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90年前的1933年，随着纳粹主义病菌蚕食它祖国的进程日渐加速，德国作家、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被迫踏上流亡之旅。随之，一场争夺德国文化的暗战，在曼氏与纳粹间展开。离开德国初期，他曾向“文明世界”宣告：“我在哪，德国文化就在哪。”但因为种种政治分歧，直到生命最后，这位文豪也不愿回到他那背负了法西斯原罪的祖国。

一个写作者与知识人的形象如是在我们面前显影，旅居海外，晚年的托马斯·曼一直在日记里谈论歌德。尽管他已经透过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达成了自己与这位文学巨擘对话的夙愿，他细啄的词句复活了歌德，而歌德进入他文字的血液循环之中，更新着他的视野及思想。

人生最后几个月，仿佛有所预感，他不停地反刍歌德的死亡。“自然充满爱意地用诡计骗过了他……”曼氏描述歌德的临终，“他受过了苦，舒舒服服地缩在大沙发椅的一角，想休息片刻，打个盹儿，而他过世了。”

终其一生，他都对整数有偏爱。在《生活概要》一书中，他曾预言自己将在70岁时离世。但缪斯又赊给他10年光阴，让他为这化成瓦砾的旧世界继续书写，并反复咀嚼自己的荣耀与痛苦。1946年，他因肺癌动了一次大手术，手术瘢痕如同病句般盘绕在他身上。曼氏觉得，这就是他的第一次“死亡”，疾病句逗着他的人生，正是这时常罢工的肺启迪他写下杰作《魔山》。

1955年，在苏黎世的州立医院疗养时，曼氏已过完80岁生日。他很庆幸病房里有一只靠背椅，虽然比之歌德的沙发椅，它显得有些狭小，但他此刻所处的时代和歌德时代相比，不也像塑料袋一样失重？所以，一俟身体好转，曼氏就坐到靠背椅上，合上如泡皱的茶叶般的眼睑，追忆自己的一生。

最后两个星期，他感到身体内有撕裂感，仿佛一把把匕首将他静脉劐开，他承受着左腿如竹节般被剖开的剧痛。医生诊断说这剧痛缘自静脉炎，但实际上却是致命的血栓。为防止曼氏忧虑过度从而影响手术，医生与曼氏的妻子卡蒂娅·曼统一口径，向曼氏隐瞒病情，告诉他只需住院治疗6周。

曼氏没有怀疑，或许是不想破坏妻子的良苦用心。他给友人埃里希·冯·卡勒写信，调侃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一条腿真的比另外一条要粗整整一倍；但谁又能想到去比较他的腿的粗度！”

最后几天，他的女儿艾丽卡·曼一直在旁看护。女儿看向他灰绿色的眼睛，一汪蓝色从他幽深的瞳仁涌出，仿佛在询问女儿，自己这次是否还能够幸存，或者至少像歌德一样在靠背椅上死去。

大约是1955年8月12日晚8点，在经历了两天时断时续的昏厥后，卡蒂娅和艾丽卡注意到曼氏的面部表情忽然放松下来。他将面孔转向妻子，平静地闭上眼睛，仿佛要将死亡作为生命最终的音乐来倾听……

托马斯·曼

一个德国作家在埃及

他逝世前30年整，1925年3月，他离开冰雪初融的魏玛共和国，航向阳光如鲸须般柔软的南欧与北非诸国，几乎环游了大半个地中海。在埃及，隔着玻璃盖板，他久久注视法老埃赫那顿（Akhenaten）被层层缠裹在残损的华丽图案下的木乃伊。

埃赫那顿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生活在距今约3400年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他治下最具争议的事件，莫过于埃赫那顿的一神教改革。弗洛伊德在1939年时，据此段史实撰写了《摩西与一神教》一书，指证这位以色列先知的信条其实继承自埃赫那顿。

