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沙俄与奥匈帝国对普热梅希尔（Przemyśl）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争夺。在战争压力与种族主义的催化下，奥军与俄军都对各自控制下的“不可靠”民族进行了残酷迫害。

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沃森（Alexander Watson），在《血色要塞》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场打开种族清洗魔盒的战斗。正如沃森所说：“城外旧要塞的遗迹……有力地证明了文明多么脆弱，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文明会如此突然、如此可怕地结束。”

东线的迷失一代

今天的普热梅希尔，是一座波兰东南部的边境小城，人口6万出头，在波兰都要排到50名开外。绝大部分市民都是波兰人，但穿城而过的桑河（San）西岸有一座1909年竣工、今已损毁废弃的犹太会堂。城中还有一座教堂名为圣若翰洗者主教座堂，17世纪始建时属于耶稣会，1991年由罗马天主教会捐给了希腊礼天主教会使用。

希腊礼天主教会源于16世纪，是一个有着自身坚实传统的社群，与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从这些遗存来看，普热梅希尔似乎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纯粹的波兰城市。

事实上，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波兰人在普热梅希尔的比例连一半都不到。市民中有22.2%是希腊礼天主教徒，29.7%是犹太人。族群身份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教派划分的，但也并不绝对，比如城中的犹太人主要就信仰东正教。同时，自19世纪末以来，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渗入了历史悠久的普热梅希尔，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强调波兰身份的市政委员会。

今天普热梅希尔的许多景点就源于这段时期，比如密茨凯维奇（Michiewicz）的雕像。1929年，鲁迅在一篇杂志文章中说密茨凯维奇：“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

在新旧精神的激荡中，普热梅希尔似乎也是巴尔干炸药桶旁边的一枚小鞭炮。当然，这枚鞭炮并不算小。尽管普热梅希尔百年前的人口和今天差不多，却是奥匈帝国排名前20的大城市——普热梅希尔当时属于奥匈帝国，还是一座重点布防的要塞城市。

至少从15世纪以来，族群杂居就是普热梅希尔的常态。民族主义为城市带来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波澜，制造、虚构或夸大了矛盾与不平等。从和谐杂居到清一色波兰人的演变历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最终完成。沙俄、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都发挥了不容忽视和遗忘的作用。然而，这一切的起点，是1914年9月16日至1915年3月22日的普热梅希尔围城战。

这场战斗最常见的标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时最久的围城战”，透着一股无聊猎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味道。对于普热梅希尔会战的意义，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讲得更有见地：“这场混乱的围城之战，教会了希特勒如何压迫和摧毁犹太人等‘不受欢迎’的民族。”

普热梅希尔围城战影响到的不止是少数族裔，甚至不只是青年人。大战的记忆大多来自当时的年轻士兵，也就是所谓的“迷失的一代”（又名“失去的一代”）。1898年出生的德国作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中描绘了19岁的学生保罗·博伊默尔和他的同龄战友们，只有少数三四十岁的人。但普热梅希尔的情况正好反了过来。

与奥匈帝国的绝大部分要塞一样，守卫普热梅希尔的主力是37岁至42岁之间的国民军。他们中有桥梁工程师、中学教师、烟草专卖局官员和高校物理学研究员。正如沃森所说：“所有男人身份的象征——财产、工作、妻子和孩子，甚至是他们生活的社会——都可能随时被夺走……他们才是真正的‘迷失一代’，深受其害，还要在残酷的战后世界漂泊。”

除了战争本身的过程以外，《血色要塞》更深入而动人地讲述了战争对人本身的冲击或者改造。

卡夫卡式的抓特务

《血色要塞》中配有30幅中插，其中第9张描绘了战场上的一次绞刑。绞架上吊着一名身穿黑袍、戴着手铐的希腊礼天主教牧师。一名掐腰昂首的匈牙利士兵拿手枪指着死者，显然自以为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

早在普热梅希尔尚未被围的8月2日，该城所属的加利西亚省（Galicia）就宣布实行戒严，城内则成立了堡垒指挥法庭，由城防司令库斯马内克（Kusmanek）中将主持。法庭的效率很高，开战第一天就在全省抓捕了4000多人，美其名曰“预防性拘留”。

许多被捕者的遭遇，很像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K。在一个“晴朗的早晨”，K稀里糊涂地被捕了。他被带到一名监察官面前，想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他得到的回答是：“这里的先生们和我本人在你的案子中都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实际上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甚至不能肯定，你是否被控犯了罪；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你。你被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在现实中，嫌犯被捕确实不是因为有人控告，而是因为他们上了地方官员偷偷拟定的叛徒名单。其中就有米海洛·祖布里茨基（Mykhailo Zubrytsky），普热梅希尔城南村庄的一名希腊礼天主教神父。

