表征就是话语。他研究的，正是潜伏于话语丛林中的微观权力。

在他的叙述中，权力并非全然压制性的，相反，正是权力生产出了话语。在后期的《认知意志》一书中，福柯揭示出在所谓贞洁的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性的话语仍源源不断地出现。

不过，福柯的学说似乎暗示了一个颇为黑暗的前景。我们自以为的解放，只不过是将生锈的铁链换成了电子镣铐。作为当代人，我们无法挣脱无处不在的权力规训，只能选择必死的沉默。

福柯显然不会赞同知识分子的沉默。虽然他反对后期萨特陈旧的人道主义，但他与之相抗拮的，不过是萨特思想日渐教条化的倾向。他所不情愿的，乃是成为隶属于某一党派的知识分子。

故而，左派将福柯视为潜伏在学院中的戴高乐派文人，抑或鼓吹哈耶克学说的新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对福柯的攻讦则更剧烈，时至今日，仍有英美及法国本土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斥责福柯与激进左翼暧昧不清。

福柯的人生，却已然向我们揭示了使用福柯哲学的方法。

“监狱信息小组”（GIP）成立于1971年，正是福柯开始运思《规训与惩罚》之际。前一年12月，他正式入选法兰学院，接替他恩师让·伊波利特教授的“哲学思想史”。时年43岁的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中开设了“思想体系史”课程，从1971年开始，直到他于1984年6月意外去世。

他是从突尼斯回到巴黎的。1966年，《词与物》意外畅销之后，福柯却背弃了这部书。在他看来，《词与物》显得过于艰涩、抽象、枯燥，如同迷宫。

正是这份晦暗吸引了那些附庸风雅的读者，他们把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与装帧精美的画册放在一起，当成书架上彰显艺术趣味的装饰品。而当时，结构主义思潮方兴未艾。这部讲述所谓各时代“知识型”的断裂的书，自然也被视为一部结构主义的著作。

结构主义的原点，在于索绪尔的学说。自从1940年代末，梅洛-庞蒂开始向法国读者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20余年过去，法国知识分子早已谙习了索绪尔天才般的论断，即“语言符号是随意的”。

当他厌倦了被当成一个结构主义者，便逃向沙漠，去往突尼斯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开始了一场变容，这变容不单指向他的思想，也指向他的外表。

福柯让他的多年好友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他所有的头发，只留下那日后成为他标志的光头。米勒评价在旅居突尼斯期间变得愈发激进的福柯，“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

1971年2月8日，在位于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附近的圣贝尔纳教堂里，米歇尔·福柯带着他崭新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麦克风让他吐出的词语变得赤裸，仿佛每一枚都在此刻被洗净，获得了意义，它们向全法知识界，宣告了GIP的成立。

福柯来到圣贝尔纳之前两周，这间教堂正被一群绝食的左派占据。他们集会于此的诉求，是要法国政府改善狱中同仁的处境。8日上午，左派再次于圣贝尔纳举行大规模示威。很快，法国政府就做出让步，一个委员会将被设立，专门用于研究法国监狱的情况。

于是，在古典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与天主教杂志《精神》（Esprit）的主编让-玛利·多梅纳克两人的支持下，福柯建立了GIP。一份调查问卷已可供索取，透过它，GIP将向全法服刑人员提供蒐集监狱内部的一手信息。

对福柯而言，GIP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调查委员会，它不会是这位哲学家专属的发声器，而是一个向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敞开的平台。GIP是各种思想、各种话语交织的广场。透过对档案的细致爬梳，它将成为新的颠覆性思想的策源地。

当代西方监狱的功能，已经从惩罚向教育转变。但在GIP活跃的1970年代，法国监狱中囚犯的处境仍惨不忍睹，囚犯时常会为了一些琐屑的权利发动暴乱。

1971年12月9日，图尔监狱的囚犯洗劫了狱中的木材厂，并且纵火焚烧图书馆。而他们要以如此乖戾的暴力行动达到的诉求，不过是希望监狱管理方给浴室供暖，换一个更专业的牙医给他们治牙病。

暴动发生后，福柯与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当即赶往图尔。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图尔监狱中一位名叫艾迪丝·罗斯的精神科医生的证词。罗斯大夫写道：“有些目击者告诉我，他们的牢房里满是粪便，不过我没亲眼见到。自从我去图尔监狱工作以来，那里自杀企图的发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惊，自缢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灯管等等东西的，都很多。”

这份证词揭橥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所谓“正义”本身的非正义性。这一奇异的悖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福柯思考的核心之一。

1972年2月28日，米歇尔·福柯和让·保罗·萨特在雷诺汽车工厂门口示威，抗议该厂工人皮埃尔·奥弗尼被暗杀。这位逝者的另一个身份，一名激进左派政治活动家，在工厂大门分发政治宣传册子时与保安起冲突，被保安枪杀。这名保安被判刑四年，出狱后被政治激进团体杀害。

法兰西学院里的明星

正当福柯的思想在左翼运动的影响下变得愈发具有挑衅意味，他也正声誉日隆，逐渐开始取代萨特，成为那个时代法国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他所供职的法兰西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可以说是法国高等教育理想的化身。有时，它也被译作法兰西公学院。它于1530年由骑士王、文艺庇护者弗朗索瓦一世创办。

