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安三万里》的主角高适，是盛唐“考编”迷。他从20岁考到50岁，足足考了30年。

一次考场失利后返乡，他途中拜访“考编”成功的朋友崔二，见崔二有房有车，美妻在屋，“周旋多燕乐，门馆列车骑；美人芙蓉姿，狭室兰麝气”，万分羡慕。高适留下了失利考生的咏怀名篇：“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我辈今胡为，浩哉迷所至。缅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我惭经济策，久欲甘弃置。”

寒风凛冽，雨雪刺骨，我们如此辛苦考试，究竟图个啥？我心荡然迷惘，不知所之。见到考编成功的朋友声势显赫，只能惭愧学习不认真，常为考场败军。

见老友如此消沉，崔二摆出炭炉，烧炭焚香，饮酒放歌。高适仍意兴阑珊：“金炉陈兽炭，谈笑正得意。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

“君负纵横才，如何尚憔悴？”崔二劝勉高适忍住泪水，切勿灰心。“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只要继续奋斗，总有得意之日。

雪夜拥炉，一席长谈，高适再次振作。他精研“考编”捷径，于50岁高龄重整旗鼓，果然枯木逢春，金榜题名。《旧唐书》惊叹道，唐代只有高适能以诗闻达：“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的考编史，就是一部盛唐科举制度利弊的生动侧写，更是大唐由盛而衰的写实之作。

高适像，立轴，糜耕云画作。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高适出身官宦世家，志向就是做官。只是唐代准备科举十分辛苦，必须读成书呆子才能上榜。《唐才子传》记载，高适瞧不起书呆子，少年时不愿认真上学，过着荒唐放纵的生活。“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

“博徒”，就是赌。高适年纪轻轻，不上学堂认真备考，却流连赌场。他过着白居易笔下膏粱子弟的快乐日子：“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评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

官宦大院里的乳臭小儿，既不读书，也不习武。以肥肉与精米饭喂成的娇嫩身体，如女人般吹弹可破。他们白天在赌场痛饮，晚上在高档会所欢会。除了声色犬马，他们一无所知。

高适少年时如此逍遥，自然依靠老父的钱包。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时平定高句丽叛乱的“左监门大将军”高侃，封爵“平原郡开国公”，三子沾光，恩荫出仕。

高适的父亲高从文，位至“韶州长史”，这是著名肥缺。韶州（今日韶关一带）原是个不满两万户的“下州”，唐制不设长史(第二副州长)。但韶州地处大庾岭口，是中原与岭南之间官道大站，送往迎来任务繁剧。其次，开元初年，韶州境内开凿梅岭道，工程浩大，政务更为繁重，也可能是特设长史的原因。

岭南官员多是流放罪官，而广州是当时中国最大贸易港，富得流油。于是，岭南官场黑钱滚滚，贪腐无法无天。开元初年的韶州，既有来往罪官的大手笔消费，更有滚滚工程款。高从文的长史任满就辞官，显然宦囊已满。高适年少轻狂的本钱，十有八九来自韶州。

高适是有志气的，他流连赌场，却不忘创作，“才名便远”，声色场总能激发热烈沸腾的创作灵感。他也能静心读书，诗赋讲究用典，高适用典随手拾来，显然爱读“三史”(史记、汉书与后汉书)，遍览诸家杂集。只是当时“考编”重经学，高适却不读经。

唐初科举取士的主要途径，是“明经科”与“进士科”。两科考试都得死记经典与疏义，因此高适“耻预常科”，这也是盛唐才子的常态。

“明经科”与唐代的学校制度，融为一体。盛唐两京设六学二馆，州县各有学校，极盛时各地学校多达1200余所，学习内容专重两大经(礼记、左传)、三中经(诗经、周礼与仪礼)与四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与谷梁)。

学校每旬(10日)考试一次，考试内容是按照《五经正义》、《仪礼疏》与《周礼疏》，背出经文“大义”。学生必须在七年半内熟背九经原文与音义注疏，再以“三史”增饰文采，合格后才能参加明经科大考。

九经的原文不多，但由老学究编写的注疏十分冗长。翻开《春秋左传正义》的第1页，宋武公生了女儿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三字，因此嫁给鲁公。左传原文26个字，“杜注”“孔疏”与“陆音义”加起来多达456个字，全部背起来是十分沉重的。