阿蒙霍特普四世废除了埃及的多神教信仰，尤其是对天神阿蒙的崇拜。因此，他将自己那源于阿蒙信仰的名字改为埃赫那顿，意为“愉悦阿顿”。阿顿是埃及的太阳神，埃赫那顿认为祂是唯一的神，而法老则是阿顿在上下埃及唯一的代言人。

为了摆脱阿蒙祭司阶层的束缚，埃赫那顿在底比斯与孟菲斯之间，兴建了一座名为“阿赫塔顿”（今阿玛纳）的城市，作为王朝的新都。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阿顿的地平线”。

14座巨大的纪念碑连缀出边界，杰姆-帕-阿顿神殿（Gem-pa-aten）被置于边界之内，神殿没有屋顶，一切都是敞开的。在这里，无须祭司协助，所有王室成员都可以透过高举双手，承接从神性的圆盘中流溢下来的阳光，直接与阿顿神交谈。

不过，在这位法老身后，他创造的教义被迅速遗忘。甚至埃赫那顿的名字也被从方尖碑上铲下，成为空白。十八王朝末代法老霍朗赫布（Horemheb），认为正是他离经叛道的信仰，造成了埃及的衰落。于是，他的神庙被废弃，他的雕像被砸碎，他的城市如海市蜃楼般消散在黄沙下。

多年后，当托马斯·曼回忆起那天在木棺前的感受时说道：“即使他是埃赫那顿，也不影响我所受到的感动。”曼氏看到的那具木乃伊，来自帝王谷KV55号墓穴。1907年1月6日，英国埃及学家爱德华·R·艾尔顿 (Edward R Ayrton)发现了这个墓穴。

它几乎不像是法老的陵墓。甬道里布满碎木屑，瓦砾淤塞其中，墓室极窄。其南侧的前室甚至尚未完工，一块红砖石标示出前室的所在，匠人们仅在这里深深浅浅地凿出一间核雕般纤小的壁龛。

托马斯·曼看向这位法老久已被凿去的金箔面具，它原本应该附在木质头像上，勾勒出死者生前的神色。不论其作为法老的威严，还是作为丈夫的柔和，都要在这薄如芦苇叶的黄金上显影。

但现在，出现在曼氏眼前的，不过是这神色的残迹。面具上只余下一条长长的眉毛、半只眼睛，其余都被剥去，显露出下方的木质头像。而头像上，历经三千年风蚀，已现出密如鱼鳞的裂纹。埃赫那顿那厚实丰润的嘴唇，早已消融在这汹涌的裂纹中。

埃及之行激起他的创作欲，一部小说在他脑海成型。1924年时，插画家赫尔曼·埃贝斯曾经请求曼氏为他的作品写一段文字，他刚刚创作了一套有关约瑟传说的画作。托马斯·曼由此注意到这个故事，他重读了《圣经·创世纪》中对此传说的叙述，并计划将之扩写成一部小说。

起初，他只想写一部题名为《约瑟在埃及》的中篇小说。1925到1926年间，他几乎是以考古学家的耐心，反复阅读犹太传说、埃及神话、巴比伦文学。但随着他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些材料逐渐撑破了中篇小说的壳子，深深地扎根于地下。与之相应，他原初的构思如今也变得枝繁叶茂，并且仍在持续地生长。

1926年12月初，他终于开始动笔。在写下最初几行后，曼氏意识到就算是一般长篇小说的体量，也无法容纳他的文思。两年后，他完成了400多页。1930年2月到4月，他又重返埃及，考察这约瑟故事的发生地。但他没有想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部小说一写就是19年，最终成为了四卷本的皇皇巨构。

与托马斯·曼写作这部小说几乎同时，纳粹在德国兴起，魏玛共和国崩溃，二战爆发。但曼氏依旧保持着他在一战前养成的工作习惯，他作为作家的一天近乎枯燥，上午9点到12点写作，下午写信、散步、读书、写日记，偶尔会有一些社交。

“一个人只有在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不工作的时间段是令人厌恶的。”曼氏说道。

一部作品完成，他第二天就会投入另一部作品的准备工作。每天，他都会手写3到4封信件，只有到晚年握不住笔时，他才开始口述信件。包括信件和日记在内，他每天都要写满5页稿纸。一生中，他写下的文字足足有十几万页。

