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饭局”，最直白的解释是宴饮、聚餐之意，但“饭”与“局”组合在一起，涵义却未免有点诡异，因为“局”这个字，在汉语的释义中包含着处境、情势与圈套的意思。

在中国，有一个很常见的说法，赴一场饭局，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意思是，在别的地方所办不成的事情，只要组一次饭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见饭局中暗藏着某种玄机，举凡人脉、资源、机会，都是在饭局中聊出来的；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更能起到增进情谊、联络感情的作用。可见饭局之于中国人，远不止吃顿饭那么简单。

对于中国人来说，饭局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我们读过英国人类学家香里·奥康纳的饮食专著《无尽的盛宴》时，却会发现，饭局不仅对于中国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外国人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于现代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古代人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部以饮食为透镜，探究古代饮宴活动，以及与这些饮宴活动相关的包括人物、事件、文化、环境等内容的历史人类学著作。作者以微观视角聚焦古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饮宴活动，既是为了以饮宴为切入点，将古代世界的身体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神话与宗教、魔法与信仰连接起来；同时也是以一个具体而微的细节，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来探索人类社会的本源。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奥康纳则认为，所有社会，无论大或小，简单或复杂，都离不开宴会。的确，饮宴处于生物物理和社会文化的交叉口，它既连结了社会、物质和神，也必然透露出其中的等级、仪式等关系网络。所以，奥康纳才会说，融入和理解一个社会的最佳途径，就是出席一次宴会。

建立在面包和啤酒之上的两河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地理位置包括现今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科威特的部分地区。生活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乃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以发明了啤酒和面包而著称，当野蛮人尚且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时，他们已经开始享用美食和美酒。

如果说是饮食、宴会和神明将苏美尔人的身份和社会凝聚在了一起，那么他们定居的城市，就是建立在面包和啤酒之上。

在美索不达米亚，正是对谷物的种植，要求当地的族群有定居的地方和集体的协作，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所有的农耕社会一样，面包是至善至美的食物，既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又能够与诸神共享；既可以用作“薪酬”，供应给那些新兴官僚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又能够当作他们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而啤酒作为“液体面包”，且不说其营养价值可圈可点，它同时也以饮宴活动为契机，将人与人、人与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苏美尔人来说，宴会和啤酒，构成了他们人际关系的核心。他们认为，是众神为他们提供了饮食，只有供养众神，人们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食物。所以，他们将供养众神作为获取神明庇佑的条件，城市则成为他们生产、分配和享用饮食的机器，众神、国王、城市和民众密不可分，饮食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点。

而国王则以神的代言人行事，饮宴成为他用以巩固社会秩序的工具，无论外交，还是内政，借由频繁举行的宴会，帝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

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帝国被古巴比伦王朝所取代，随之亚述人与他们分享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地。公元前609年，新巴比伦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遂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亚述人以暴烈和野蛮载入史册，亚述纳齐尔帕二世曾经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宴会。这次宴会历时十天，共有69574位宾客出席。在食物的清单中，除了100头肥牛、1000头小牛、14000只绵羊，以及大量的羊羔、埃雅鲁鹿、鸭子、乌苏鸭、鹅、麦斯库鸟、鸽子、斑鸠、鱼之外，另外还包括10000壶啤酒、10000囊葡萄酒、10000个容器的谷物和芝麻，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植物、牛奶和饮料等等。

宴会囊括了彼时世界上的精英阶层，酒食来来去去，娱乐节目纷纷登场，各种阴谋诡计和政治磋商也在欢乐的气氛中暗自进行着。在后世作家们的笔下，这次史诗般的宴会其实象征着这个东方帝国的江河日下，正是极端的感官享乐和挥霍浪费，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接踵而至的居鲁士二世被称为波斯帝国第一位伟大的君王，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征服欲与其贪婪的食欲不相上下。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把饮食当作自己的主要武器之一，一方面是武力征服，一方面将巨大的筵席当作一种分配权力、资源与财富的手段，彰显国王的仁慈之心。

国王的宴会方式反映了彼时的政治状况，出席者所穿的衣服、使用的餐具、获得的食物……无不象征着他们受国王宠信的程度。而国王则常常坐在帷幕之后，故意与他的属下拉开距离，“他能够看到他人，却不被看到，这是对于等级和权力的终极宣示”。

希腊文明的核心与蒙古饮食的意义

“我想不会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场面了，节庆气氛感染了所有人，与宴者在厅堂落座，听吟游诗人咏唱，面前的餐桌上满堆面包和肉，执事者从碗中舀酒，斟满他们的酒杯。在我看来，这就是尽善尽美。”《奥德赛》中的这段文字，可谓准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及时行乐相关的典型的希腊场景。

