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参众两院，1918年9月4日以425票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在徐世昌之前，出任或代理大总统之职的，有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当选，开文人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先河。

从1916年辞去国务卿开始，徐世昌其实已经远离政坛，每天“写字”、“散步”、“小憩”。这次选举，最终上位的，为何不是实力雄厚的代总统冯国璋、国务总理段祺瑞，而是赋闲在野的徐世昌呢？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蜜月期”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代理大总统。尽管冯、段同为北洋武备学堂同学，同为“北洋三杰”之一，同为袁世凯手下，但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此而好转。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亲自给时在南京的冯国璋发电报邀其进京，电报的内容只有四个字：“四哥速来！”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8月6日通电代理大总统时，冯国璋就表示“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之后，冯氏又自称：“余与芝泉（段祺瑞，字芝泉）为数十年心腹之交，彼此都互相信任，此后对一切政务决定，听候内阁完全负责，毫不干预。”

抵京之初，冯段之间确实曾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冯国璋先是通过政治决定，于8月14日发布“布告”，正式宣布自当日起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处于战争地位，这导致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尖锐化的参战问题因此消弭。随后，冯国璋又以代理大总统身份，在9月间下令让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此举意味着冯氏支持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主张。

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之举，遭到孙中山及西南诸省的反对。由此，护法运动爆发，广东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

段祺瑞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诸省，其策略在军事上大体是用湖南以制两广，用四川以制滇黔；在外交上则采取亲日政策，借对德、奥参战名义，多方向日本借贷巨款及军火，以加强自身实力、武力统一。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方针，与冯国璋“和平统一”的政策，有着根本的分歧。很快，冯段蜜月期结束，矛盾开始显现。

1917年10月，南北战争在湖南爆发。此时北洋军派往湖南的主力，是听命于冯国璋的范国璋、王汝贤两师。史料记载，当范、王二人请命出征时，“段态度坚决，百端激励，冯则略露不甚赞同武力解决语气”。如此一来，范国璋、王汝贤作战并不积极，加上桂军抵湘支援，北洋军很快节节败退。

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对川用兵以制滇黔的计划先后失败，被迫于11月22日辞去国务总理一职。段系阁员如梁启超、汤化龙、范源廉、林长民等连带去职。北洋派自此分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

段祺瑞虽辞去国务总理一职，但实力犹在。从袁世凯时代出任陆军总长开始，他在北京经营有年，党羽四布，可谓长袖善舞。冯国璋长期任职地方，初入京城，对北京政治和外交关系尚不熟稔。段氏下野之后，一方面暗中支持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一方面允许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再度爆发，意味着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受挫。无奈之下，他只好“下令罪己”，自责“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亲自上门请段祺瑞出山复任国务总理。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度组阁。自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至彼时，段氏至此已三度出任国务总理。三落三起的段祺瑞，复出后与冯国璋的矛盾已是难以调和。在冯国璋一方，是要尽快度过一年的代理期，正式转正，为此他希望统一南方各省以压制段派。而段祺瑞一派则认为段氏讨伐张勋、有“再造共和”之功，早该出任总统。

1918年三四月间，北洋军先后攻取岳州、长沙，在与南方的作战中占据上风。但冯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失败，密电前方主将、直系军阀曹锟“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恢复湘省为止”。于是，当段祺瑞电令直系吴佩孚攻占长沙后“直捣两广”时，吴佩孚却以“饷械供应不及”为由按兵不动。

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时，冯国璋急电曹锟：“久戍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4月底，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北返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与护法军划界停战。如此一来，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只有去冯才能使皖系完全控制北京政府。

而根据1913年10月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为5年。自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起，本届大总统任期到1918年10月9日届满。也就是说，冯国璋的代理期限截止日期为1918年10月9日。

这给皖系改选总统提供了“法理”依据。段祺瑞决定釜底抽薪，指派亲信、原徐世昌幕僚王揖唐于1918年3月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以操纵国会选举，把冯国璋赶下台。另一方面，冯国璋在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选举法》后，也决定竞选下届大总统。冯于2月间派亲信索崇仁向清室商讨借款，以充竞选费用。