明经科原本只考经文大义。聪明的考生制成备考攻略“义条”，对经典原文与注疏反而不熟悉。唐高宗永隆二年明经科的主考官刘思立，严词批评考生都是依靠备考攻略考试的草包，“多抄义条，皆亡(无)实才”。

于是，明经科大改革，加试默写原文的“帖文”，考生从此得逐字背熟《五经疏义》。曾任国子监博士的韩愈，对明经科考生填鸭背诵的字数大为惊讶：“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

熟背百万字，才能上考场。唐代札记名著《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天宝年代明经科的考试科目。第一场是以填充方式默写经典原文的“帖文”，而后以章疏体写10道“墨策”。

《唐六典》具体记载考试合格水平线，只要“文、注精熟，辨明义理”，就算“通”一经。默写能“通”两经以上，墨策不出大错，合格就能任官。理论上，这是很理想的“考编”模式。

中国以儒术治国。《三礼》使考生熟悉政府的理想结构与政策理念，《春秋三传》是最生动的兴亡教训，《诗经》涵养仁心，《易经》培养人生哲学，再以佶屈聱牙的《尚书》确保考生达到文言文最高水平。以九经为教材，足以养成一位以仁施政的儒者好官。

到了开元盛世，国土广及西亚，而儒家的拓张政策是近悦远来，首要急务不是将儒术推广至全亚洲，而是居“天下之牝”，使各族子民自安生业。唐玄宗特地加试《老子》，展现“大国者下流”的盛世气象。

制度虽然理想，考试却因“内卷”而变质。大唐第一学霸杨绾，批评“明经者但记帖括”，只会死读书，百无一用。

更糟糕的是，明经科成为官宦子弟的做官顺风车。唐代各级学校优先录取官员勋封子弟，“庶人之俊异者”需州县长官核准才能入学。形象地说，唐代学校类似今日昂贵的“全封闭寄宿学校重点班”，学生大多来自豪门，一律住校，严格填鸭，保证明经科上榜。

高适进学校是很方便的。他的父亲高从文是“正六品上”官员，高适若游学长安，有资格免试入学“四门馆”，接受全国最有效率的填鸭式经学教育。更有利的是，“长史”是主管州学入学的官员，高从文必然精通各种入学管道。只是高适少年时浪迹赌场，错过了记忆力最好的少年时期。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昩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的名作《塞下曲》，狠狠嘲笑苦读经疏的书呆子，考明经科是全无指望的。要做官，只能考进士。

然而，开元廿五年的科举改革，堵住了高适考进士之途。

《长安三万里》剧照，高适与李白。

进士考试得“自带流量”

进士科是抡选宰相之才的高端大考。明经科录取率约1/10到2/10，进士科则是1/100至2/100。《通典》记载，每年“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竞争惨烈，但一朝鱼跃龙门，就搭上官场特快车。进士被公认为“清贵俊捷”的尖端人才，官途大开绿灯，不在闲职上逗留，前途一片光明。

唐代特重进士科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拔擢平民为官。魏晋南北朝门阀盛行，当官先查“郡望”。李唐皇室的“陇西李氏”，硬比不上以清河崔氏为首的“四姓”。唐初，门阀根深蒂固，冠盖相望的朱紫大官多能在《氏族志》上查出家世，平民为官十分罕见。进士开放平民报考，考试更刻意跳过五经正义，只要写5篇言而有物的经世济民宏论，十分适合没有门道进学校填鸭的庶人才俊，以及少小不读经的高适。

测验考生是否具备宰相才，理应考策论。隋炀帝开进士科只考策论，只是当时流行虚浮骈文，难以言而有物。唐太宗贞观廿二年贡举的主考官王师明，曾以“其体轻薄，文章浮艳”为由，刷掉两位“声振京邑”的文豪考生，抑止考试卖弄文笔的文气。只是武后又把进士考试导回华丽文风。

武后有意以进士科提拔庶人从政，抵制以明经科巩固势力的满朝士族，因此亲自出手提高进士科影响力。只是武则天喜欢舞文弄墨，进士考试随之变质。《通典》记载，“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使“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上有所好，进士考试加考“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这两篇“杂文”，搞乱了天下学子的一池春水，激发出天宝唐诗热潮。

