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有哪些植物是由域外传入的？它们是经由哪些渠道传入的？它们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它们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进而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所谓“文明你来我往，新鲜的血液相互交换”，植物传播的历史，其实正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彼此碰撞的历史，这既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又是一个充满了知识点的话题。

自由作家许晖的新著《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即是一部关注植物传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的作品。丝绸之路，亦称丝路，乃是起自于汉唐古都长安，经过西域、中亚、小亚细亚、地中海西岸，沟通中国和欧洲、北非的重要通道。尽管先秦时期已经有了道路的雏形，但丝绸之路的真正开通，却以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史记》裴骃集解引述苏林之语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凿空云云，即有打破壁垒，畅通道路之意。

同样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的丝绸等物品输出波斯和罗马，西方的植物和矿物等物品输入中国，世界从此进入了共享共生的时代，可以说没有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彼此碰撞，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没有今天的世界。

由于张骞凿空这一事件具有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后世因之出现“张骞狂”的现象，亦即将所有植物的输入归功于张骞一人，这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许晖的著作即有志于还原域外植物输入中国的真相，还原它们如何逐渐融入并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小麦、葡萄、石榴与曼陀罗

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小麦，无疑是前丝路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项输入。据当下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原产于西亚、北非地区的两河流域，那里曾经诞生了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而他们则以发明了啤酒和面包而闻名于世。

中国最早发现的小麦，出土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意味着至少在四千多年前，小麦已经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周成王时期有一项“尝麦”的仪式，农人向周天子进献新麦，用以“祈祷于宗庙”，即充分证实了小麦之于周人生活的重要性。小麦亦因之成为遍布中国的作物，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葡萄和葡萄酒的输入同样被记在了张骞的功劳簿上。张骞或许见到过葡萄，甚至有可能品尝过葡萄酒，若说是张骞本人输入了葡萄和葡萄酒，却并无确凿的证据支持。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与葡萄酒即先后传入了中国，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并没有随之传入，这使得彼时的葡萄酒异常珍贵，以至东汉时期扶风郡的孟他，用一升葡萄酒贿赂大宦官张让，居然获得了凉州刺史的高官，葡萄酒的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唐朝初期，葡萄酒的酿造之法传入中土，《唐会要》中才有了如是记载：“（太宗）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

与葡萄相比，西晋文学家陆机明言，石榴是张骞带入中土的。这种原产于波斯及邻近国家的植物，在东地中海地区和近东有着很长的种植历史。

石榴传入中国之后，首先得到了文人的赞美，西晋文学家傅玄即写下“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栖扶桑”的诗句，描写清晨日出，阳光照在石榴树上的美丽景象。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则将石榴称作“丹若”，寓意着石榴花就像扶桑一样艳丽。石榴还被后世文人赋予了男欢女爱的象征，南朝梁何思澄所谓：“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即把石榴裙的意象留给后人，其流风余韵，绵延千载。

曼陀罗原产于阿拉伯地区，宋代之前经由波斯传入中国，其主要成分为莨菪碱、东莨菪碱及少量阿托品。因为曼陀罗有麻醉的作用，乃至催生了《水浒传》的作者对于“蒙汗药”的想象。而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与埃及艳后陷入热恋，克莉奥佩特拉相思成疾，患上了失眠症，于是吩咐太监给她喝一些曼陀罗，让她昏睡过去，以打发掉见不到安东尼的日子。

欧洲人将曼陀罗当作爱情的添加剂，中国人却将它用作谋财害命的工具，由此却也不难窥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黄瓜、红蓝花、枣椰树与水仙

黄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种果菜，但最初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据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考证，黄瓜“属于埃及西亚细亚栽种范围之内”，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取名胡瓜。后来改名为黄瓜，乃是隋炀帝所为，盖因隋朝王室有鲜卑血统，隋炀帝“讳胡”，便将所有涉胡的字词一律更改。

而按照五行之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遂易胡瓜为黄瓜，借以宣示隋王室统治的正统性，从中能够看出帝王心态的微妙之处。

红蓝花学名红花，又名燕支花。西晋学者崔豹在《古今注》中说：“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色，谓为燕支粉。”可知此花研磨为粉，被土人当作化妆品使用。

在今天的甘肃省山丹县东南，有一座焉支山，汉代为匈奴占据之地，此山盛产红蓝，此地的风俗是妇女以红蓝花研磨为粉敷面，匈奴人称妻子为“阏氏”，他们便将这种化妆品称作胭脂。正因如此，匈奴被霍去病击败，失去了祁连山和焉支山后，他们才会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枣椰树，最早见于西晋学者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一书，《魏书》则将其称作“千年枣”，属波斯特产。

