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法国有着悠久的相爱相杀史，甚至2021年还围绕英国脱欧后的捕鱼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但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两国便止息兵戈，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虽然殖民地问题也曾多次让两国迈向危险的悬崖。

英式体育在法国的传播就是一个鲜明案例，更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有着深刻影响。《甜蜜的世仇》的作者是一对历史学家夫妇，丈夫是英国人，妻子是法国人。全书详实而生动地梳理了300多年来的英法关系史，解析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非凡历程。

奥运会的英国血脉

关于现代奥运会起源的通说是这样讲的：法国人顾拜旦男爵（Baron de Coubertin）造访位于希腊西南部的奥林匹亚（Olympia）遗址，深受震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给我的触动比奥林匹克更为强烈。”从此以后，顾拜旦就将复兴停办1500年的奥运会视为人生使命。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

这种叙事极具戏剧性与冲击力，先套上做旧的滤镜效果，展现赤身裸体的古希腊健儿的竞技风姿，然后猛地将镜头定格在顾拜旦坚毅而智慧的双眸上，最后飘出奥运五环与最新一届奥运会的标志。这种蒙太奇手法以世纪为跨度单位，很适合将抽象概念与意识形态具象化。

正如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所说：“戏剧的一切组成部分都可以作为把观众引导到特定方向上的工具，而引导的工具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单位，那就是吸引力。”

但早在1890年，顾拜旦应邀前往英格兰西北部小镇温洛克（Wenlock），亲身体验了一场当时就有40年历史的奥运会。温洛克奥运会，由英国乡村医生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创办于1850年，宗旨是“促进温洛克城乡居民，尤其是劳动阶级的道德、体质与智力提升”，与顾拜旦的教育理想不谋而合。

布鲁克斯于1889年听闻顾拜旦发言倡导复兴奥林匹克传统，遂主动发出邀约。雅典奥运会开幕前不到4个月，布鲁克斯不幸逝世。顾拜旦在追悼会上说：“如果说现代希腊国家尚未能复兴的奥运会能延续至今，那不是因为某个希腊人，而是因为威廉·彭尼·布鲁克斯医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顾拜旦有抄袭行为。顾拜旦与布鲁克斯倡导的运动会中尽管都有“奥林匹克”字样，但这大概是一个巧合，或者说共同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席卷欧洲的“希腊热”。

不过，“顾拜旦奥运会”与温洛克奥运会的延续性不仅体现在精神理念上，从项目设置中也可见端倪。1896年雅典奥运会共设9个大项：田径、自行车、击剑、竞技体操、射击、游泳、网球、举重、摔跤。除了竞技体操、游泳、举重、摔跤四项以外，其余项目都是两年一度的温洛克奥运会的常设项目。这并非巧合。

事实上，顾拜旦与法国大众体育运动的主要源头正是英国公学。从19世纪初开始，橄榄球、划船、网球等运动逐渐在公学扎根。橄榄球的别名Rugby，正来源于英格兰北部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该校于1845年创立了现代橄榄球的早期源头“拉格比规则”。早在1848年，各大公学校长在剑桥大学开会，商讨跨校比赛规则标准化的问题。

1857年，英国作家托马斯·休（Thomas Hugh）出版了描绘公学生活的小说《汤姆求学记》，书中这样描绘校内的一位橄榄球明星：“布鲁克，一位真正的橄榄球之王，他的绝对权力不亚于俄国沙皇，却智慧而勇敢地统治着心甘情愿，顶礼膜拜的臣民。他的目光最后一次扫过自己的队伍，面色真诚而谨慎，又饱含着胆气与希望——这正是我上战场时希望在将军身上看到的样子。”这很符合19世纪公学的定位，那就是为帝国输送文武官员，统治遍及世界的殖民地。

难怪一位法国校长在参观完伊顿公学后会感慨道：“孩子们在比赛中学习发号施令，同时也在学习统治印度。”据说12岁的顾拜旦读过《汤姆求学记》，并惋惜自己在学校不能像英国年轻人一样公平竞技，结交伙伴。

直到1860年代前，法国人都很少参加团体比赛，甚至长期认为英式运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粗野本性。1836年，法国诗人贝朗瑞（Pierre Jean de Béranger）写过一首名叫《拳击手》的歌谣，用生动乃至血腥的语言展现了巴黎拳击场上的英法大战：“咻！鼓掌啊！一拳打爆血管！老天啊！英国人可真讲人道。”读起来颇似《精武门》里霍元甲弟子陈真独挑虹口道场的经典场面。

歌曲的最后一段则饱含着矛盾之情。“英国人啊，我们什么都跟你学——时尚、品味、法律——还有兵法。你们的小伙子和纵横术还没有让我们的勇气流尽。”此处的小伙子或许指的是拿破仑战争后涌入法国的英国士兵，其中有些人娶了法国姑娘为妻；纵横术则指英国长期奉行的离岸平衡战略。

他在《拳击手》中并不讳言一个事实：英国对法国的全面文化渗透。正如《甜蜜的世仇》中所说：“体育运动和议会制度，是法国自英国引入的最重要的舶来品。”

