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峰殉身雁门关前，是小说《天龙八部》的高潮，只是金庸的背景铺陈略有错误。宋辽战争时的雁门关，并非宋军的边防前线，而是由契丹占领的南侵据点。而且雁门关不是单独一口关，而是由40余条山陉组成的漫长战线，正面广达500里。“带头大哥”要拦劫萧远山，得要堵住十余个关寨，单独堵住雁门关是没有用处的。

因此，雁门成为防卫战的异类战场，守雁门不能单靠步兵守关。只有配备强大骑兵，利用恒山的错纵山陉纵横奔驰，进行数百里辽阔正面的机动大作战，才能守住雁门战线。每个战例，都是战争艺术的经典巨作。

“雁门春曙战尘收，骢马当年说壮游。冰解滹沱胡骑去，草青沙漠塞鸿留。”今日国人视雁门关为古战场。但若打破丸泥封关的刻板印象，将兵要地理概念由雁门“关”展开成雁门“战线”，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救亡的经典符号。

在宋代成型的雁门战线，迤逦500里，南北3关18寨。北起瓶形寨(平型关)，中以忻口为纵深支点，南至三交口(太原)。1937年抗战军兴，抗日将士站上宋代的关隘，依托明代的长城，打出由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与太原保卫战三场战役构成的太原会战。在这里，中国人摸索出抵御强敌之途，建立了抗日必胜的自信。

骑兵才能守雁门

表里山河，最险在晋北。恒山、太行山与五台山于晋北交错，形成纵深500里的忻定盆地，如一把大锁般锁钥河东(山西)。位于恒山中段的雁门关，就是这把大锁的钥匙孔。河东是黄淮平原制高点，打开“大锁”进军河东，常能得天下。明清之际的沿革地理学家顾祖禹说得好，由山西争天下，“势如建瓴也”，雁门关是草原民族跃马中原的入场券。

“雁门旧障云松尽，离石新城垅谷荒。”五代儿皇帝石敬塘引契丹灭后唐，契丹乘机霸占雁门关，取得了问鼎中原的入场券。然而，雁门关内的忻定盆地，也有与草原来敌一战的潜力。雁门关失守后，于河东用兵的名将们，苦心利用恒山与忻定盆地的特殊地形，创造出风格独具的全新防线。

第一个以忻定盆地成功拒敌的统帅，是开创五代后汉的刘知远。他原是石敬塘帐下第一猛将，作战勇猛残忍，骑射弓马绝伦，得到契丹雄主耶律德光的亲口赞叹。石敬塘与契丹的如胶似漆只延续一代，后晋二代皇帝石重贵久镇河东，受足盟邦闲气，登基后与契丹绝裂，战火再起。开运元年，契丹由河北与河东两路南侵中原，河东一路以伟王(耶律安端)为主帅，通过雁门关直下太原。

据《资治通鉴》记载，伟王是辽太宗时排名第三的亲贵大领导，仅次于“应天太后”述律氏与“元帅太子”辽穆宗。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于忻定盆地中部与伟王打会战，大破契丹铁骑于忻口，破解了雁门关是中原入场券的神话。

忻口不是关，而是忻定盆地中间一片缓丘的顶端。它最窄处东距五台山约3里，西距恒山约20里，向南屏障忻州城，向北支撑唐林县城(原平唐林岗村)。相传汉高祖出恒山北击匈奴，于白登山被围，幸得陈平奇谋生还汉关。大军畏惧匈奴追击，通过此处才展开笑颜，“六军忻然”，得名“忻口”。

然而，忻口并不是高耸险峻的连绵山地。若以步兵守山丘，来敌只需绕道就能直下忻州城。所以，忻口缓丘于防卫战中的战术价值，是十分有限的。但若改变战术思维，以骑兵守忻口，在这里就能创造另类的防卫战。

骑兵守忻口，作战不上山头，而是利用这片突兀于袋形平原间的缓丘，遮蔽来敌的展望视线。同时，骑兵秘密调动兵力，左进右出，右进左出，捕捉侧击来敌的最佳战机。这就是诸葛亮称许的“用武之地”。