枣椰树自唐代传入中国，其果实即成为道家最向往的食物，但在西方，枣椰树象征着生命之树，不仅是因为它树性耐久，在早期基督徒心中，其实是将它与复生的凤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将枣椰树的果实命名为“凤凰枣”，正是因为它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粮，从而将它神化为复活与拯救生命的神灵。

在古希腊神话中，水仙原本有顾影自怜、自我陶醉的寓意。水仙传入中国后，同样包含着中西神话的象征意义，北宋诗人黄庭坚将水仙称作“凌波仙子”，并赋诗曰：“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凌波仙子自此成为水仙的别名之一，其实更多地承载着幸福与幸运的象征，显示出中西花语的某种差异与相承。

命运迥异的甘蔗、烟草和大蒜

在通过丝路传入中国的植物中，有很多经过了从输入到反哺的转变过程，甘蔗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植物之一。在甘蔗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人主要以谷类植物做糖，而原产于印度的甘蔗经由东南亚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在唐朝大历年间发明了“黄泥水淋脱色法”制作白糖，以甘蔗做糖之法始得以流传。

中国制造的白糖从明代开始大量出口，并输出到印度——中国先是从印度输入甘蔗，进而以自己独特的发明输出白糖，反哺印度，称得上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如果说甘蔗的输入获得了一边倒的赞誉，那么音译为“淡巴菰”的烟草则毁誉参半。这种原产于南美的植物先是传入欧洲，进而在明代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中国人最初看重的是烟草的药用价值，但其对身体的危害亦随之被发现，于是，明末的崇祯皇帝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烟令，清代的康熙皇帝则“尤恶吃烟”，并“传旨禁天下吃烟”。

所以，尽管瘾君子给烟草取了许多美丽的别名，诸如金丝熏、忘忧草、返魂香等，但烟草依然难逃被官方穷追猛打的命运。

烟草命运多舛，同样具有药用价值的大蒜，命运却相对好了许多。明代名医李时珍说：“大蒜之种，自胡地移来，至汉始有。”言明大蒜的由来和时间。基督教医生伊本·巴特兰认为，大蒜可对抗寒毒和蝎子、毒蛇的刺伤，可杀死虫子；味道辛辣，适用于老人和寒性体质的人，适用于冬季、山区和北方地区，是为对大蒜效用比较客观的评价。

中国输出植物的趣闻轶事

桃，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是健康与长寿的象征。在古代中国，桃很早就具有辟邪驱鬼的功能，对此，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有着详细的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令作桃梗人着门，以厌邪，此仙木也。”

桃由中国先后传入印度、伊朗和欧洲，在印度被称为“中国果”，在欧洲却被称为“波斯果”，因为桃先是传入伊朗，然后通过伊朗传入欧洲，以至欧洲人误以为桃的原产地就是伊朗，遂以“波斯果”命名，此属东西方物产交流史上经常发生的事例。

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虽然同样原产于中国，却被称作“亚美尼亚李子”，因为杏由中国传至亚美尼亚之后便被广泛种植，欧洲人误以为杏的原产地就是亚美尼亚，所以才为杏取了这样一个有悖事实的名字。

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杏既是食用果实和药用果实，杏花，同时又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甚至被引申为女人外遇的代名词。当杏传至亚美尼亚和邻近的弗里吉亚时，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竟也随之传入，或许仍不失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趣闻轶事。

芍药是最早传入古希腊的中国植物之一，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芍药与牡丹是一个词，意味着二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与原产地中国的情形大抵相似，隋唐之前，牡丹以“木芍药”之名为人所知，直到唐朝，牡丹才与芍药分离，有了自己独立的名称，却后来居上，势头迅速压倒了芍药，被称作“花王”，而芍药则沦为“花相”。

深爱芍药的清初戏曲家李渔为之鸣不平，于是这样安慰芍药：“汝非相材也，前人无识，谬署此名，花神有灵，付之勿较，呼牛呼马，听之而已。”读来令人莞尔。

在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中，桑树的栽培可谓源远流长。桑树既被称为“生命之树”，是故乡的符号和勤劳的标识，同时又可以用来辟邪，甚至是爱情的象征。

早在周代，采桑养蚕已是中国人常见的农活，当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国家时，他们尚不知丝绸是怎样做成的，直到中原地区的国君之女将桑蚕之子藏在帽絮中，偷偷带进了于阗国，蚕种、桑树以及丝绸的制作技术才渐次传入西域、印度和波斯……从而打破了波斯长期垄断的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丝绸贸易。而丝绸由中国传入西方各国的贸易通道，亦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