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山(今巴彦淖尔北部)，唐太宗贞观四年二月八日，初春的后套草原大雾弥漫，瑟缩在零度寒风中的畜群却躁动起来。一队“彀马”(弓箭骑兵)向突厥可汗大帐快步疾进，马蹄踏碎凝霜嫩草，惊起终夜守望的牧人。

他睡眼蒙眬，望向浓雾中的骑兵，却看到大唐旗帜。牧人惊恐掉转马头，准备驰回报信，却发现乘着浓雾而来的唐军不是大部队。他点了点人数，只有200骑兵。

后套大草原上，屯扎着颉利可汗的牙帐(大本营)。巩卫大汗的数万精骑，都是百战余生的控弦猛士。就在4年之前，他们追随大汗，闯过朔方雄镇，打到长安城前。大唐天子亲到阵前卑词讲和，献上大笔玉帛，大军回程还要大掠汉民。在这寒风刺骨的早晨，许多蓬头垢面的黄脸胡妇，天不亮就被赶出帐篷扫雪喂马，拾粪生火，她们中许多人是4年前由长安城外掠来的“美妇人”。

只有疯人，才会妄想以200骑兵深入大草原，袭击可汗本部。牧人想起来，前几天刚来一个唐朝的和谈使者。这200骑兵也许又是带着珍宝美女安抚大突厥的唐使。他一声冷笑，放下马鞭，继续牧羊。

浓雾渐渐散开，颉利可汗的大帐就在7里之前，唐军主将苏定方擦干弓弦上的晨霜，向身边的号兵轻声下令。角声悠扬响起，200轻骑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横列长阵。第二道角声刚落，弟兄们卷起旗帜，张开角弓，屏气凝神，望向主将身边的大黄令旗。

“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凄厉的角声是唐军的攻击预备号，突厥大帐顿时大乱。战士们抓起尚未烘干的短弓，跳上光背的战马，试图列阵。但他们刚到马边，就听到隆隆擂起的战鼓声，以及唐军的怒吼：“呜呼，呜呼！”

今日军人冲锋喊杀，唐军在冲锋发起时“齐唱呜呼”。直到突入敌阵，短兵相接，马槊刺入敌军胸腹的一刻，才改为喊杀。主将大黄旗向前一按，200轻骑策动战马，袭步(每分钟420米)飞驰，向可汗大帐冲锋，在8分钟里冲进了60步(93米)有效射程。

8分钟是很漫长的，突厥战士却在混乱中错失摆开阵形良机，晨露沾湿了弓弦，未上鞍镫的光马不易骑射。当唐军冲进有效射程时，突厥战士仍未摆出队形。短短20秒内，唐军以精湛的骑射箭雨，短促猛放，正在整队的突厥骑兵人仰马翻。

弓箭骑兵打垮了敌阵，迅速拨转马头，高速驰向侧面，张开两翼，以侧射继续射杀乱成一团的突厥敌兵。手持马槊(长枪)的第二波骑兵，迅速填上正面空位，以万马踏泥之势冲入突厥宿营地。马槊的精钢锋刃寒光闪耀，迎面摧毁任何胆敢挺身抵抗的突厥武士。

《通典》记载苏定方的200轻骑打垮了突厥大军的斗志：“(李)靖前锋乘雾而行，将逼其牙帐七里，虏始觉，列兵未及行阵，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大军尚未摆成阵形，就被完全冲垮，颉利可汗跳上“千里马”逃命。唐军主帅李靖随后赶到，挥兵掩杀，“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

200轻骑高唱《秦王破阵歌》，驱俘返塞。被俘的突厥骑士打起乡谈，向唐军探问来历。唐人以农立国，骑兵从来不能与突厥正面硬战。有勇气深入草原，以寡击众，打垮可汗帐前锐旅的唐骑，想必是由突厥归降大唐的“归德”蕃兵。

唐军微微一笑，苏校尉带的200骑兵，并非突厥蕃兵，而是长安少年。这些城市青年并不是朝廷精选的“玄甲军”，甚至不是职业军人，只是由长安城调发的府兵。

都会民众总是娇生惯养，体格柔弱。两百长安少年竟以寡击众，打垮了突厥可汗的牙帐精兵。控制西域与中亚的突厥各部惊恐失志，知道这仗是打不下去了。1个月后，“四夷君长”赶到长安城，向大唐天子献上“天可汗”尊号。唐太宗矜持一笑：“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我是大唐天子，难道还得纡尊降贵，兼任你们的可汗吗?