天宝十五年进士封演回忆道，进士考试的杂文是“一诗一赋”，有时“兼试讼论”，题目则“多为隐僻”。换言之，以怪题命题的诗赋，是进士科考试的决胜难关。但诗赋的评分是唯心的，并没有客观标准。于是，激烈“内卷”的考生纷纷“自带流量”，在考试之前打响自己的名声。

在《长安三万里》中出镜的岑参，是“自带流量”的典范。唐德宗时的名宦杜确，追忆了岑参的“流量”奇迹：“每一篇绝笔(完稿)，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

岑参出自南阳望族，是贞观名相岑文本的曾孙。家族历代“皆以学术德望官至台辅”，文坛人脉雄厚，只要写出佳作，就能号召“流量”。岑参精明抓稳时代风潮。

开元盛世崇尚以华丽文词写出盛世风景，原本喜好炼丹求仙的岑参，乘势推出“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的赋文体，大写“回拔孤秀，出于常情”的边塞诗。边塞诗并不是岑参首创，但是他的人脉最广，流量暴涨，29岁就进士及第。

若家世寻常，人脉不广，累积流量只能以勤补拙。玄宗时，每年到尚书省报考进士的各地书生“常不减千余人”，在学校苦读经书的学生也跃跃欲试。他们要打响文名，首先得拉帮结派，“互结朋党，以相渔夺”。而后拿着诗赋作品到处自炫，“权门贵戚，无不走谒”，营造声势，增加流量，“以此荧惑主司视听”。

诗赋两项，以诗为贵。因为赋是排偶用典的辞藻堆砌，写来都差不多，只要不被怪题难倒即可。因此，高适的《高常侍集》有八卷诗，却只有两篇赋。第一篇《东征赋》练习建安体，第二篇则是咏叹猎鹰的《鹘赋》，这个怪题似乎是当时文人练写怪赋的热门题材。

在《长安三万里》中出镜的李邕，也写了篇《鹘赋》，文气大同小异，都是考前练习。“诗赋欲丽”，写赋的追求是“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很难展现个人才情。

写诗则是真功夫，要拼流量，就得拼诗才。这就是《长安三万里》的诗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公开吟诗的原因。能够进士及第的文士，大多以诗攒流量。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由9岁开始累积文名，“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才能于29岁进士及第。

“稽山云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武周时进士及第的贺知章，逢迎武后喜好，以司马相如的浓艳文墨呈现家乡鉴湖风光，于36岁从容中举。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以“有文无行”著名，“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赌场酒中仙，薄幸无情郎，离经叛道也能攒足进士必备的流量。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若没有流量，诗圣也考不上进士。杜甫出身名门，更是神童，“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偏偏他在盛世讲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怪话，流量低落，无缘金榜。他24岁入京投考，“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只好和光同尘，到处自荐，奔走十余年。他早上到“富儿”门口拜谒投文，晚上跟在权贵肥马之后吃灰尘，厚着脸皮参加每一个能提升流量的应酬。

进士科考生汲汲钻营流量，就没时间老实读书。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杨绾批评进士只会“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学问十分空虚，“《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原本开元初年质朴奋进的社会风气一变，“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

自吹自擂，面无愧色；毒舌利齿大话国事，才能使点击量暴涨。开元天宝文人争取流量的风气，将唐诗推上顶峰，却动摇了社会价值观。

今日致富的捷径是当“网红”，盛唐发达的捷径是写诗。《通典》记载全国燃起写诗热，只要把诗写好，“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于是发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只是社会风气也随之堕落，“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

唐玄宗试图拨乱反正，开元廿四年，进士科加考“帖文”，舞文弄墨之前，必须于《礼记》与《左传》两部“大经”中选一部考默写。进士科考生大多不读经书，与高适同时期的进士封演写道，考进士自此难如登天，常考到白发苍苍，仍无法及第。他记录：“举人多于经不精，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只需死背经文的明经科，多于青少年阶段考取，若30岁才中举，已是“老明经”。而需“自带流量”的进士科，累积名气需要时间，更有帖文默写难关，能在50岁中举，已经是“少进士”。

白居易生动描述了考进士之苦：“悲哉为儒者，力学不能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贵为。”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大约在进士科加考“帖经”之时，高适开始“考编”。他考了多少次已难考据，但卡着“帖文”难关，考场失意是无可避免的。