刘知远是马背上长大的沙陀族将领，才能利用忻口浅丘进行骑兵奇袭，打出战争史上的大师之作。只可惜两部《五代史》的作者不懂军事，对刘知远的奇功轻描淡写，甚至没能记录刘知远于忻口会战使用的兵种。后人只能利用兵要地理，推测刘知远以骑兵决战忻口。

忻口之战只是破题。刘知远以骑兵抵御契丹的下一战，是大胆突出恒山，把战场扩大到恒山以西的草原，扭转了中原的命运。

开运三年九月初秋，辽太宗由河北与河东两路南下灭后晋，3万契丹骑兵再入雁门关，但恒山线上的钥匙孔不止雁门一处。刘知远亲率精锐“牙兵”(近卫军)，由雁门西南40里的阳武谷潜出恒山，打击契丹军后方，再次大获全胜，斩首7000级。

刘知远于河东击破来敌，契丹却于河北取胜，渡过黄河攻占首都汴京。晋出帝投降，耶律德光于汴京建号称帝。幸而此时固守河东的刘知远建立后汉，号召起中原军民的反抗热潮，迫使辽太宗放弃汴京狼狈北逃。刘知远拯救了中原黎民百姓，也为后人点明了抵御雁门关来敌的新方法。

只要使用骑兵，恒山以内的袋状盆地也能阻击北方来敌。若守军能利用恒山的偏僻山陉，大胆突出恒山，侧击雁门关外的敌军后方，更能将雁门关改造为捕捉草原来敌的战略陷阱。然而，在恒山战线打机动战的难度太高，是骑兵指挥官的绝地考验。

忻口浅丘纵深不到40里，而骑兵袭步(跑步)时速约20里。以行军纵队袭步前进的契丹铁骑，只需2小时就能通过忻口两侧平原地带，伏击侧袭的时机是稍纵即逝的。若将机动战场扩大为地势错纵的五百里恒山，更是艰难无比。契丹是马上民族，作战擅长使用搜索部队，欺敌诱敌是老本行。若本领平常的骑兵指挥官于恒山用兵，经常造成灾难。

刘知远久戍太原，晋北地理滚瓜烂熟，才能打出战争艺术的巨作。若改为平庸指挥官，常是画虎不成，大败如犬。后晋石敬塘的开国之战，就藏着一段骑兵战争血泪史。

骑兵守雁门不容易

石敬塘起兵时是河东节度使，主力在太原，恒山防线则由大同军节度使张敬达镇守。张敬达原籍代州，是位“少以骑射著名”的马上英雄。后唐明宗时，辽太宗将契丹大帐由燕山以北的黑榆林，迁到塞上水草之地揆剌泊与没越泊之间(约在张家口一带)。他声言“借汉界水草”，窥伺长城。张敬达不把契丹放在眼里，他“每聚兵塞下，以遏其冲，契丹竟不敢南牧，边人赖之”。

骄兵必败。石敬塘造反时，张敬达统军包围太原城，把恒山内外守军全数抽调到太原，并未顾虑契丹乘机南下。石敬塘引契丹入雁门，于太原城北大破张敬达部。张率5万败军退入晋安寨(太原晋祠南)，坚守待援长达3个月。

守恒山的主力部队是骑兵。被围困在晋安寨的5万大军，带着1万匹战马。包围战打到“刍粮俱竭”时，军马饿得互相啃咬，“马相啖，尾鬣皆秃”。

骑兵总是爱马的，守军“削窃淘粪以饲马”。当时喂马多粗料，马粪中有大量未消化的“草筋”。因此骑兵配备木筛“淘粪”，淘出马粪中的草筋喂马。粮草中断后，绝望的骑兵只能将木制的“淘粪”以刀“削窃”(削切)成薄片喂马。1万匹马匹倒毙约半数，守军以马肉为军粮。

五代军人志节不坚定，兵败投降是常态。张敬达部下诸将要投降，张敬达却下令部将杀了他再出降。辽太宗见到降将带来的张敬达首级，肃然起敬。他对降将虽故示宽厚，却也忍不住出语奚落：“汝辈亦大恶汉，不用盐酪啖战马万匹。”

