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民党军将领孙元良，2007年5月25日在台北去世，享年103岁。新华社发布通稿，称“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一期校友”，并回顾其参加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经历。孙元良之子孙祥钟，亦即著名电影演员秦汉，接受采访时说：“父亲本身并不好斗，他不喜欢战争，只是在对抗日本侵略中，恭逢其会而已。”

网络上的关注重点，与官方媒体截然不同。孙元良多次在打败仗后安然脱身，尤其以1937年南京保卫战后的经历最受关注。网络上谵妄的狂欢，将此事渲染夸大，为孙元良送上“飞将军”的绰号。事实上，关于孙元良南京脱险的说法纷纭，彼此间不无矛盾。想要对这场罗生门有个认识，还要回到1937年的那场战役。而这一战，也是孙元良戎马生涯的转折点。

南京沦陷前后

1937年11月上旬，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局势发生转折。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淞沪中国军队侧背。为保持部队实力，进行持久抵抗，中国军队统帅部下令结束会战，数十万部队分头向内陆撤退。

孙元良指挥的第88师，是淞沪会战第一批参战部队，从1937年8月13日当天就投入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围攻。该师在闸北几经鏖战，五轮补充，打满全场，虽然疲惫不堪，依然顽强坚持，颇能显示战前整军的成效。

第88师源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是蒋介石的亲兵。大军后撤之际，蒋介石点名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向各国彰显中国的抗战决心。孙元良认为此举毫无意义，几经争取，改为留下了一个加强营，对外号称一个团，中校团附谢晋元指挥坚守闸北四行仓库。这就是日后扬名中外的“八百壮士”。

撤离上海后，第88师移驻南京休整。其他军、师及后续增援部队，进入吴福线、锡澄线、广泗线国防工事据守，在日军追击下且战且退。随着江阴要塞失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4个师团又2个支队，在海军配合下，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形成合围。孙元良和第88师，又走上了战争第一线。

第88师奉命坚守中华门及城外雨花台地区。12月4日，孙元良在金陵大学旁旷地阅兵，召集全师军官训话。他说，日本人不是打不死的，事实证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和这次上海抗战，我们打死了不少日本官兵。我相信，雨花台是能守住的。

其时，南京城郊淳化镇、湖熟镇已经发现日军影踪，随后就是炮火相闻。12月6日，首都卫戍司令部宣布市区戒严。次日凌晨5时，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同一天，日军全线发起进攻。第88师阵地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华门一段城墙之上无掩体，官兵颇有死伤。

12月10日，日军突击至雨花台，与第88师全面交火。雨花台原是风景名胜，如今已经被改造为肃杀的防御工事，竭力布置密集火网。日军战史描述“以水泥碉堡为中心，布满了铁丝网。在这一片具有风雅名称的丘陵上，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发出可怕的声音，机关枪猛烈扫射，在周围溅起尘土”。但是，进犯日军仅第6师团就有62门7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第88师在雨花台阵地只有4门山炮，在日军占压倒性优势的火炮轰击下逐渐不敌。

鏖战到12月11日夜，雨花台阵地上的第88师旅长高致嵩、朱赤、廖龄奇，认为局面已到最恶劣的地步，内无弹药，外无援兵，伤兵得不到救治，继续坚持没有意义。他们向位于中华门的师长孙元良建议放弃阵地，向城内撤退。但是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誓与南京共存亡”声犹在耳，孙元良不敢下达撤退的命令，此事遂不了了之。

友军第87师副师长陈颐鼎回忆，12月12日晨，他对面的日军活动沉寂了下来，枪炮声集中到了雨花台方向。因为，日军第6师团、第114师团对第88师发起总攻。上午10时，雨花台主阵地陷落，朱赤旅长以下官兵六千余人殉国。高致嵩旅长率部退入金陵兵工厂，继续抵抗，阵亡于此。

廖龄奇旅长率领残部数百人突围，向南京城退却。但中华门已经堵塞封闭，门楼上又无长梯、绳索等物，无法将他们撤入城内。孙元良和城上官兵，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数百人在日军火力追击之下，沿着护城河撤向长江边。廖龄奇在南京保卫战后转入第74军，1941年第2次长沙会战时担任第58师师长，以临阵逃脱的罪名遭到枪决。