当然，他并非一个他所宣称的“不问政治者”。在一战期间，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甚至因为他的立场，托马斯·曼和他同样是作家的哥哥亨利希·曼发生了一场笔战。

但和另一个君主主义者、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一样，他依然在这个变得陌生的国家里寻找着自己的坐标。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时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施特雷泽曼竭力推动法德两国和解，使战败的德国得以重返世界舞台。而曼氏开始写作《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时代，正是共和国短暂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在思想上，曼氏也愈发接近他一贯秉持民主主义立场的哥哥亨利希·曼。1922年，他作了名为《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为共和国的合法性辩护。

但阴影已在重新聚集，共和国的角落里，又响起充满仇恨的、兽性的、寡廉鲜耻的声音。1929年，施特雷泽曼因病逝世，魏玛共和国的政局愈发败坏。5年后，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赋予时任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绕过议会直接立法的特权。

很快，时代的狂澜就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1942年，托马斯·曼与家人在波罗的海的希登塞岛上。

被迫踏上流亡之旅

1933年4月10日，托马斯·曼拜托三子戈洛·曼，将一只黑色手提箱从慕尼黑托运到瑞士南部的卢加诺。三周后，包裹仍未送达。托马斯·曼开始不安起来。这只箱子重达38公斤，里面有几大捆笔记、手稿和落在慕尼黑书房的几本油布面笔记本，其内容包括日记和《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打字稿。

在5月19日时，这只装满曼氏多年笔耕成果的手提箱，终于抵达法国东南部土伦区的城市邦多勒，此地已偏离原定收件地约600公里。

德国边检打开了曼氏的手提箱，他们很小心地将其伪装成没有翻动过的样子，但曼氏却察觉到异样。箱中物什就像拆散后又重新拼合的拼图，有些文件已然遗失，曼氏将他与出版社签约的合同放在箱子最上层，这份合同被边检扣留，寄送给了慕尼黑的税务部门。

但真正让曼氏焦虑的，是箱中捆扎好的笔记与拥挤在一处的油布面笔记本。这是他自1896年至今记下的50本日记，他迄今为止全部的隐秘，他所有的私人见解，都蜷缩在这一捆捆卷曲的纸页上，或被装订在厚实的油布面下，仿佛极地长夜的暗涌被装订在缄默的浮冰下。

即使他最信赖的妻子，也不被允许翻阅这些记录。在让戈洛·曼寄包裹时，他正色对儿子说道：“我相信你知道分寸，不会去读这些东西。”

戈洛·曼后来回忆，他很认真地听从了父亲的告诫：“去包装这些文件时，我还专门把自己锁在他的书房里面。”所以，对于日记中的隐私有可能被窥探这件事，托马斯·曼深感恐惧。经过漫长的犹豫后，1944至1945年间，他烧掉了其中一部分。

不过，身为一个写作者，他实在无法割舍这些出自他血肉的文字，假使它们一旦公开，就会毁掉他作为名作家的清誉。在危险丛生的流亡岁月里，日记有时径直代替了文字创作，当他的笔头枯干、焦灼时，他就逃遁到日记这温暖、幽深的地洞中去。

托马斯·曼的流亡并非他主动的选择，至少，当曼氏一家围聚在慕尼黑的炉火边，一同度过1932年圣诞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成为那个德国的敌人。

但曼氏一家都对即将登上权力巅峰的纳粹极度反感。家中的小儿子，年仅13岁，仍在新博伊恩寄宿学校上学的米夏埃尔·曼，在观看过盛大的“波茨坦日”庆典的翌日，写信告诉母亲，他听见“德国男人在一个德国之夜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而他“几乎要作德意志式的呕吐，以更德意志的方式拒绝参加第三帝国的建国日活动”。