法兰西学院直接面向全法国的社会大众传授知识，无需任何注册，每个法国居民都能来到法兰西学院的课堂，汲取最新的知识成果。

此种办学方式，与所谓“开放大学”或“电视大学”相似，但不同于这些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有着极为严苛的遴选标准。新入选的教授经由同行评议投票产生，不问头衔，只关注候选人过往的学术成果。

每年，他们将有26个小时的课程需要完成，其中至多有一半可以采取研讨会的形式。教授必须每年更新一次教学内容，以展示自己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福柯的“思想系统史”，于每年的二月初至三月底开课。人们不得不感叹福柯思想的吸引力，每周三福柯上课时，法兰西学院都要动用两间阶梯教室，才能勉强塞下慕名而来的听众们。听众中不少人，甚至是专程从国外赶来巴黎旁听的。

这真是潮水般的人群，他如那分开红海的摩西般穿过他们。他行走时很干脆，像一个跳水运动员。没一会儿，他就坐在位置上，放下讲义，拧开灯，让课室稍稍明亮些，让灯光沉降到一双双注视他的眼睛里去。

他首先试试扩音器，接着，便让预备好的词语，如同跳火圈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听众们的耳蜗。他在课堂上的措辞早已被精心打磨过，没有即兴发挥，也没有念稿的僵硬感。阶梯教室只有300个座位，有近200人席地而坐。

录音机像一块块墓碑一样摆放在课桌上，意图捕捉他高度浓缩的发言，并将之化为铭文般坚实的思想记录。但在课堂上，福柯的身影也时常是孤独的。

尽管已经拥有了向公众发声的绝佳渠道，福柯仍会感觉在人群中，他被迫成为表演者，他的教学，仅仅是在展示一些智力的古怪杂耍。

不过，仍有一些瞬间能让这位学院中的明星战栗。他不断让这些瞬间，像刚刚饮下的热咖啡般，在他的心灵深处回甘。

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时，他时常感到难以描述的震动。1977年，他被他所谓“声名狼藉者的生活”迷住了。当时，他正在搜集巴黎总医院与巴士底狱的囚禁者档案，并预备将它们汇编成册。

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福柯提到，是无意间读到的两则18世纪的拘留记录，让他有了将这些档案整理成书的想法。理由是：“在这些暴行中混杂着一种阴险的顽固和恶意，在卵石般圆滑的文字之后，可以感觉到这些生命的迷乱惶惑与奔涌的活力……而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已经在那些粉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化成了灰烬。”

不仅是这些档案，GIP收回的问卷、法庭记录、警察局案卷，同样让他着迷。他被那些“危险分子”身上强烈的悲剧性吸引，他们是被原始的官能左右，被权力话语捕获的人。

不过，福柯的研究旨趣并非道德批判式的，他希望探查在这些声名狼藉者身上运作的权力话语。而作为对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的超克，他曾对暴力的美学价值与颠覆性深深着迷，但很快，那个激进的哲学家就消失不见了。

GIP的工作于1972年停止，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GIP让缄默的媒体重新发现了监狱的存在，囚犯们可以透过GIP发声，而由于GIP的努力，他们终于获得了在监狱中阅读报纸的权利。

但随着左翼运动的退潮，福柯的思想也开始转向。1972年发生的又一件大事，也使得这位公共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反思他超道德化的倾向。那年夏天，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卷入了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动之中，因而丧生。这赤裸裸的杀戮，击碎了往日里福柯对革命性的政治暴力的想象。

问世于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正是这一段时间福柯不断运思的结晶。这一次，不同于《词与物》收获的广泛赞誉，这部著作成功地激怒了不少专业史学家。他们质疑福柯著作在材料上的诚实与严谨，这让福柯一直十分介怀，也是促使后期福柯转向《性经验史》中朴质、坚实的文风的原因之一。

在1983年3月31日刊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一文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认为，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对作为人类知性和感性之进步的启蒙运动的否定，以及启蒙运动同那种性欲的统治、蹂躏和折磨狂想（它曾纠缠过萨德的心灵）之间的因果联系”。斯通认为，这是因为福柯过于强调“控制、统治和惩罚”，并“将它们视作个人和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能的中介因素”。

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年讲授的内容，却与以上种种大相径庭。他是一个不断改变自己思想形态的哲学家，常常自相矛盾，但也正因此，他成为了一个“说真话的人”。1984年，当他罹患重病，行将离世时，他仍在法兰西学院中讲授《说真话的勇气》。在生命的最后，他回到了西方哲学的起点，讨论苏格拉底之死。

他也谈到犬儒主义，谈到第欧根尼，他几乎以为自己是一个现代的第欧根尼。因为正如第欧根尼所收到的神谕，哲学的价值在于“改变硬币的价值”，而人必须在生活之中，在真实之中体会他自身。

他的讲课时常被他自己的咳嗽打断。但在这间课室内，面对死亡，他的形象终于如此鲜活地镂刻其中，如贝壳里的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