雨花台失守，日军第6师团打到中华门下，其他各路日军也逼近南京城垣。围城变成了危城，崩溃在旦夕之间。下午5时，唐生智召集各部将领在他的公馆开会，二十分钟的会议只布置了一件事：撤退。虽然首都卫戍司令部指定了撤退路线，但是大多数部队并未执行。有些军长、师长甚至没有回到部队传令，就跑到下关，抢先找船渡江逃跑。

声称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乘小汽车到下关渡江逃跑了。教导总队参谋刘庸诚清晰记得，唐生智当时“头上戴了一顶红绿色鸭绒睡帽，顶上还有一个彩色帽结子”。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以下诸多高级官长纷纷渡江。撤退时战死的将军，仅有兼任首都警察厅长的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一人。

逃亡的将军们到了安全的江北，汇聚到一辆铁甲列车的指挥室中，抽着烟互相询问情况时发现，孙元良不见了。自唐公馆会议开完之后，就没有人再见到他。到了1938年初，第88师突围官兵集结重整时，孙元良仍然没有出现。

1937年12月，南京，中国军队的重机枪阵地。

逃脱经历众说纷纭

民族危亡的时代，集体意识会以过度想象去塑造偶像。孙元良历经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变得声名赫赫，多次接受报纸采访，在民众心目中必然是一位道德上的楷模、视死如归的猛士。孙元良失踪之后，传闻开始蔓延，有说他战死疆场的，也有说他突围时溺亡的。

1938年1月28日，一条密电从苏北传来，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韩德勤汇报“八十八师孙师长元良已脱险抵泰县”。殉职的传言消失，但孙元良如何从南京脱身，又成了引人注意的话题，甚至愈演愈烈。近百年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人物有各自的叙述立场，孙元良在南京失守后行踪这一件小事，竟然产生了种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国民党军官葛天，自称1937年时担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又称1938年起追随过国民党军将领汤恩伯十余年。1949年5月，他在任浙江省台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被起义的地方部队逮捕，后留在大陆。1962年6月，他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中涉及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后的情况。

葛天说，孙元良能够躲避日军的屠杀，是靠了一个叫卢则文的人：“他同孙元良在苏州东吴大学时是同学，卢则文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元良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到卢则文事先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他去的时候连他的卫士亦不知，恐怕这个可耻的消息被别人知道。”

“他住在公使馆知道了守南京的将领从唐生智起到各师长止，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办，于是他就离开公使馆躲到云南路336号（即鼓楼四条巷5号隔壁，这两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准备离开南京。他化装成一个马车夫，通过下关离开南京到了苏北的韩德勤部，然后转到汉口。”葛天称，孙元良躲进公使馆的事情，是由卢则文转告给知己、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而后流传开来。

卢则文抗战期间曾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蒋介石曾直接点名他研究战区政工人员监督办法，1949年留在大陆，曾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张柏亭在第88师工作多年，从参谋、参谋处长晋升到参谋长，南京保卫战后长期担任幕僚工作，1949年去台湾。两人都留下一些回忆文章，但从没提过孙元良南京突围一事。

孙元良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抗战初期任第36师师长，他于1961年2月发表的《南京守城战》一文中，同样提到了孙元良在南京沦陷后的经历，细节丰富，却和葛天的说法大相径庭。“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

两篇文章写作时间接近，但葛天的文章到2002年才发表，不如宋希濂的那篇传播广泛，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检验。战后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宋希濂的说法，但又评论了几句：“孙元良之能苟全性命必定是由于他善于化装，装得像一个垂死的病夫、老者或残废人。否则，他是不可能逃脱日寇的魔掌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理由是“日寇对安全区所收容的难民曾一再进行过‘甄别’和‘鉴定’；凡稍有丈夫气概或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而遭到逮捕，送去集体屠杀。”

个人间的恩怨，对宋希濂笔下孙元良的形象不无影响。宋希濂还写到，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打中华门时，孙元良“率所部二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退却，企图过江”，被宋劝回。宋希濂另一篇回忆文章，提及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徐州守军情况时，也不忘埋汰一句“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将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

孙元良的回忆，同样显露出对宋希濂的不屑。他提到南京沦陷时：“清闲得没有放过一枪的部队（宋希濂率领的部队是其中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老早便完整地从下关上船，渡江北去了。”如此互相鄙视的关系之下，宋希濂纵使没有自己编造，恐怕也是挑选了传闻中最不堪的一种。