普热梅希尔被围前一周，他被宪兵逮捕，因为有流言称他曾公开说过：“俄国人就要打到这里了，这对我们而言会更好。”这是无稽之谈。毕竟，就连唯一的证人都否认祖布里茨基说过这样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关进了普热梅希尔城内的集中营。3000多名被关押者，最终将有一半以上死于处决、殴打与恶劣的环境。

要塞被围后，库斯马内克发出公开警告：“只有采用无情的严厉手段，特别是针对有影响的人，才有可能扼杀目前民众中的叛逆运动。”而从祖布里茨基神父的遭遇来看，所谓的“叛逆运动”有多少真凭实据，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官方档案中，非波兰裔工人也变成了“亲俄”工人。

这种战争应激反应造成了长期的后遗症。普热梅希尔陷落之后的几年里，乌克兰人群体中都流传着一个真真假假的故事，说库斯马内克曾宣称：“哪怕只有一个罗塞尼亚漏网之鱼留在了普热梅希尔城中，我也不能保证这座要塞固若金汤！”

讽刺的是，流离失所的罗塞尼亚人里反而出了真叛徒。罗塞尼亚人说乌克兰语，基本与希腊礼天主教徒群体重合。除了被赶出城的人以外，至少有十多座城外的罗塞尼亚村庄被夷平。周边地区无力接收数量庞大的难民，不少人只能跑回故乡，在敌军与要塞之间的无人区求生，沦为“流浪的游魂”。当俄军前来友善地问路时，对地形了如指掌的难民有时就会成为带路党。

种族清洗的序幕

当然，暴行是发生在战线两侧的。正如沃森所说：“沙俄军队上下对于所谓的种族理论十分热衷，早早接受了一种固定的种族观念，在辨识犹太人方面，并不看重血缘，反而以‘不可磨灭的种族特征’为标准。”20多年后，纳粹医生用游标卡尺测量人的鼻梁骨尺寸，观察头发的颜色，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

这种相当不准确的迷信源远流长，只是在19世纪披上了客观科学的外衣。而早在纳粹上台20年前，俄军就已经预演了“种族科学”的大规模系统化应用。

普热梅希尔围城战期间，俄军总参谋长是尼古拉·亚努什科维奇将军（Nikolai Yanushkevich），一名特别偏执而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在他的推动下，俄军对占领区内的犹太人进行了逐步升级的迫害，先是没收土地和剥夺公职，到了1915年初更是允许下级军官、士兵和文职官员任意支配加利西亚犹太人的命运。

1914年底，俄籍犹太人民俗学家与剧作家S. 安斯基（S. Ansky）到东线战区救济朝不保夕的犹太人，同时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写成《人为刀俎：一战犹太人定居点行纪》一书。他在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被迫先亲手吊死自己的父亲，然后才能上绞架。还有一个人脖子套上绳索，拴在马后面，活活在街上被拖死。

奥匈帝国迫害罗塞尼亚人的消息传来后，俄军认定背后是犹太人在捣鬼。亚努什科维奇将军义愤填膺地控诉道，“我们每次调整行军路线以备战略性撤退时……犹太人则向（奥地利）德国人告发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民，奥匈帝国军队随即对他们施以残酷暴行。”

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迫害罗塞尼亚人的是奥军当局，而且出发点与俄军迫害犹太人如出一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更为种族观念的残暴释放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到了1915年夏季，已经有5万加利西亚犹太人被俄军赶出了家园。

那么，“亲俄”的罗塞尼亚人总该受到俄军的优待吧？可惜，“亲俄”这顶帽子是奥地利人给的，俄军给同一批人戴上了另一顶名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将他们视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最重要阻碍。于是，沙皇立即采取了“斩首”行动。尽管在程度上略有不及，但在性质上却与后来的纳粹别无二致。

加利西亚省宗教领袖、希腊礼天主教大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Andrei Sheptits’kyi）曾公然表示：“我们的皇帝正在与莫斯科沙皇交战……沙皇无法忍受我们在匈牙利帝国享有民族和信仰自由，他想要剥夺我们的自由，将我们套上枷锁。”9月中旬，大主教被撤职并押解到俄国。

1915年5月，普热梅希尔被俄军攻占。不久，奥军在德军支援下夺回这座要塞。战后，奥匈帝国崩溃，普热梅希尔又被划给了新生的波兰共和国。但是，战前多种族和平混居的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波兰人与罗塞尼亚人之间爆发流血冲突，与波兰人合作的罗塞尼亚人都有被暗杀的风险。到了1931年，普热梅希尔的罗塞尼亚人比例已经下降到了7%。

纳粹的反犹主义更加极端和暴力，但早在希特勒为了逃避兵役而故意装病的时候，普热梅希尔就已经预演了种族清洗的惨剧。正如沃森所说：“帝国主义将多民族的东加利西亚视为试验和改造之地，极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事管制的共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就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