马肉纤维粗，口感粗韧干涩。契丹人吃马肉要配盐调味，与奶酪合煮使肉软化。有人吃马肉不加作料，那真是比契丹还凶恶的“大恶汉”。

雁门战线上的战争，必须是机动作战。这1万匹军马若能用于恒山，就是利用地势机动出击的铁拳；马困在城寨，却沦为粗涩难嚼的口粮。在张敬达之后，历代将领再也不敢在恒山战线打静态保卫战。只是运用山势打骑兵机动作战，实在太困难。在刘知远之后，忻定盆地的下一场骑兵对决，又是一场狼狈败仗。

后汉只延续两朝四年，周太祖郭威代汉，刘知远之弟刘旻再次沦为儿皇帝。他只好依靠契丹援助以建立北汉，割据河东59年。周世宗柴荣兴师北伐，包围太原城，“旗帜环城四十里”，契丹援军主帅杨衮逃出雁门关。辽穆宗急派“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入雁门关援救刘旻，两军再次于忻口交锋。

周世宗令“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率领1万骑兵到忻口迎战，并将“天平军节度使”郭从义、“河东行营前军都监”向拱、“随驾副都部署”白重赞等名将派到忻口前线。这4位将领都是当代名将。

郭从义曾击破盘踞长安城的食人巨寇赵思绾；向拱与白重赞是刚在晋南高平大战中脱颖而出的少壮猛将；符彦卿更是使契丹小儿不敢夜啼的“符王”。晋出帝开运二年，契丹南侵，大战于阳城，符彦卿以一个大胆侧袭大破辽太宗亲率的十余万铁骑，杀得辽军“大败而走，势如崩山”。耶律德光骑骆驼狼狈逃离战场，气得将参战酋长各打数百杖。后周时，符彦卿封卫王，契丹人若见病马不肯饮食，“必唾而咒曰，此中岂有符王邪。”

忻口名将如林，却一战大败，先锋都指挥使史彦超战死。周世宗只能匆匆放弃围城，焚毁辛苦转运到太原城前的数十万担粮草，狼狈退守潞州(晋东南)。

符彦卿于忻口战败的主因，是忻口的地形实在是太难运用了。他采用正确战术，以骑兵守忻口。先锋史彦超却忽略了以浅丘地形掩护骑兵运动，竟率领两千先锋骑兵冲出丘陵，追击契丹的诱敌骑兵，惨遭包围歼灭。符彦卿等名将大为惊慌，“诸将论议矛盾”，因此全线崩溃。

14年后，宋太祖于开宝二年亲征北汉。赵匡胤作战重视兵要地理，手握详细地图。大军一到太原城前，就调来对辽作战经验最多的“关南兵马都监”何继筠，亲自“授以方略”，以“精骑数千”到石岭关阻击前来救太原的契丹铁骑。

石岭关位于忻定盆地最南端，距离太原城不到100里，是太原以北的最后屏障。恒山与五台山两大山脉于此地收束，构成一个宽度只可容一车通行的山隘，设有关城守备。只是这条山隘太浅，关城一破，无法纵深抵抗。因此，守石岭关的方法，同样是以骑兵潜伏于两侧丘陵，等待敌军以行军纵队挤过石岭关、无法展开排阵的最脆弱时刻，由两面穿插出击。

骑兵出击速度快，宋太祖料定次日上午就能打胜仗。他对何继筠说：“翌日亭午，俟卿来奏捷也。”次日中午，赵匡胤登上高台，北向展望，亲候报捷使者。“见一骑自北来，亟遣逆问之，乃继筠子承睿来献捷。生擒刺史二人，获生口百余，斩首千余级，马七百余匹，器甲甚众。”赵匡胤下令将“所获首级、铠甲示城下”，太原守军士气大跌。只是此时炎热多雨，兵营瘟疫流行，宋军被迫回师。

10年后，宋太宗再次北伐，第一步就是以云州观察使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抵御契丹援军。郭进是开宝二年北伐时的“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按职务推断，应是何继筠守石岭关的骑兵主将，对地形十分熟悉。

《辽史》记载，契丹以“数万骑”南下救援北汉，郭进不守石岭关，却在“石岭关之南”布阵，大破契丹援军，宋军主力才能从容攻取太原城。

宋太宗攻灭北汉后，立即焚毁太原城，将围城主力转用于河北，试图收复幽州(北京)，却在高梁河大败。契丹乘胜再出雁门关，南下河东，驻军于太原城北50里处的三交口(太原古城街道、十里铺一带)，窥伺太原。这支契丹骑兵，触发了宋军整建恒山防线的灵感。