南京沦陷后一个多月的经历，是孙元良当时面对的最大难关，也是日后他一生名节的重大疑点。几十年来他反复阐述，多方解释，形成了更多的说法，与宋希濂、葛天的“躲避说”截然不同。

1938年1月29日，随韩德勤的电文，孙元良报告了他在南京沦陷后的经历：“职率本师七百人、友军数百人，由晓庄冲出，拟往茅山，但沿路被敌骑截击轰炸，只余三百人，到下关因给养困难，弹药缺乏，遂分为五人一组，令副师长彭巩英指挥，潜伏待机，职决自往杭州，行至奔牛，左身麻木，一病几死，住于一张姓家扶养二十余日。”

此后，孙元良多次提及此事，有时相当夸张。如1938年3月他接受四川《大美晨刊》记者采访，在故乡媒体面前铺陈其词，声称“当我奉到高级长官命令撤退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围困住了，可是我们要想保留与敌人作长期接触的机会，便决定了硬冲出来，于是我便领着一千多个弟兄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出了龙潭”，之后“我还在山林里过了几天土匪生活，打游击战，那样很痛快，不象平常在兵营里那样严肃刻板，但终因粮草的断绝，便不得不舍弃游击战的生活，而又归纳到正规军队了”。

1939年2月出版的《抗日名将剪影》中，接受采访的孙元良又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却有许多变形的说法：“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们奉到命令，退出首都，当时我的队部还有一千多人，我们就于深夜冲出和平门，可是刚到燕子矶，又与三四百敌人相遇，经激烈战斗后，始得通过。当时我假定京沪铁路交通已断绝，敌人不致在沿线驻有重兵，故把部队安排妥当后，星夜赶往龙潭，次夜抵下关，继又往高资。我此时已乔装农民，宿露餐风，昼伏夜行，历十余日始抵奔牛”。

孙元良在晚年回忆录中的说法，继续发生变化：“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潭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 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的六百多官长弟兄，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究竟是带着队伍突围，还是孤身养病二十多天，已经无法查证。综合他的说法，重在解释两点：一是他没有脱离部队先行逃跑，二是他没有留在南京城里躲避。强调这些，自然是因为他另有心结。

阴影下的军旅余生

孙元良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1904年3月，从南京脱身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过了34岁生日。他早年赴北京读大学，继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成为同期学生中的佼佼者。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孙元良以22岁的年龄，担任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团长、第1师第1团团长，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军职最高的少数几人之一。

回忆录中，孙元良提到，他当团长时的营长俞济时，后来担任了第88师师长，“我任副师长，我变成了他的部下”。背后原因，与孙元良南京脱身后的心结，同出一辙。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入江西，与孙传芳五省联军作战。五省联军主力与北伐军第2军、第3军鏖战之际，第6军军长程潜率部大胆钻隙挺进，于9月19日偷袭占领省会南昌，孙元良随第1师参加这次冒险，在赣江对岸围攻驻牛行车站的联军残部。

3天后，牛行尚未攻下，联军主力却已回师南昌，城内外北伐军仓促撤退。孙元良团撤到奉新，奉命掩护第6军、第1师等部收容。9月19日，侦察员汇报联军逼近，孙元良自度友军已经集结后撤，便带队撤离阵地。未料到消息传到总司令蒋介石耳中，变成了“孙元良不遵命令弃城辱职”，叠加牛行车站溃退的败绩，蒋旋即下令将孙处决。

嗣后，经过黄埔老师同学多人求情，强调孙元良在牛行战斗英勇，曾率少数官兵与联军白刃对抗，在奉新避战也符合上级要求，且无弃职逃亡的情形。蒋介石最后法外开恩，仅将孙元良免职，并在次年送往日本，赴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兵。

1930年7月，孙元良毕业回国，出任第2师的团长，后转入第88师。南昌战役后险些丧命的阴霾虽已吹散，他却错过了北伐到中原大战期间国民党军发展的重要节点，俞济时等很多同学都走到了他的前面。

这一次从南京脱险归来，孙元良自然十分在意，应对颇为谨慎。第36师、第87师，与孙元良的第88师系出同源，且共同全程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38年初，蒋介石对另外两位师长王敬久、宋希濂颇为不满，以“违反军令、性情跋扈、在外滋事”将王撤职，又要以南京作战不力提议将宋撤职，经宋竭力辩解后免议。

