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捷克犹太裔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40周年忌辰。在距查理大桥几步之遥的一家砖场内，红瓦白墙前，几尊巨大的 “K”静静伫立。这便是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弗朗茨·卡夫卡博物馆，今年7月，一些珍贵的卡夫卡遗物在此被展出。

据捷克旅游局官网Visit Czechia报道：“这个引人注目的展览，是继都柏林的詹姆斯·乔伊斯和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之后的第三个城市作家系列展览。”

1883年7月3日，天气晴朗和煦。在布拉格紧邻圣尼古拉教堂的一所小房子里，一对新近结婚的犹太夫妇诞下了他们的头生子。他是家庭的继承人，因此，父母对这“瘦小但健康”的婴孩寄予厚望，便用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名字为他命名。他就是弗朗茨·卡夫卡，未来的法学博士、劳工事故保险局职员与夜班作家。

多年后，世界会记住布拉格的7月3日，不是因为波诡云谲的政治事件，而是因为作家卡夫卡。为何卡夫卡如此重要？在德语世界的图书馆里，以字母K开头的书架已然被有关卡夫卡的一手、二手文献占满。德国传记作家、卡夫卡研究专家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关键岁月》中写道，关于卡夫卡，“什么样的无稽之谈都被提出来过，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都像车轮一样碾过一遍卡夫卡”。

我们有存在主义的卡夫卡、精神分析的卡夫卡、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卡夫卡、作为“单身机器”的卡夫卡……这些论说文字有如飞蛾翅膀上的磷粉，扇动着，织造出无数迷障。但令人讶异的是，他们所能谈论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不过区区三卷残篇断简般的小说。

若以卡夫卡自己的标准来看，他还远没有完成他的作品。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在他身后，不顾其遗言，将长篇小说《审判》整理出版，一举而使卡夫卡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原型作家之一。

但即使经过精心修剪，卡夫卡的三篇长篇小说《审判》《失踪者》《城堡》，也依旧像采石场般空旷、杂乱，情节尚未完全成型。布罗德梳理出正文后，看着星散着的碎石屑般的草稿，卡夫卡似乎无力完成他的构思，以致它们最终被废弃。

不像那些拥有“自己的房间”的专职作家，卡夫卡身上涌流着和现代人相似的血液，他所经历的无间煎熬，具象化为其在小说《在流放地》中创造的那架行刑机器。他的苦痛，与现代人在格子间与流水线上体会到的麻木别无二致。

进入卡夫卡文学的要诀，在于我们不能将卡夫卡的作品与他的生活分开。它们紧紧相连，就像皮肤贴着血肉。结晶在日记、书信与小说里的生活，构成了卡夫卡真正的作品。而他的日记、书信，就是通向这些作品的通道。

一个文学地洞由此产生，在那里，卡夫卡挖掘得越深，光线就越稀疏。他的挖掘绵绵无尽，直至蚀空生活之山的山体使其崩塌。从这文字解体后的轰鸣与呜咽中，我们窥见了20世纪历史危机的先兆。而在职员与作家双重生活的重压下，他制造出了彻彻底底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

卡夫卡的房间

一个典型的卡夫卡式生活场景——周末，他待在他的房间里，想要写作。虽说是他自己的房间，但由于房间处在客厅与父母卧室之间，他的父母总会把它当成过道。当他面对空白稿纸集中精神时，身后就会传来父亲的长睡袍拖过木地板时的沙沙声。

随后，谈话声、脚步声、厨房炉门开关的声音、门铃声、金丝雀尖细的叫声，如同一壶水刹那间达到沸点，这些噪音全部涌向他的耳膜。

1911年11月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场景，题名为“巨大的噪音”。父亲与家庭中女眷们的吵闹让他近乎崩溃，那时他就在想，他“要不要打开一条门缝，然后像蛇一样爬到隔壁房间，趴在地板上请求妹妹们和那位女土能否安静一些”。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来自波希米亚西南部小城斯特拉科尼采往北七公里的沃赛克村。村内有一处独立的犹太街巷，被称为“小沃赛克”。他出生的1852年，犹太人仍被束缚在他们的身份与籍贯里。法律的系带紧紧缠住他们。

犹太人没有公民权，若除“被保护的犹太人”和“宫廷犹太人”之外的犹太男性要结婚成家，必须等待“家庭配额”。整个波希米亚地区仅有8541户配额，而只有当某户绝嗣时，此配额才会空出，留待购买。可以说，犹太人的出生、死亡、教育、职业选择，都受政府管制。直到1849年，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才获得法律意义的平等。

