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清之间的战争，熊廷弼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熊廷弼受命于危难之际，曾经巡按辽东，并两度出任辽东经略，还因为熊廷弼之死牵扯到明末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是明末政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熊廷弼在他的身后也留下了众多难以解开的谜题：熊廷弼算名将吗？他的军事能力究竟如何？他能否守住辽东、避免清兵入关？他到底因何而死、又死于何人之手……这些谜题既迷雾重重，却又对认识明末的政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亦因之一直吸引着后人去探讨，去解密。

文化学者唐元鹏的新著《熊廷弼之死》，即是一部有关熊廷弼生平谜题的解密之作。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唐元鹏其实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位研究历史的“票友”，他之所以写作《熊廷弼之死》，完全出自他对晚明历史的特殊爱好，出自他对熊廷弼之死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出自“对于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史实，偏要再仔细调查清楚，看看历史是否的确如此”的初衷。正是因为这样，唐元鹏的历史写作能够打破专业的樊笼，以个人的独特视角解读史料，从微末之处发现历史真相，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破解熊廷弼生平的谜题时，唐元鹏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大明王朝的“囚徒困境”：一次次的君臣斗法，一次次的派系斗争，使得明帝国始终无法进入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军事动员体制，在君臣之间形成一种囚徒困境，互相揭发，彼此拆台，乃至大大地破坏了帝国的组织能力，使之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崇祯朝的死局。

初入辽东

熊廷弼巡按辽东，乃是为调查辽东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而来。这是熊廷弼第一次踏上辽东的土地，却敏锐地觉察到辽东弥漫着某种不祥的气氛，努尔哈赤的势力在不断扩大，而辽东的明军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面对辽东的边防状况，熊廷弼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粮饷匮乏、腐败滋生，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士气低落、武备松弛，边关防线崩坏、大量军兵逃亡，不管是针对日渐崛起的女真，还是针对老牌劲敌蒙古，明军都根本不足以御敌。

彼时的努尔哈赤不仅厉兵秣马，一举统一了建州各部，还先后征服了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的女真诸部，且已创立了八旗制度，设立了议政王大臣共议朝政，隐隐露出了欲与明帝国争夺天下的姿态。

熊廷弼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努尔哈赤将是明帝国最大威胁的明廷官员之一，他一再向朝廷提出预警，明言努尔哈赤心怀不轨，应该早作提防。他还在写给亲友的信件中多次谈及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视为明廷的心腹大患。尽管在他巡按辽东两年多时间里，努尔哈赤仍然对明廷颇为恭顺，但在熊廷弼看来，这不过是努尔哈赤的韬晦之术，此人迟早会撕掉自己的面具，露出其真实的峥嵘面目。

熊廷弼向以“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的刚烈个性而著称，他为人直率，敢怒敢言，在巡按辽东期间，他彻查贪腐现象，整顿官场风气，且专门拿贪官污吏开刀，相继弹劾了一大批辽东将领。《明史》称他“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即充分肯定了他在辽东的作为。

熊廷弼又是实干家和工作狂，虽然他巡按辽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他修边墙，修兵器，清理马政，主张屯田，还恢复了荒废多年的常平仓……一度确曾将濒临崩溃的辽东边防挽救回来。在明末官员普遍因循惰政的环境下，熊廷弼做事认真、锱铢必较的风格可谓极其罕见。

正是因为有了巡按辽东的经历，熊廷弼真正勘知了建州女真的实力，并对辽东明军的现实状况了如指掌，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守边战略。这套战略的要点，就是以守为主，积蓄力量，以求明军在与建州女真的长期对峙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次经略辽东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七月，熊廷弼在辽东的任职期满，他离开辽东，调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在南直隶督学御史任上，熊廷弼依然口无遮拦，大胆提拔贫寒士人，罢黜了诸多无良的乡绅和官员子弟，乃至先后陷入了地方乡绅的纷争与朝廷不同派系的争斗，引发了一桩引人注目的公案“荆熊分袒”。在此案中，熊廷弼放倒了两御史、三大僚，几乎得罪了朝中所有的派系，而他本人也因此遭到贬谪，结局两败俱伤。

当熊廷弼第二次出现在辽东时，已经是明军在萨尔浒战败之后。朝廷鉴于熊廷弼在巡按辽东期间的不俗表现，决定起用他出任辽东经略，取代战败的杨镐，以图恢复战力。此时正逢努尔哈赤携萨尔浒大胜之威，风头正盛、攻城略地之时。熊廷弼尚未出关，开原告失；出关后尚未到任，铁岭又被后金攻陷。

当是时，辽东士民普遍认为辽地必亡，纷纷向关内逃亡；人在辽东的朝廷命官也认为辽东前景不妙，乃至私下备好马匹车辆，以为随时撤离之计；就连朝廷的各个部门也认为辽东局势堪忧，直接拒绝转饷、不愿配发军器火药，以免资敌……