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世界，其实是由共食共生关系的仪式构建的。有证据表明，希腊精英阶层经常举行宴会，以确立统治地位，并在亲属和朋侪之间建立社交网络。宴会是他们除了战斗之外的最为频繁的活动：一边是长矛，一边是美食；一边是战斗，一边是盛宴，构成了希腊勇士日常生活的常态。

领袖们借宴会展示财富和权力，以获得声誉，提高权威，建立忠诚，缔造联盟；普通人借宴会激发同伴情谊和参与精神，从而创造和延续了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同。可以说宴会和战场，是荷马史诗中的一对权力竞技场，是能够标志和推动社会行动的事件的发生地。

事实上，对于希腊人来说，饮宴和交谈，战斗和政治，始终都是密不可分的，若被禁止上桌，就意味着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从这个角度上讲，是饮宴创造了希腊人的共同体，进而塑造出群体团结起来的动力，并将神圣和世俗连结起来。

所以，奥康纳认为，体现希腊文化的建筑固然是体育场、市集和神庙，但其中最重要的机制，却无疑是希腊版无尽的盛宴。

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相比，蒙古人常常被称作“无立锥之地而常常迁徙的人”或“被遗弃的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炖煮大块肉和肉汤的饮食方式，乃是由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四处漂流，并因之饱受歧视。但蒙古人同时又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创造者和现代世界的缔造者，是第一种世界性烹饪体系的创建者。

对于蒙古人来说，1240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在这一年，蒙古人有了正式的文字历史《蒙古秘史》，其中记述了一个改变了蒙古民族命运的王朝的开端，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基本的草原食谱和烹饪方法。

在《蒙古秘史》中，许多决定蒙古人命运的关键事件，都是围绕着饮食展开的：遭受排挤的铁木真兄弟四处觅食，在逃亡保命的同时，开始集结一群由血盟兄弟组成的队伍，并通过对食物的分配建立等级制度，逐步将其打造成一个强大而忠诚的战略联盟。从而清楚地显示出游牧民族的组织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中央化食物供给和控制。

事实证明，蒙古人的饮食方式完美契合了他们早期的生存状况，是分享稀缺资源、协商并维持部落团结的可靠方式。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当蒙古人最终放弃了这种饮食方式，进而醉生梦死、靡费过度时，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亦随之走向衰落，终于烟消云散。

传统的中国宴会与打开国门后的日本饮食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饮食文化既源远流长，又独树一帜，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精致和最博大精深的烹饪体系。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把在高档餐馆进餐，当作一种享受和特权，对于他们来说，餐馆既是一个庆祝重要事件的场所，又是一个捍卫正宗和延续性的文化堡垒。

中国的饮宴传统，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仪式典章所规定的礼仪规范，在彼时的中国，正式宴会对于各个层级的公务、出使、访问、地区集会和军事会议的运作，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宴会中，无论是食器、酒器或者其他物件的摆放，还是出席者所坐的位置，乃至上菜的顺序等等，也均代表着社会等级的差异，或有着某种宗教的象征。

世俗和神圣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通过食物得以确立的，餐桌与祭坛，构成了一个彼此相连的礼仪世界，甚而发展成为一种渗透着宇宙论的烹饪体系。其中，“五味”呼应着五行，与季节相对应；另外，还有很多食物呼应着“阴”、“阳”、“气”等观念，大到国家兴衰，小到人体健康，都可以通过烹饪的方法和食材的调配得以修正，是为一个文明赖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规范。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有着紧密的文化血缘，中国的饮食文化自然也深深影响着日本的饮宴。早期的日本饮食朴素而简单，到了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逐渐形成了一种精致与华贵的风格，诸如本膳料理，每道“膳”都由精美的食材精心做成，而且都有特定数目的菜肴。

一道道美食先被摆放在小桌上，然后端到宾客面前，既供品尝，又可观赏，而上菜的顺序、宾客所坐的位置，以及菜肴的数量和品种，都根据用餐者的地位而各不相同，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等级的物质化体现。

近代以来，日本迫于西方的压力打开了国门，新的食物、烹饪技法和饮食观念也随之更新。吃肉乃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变化，出于宗教的原因，古代日本曾经多次下达“肉食禁令”，到了明治维新前夕，肉食却成为改善国民健康的核心，不仅日本国民趋之若鹜，就连明治天皇也将肉食当作新宠，并将这一喜好在宫廷声明中公之于众，以激发一般民众对于肉食的兴趣。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在饮食的变迁中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