《通鉴》记载：“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游市慵骑马，随姬入坐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钗花。”城市子弟理应上不了战场，但初唐的“府兵制”激发了长安少年的最大潜力。

初唐好男要当兵，自行筹钱买装备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千年不变的观念。在贞观盛世，军人的社会地位却十分尊贵。即使是底层小兵，走在大街上也是虎虎生风，昂然接受路人投来的羡慕眼光。当兵甚至被视为特权，只有富裕人家才有机会当兵。

初唐实行府兵制，士兵来自分布于各冲要州郡的征兵机构“折冲府”。只是，名列军户的壮丁，当兵仍得抢破头。《新唐书》记载，军户壮丁平时一律接受军训，“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但能否入伍，取决于每3年1次的“简点”。

兵曹总是百般挑剔入伍资格。第一关是身家调查，“若父兄子弟，不并遣之”，家中已出一个壮丁的军户不准入伍。第二关是家庭状况，“若祖父母老疾，家无兼丁”，家有长辈必须奉养，或没有兄弟只有姊妺的独男，也不能当兵。第三关更奇特，初唐当兵得比家财。

祖辈军职有高有低，军户家财有贫有富，按照常理，上战场理应是贫户低阶子弟优先，初唐却反其道而行。《唐律疏义》规定：“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家财相等比战技，战技相等比家财。只有财大气粗的壮丁，才能被征兵官选上，“各立名簿”，光荣入伍，成为大唐的“卫士”(士兵)。他们平时“番上”轮戍首都，战时“征行”为国打仗。

大唐“卫士”是无饷制，为国效命不但没军饷，还得自掏腰包。《新唐书》记载，卫士得花钱购置个人武器装备，若遇番上或征行，还得凑钱买阵营具。唐朝军制，“十人为火，五十人为队”，一个“火”相当于班。由全“火”合宿的帐篷，到为粟谷脱壳的石碓，都得由弟兄们自行凑钱采购。

更难堪的是，将士行军的口粮也得自备，朝廷只负责到达驻地后的伙食。因此，卫士入伍后，要向折冲府仓库缴纳“麦饭九斗，米二斗”，平时“藏于库”，轮到宿卫或出征，“则视其入而出给之”。

然而，富家高官的壮丁人人争先恐后，抢夺入伍机会。

有钱人家子弟抢当兵，表面因素是避免赋役。府兵制给军人的优待，是减免赋税，但减免的对象是卫士个人，而不是出壮丁的军户。这是因为初唐“租庸调法”按男丁人数征税，只有幸运从军的卫士本人，才能“免其身租庸调”。

形象地说，爸爸当兵能免个人租庸调，在家种田的儿子还是得按“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的租庸调法纳税。若遇政府劳役，儿子也得自备口粮无偿上工。

唐初百废待举，政府工程特别多。军户壮丁宁可自费上战场，也不愿自费上工地。“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折冲府半数在关中与河外(朔方)，初唐名臣戴冑亲见当地的“富室强丁”抢着当兵，挑剩的壮丁9/10为朝廷免费做工，乡间基本见不着60岁以下的男人。

无论免费做工，还是免费当兵，个人负担都是十分沉重的。“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乾)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青壮男人是家庭经济顶梁柱，一旦自费当兵做工，全家都要陷入困境。