正因如此，当赫尔曼从那个仅有百余人口的村落一路来到布拉格，透过经商挤入城市中产阶层后，他便成为了儿子卡夫卡在其著名的长信《致父亲》中描述的形象。父亲是：“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

在这封写于1919年11月的长信中，卡夫卡描述了多年来折磨他的童年梦魇。那时他很小，几乎尚未记事。一天夜里，他不停地哭闹要水喝，但并非出于渴，而可能如信中所述：“半是为了要惹恼你（父亲），半是为了寻乐。”

几番威胁无效后，父亲将卡夫卡从床上拽下，关进阳台。穿着衬衣，赤足站立，任夜色如冰块般镇住他细软的身体。20余年后，那扇紧紧上锁并审判他的阳台门，仍让卡夫卡恐惧。

父亲的暴怒像锁舌般咬住这长夜，将他闩在原本应该馈赠给他的世界之外。他开始变得缺乏勇气，踟蹰不前，无力向父亲争得一个真正在心灵上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房间。

尽管在现实意义上，那个房间的确属于卡夫卡一人，可它像枯树般无法遮掩雨水，反而如贝壳般汇集着家中所有的噪音。他在里面待得愈久，就愈发与家庭疏离，没有人理解他作为写作者的精神生活。

但在这房间外，他所拥有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也是如此狭小。那仅仅是布拉格的几条街巷，步行几分钟就可走尽，卡夫卡却花费一生来丈量。即使出国，也只是短暂的周末旅行。除在德国淹留，一生中，他林林总总花在游览欧洲其他城市上的时间，只有约45天。

1902年，在给同上中学的好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卡夫卡仿佛带着一种预感般写道：“布拉格没有放开我们俩。这个小母亲有钩爪，我们只得顺从。我想，我们不得不在高堡和城堡区这两端点燃它，然后才有可能逃离。”

长久以来，他都梦想着逃离，逃离他“小母亲”般的城市，逃离父亲的控制，逃离父辈留给他的家庭产业。每当家中缺人手时，他都必须出现在自家店铺的柜台后。但布拉格是他的命运，他最成熟的写作深深嵌入这座城市稳秘的不安之中，就像印度苦行僧的影子渗入了石壁中。

在布拉格，1357年，第一位登基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赠予了布拉格犹太人一面绘有大卫之星的红旗。那时，钟情于波希米亚文化的查理四世将布拉格定为帝国的首都。在他治下，布拉格进入黄金时代，布拉格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也日渐繁荣。

这之后，历经兵燹，布拉格已不复是帝国的中心。到卡夫卡生活的时代，距上一次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1866年，也不过30余年。

六芒的大卫星自布拉格播撒出去，经由这图腾，一个新的犹太国族开始发芽。但在布拉格，它却沾上了血色。卡夫卡身后又过了20多年，他的三个妹妹，埃莉(Ellie，1889–1944)、瓦莱利(Valli，1890–1942)、奥尔塔(Ottla，1892–1943)，全部因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死。

说德语的犹太人

老城广场，布拉格敞开的心脏。捷克语与德语在一片空旷里交织。但自1620年的白山战役起，布拉格城中的捷克人不得不一直低语那段苦涩的历史记忆。

那场几乎将整个中欧焚为白地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信奉新教的捷克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却最终在白山惨败于天主教联军。哈布斯堡王朝血腥地清算了起义者。就在市政厅东侧，27名出身波希米亚各阶层的起义者被处决。

被皇帝认为是掷出窗外事件（捷克语：Pražska defenestrace）负责人之一的约阿希姆·施里克伯爵，在断台头下，拒绝向帝国派来的耶稣会教士忏悔。他随即被斩首，装进袋子，扔到一旁。布拉格大学校长、久负盛名的人文主义者扬·耶森纽斯博士在受刑前，被拔掉舌头，以示羞辱。

在这场动摇了欧洲秩序的冲突中，布拉格的“宫廷犹太人”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因其对维也纳政权的金钱支持，犹太人得以免遭兵祸，并在华伦斯坦等天主教贵族瓜分波希米亚时，获得大量不动产。

战败的波希米亚新教领主们，就如同四散于地，将要熄灭的火星。他们隐于角落，尽力保存最后的温热。白山战役的悲剧由此成为捷克民族奠基的圣迹剧。

正是在卡夫卡出生的那一天，因为奥匈帝国皇帝批准，将选民登记时所需满足的年纳税金额，调低一半，更多的捷克人获得了选举权。这导致捷克人在省议会选举中大胜，史上第一次超过德意志人，占据议会多数议席。