考不取进士，只能争取“荐举”。唐代大官可以荐才，只要皇帝点头，就能做官，因此失意文士总是钻营权门。“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长史勤于推荐文士，诗仙李白也要苦求上门自售的机会。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年过40才到长安，考进士失利，只能随俗累积流量，到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他得到面见皇帝、展现才学的机会。偏偏孟浩然吟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当场翻脸：“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堪称盛唐求官最离奇的乌龙事件，《旧唐书》特辟专篇咏叹。

“忆昔游京华，自言生羽翼；怀书访知己，末路空相识。”高适努力累积流量，只是他结识“互粉”的知己多是兵曹等级小官，对涨流量帮助有限。他考不取进士，只能回梁宋(商丘)家中种田。“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托身从畎亩，浪迹初自得。”

“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种瓜之余，高适密切注意长安文坛动向，悟出流行趋势。年过50，他开始写雄壮边塞诗。《旧唐书》记载：“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诗篇)，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

高适的名气越来越大，访客不绝，他也到处打秋风，留下“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的名声。此时，与他交厚的诗友渐渐出头。李白受皇帝赏识，力士脱靴，贵妃磨墨，成为天宝超级网红。王昌龄进士及第，虽然经常遭贬官，但流量十足。老实的杜甫向唐玄宗献《大礼赋》，得到皇帝青睐，流量随之飙涨。高适与这些好友唱和“互粉”，有效提升流量，“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流量带来官运。宋州刺史张九皋是宰相张九龄胞弟，原籍韶州，可能与高适的父亲有旧交，利用“有道科”拉了高适一把。高适“考编”30年，总算金榜题名，只是“有道科”是官场异类，仕途发展有限。

唐代于“岁举”之外，另有不定期举办的“制举”。制举科目五花八门，由“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到“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都曾开科取士。

只是州郡推荐制举各科高士，同样依据流量。“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殷勤如有情，惆怅令人别。”王维之弟王缙自幼与哥哥一起冲流量，只需忘情山水，就连中“草泽举”与“文词清丽举”，轻松当官。

按流量遴选一方才士的“有道科”，不需考试，人只要被皇帝看中，就能当官。只是主导朝政的进士明经两派官员，都是考场闯出来的俊秀，对有道科常予排挤。罕有人知的是，李白曾被州官举荐有道科，诗仙不屑一顾，宁可到长安城痛饮狂歌找门道，飞扬跋扈冲流量。

年近六旬的高适得官封丘县尉(警察局长)，大为不满。唐代官场重视在朝为官，外放地方官低人一等。“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宁可辞去风尘末吏，重新找机会。

高适渴望做官，还有最后一条路。

悔不学弯弓

唐代的方面将帅与州县主官，可以自行“辟除”下级官员。这条道虽也是正式铨叙，但官运俯仰于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王之涣郡望“太原王氏”，名门人脉广，被辟除为衡水县主簿(秘书长)。但主簿由县令自行辟除，官途受限，王之涣很快罢官。“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淡珪爵，酷嗜闲放。”

要走这条路，必须跟对人。高适带着网红级别的流量“客游河右”，向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求官。天宝时的唐军也重文墨，哥舒翰发表高适为“左骁卫兵曹”，在大将军府“掌书记”。

“高生跨鞍马，有似并州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杜甫造访摆脱簿尉小官的高适，见他骑马十分威风，雄壮如同北地好汉，大为羡慕，问起职务，却只是个书记。杜甫好言勉励：“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旄。”在哥舒翰幕府熬十年，也是一方将帅！

杜甫美言成真。天宝十三年，哥舒翰入朝，带高适觐见皇上，“盛称之于上前”。高适自此春风得意，十年内开府建旌，进封渤海县侯。只是他的成功史里，藏着盛唐盛极而衰的黑暗宿命。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边塞诗总是热血沸腾，他本人却从未认真学习军事。

盛唐百年繁华，造成社会鄙视军人的怪状。反之，许多不知兵的文臣仗着大话，能够建旌带兵。安史乱起，高适以豪言壮语感动皇帝，跃升吐蕃战争关键战场的节度使。但他不会打仗，坐看吐蕃打进关中、皇帝逃出长安，他竟然束手无策。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与高适齐名的岑参，在安史之乱前夕坐到高仙芝幕府掌书记，虽隶军籍，却不懂作战，大乱来时只能坐观家园沦为废墟。

“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岑参深深悔恨少年时选择了以流量猎取功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