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角，如同一只遗失的手掌，马达加斯加岛静静地在海浪中合十。这座世界第4大岛，是最晚有人类涉足的主要陆地之一。直到约公元420年，才有南岛人自万里之遥的婆罗洲驾独木舟来此定居。

300年后，约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也来到马达加斯加，开始在此地建立贸易站，传播他们的宗教与文化。又过了300年，说班图语的黑人们也从非洲东南部移民至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遂逐渐形成今日多元文化共存的面貌。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一本横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志》（以下简称《依海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丽塔·阿斯图蒂于1995年出版的作品。这部书描述了马达加斯加岛上依海而生的维佐人的习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丽塔尤其注意对维佐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在她看来，维佐人这一身份认同既处在不断的波动之中，像海浪一样，只有在高高跃起时才能被称作“浪”，否则就永远是一潭死水。

但构成这身份认同的要素，也像构成了浪的海水，一直在低处潜伏着。每个人都可以是维佐人，包括从英国来的作者、一个白人人类学家。在与维佐人相处了18个月后，她因为她的一些行为，也会被她的维佐朋友辨认成一个维佐人。

那么，维佐人究竟是什么？在这座孤独的大岛上，他们这些海民，究竟怎样自处？他们是南岛人，还是非洲人？《依海之人》尝试寻找个中关键：确信维佐人的身份认同，怎样被架建，又怎样流动与变异。

谁是维佐人？

在马达加斯加语中，“维佐”（vezo）是“划桨的人”的意思。因此，关于维佐人，我们似乎拥有了一个极清晰的定义：他们是一群沿海的渔民。

他们的身份认同由其统一的职业而生，没有人会是天生的维佐人，因为没有人会作为一个渔民出生。在马达加斯加，职业不会像种姓一样烙在婴儿尚未成熟的脚踵上，人们凭自己的能力选择成为维佐人，或与之相对的马斯克罗人。

人们不能生而为维佐人，却可以生而为马斯克罗人。马斯克罗人是居住在内陆的农民，他们因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而被抛入马斯克罗人的世界：一个充满秩序的，谨守节律的世界。

人与土地之间，有一根无形的脐带，不可见的血污从中沥下。人操劳土地就好像它是从人的身上剥下的一层皮，人要不停地用自己的血肉让它丰满，希冀某一日，可以得到它微薄的反哺——这就是维佐人眼中农民的世界。

在《依海之人》中，马斯克罗人时常作为维佐人的对立面而被提及：维佐人贫穷，马斯克罗人富有；维佐人不做计划，马斯克罗人精于计划；维佐人柔和，马斯克罗人苛刻……但实际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通道从来都未曾关闭，马斯克罗人可以学习成为维佐人，反之亦然。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遭遇了海难，栖身的船在礁石上粉碎，你不得不抓住一块船板，不顾那如海蜇般生生刺进你手掌的木刺，不顾如口误般横生的船钉，你抓住它在巨浪中漂泊，最终停留在马达加斯加的海岸。

于是，在你被冲上沙滩的瞬间，你因你的幸存成为一秒钟的维佐人。只有维佐人才能够在如此的风暴中存活，不熟悉大海的马斯克罗农民，则必然葬身鱼腹。不过，你也仅仅是在这一秒内是维佐人。即使已成为维佐人，也会在不经意间丢失维佐人的身份：当海对他变得生疏，当他捕鱼时不再娴熟，他就不再是一个维佐人。

那么，外来者如何辨认出一个维佐人？凭借肤色、长相、身材，你都无法辨别出他们。维佐人的身份认同无关这些外在条件。

虽然渔民生活也会在他们的躯体上留下痕迹。丽塔注意到，尼龙鱼线会在他们手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伤口。这是他们与大鱼缠斗时留下的，鱼线反复割伤皮肉，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条细长的茧。

维佐男人的腰上也会有伤痕。在划着独木舟寻找新的鱼场时，他们会把鱼线紧紧缠在腰际。不久后，他们的腰上便勒出一道红色的血痕，这血痕渐渐化作他们皮肉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身份的印记。

他们常常会向丽塔展示手掌与腰间的痕迹，他们称这是“维佐人”的标志。

你也可以透过观察一个人走路的方式判断他是否是维佐人。维佐人常在沙地上行走，为了不陷进沙子里，他们走路时会将脚踵微微向外转动，并用脚尖抓地。当维佐人来到内陆，却依然坚持他们用脚尖抓地的习惯，他们的脚就会因此起满水疱。这些水疱，如同灰姑娘仙蒂的水晶鞋，我们在由它们带来的疼痛中确证着自己的身份。

与权力遭遇

最初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可以说是天生的航海家。在欧洲人凭借近代航海技术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几千年，南岛人就从台湾出发，乘着他们的双体独木舟，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四处迁徙。每一座可利用的小岛都有了人迹，马达加斯加的文明也由他们开启。

而进入16世纪，马达加斯加岛上兴起了两个主要政权：伊梅里纳王国与萨卡拉瓦王国。前者最终于19世纪建立了统一的马达加斯加王国，后者则被吞并，其法统被整合进伊梅里纳王国的法统之中。