在三交口重建防线

三交口位于汾河畔，东距太行山约10华里。这里地形开阔，无险可守，只有一座春秋古城遗址，原是太原与忻州间的驿站。河东作战以骑兵对决，一支驻在三交口的骑兵，能运用太行山地隐蔽奇袭，对太原方向来敌进行攻势防御。若有意转守为攻，不到1小时就能抵达太原城下。

更糟糕的是，契丹渐渐摸熟了恒山地形，知道雁门关并不是一个丸泥可封的天险。

恒山迤逦500里，东西向山陉河谷多达40余处，雁门关只控制其中2道山陉。形象地说，雁门并不是一个关，而是一条扼守多个山隘的战线。只是史家无法亲自考察，常误认为雁门就是一口关。

后人谈雁门关形势之胜，常引用辽太宗的名言。他受石敬塘邀请进军河东，张敬达却撤光恒山全线守军。耶律德光轻松通过雁门，挺进到太原城前，洋洋得意地对石敬塘说：“吾谓唐兵能守鴈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

宋初匆匆编纂的《旧五代史》，以及讲究春秋微言大义的《新五代史》，粗略记载耶律德光口中的“鴈门”是“雁门关”。考据雄厚的《资治通鉴》，则详细叙述此雁门指“雁门诸路”，契丹大军的进军路线实际上是雁门关南100里的扬武谷(阳武谷)。《资治通鉴》记载：“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余里。”

恒山能用兵的山陉太多，守军不能单守雁门关等恒山关隘。一旦恒山被突破，守太原的最后防线是北郊的汾河。后唐时于汾河北建有虎北口据点(太原城北虎峪河一带)，张敬达包围太原城时，以“怀州彰圣军使”张万迪率千余骑兵守虎北口，张万迪却向石敬塘投降。耶律德光南下太原城，就在虎北列阵诱敌，大破围城唐军。

张敬达于晋安寨被围时，唐废帝李从珂亲援河东，与石敬塘大战于团柏谷(祁县团柏铺)。耶律德光则驻军柳林(太原东的西柳林村)，坐观成败。此时契丹的“辎重老弱”，全部留在虎北口，每天日落后都要捆扎行李，“以备仓猝遁逃”。

宋初虎北口没落，太原城北屏障改为与虎北口隔汾河相邻的三交口。《宋史》记载三交口为“契丹所保，多由此入寇”，如同悬在太原城上的一把尖刀。宋太宗焚毁太原城后，将并州的州城迁到50里外的榆次，以免被契丹骑兵袭击。河东主帅潘美则主动出击三交口，“潜师袭之，遂据有其地。因积粟屯兵以守之”。

攻取了三交口，宋军重建恒山边防战线。依照恒山作战惯例，理应建立强大骑兵，但宋初缺马，常以步兵摆阵对抗骑兵。代州知州张齐贤，上疏提出全新战略观。他抓到一个契丹“纳米典史”，问出契丹进军河东时的军粮主要来自“山后”(恒山以西契丹境)。

换言之，盘踞燕云十六州40余年的契丹，生聚兴农已有成效，有能力充足供应前线军粮。但宋军在契丹的眼皮底下夺得太原城，证明契丹并无侵略盛气，“力不足也”。

由雁门关与阳武谷进军河东的契丹骑兵，并没有夺取河东的志气，战略目标限于小股入寇打草谷。因此，守河东不需建立昂贵的强大骑兵，只要在恒山防线建立坚固据点，就能安定边民之心，有效抵御小股来敌。

张齐贤分析：“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砦，入寇则田牧顿失，扰边则守备可虞。及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于雁门阳武谷来争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

宋太宗依照张齐贤的建议，诏令“老于边事”的杨业出任“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担起构建新防线的重任。杨令公的第一步，是在三交口筑寨，作为战略新轴心。他进而重建恒山防线，守住通向契丹领地的大小谷路44条，“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他的第三步，更积极突出恒山，构成连结杨业老家麟府路的交通线，对驻军大同的契丹主力形成张开双臂的包夹之势，“自是北边以宁”。