然而，民工筹钱买口粮，只能为政府做免费工人。卫士筹钱买装备，却有机会发大财。初唐征伐四方，只要打胜仗，“卫士”也能晋升军官，博取勋位。

唐朝军官福利好

唐朝军官的俸禄福利，好得出奇。阶级最低的军官是“陪戎副尉”(从九品下)，年俸小米49石5斗，另有1500文伙食费与零花钱，出门还有2匹马代步。

一个成年壮丁的主食食量，约为每月50斤左右。1石“秬黍”(黄米)是187.5斤，年禄49.5石，足使15个壮汉吃饱。贞观四年的米价1斗为4到5钱，1500钱又是10石小米，用于家庭菜钱与日常零花钱是绰绰有余的。

一个领薪饷的陪戎校尉，另有均田制给他个人的800亩口分田、200亩“世业田”。只要由不需还给国家的“世业田”里划出半亩“宅基地”建个院，就是住有房、出有马、枕下有钱的“财富自由”壮年。如此一来，足以撑起一个上有高堂、中有妻妾、小孩一窝的小康大家庭。

俸禄只是破题，陪戎副尉可另领1顷50亩的“职份田”，而且“九品以上官”不课租庸调，另配2名由朝廷征调的“庶仆”，担任耕种杂活。这笔收入，能使陪戎副尉的家庭由小康迈向小富。

唐朝开国功臣刘弘基封夔国公，遗嘱将财富“散之亲党”，儿子们则各给5顷田地，配15名奴婢种田。他说：“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我儿子若能挣钱，多留财产也无益处；若是不肖子，守着5顷田地，也能保持体面的贵族生活。

换个算法，唐代维持温饱的“最低工资”，是均田制发给“寡妻妾”的15亩地。均田制男女都能领地，“寡妻妾”给地30亩，若在地狭人稠的“狭乡”，给地减半。15亩地免租庸调，就是唐代确保个人自力温饱的底限。有禄有马的小军官，拥田1.5顷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初唐补官不容易。《旧唐书》记录了初唐保持预算均衡的秘诀，是“用之有节”。国家财政最耗钱科目，总是养兵与养官，初唐“畜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唐军没有闲官，卫士即使立功，也得等到上级出缺，才能补上陪戎校尉。

上级出缺是十分缓慢的。唐代官员1年考核1次，《新唐书》记载升官要经历4考，总平均“中中”，才能升官一阶。若个别年考达到“上中”，即进一阶，达到“上上”进二阶，但考核官总是万分刁难。狄仁杰任大理寺丞(最高法院法官)，上元二年考成“中上”。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向考核官提出抗议，狄仁杰在一年之间断案高达1.78万人次，堪称有史以来最勤奋的法官。考官大受感动，但也只把考绩擢为“上下”，就是不让狄仁杰现升一阶。

政府紧缩任官，文官常有“十年不得官”之苦。但军人升官必须快，才能提振士气。于是，唐军使用勋级制，果然创造了中国史上攻击精神最旺盛的无敌雄师，使初唐战史成为一部战争奇迹史。

勋级制度创造奇迹，娇嫩富家都拼命建功

“策勋十二转，赏赐千百强。”勋级分为12“转”，升“转”虽然不能补任实际军职，却能授予视同命官的“勋官”，而且勋官的奖励比实际军职更优厚。勋官并没有俸禄与福利，但领到的田是死后不需还给政府的“永业田”，世代相传，更享有政府派给的免费种田工人。依“租庸调法”征为“防合”或“庶仆”的老乡，就近到勋官家里种田执役，有如周代井田制的贵族采邑。

只要建立“殊功”，唐军给“转”是很大方的。一个全无官职的“白丁”(平民)、“卫士”(士兵)或“杂色人”(杂兵民夫)，建立最低“第三等殊功”，除了一般奖赏外，立加“两转”，直升视同正七品的“云骑尉”，给永业田60亩、庶仆3人。

小兵若能立下“临阵对寇，矢石未交先锋挺入，贼徒因而破者”的最高等“跳荡功”，更是一步登天，直接“稍优与处份”。字面看来平淡，却是离奇奖励，除了授予勋官，更直接派给实任官职，而且是破格晋升，连升至少两级。