与此相反，孙元良回忆，1938年2月初在武汉见到蒋介石，蒋表示慰劳，“你不要灰心，我马上给你部队带”。档案显示，蒋确实下达手令，以第88师、第95师合编为一个军，由孙元良担任军长。孙元良显然感到情况乐观，还请假回成都休息了两周。

情况变化出人意料。3月初，蒋介石以有人检举孙元良在上海作战期间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克扣军饷等事宜，收回了军长任命，要求他自行到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又指示该总监部，说孙元良的案子“虽无实据，但既有此报，不能不彻底查明”。

4月2日，孙元良自行到监狱报到，前后坐牢42天，其间对举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释。军法执行总监、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奉命处理此事，甚至动用了戴笠、康泽两个情报系统潜伏在上海的力量调查情况，最后的结论是贪污情形查无实据，发通行证并未收费，而上海市民对第88师“至今称道不衰”，对孙元良则“尤为钦赞”。

军法执行总监部对孙元良的结论是无罪，于5月14日将其释放。档案材料没有显示何人举报，孙元良回忆中直指是“国舅”宋子文所为，原因是淞沪撤退前他去拜访宋子文，“他好像怪我没有好好地照拂他的‘亲兵’（税警总团）”，孙元良反驳之后夺门而去，“对宋子文这一大不敬，注定了我四十二天的牢狱之灾”。

孙元良坐牢与南京保卫战是否弃部脱逃没有关系，倒是再次佐证他在师友之间的口碑不错。1938年3月初他任职落空时，老长官纷纷施以援手，向蒋介石要求将孙元良派到身边。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请以孙担任军校中将教育研究委员。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陈诚，则请求由孙担任该团大队长。

1938年5月，听闻孙元良案办结，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出面保释。出狱后，陈继承将孙元良列为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候选人，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则电请将孙派任副军团长。

孙元良出狱后的任职经历，像是在偿还坐牢前后的情谊。他先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做了4个月的党政训练班副主任，应了陈诚的邀约。他又到第20军团，当了6个月的代理副军团长，还了汤恩伯的厚意。他随后赴欧洲考察军事一年半，回国后到中央军校当教育处处长、高等教育班主任，偿了陈继承的人情。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央军校毕业时，听说第14师师长阙汉骞是员猛将，想要分配到他手下效力，也是通过时任军校教育处处长孙元良，如愿以偿。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孙元良就获得了第72军军长的兼职，虽然只辖他的第88师，毕竟升了一级。此后岁月蹉跎，直到1944年7月，他才再度担任第29军军长。这个军虽然辖3个师，但无论官兵素质、训练水平还是武器装备，都远逊于当年的第88师。

1944年12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达到当年豫湘桂会战进犯的顶端。孙元良率第29军先头部队千余人赶赴独山阻击，日军原本也无力深入，占领独山数日后回撤。双方只有小规模的交火，孙元良却以此功劳，获得了淞沪血战三个月都没有得到的青天白日勋章，不免有些黑色幽默。

川军将领、第41军军长孙震，是孙元良的重要靠山。两人祖籍都是浙江，都是游幕成都的绍兴师爷后人，彼此以叔侄相称。追溯辈分，孙震原名定懋、字德操，孙元良父亲名廷荣、字桐轩，显然不是共排字辈的近族血亲。但政治利益可以超越血缘关系，孙元良是孙震在国民党中央军的代表，孙震的队伍则是孙元良军事生涯的退路。

1938年3月，孙元良被取消军长任职后，曾向蒋介石报告，孙震愿意将第41军交中央驱使，并以所属第123师由其指挥。恢复自由后，孙震也打电报调孙元良到其部队服务，但因其已到第20军团而作罢。抗战胜利后，这支川军几经改编，成为第16兵团，终于传到了孙元良手中。

淮海战役后期，孙元良率领第16兵团突围失败，他自己只身逃出战场，在孙震支持下于四川重建兵团。1949年12月，第16兵团官兵准备选择起义的道路，孙元良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光杆司令，于是离队转赴台湾。这才是一次真正的弃职逃亡，但在大厦崩塌之际，已经没有人再在乎他的责任，他也没有任何心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