这条杨家将构建的新防线，是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

恒山新战线

由三交口北上，是“汾曲之阳”的阳曲县，无险可守。只有把防线向北推进到忻定盆地，守住恒山大小关隘，才能巩固太原。唐代宗时回纥袭击太原，不知兵的太原尹鲍防在平原摆阵，与来敌会战于阳曲，惨遭大败。幸而代州都督张光晟出兵羊武谷(阳武谷)，袭击回纥后路，迫使来敌撤退，才使太原城免去一场劫掠。

忻州的纵深阵地带，由石岭关开始。“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只是山谷纵深太浅，作战总是纵敌入关，以骑兵冲突歼敌，用兵十分惊险。宋军改造地形，将关南的烽火山削平，改筑庞大关城，向西依靠山地深谷“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向东则开辟长400余步的沟涧，引水成田，以水田构成阻止骑兵的障碍，从此能以步兵守关。

由石岭关北上，西为恒山，东为五台山，前为忻定盆地。宋军建构两道防御体系，第一道是以雁门陉为中心的恒山防线，是为代州“沿边十三寨”。北起繁峙县瓶形寨(平型关)，于恒山各口建立梅回、麻谷、羡兴、大石、茹越与胡谷各寨。胡谷以西是由契丹盘踞的雁门关，杨业于雁门关后新建雁门寨与西陉寨，与雁门关对峙。

雁门关以南的土灯谷与阳武谷，是仅次于雁门的便利通道。杨业构建土灯、石跌、云内、徒合、阳武与楼板各寨，堵住两大谷路。楼板寨以南山地渐广，杨业不再费力筑寨，将重点改为构筑忻定盆地内的250里纵深阵地带。

新的防御系统以6座城寨组成：北路以繁峙城与代州城抵御雁门来敌；中路以唐林城、忻口寨与忻州城抵御阳武谷来敌；南以石岭关为底，用于契丹骑兵突破恒山防线后韧强抵抗的第二道防线。

只有双重防线，才能守住恒山。“沿边十三寨”谷口太多，一寨被击破，全线随之崩溃。顾炎武评价恒山防线：“三关稍有险阻，有守兵把住阳方、盘道梁、神池、白草沟、茹越、小石、北楼、平刑等口，乃可使虏不窥犯内地。”

在恒山以东的“平夷”地带(忻定盆地平原) ，也要整建纵深阵地带，部署“战兵”。如此一来，节节“扼击于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岭关等处”，两道防线消耗来敌，“则太原或可无虞也”。

双重防线可以消极固守，更是积极进取云朔的基地。杨业将多个隐秘山峪建成能使骑兵机动的山道，他三次进出恒山，走的山道都不一样。

太平兴国五年孟春，杨家军由西陉潜出恒山，大破契丹1万铁骑。雍熙三年，反攻云朔，杨业由石硖路出击，退军时则选择可通忻代两州陈家谷口。杨业虽然壮烈殉国，但宋军主力仍由他指定的山道生还汉关。契丹乘胜出击，由湖谷(胡谷)入恒山。张齐贤以代州城挡住契丹骑兵。契丹由土灯寨退军，又被张齐贤埋伏的2000步兵“掩击大败”。

契丹最后一次攻恒山，是端拱二年由大石路入寇。张齐贤以1000步兵分守繁峙与崞县，吸引契丹主力于坚城之下，自领主力乘契丹攻城之际出击合围，在繁峙城下大败契丹来敌。这一仗完全以“郡兵”作战，并未动用驻扎在三交口的禁军。此后，契丹不敢再进恒山，坐镇代州的张齐贤只好放下弓箭，改行屯田。

恒山防线锁钥北疆长达千年。金代据此抵御蒙古，明代于此构筑内长城，建成“九边”防线的中流砥柱“太原镇”，瀚海自此不波。清代长城无战事，太原镇转型为东北亚商道始发站。由雁门关出发的晋商，北出恰克图，西出伊犁城，驼铃万里，将中国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乌拉尔山以东。

“断垣衰草野狐鸣，曾说六郎此驻兵。千载烽烟锁旧垒，三军旗鼓剩荒城。”河东百姓常以杨家将故事为恒山边城起名，原胡谷寨一带于清代尚存“杨六郎城”古迹，繁峙知县周人甲的访古诗作传诵至今，但六郎城战火未消。

20世纪狼烟再起，杨家将经营的恒山防线再次站上抗日战争第一线，继续谱写抗敌御侮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