王国之间纷乱的历史，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维佐人。也许正是因为被权力束缚，维佐人才把自己放逐到历史之外，成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

她的维佐朋友执拗地坚持“维佐人没有国王”，“自从白人来到马达加斯加后就没有国王了”。的确，马达加斯加王国的建立，与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入侵几乎同时发生。法国于1883年及1895年两次攻打伊梅里纳王国，最终于1897年将其吞并为殖民地。

但毕竟王权在岛上存在了三个多世纪，必定会在岛民的记忆中敲凿出一些痕迹。即使王权只是轻轻地凿下去，也会有回声，有一瞬间涌现的白色刻痕。这些不易察觉的痕迹往往残存在维佐人的集体记忆里，即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当中。

国王常常要求维佐人纳贡，这或许是他对这群贫穷的海民维持最低限度统治的方式。维佐人之间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国王来维佐人的村庄收取贡品。村民们纷纷呈上自己最好的鱼干。国王端坐着，让他的武士们把鱼干煮开，煮成鱼汤。他命令一个村民替他去喝这锅汤，因为他担心他的维佐臣民在鱼干中下毒。一层化开的鱼肉，像松脂一样在汤面漂浮，村民喝下鱼汤，过了好几个小时都无大碍。警觉的国王才终于命人把鱼干带走。但这些鱼干中的大部分，却都已经被煮烂了。

关于维佐人与王权遭遇的叙事，几乎总是他们在逃避王权的管辖。只要国王一来海边，他们就会出海。不过，苛捐杂税与国王的暴虐多疑，其实都并非维佐人厌恶国王的主因。维佐人真正厌恶的是，国王会肆意向他们询问其祖先的情况。

在马达加斯加语中，“历史”被称为“坦塔拉”（tantara）。历史学家费里-哈尼克提到，在马达加斯加，“坦塔拉”是不能分散的，因为拥有它代表着拥有一种宗教上的权力与威信。

萨卡拉瓦王国在统治其子民时，也将他们纳入王国的历史叙事之中。透过分享相同的历史，王国乃成为一个共同体，子民们得以洗去过往的身份，成为王国的一分子。维佐人拒绝将他们的祖先交给那一架编织历史的权力机器，他们知道，交出历史就是交出了现在。讽刺的是，萨卡拉瓦王国以及它的后继者最终湮灭无存，没有历史的维佐人却依然在海滩上蹑足行走。

为了生者与死者

《依海之人》最微妙的地方，在它的后半部。尽管维佐人的身份只关乎一个人现在的状态，但人终归要面对死亡，成为一个只属于过去的人，这样的人还能够是维佐人吗？丽塔认为，在人死后，他将被归入死者的序列，不再是维佐人。不过，虽然死亡让他不再被认为是维佐人，他也照样可以拥有一个身份。

这个新身份就像一个词语，一个词语的意义是由它在语言链条上的位置决定的。同理，一个死者的身份，也是由他在亲属关系——马达加斯加语称为“菲隆共尔”（filongoa）——决定的。

维佐人常说，“活着的人有八个壤葬”。这里的“壤葬”，是指“过去死掉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八个壤葬指的是八位死去的曾祖，父母两边各有四位。这就造成了疑难，当一个维佐人死去时，他并不被允许平均地葬在这八个壤葬中，他必须选择其中一边：父亲这边或母亲这边。

由此便有了索颅仪式。在一对夫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孩子父亲要向孩子母亲一家的壤葬献上祭品，索取将来安葬孩子遗体的权利。如果没有举行过索颅，则这个孩子将来便只能归于母亲的壤葬。

维佐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看成是没有骨头的“水宝宝”，它是由海洋赠送给他们的生灵，是他们对它的爱使它生出了支撑自己一生的骨头。正是因为爱，他们才如此认真地考虑死亡。诚然，他们不会像马斯克罗人一样长时间地守灵，直到死者的遗体腐烂。对死亡，他们的态度有时近乎唯物主义。死亡就是死亡，死者已再无知觉，所以，他们的葬俗是简便的。

但这简便之外也有动人的地方。不习惯攒钱的维佐人，为了给逝去的亲人更换混凝土十字架，可以拿出捕鱼旺季全部的收入，举行一场盛大的十字架仪式。不同于葬礼，十字架仪式是一种召唤。它召唤那些死去亲人的灵魂重新回来昨日一同生活的村落，召唤他们去看，他们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子孙是怎样为他们开枝散叶，召唤他们去看融入了海水的夕阳，去看满载星光与渔获的独木舟……

死者与生者分享着记忆，一同狂欢。沉重的混凝土十字架，在平放时，就是死者的另一副永不腐败的身体。人们为它漆上新漆，抚爱它，与它游戏，仿佛它有血肉。欢快的人群扛着这十字架，他们不时停下，开始跳舞，或者向举行仪式的人家索要朗姆酒。而当它伫立于墓园，取代原本吱呀作响的木质十字架，它就是死者灵魂复生的证明。

虽然他的手上不会再有鱼线留下的新鲜勒痕，虽然依照习惯死者已不再是维佐人，但只要他仍在这壤葬之中，他就仍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存在。只要他不被遗忘，他就永远是他们的亲人，永远是这世界上的一部分，向着海洋而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