这便是卡夫卡生活的时代，一个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即使卡夫卡，在其生命最后，也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计划着在柏林短暂停留后，移居巴勒斯坦。虽然他一直用德语写作，但他同样精通捷克语，并且曾研究过意第绪语，一种当时被讲德语的犹太人视作粗糙、简陋、混杂的“克里奥尔语”。

1911年，一个意第绪语剧团来到了布拉格。10月时，有关他们的一切开始密集出现在卡夫卡的日记里。父亲激烈反对卡夫卡的新兴趣，一次卡夫卡把他在剧团认识的朋友、俄裔犹太人伊扎克·勒维带回家，父亲便指责卡夫卡“与狗同床共枕，必定会引来虱子”。

尽管如此，卡夫卡仍为他们的表演事业奔走。观看这些粗糙质朴的剧作时，他为之感动。后来，在勒维的表演会上，他甚至亲自登台讲演，为意第绪语剧作辩护。勒维不会忘记，这场由犹太大学生协会主办的演出，其具体事务，完全是卡夫卡一手操办的。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充满行动力的卡夫卡。但在这年2月21日的日记中，他分明写道：“瞬息之间，我感到浑身禁锢在甲壳之中。”他感到，他和父亲乃至整个家庭正滑向对立。

原因是，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想要让老卡夫卡投资，建一家石棉厂。石棉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而布拉格还没有石棉厂。老卡夫卡很欣赏卡尔的眼光，不过，生意人的警觉让他不能将这一大笔资金直接交给女婿，而是由家庭中的法律专家卡夫卡专门管理。

作为股东视察工厂的任务，挤占了原本属于卡夫卡的写作时间。流水线工作的非人性，让他难以忍受。1912年2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的观察：“昨日在工厂，女工们穿着令她们难以忍受的肮脏不堪的松松垮垮的衣服，像是刚睡醒似的那样披头散发，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不断发出噪声的传动装置和分散的，虽然是自动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停下来的机器，面部表情木然。”

慢慢地，他开始逃避去工厂，整日窝在家中，或者与他新结识的演员朋友们交游。之后，随着工厂经营状况日渐恶化，父亲对卡夫卡也愈发不满。齐兹科夫的那家小石棉厂，就如同一处暗疮般埋藏在卡夫卡一家人的心中。

最终，从这暗疮里，卡夫卡结痂出了他最著名的小说《变形记》。

捷克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在布拉格老城区广场上的金斯基宫 (Kinsky Palace) 前。他的父亲曾在那里开了一家商店。

写作，永无止境

1911年，在给上司欧根·普弗尔的一封致歉信中，卡夫卡写道：“办公室对我有着最清楚、最正当的要求。只是，它对我来说正好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从这双重生活里出来的路大概唯有精神错乱了。”

他过着一种属于办公室职员的静态生活，这种生活像细沙般铺开，形成绵密而枯燥的图案。卡夫卡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将这些生活的沙砾吹制成晶莹剔透的玻璃，而在这文学的玻璃上，我们窥见了自己的形象。

除了恋情，他的人生没有波澜壮阔的大事。理想状态下，卡夫卡平淡的一天会这样度过——仔细洗漱后，不及吃早饭，他随手拿上一片没有夹心的面包，不等电梯，这电梯总佝偻着身躯，吱呀作响。为节省时间，卡夫卡往往直接从楼梯下楼，大步跑上街道，直奔保险局。

他边跑边和门房打招呼，门房来不及回应，他便一闪而过。同事们见他大汗淋漓冲进办公室，就知道现在已是八点一刻了。卡夫卡上班总是非常规律地迟到一刻钟。但他深受欧根·普弗尔赏识，所以大家对他的迟到早已见怪不怪。

下午两点，卡夫卡下班，他会花上一个下午游泳、阅读、社交，而他最看重的写作，则留给深夜，他彻底孤独地面对写字台的时候。

他系在“写作”这个词上的不单有他的小说，也有小说外一切的文字。即使日记这种体裁，对他来说，也不仅仅是很多人认为的记录日常琐事。在他1910年最初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不会再丢下日记。在这里我必须紧紧抓住自己，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做到。”写作，就是他把握自我与世界的方式。

卡夫卡不像他终身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一样，过着专业作家的生活。尽管保险局的工作相较大部分工作而言，已经十分轻闲，但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花费了41年短暂人生中的大半修读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6月18日，他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三次博士学位考试，成绩为“及格”。

18年后，他因肺病在维也纳州克洛斯特新堡疗养时去世，留下布罗德补缀完成他的作品，而他自己则久久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