合家团聚时，人们总是会更安心些，困守在室内，照看闪烁的炉火，即使政治的风暴也只成为窗玻璃上的细小噪音，如同时代的一条尾注，在翻阅时被轻轻略过了。艾丽卡·曼在筹备她的小品剧《胡椒磨》，由她本人担任主演，克劳斯·曼为她写作了一部分台词，这出凝聚了曼氏姐弟心血的剧作，于1933年元旦在宫廷啤酒馆的“糖罐剧场(Bonbonniere)”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可反犹主义已经开始裹挟这个举世闻名的文人家庭。托马斯·曼合作最多的费舍尔出版社迫于压力，不得不撤换了文学杂志《新评论》的主编鲁道夫·凯瑟。鲁道夫是犹太人，任职主编期间一直恪尽职守，作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是最早为爱因斯坦作传的人之一。

克劳斯·曼认为，这意味着费舍尔一家即将投入纳粹怀抱，在他看来，费舍尔选择的新编辑，一个金发、瘦削的一战老兵，是一位“年纪不小的‘流浪者’，对文学一窍不通”。但讽刺的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本身就有犹太血统。

托马斯·曼为家人们朗读了他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研究报告，题为《多难而伟大的理查德·瓦格纳》，他受邀于1933年2月7日在慕尼黑大学作此演讲，以纪念瓦格纳50周年忌辰。

曼氏的几个儿子都无法理解父亲对瓦格纳的迷恋。对此，原《法兰克福汇报》编辑蒂尔曼·拉姆评价道：“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有问题的那些方面，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跟纳粹相通的方面，民族神话和让人疯癫的那些东西令人作呕。”

诋毁曼氏此次演讲的人，显然不懂得曼氏运思的微妙。他将瓦格纳的作品置于19世纪文学的谱系下，与左拉、托尔斯泰、易卜生对比，曼氏以尼采哲学的透镜窥视瓦格纳，发觉“瓦格纳的天才形成于一系列纯然的业余创作”。

瓦格纳希冀在舞台上呈现一切，他称其为“总体艺术作品”，但在曼氏看来，“将多种艺术整合的理念本身便具有某些业余创作性质，倘若他没有以最坚毅的力量征服所有这些艺术，使之隶属于他无与伦比的表达天才，这一理念还真的会滞留在业余创作阶段。”瓦格纳的诗作有时显得幼稚，它们是被他非凡的音乐充实成为文学的。他的音乐是高度文学性的，仿佛间歇泉般从“文化的神话深层”涌出。

托马斯·曼没有想到，演讲后仅过了两个多月，4月16日，一封名为《来自理查德·瓦格纳的城市慕尼黑的抗议书》的公开信，使他在第三帝国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写作颓废的“沥青文学”的非德国人，一个“附庸风雅者”，一只替罪羊。

再给战争一部小说的时间

“自从我第一次接触到瓦格纳充满魔幻的作品并开始占据它、以我的感悟研究它以来，对它的偏爱就伴随着我的生活。作为享受者和学习者的我永远忘不了得惠于它的东西，永远记得置身于剧院人群之中享受那孤独、深切的幸福的几个小时，永远记得那充满神经和理智的敬畏和快乐的几个小时，永远记得那充满对这样的艺术所包含着的、激动人心而又庄严伟大的深长意味的感悟的几个小时。”

这是托马斯·曼的瓦格纳50周年忌辰纪念讲演里的一段话。4年后，在苏黎世大学，当流亡中的曼氏受邀再次就瓦格纳作一次报告时，他又引述了这段话。彼时的他仍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寻常的学术讨论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迫害。

导致他流亡的那封恶毒的公开信，由慕尼黑许多德高望重者签署。因为这封信，曼氏在慕尼黑的房产被查抄，汽车被拖走。于是，他便给巴伐利亚的帝国地方长官弗朗茨·冯·埃普骑士写信申诉。

这封信非但没有中止这荒谬的迫害，反而引来了党卫军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介入。5月底，曼氏家中财物被彻底没收。6月，海德里希又签发了一份保护性拘留令，若托马斯·曼回家，他就会被警察以保护之名拘捕。