在个人战功之外，还有以“杀获”人数计算的团体战绩。杀俘敌人4/10是“上获”、2/10是“中获”、1/10是“下获”，再与我军人数进行排列组合计算。若算出兵力是“以少击多”的“上阵”，达到杀获量4/10的“上获”，战绩又是“第一等”，立即酬勋5转。

守势也能评战绩，但“牢城苦战”不易评等，而且第一等才授勋3转。因此，唐军用兵出现极端的攻势主义，而且总是追求以寡击众，这就是苏定方以200轻骑建功的主要动力。

苏定方的军职是“匡道府折冲”。依据《唐两京城坊考》，匡道折冲府位于“汉思后园”，是汉武帝爱后卫子夫的陵园，唐代开成大道，“地本长安故城之杜门外大道东”。通了大马路，市面随之繁华，这里有废太子的豪宅、多个大官宅第与著名寺庙。“匡道府”辖下军户，即使认真务农，也是依靠城市经济种植“高经济价值农作物”的富农。

府兵比财力，苏定方麾下“卫士”可能是各折冲府中最有钱的一批富家子弟。但娇嫩富家子上了战场，仍然拼命建功，以200骑向整个突厥大营冲锋，争取“上阵上获第一等”奇勋。归来授勋，人人至少是“视从五品”的“骑都尉”，授田4顷、“防阁”力役18人，大踏步直达贵族生活水平。

勋官制也有缺点。勋官对士兵十分优待，对军官却略为苛刻。《唐会要》记载，七品以上军官若建立功勋，授给的勋官仍由最低等的“武骑尉”开始授勋。因此，唐初的中高级将校，斗志不如士兵。

苏定方是个例外。正史记载他原是刘黑闼的部将，战败还乡。遇到新设折冲府急需教官，才再次从军，未为唐朝建功勋，勋官挂零。他的军职是匡道府折冲都尉，折冲府分为三等，都尉军阶有别，匡道府估计是个在册士兵800人以下的“下府”，苏定方加入唐军时的军阶可能是“正五品下”的“宁远将军”。

折冲都尉很难建功，只能在四考一转的漫长宦途慢慢熬。形象地说，折冲都尉只是一个“率五校之属以教其军阵、战斗之法”的“总教官”，没有指挥作战的资格。折冲都尉也能上战场。若一次征发全府卫士，“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都尉只负责行军，不负责作战。苏定方能上战场，想必是自告奋勇求来的。

铁山之战是以寡击众的战史奇迹，但苏定方仍得由最低等的“视从七品”武骑尉开始叙勋，“上阵上获”第一功，也只能与麾下阶级最低的小兵一同升到骑都尉。所以士兵急于建功，军官的雄心却略为逊色。

贞观十八年征高丽，唐太宗为了提振军官士气，下令“其从驾援及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特听从高品上累加”。只要追随御驾，参加远征，军官的勋官由本级开始向上累加。比如军阶“正五品下”的苏定方，若是在高句丽战争立功，勋位就是由“视正五品”的“上骑都尉”向上加，直升“视从二品”的“柱国”，能领永业田25顷、“防阁”力役54人。

“从高品上累加”的勋功新制，引发军官建功热，甚至不懂战争的文官也抢着上战场。唐高宗时的监察御史娄师德，是进士出身的“正八品下”文官，完全不懂军事。遇到“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他居然“抗表请为猛士”，脱下正八品深青官服，志愿当小兵。皇帝看了觉得稀罕，特准从军，娄师德“频有战功”，回朝升任“从七品下”的殿中侍御史。他从此简在帝心，飞黄腾达。若他不放下高知的臭架子志愿从军，一个小御史要由“正八品下”升到“从七品下”，可能要苦爬8年。

将军三箭定天山背后，从军热已成全民运动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战，“发天下甲士”，另“召募十万”，薛仁贵以平民应募。上战场第一阵，见到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新兵薛仁贵单枪匹马，冲出大阵，“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