作为一名通俗文化歌手，贝朗瑞并不是摆出一副卫道士的姿态，捍卫所谓的“法兰西传统”，而是抓住一个文化碰撞的瞬间，嬉笑怒骂，遂成文章。顾拜旦则以更积极的心态吸收英国的体育传统，对抗法国19世纪末的“颓废”风潮。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在孤僻、受限的青年脸颊上添上血色。”

他从1880年代开始，利用自己的人脉推广体育运动。1893年，他与法国队友赴英参加赛艇比赛，可惜被另一支队伍撞翻了船。第一届奥运会本来也设置了滑艇比赛，但因故未能成行。事实上，顾拜旦并不是一个人。橄榄球、自行车、拳击等运动在法国遍地开花，从首都巴黎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考虑到当时英法的紧张关系，运动风尚在两国间的交流传播更是难能可贵。

昂首撤离的法国英雄

正如“甜蜜的世仇”这个书名所暗示的，英法两国有过漫长的争斗史。从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格兰到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战争，从1715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1815年爆发的滑铁卢会战，英法两国围绕领土、王位、宗教与殖民地屡屡血战。

不过，自从威灵顿公爵击败拿破仑之后，英法至今再也没有兵戎相向。但在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两国比之前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刻都更接近战争。

科多克（Kodok）位于苏丹、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三国交界处，发源于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流经此地。从17世纪末开始，这里是希卢克王国（Shilluk Kingdom）的都城，也是一处神圣的禁地。神、开国之君、历代先王的灵魂交融相会，现任国王来到这里冥想和祈祷，与各部领袖和长老们共同聆听神的话语。19世纪下半叶之后，这个平静的禁地先后向阿拉伯商人、欧洲传教士与军人、反殖民起义军、本土军阀敞开了大门。2013年，苏丹内战爆发后，科多克又一次生灵涂炭。

但是，科多克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叫做“法绍达事件”。法绍达（Fashoda）是科多克的原名。

1898年7月10日，率领着132名官兵的法国上尉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经过两年长途跋涉，终于从刚果河口来到了法绍达。两地之间路程约为5000公里，大致相当于从中国最北端漠河出发，一直走到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考虑到欧洲人当时大致摸清刚果河全程河道才不到20年，马尔尚一行人离开刚果河之后还必须经过大片未经勘察的热带雨林，24个月时间实在不算长。

与上一辈的欧洲探险家，比如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的英国人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和曾任法属刚果总督的意大利裔法国人布拉柴（Brazza）一样，马尔尚背负着多重使命。一方面，他要探索尼日尔河与尼罗河的源头；另一方面，他要占领法绍达周边的领土。

马尔尚出发时，曾席卷苏丹全境的马赫迪起义军（Mahdists）刚刚被英军击败。在英国将军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的指挥下，9000名装备着马克沁机枪的英国与埃及联军攻入苏丹北部的费尔克（Ferkeh），开始向尼罗河上游扩张。巧的是，法国同样有向这一方向的扩张欲望。马尔尚探险队就这样成行了。对1896年的法国政府来说，距离费尔克1500多公里的法绍达或许算不上一个过分刺激的目标，更何况远征队只有100多人。

但苏丹形势变化得太快了。仅仅两年时间，马赫迪政权就从内忧外患变成了行将就木。马尔尚抵达法绍达之前3个月，英埃联军在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Atbara）交汇处大破马赫迪军，不到半年后便攻占了马赫迪政权首都。马赫迪残军南逃途中遇到了马尔尚探险队，劝说法国人与其联手。手握数万雄兵的胜利者基钦纳劝马尔尚离开，但马尔尚拒绝退缩。从军事角度看，马尔尚毫无还手之力。用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话说：“可怜的法国蛙们实际上等于我们的囚犯，动弹不得。”

在法绍达前线，英国人和法国人算是和平共处。但在千里之外的伦敦与巴黎，法绍达却成为了激烈的公共与外交议题。在一份英国报纸的插图中，标着“法绍达”的骨头放在象征英国的斗牛犬的盆里，旁边有一只象征法国的瘦弱贵宾犬，可怜巴巴地求着对方赏饭吃。这幅画虽然刻薄，却也反映了英法的真实实力对比。

新任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明白：“他们有士兵。我们只有道理。”此外，为一座英法殖民地交界处的废弃要塞发动战争，似乎也是得不偿失。于是，两国最终决定和平解决。马尔尚可以和平地离开法绍达。

马尔尚摆出的姿态堪称伟岸。他拒绝乘坐英国提供的炮舰舒舒服服顺尼罗河而下，而是非要步行向东进入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再从红海沿岸的法属殖民地吉布提（Djibouti）上船。回国后，马尔尚获得了英雄般的待遇，但这掩盖不了法国实力的缺失。

这时戴高乐年方8岁，他后来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我国的脆弱与错误暴露在我童稚的凝视下时，没有什么比这更叫我伤心了：法绍达拱手让人、德雷福斯事件、社会冲突、宗教斗争。”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世纪里，英法之间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危机时刻，但毕竟擦枪没有走火。正如《甜蜜的世仇》中所说：“战争之所以没有发生，原因不只是幸运或理智。”体育运动的传播与法绍达事件，分别揭示了原因的两个侧面：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及英国海军实力（与背后的整体国力）的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