但他仍在写他的约瑟的故事。或许，在动笔时，他又听到了铁锨凿向埃赫那顿面具时的钝响。3年前，他漫步在那位法老营建的神殿中，风穿缝于廊柱之间，像天空脱下的一顶斗篷，沿着西侧一路行去，遍地可见法老雕像的碎片。

如今，在德国，他的名字也如是成为碎片，散落在落井下石者的詈骂与冷嘲之间。

他不想让他的声音在德国消失，尽管他的家人们都催促他放弃德国国籍。但曼氏不甘心自己的财产被无故剥夺，所以他想尽量避免与德国彻底决裂，以争取时间抢救他的财产。曼氏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又被迫缴纳97000帝国马克的逃亡税，他因此损失了一半资产。

毕竟，像歌德一样，斗士托马斯·曼的横眉冷对之外，还有一个踟蹰不前的小市民托马斯。1933年9月时，他仍希望《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能够在德国发行。克劳斯·曼提醒父亲：“一个让人充满厌恶之情离开的国家，根本就不值得让人把最美好的东西托付给它。”

这年12月初，父子俩发生了争执。托马斯·曼感到困惑，自己是否应该加入所谓德意志作家帝国联合会。克劳斯·曼坚决反对父亲，并认为父亲的妥协“可悲之极”。作为折中，曼氏给联合会主席写信要求免去他的入会手续。

但12月22日，仍有人送来联合会的表格与声明，要求曼氏签字。曼氏拒绝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就是彻底破裂，还有结束了。”

对托马斯·曼的迫害，于1936年12月达到顶峰。这一年，柏林奥运会落幕，纳粹终于亮出磨亮已久的獠牙。曼氏一家被集体褫夺了德国国籍。

不过，曼氏的儿女反而以被纳粹褫夺国籍为荣。得知消息，三子戈洛·曼感到不快，因为他未及像姐姐艾丽卡和哥哥克劳斯一样，靠自己挣得这份荣耀，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屈就”。

这一年，曼氏写出了他最有力的政论作品——《波恩公开信》。起因是在他被除籍后，波恩大学取消了1919年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头衔。在信中，他预言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纳粹终将走向末路：“那一时刻的到来或许并不会太久远了，到了那一时刻，德国人民最不希望的，就是把他们跟纳粹混淆在一起。”

流亡并没有使托马斯·曼全然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在反纳粹方面，曼氏态度极为坚决，并且身体力行。二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定期为美国广播电台录制《致德国听众》节目。

在大洋彼岸，他完成了共和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他原本以为，写完这部沉淀已久的巨著，战争就会结束。

但1943年1月，当小说第四卷《赡养者约瑟》定稿时，连斯大林格勒与北非的战事都尚未结束。在写下一部长篇小说之前，曼氏甚至用约瑟故事剩下的些许素材，创作了关于摩西的中篇小说《律法》。

1943年3月17日，一如往常，托马斯·曼翻阅着自己的日记。当他翻到第7本时，忽然看到三行字，是他1904年时写下的一条创作计划：“梅毒艺术家形象；作为浮士德博士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这种毒药具有迷醉、刺激、激发灵感的作用；允许他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创作天才般的、神奇的作品，魔鬼向他伸出援手。但他最终还是去见了鬼：脑软化。”

于是，他用6年时间，为这40年前的创作计划画上句点。他将这部小说视为他最后的创作，他“一生的忏悔”。曼氏不仅通读了所有版本的浮士德故事，从1587年的《浮士德博士民间故事书》到马洛与歌德的戏剧，也将他最为推崇的哲学家尼采及曼氏自己的生平搅碎，铺入其中。

小说最后，主人公阿德里安的人生上升为20世纪历史灾难的象征：“德国，它的面颊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于是用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今天，它正在倾覆，被恶魔缠身，一只眼睛被它的一只手蒙住，另一只眼睛盯着恐怖发呆，它每况愈下，从绝望走向绝望⋯⋯愿上帝宽恕你们的灵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