薛仁贵还来不及受赏叙功，就遇上安市城大战。高句丽大军25万“依山结营”，唐军发起猛烈攻势，“四面击之”，皇帝亲登高地督战。薛仁贵为确保建功受赏不受官僚拖延，决心让皇帝亲眼见到他建功。他脱下甲衣，改穿白袍，一马当先冲进敌军大阵，“握戟，腰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

唐太宗亲见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急派使者“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立即召见。皇帝将薛仁贵由一介白衣提升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并出任“百骑”的指挥官“北门长上”。

“百骑”是唐太宗亲自挑选的翊卫军。《新唐书》记载了异常严格的选拔标准：“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

二等以上富户，身高1米8以上，胸阔膀粗，骑射考试通过4次，背起900余斤米步行30步，更要将长一丈七尺、直径三寸半的城门铁栓平举5次，而且要求手持一端，以最大扛力臂举起。通过所有考试后，最后还要再测一次骑射，挑出全军最精锐强壮的100名骑兵，作为皇帝贴身亲兵。

精挑细选的“百骑”，一身装扮有如猛虎，“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他们穿着虎纹迷彩五色班斓袍，跨上虎皮马鞍，坐骑更精选来自遥远北海(西伯利亚)的遏罗支马。这种马不但强劲雄健，更有一身斑驳如虎的毛色，只有“左右六闲”(皇家马厩)，才有如此名马。走在大街上，人马造形如虎，能吓跑满街马匹。

《新唐书》记载，薛仁贵的出身不是富户，而是贫农，“少贫贱，以田为业”。老妻柳氏想翻身，鼓励丈夫投军博取功名。如此一位贫农，居然马术高超，达到足以统领皇帝翊卫“虎骑兵”的最高水准，生动展现了勋官制对普罗大众的诱惑力。

马术训练得要从小抓起，而初唐的马是很贵的。在薛仁贵成长的贞观初年，牧马能手张万岁刚开始养马，养成“唐马”的陇右牧监在起步之初，只有“突厥马二千，隋马三千”。官马紧缺，民间更缺马匹。因此，初唐府兵以步兵为主力。只是步兵“火”的阵营具很沉重，必须以马驮载，府兵买不起马，官府只好补贴马价，每匹驮马就要2.5万钱。

即使是“正部级”大官，买马也很吃力。工部尚书屈突通清廉自许，以俸禄养家。他的两个儿子应役远行，家中却只买得起一匹马，兄弟两人只好共骑一马，成为长安城头条新闻。

然而，从军建功奖赏巨大，府兵流行自己出钱，“培训”骑射。府兵的挑选标准，首先挑“能骑而射者”，编成最风光的“越骑”，而后才是精通步兵战技的“步兵”、能骑马却不能射箭的“武骑”、力能举起防马长矛的“排䂎手”、只会射箭的“步射”。

薛仁贵的传奇，显示从军热已成全民运动。即使是不在府兵军户、不大可能得到当兵机会的贫农，也要挤出饭钱，“培训”骑术，等待那建功疆场的机会。于是，农业社会超越极限，培养出战技足以与突厥一较长短的骑兵。

当兵的唯一目标，就是建功！而要建立奇功，就要攻击！唐军骑兵强大，就能打机动攻势战。因此，唐军攻击精神异常旺盛，打出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攻势奇迹，总是以不可思议的攻击精神取胜。

初唐第一名帅李靖谈“必胜之道”，照例讲了一通作战应该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的大道理。但写到兴起处，李卫公信笔写出初唐用兵不惜超越极限的攻势主义：“涉长途而未息，入险地而不疑，劲风剧寒，剖冰济水，烈景炎热，倍道兼行，阵而未定，合而未毕，若此之势，乘而击之，此为天赞我也，岂有不胜哉！”

只有以最旺盛的攻击精神，不眠不休进行强行军，大胆深入敌方领域，进入险地全不畏惧，严寒酷热视如等闲，才能捕捉到敌人阵形未及摆好、兵力尚未集中的良机。这是老天给我军的战机，指挥官要把一切战术原则抛在脑后，全力攻击，追求胜利。

李卫公短短数句，勾勒出天可汗大军的作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