熊廷弼在这样的情势下出任辽东经略。他一路收拾残兵，招抚逃民，抵达任所后又迅速斩杀逃将，惩治侵吞兵饷的官员，弹劾作战不力、导致溃败的总兵官，并设坛祭奠各地死难的军民。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之后，局势才慢慢稳定下来。熊廷弼继而一再上疏，向朝廷要兵要饷，然而朝廷没钱，兵部与户部之间来回地“踢皮球”，万般无奈之下，他不惜与朝中重臣撕破面皮，指名道姓地指责相关官员。

而且熊廷弼还对朝中流行的“以辽守辽”的论调充满不屑，他认为这一主张是辽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辽人不可信，朝中之所以有人持这种论调，其实是出自经济与党争的算计。熊廷弼既把自己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又得罪了辽东巨族，从而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伏笔。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皇帝驾崩，明廷内部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速战派逐渐占据上风，熊廷弼失去了背后的支持者，他的防守策略受到质疑，并很快身陷朝议鼎沸之中。辽东监军姚宗文率先发难，继而河南道御史顾慥上疏弹劾熊廷弼讳败、邀功、劳师、耗财、傲气、告病，御史冯三元攻击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东林党大佬杨涟的奏疏，则成为压垮熊廷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番左中右大联合的围攻，终于导致熊廷弼去职，就在他去职不久，辽东再逢巨变，熊廷弼辛苦建立的辽东防线又一次崩溃。

二度出山

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率军大举进攻辽东，沈阳和辽阳先后陷落，辽东的形势急转直下。辽沈失陷之际，朝中的一些大臣再次想起熊廷弼，有人感叹“假使熊廷弼不离开辽东，局势应该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就连天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在众望所归之下，熊廷弼二度出山，受命去收拾袁应泰留下的烂摊子。

再赴辽东，熊廷弼首先上《三方布置策》，提出在山海关设置经略，节制广宁、海上和登莱等三方，等策应齐备，三方同时进兵，以收前后夹击、出其不意之奇效。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就曾明确地提出事权统一，这次再当重任，他依然务实主守、旧话重提。

然而，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却迎合兵部尚书张鹤鸣的意见，一味主战，以尽快结束战事，减轻朝廷不堪重负的经济负担。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率军突然包围了明军驻守的西平堡，王化贞轻信已经暗中投降后金的中军孙得功，发动广宁的全部兵力，赴西宁堡与后金军决战，熊廷弼也率军赴援。谁知王化贞率领的明军与后金军刚一接战，孙得功即率部溃逃，引起连锁反应，终成惨败之势。随后，孙得功充当带路党，引领后金的军队攻陷广宁。

逃出广宁的王化贞与熊廷弼会合之后，与熊廷弼计议退守宁远和前屯，但熊廷弼却认为为时已晚，这时能做的就是保护百姓撤回关内，于是焚毁所有的辎重积蓄，一路退进山海关。而弃守广宁和右屯，致使河西四十余城落入后金之手，亦因之成为后来熊廷弼获死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密熊廷弼生平的谜题

毫无疑问，熊廷弼乃是明清战争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辽东三杰”之一，他的“以固守为正、以短促突击为奇”的战略和“三方布置策”，不仅是彼时应对后金相对合理与符合实际的方略，同时也是他的后继者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以贯之的方略。熊廷弼之所以最终落得身首异处、传首九边的结局，其背后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唐元鹏在《熊廷弼之死》中即试图寻找这些原因，并解答以下问题：首先，熊廷弼的军事指挥能力究竟如何；如果熊廷弼不死，他能否守得住辽东。唐元鹏认为，熊廷弼的名将形象或许只存在于文人笔下，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辽东防务的组织者，具备一种将各路人马、粮草调集起来的协调能力。

至于熊廷弼的军事能力，就是给手下将领充分的指挥权，他本人从不瞎指挥。熊廷弼最大的优点是清醒，他清楚地认识到后金军拥有强悍的战斗力，对明军的腐败与不堪一战的境况心知肚明，所以他从不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

但是，如果说熊廷弼不死就能守住辽东，也是令人怀疑的，毕竟明军与后金军之间士气和战斗力的差距太大，更何况熊廷弼的精力并不能完全用在辽东的防务上，他还要应对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无休无止的朝廷内卷呢！

其次，熊廷弼因何而死，死于何人之手？唐元鹏认为，明末的党争总是在浮浮沉沉中分化组合，不能一概而论。熊廷弼本人并没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但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背后却均隐藏着人事与时事纷争的暗流。从某种角度上说，熊廷弼既是党争公开化的导火索，后来又成为党争的一枚棋子——东林党借营救熊廷弼与阉党角力，阉党以东林党人受贿营救熊廷弼为名打击东林党。

熊廷弼之死，则是天启皇帝直接干预的结果，盖因天启杀心已定，无论东林党和阉党如何表现，都改变不了熊廷弼必死的结局。而熊廷弼桀骜不驯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熊廷弼的一生，可谓形象地诠释了何为“性格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