1918年11月28日，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举行的一战胜利庆祝大会上，大总统徐世昌致词。

当选总统之意外

段祺瑞喜欢下围棋，看来做事更讲究布局、讲究谋定而后动。成立安福俱乐部后，段氏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相应的活动：先是利用皖系将领联名威胁通电，逼迫冯国璋恢复自己国务总理的职位，走上前台；再从旧交通系政客首领、“北洋财神”梁士诒处，获得300万元巨款的赞助，作为运动经费；又让亲信徐树铮利用担任奉军副总司令之便，先后挪用奉军军饷200万元，交给主持安福俱乐部的王揖唐支配使用。

金钱开路，一番运作之后，安福系在5月下旬开始的新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它在参众两院共计472席拿下330余席，完全控制了国会。如此一来，在下一步的总统选举中，段祺瑞完全有可能一人独大、顺利上位。

进入7月，段祺瑞举行“共和纪念日”相关活动，为自己竞选总统树立威望，这时以张勋复辟失败的7月12日定为共和纪念日。另一方面，段祺瑞通电组织总统选举联合会，主导总统选举。显然，在段氏看来，总统一职已成探囊之物。

反观冯国璋，则在竞选总统问题上态度反反复复。据《冯国璋年谱》，1918年1月初，他即声明不再当选，“无论何时皆愿交卸”。到了5月间，为与段祺瑞竞选总统，他又采纳前财政总长王克敏之策，通过前禁卫军团长索崇仁向清室借公债券300万元，抵押于东方汇理银行得现款120万元，作为竞选总统经费，以抵制段祺瑞当选。他到了6月又表示“不愿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而推荐徐世昌”，并有意退回向逊清皇室相借的公债券。

更有评论指出，冯国璋的副总统本是旧国会选举的，他代理大总统，所依据的是《临时约法》第42条“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的规定。因此，冯国璋本应竭尽全力维护旧国会和《临时约法》，阻止新国会选举。可是他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莅临8月间开幕的新国会并发表致辞。这就直接承认了新国会的合法性，也承认自己失去了与段祺瑞抗衡的国会基础。

无奈之下，冯国璋于8月13日正式发表通电，表示自己无意恋战及竞选总统：“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已在河间故乡购置住房，退职后……将归河间耕种自治。”

4月间出席冯国璋在总统府举行的宴会时，徐世昌曾说，北洋派如今唯冯国璋、段祺瑞马首是瞻。“今一为总统，一为总理，正好极力斡旋，拼救国是。”如今，冯国璋弃选总统，球回到了段祺瑞这边。

对于段祺瑞来说，尽管新国会已在囊中，但如果继冯国璋之后悍然出任总统，一是很可能招致忠于冯国璋的直系曹锟、吴佩孚等反对；二是以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主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的“西原借款”事发，引得舆论沸腾、段氏大失民心；三是段氏也不愿舍去实权，而取徒拥虚名之总统。

于是，段祺瑞在8月31日也发表声明，退出总统竞选。“元首改任之日，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在后袁世凯时代，就政治实力、个人资历、人脉关系、社会影响等方面而言，可以出任大总统的，无非袁时代的副总统黎元洪，北洋派军人首领段祺瑞、冯国璋，北洋资深政客徐世昌，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数人而已。孙中山既以革命、护法为己任，自然不会加入北京政府的总统竞争；黎元洪因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国会、致清室复辟，也无颜再复任总统。因此，大总统的竞争者实际只有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

如今，冯国璋、段祺瑞先后宣布退出竞选，那徐世昌的当选，也就顺理成章——9月4日，新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在总计436张选票中，徐世昌得425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出任总统前的彷徨

在很多人的眼中，徐世昌1918年出任大总统，是被动的无奈，是冯段相争“渔翁得利”。有说法，国会选举时，有一议员投了“渔翁”一票，暗示冯、段鹬蚌相持，徐世昌渔人得利。而徐氏本人，一直都是超然物外。

事实并非如此。7月28日，北京《政闻报》曾刊登《中国将来之总统问题》一文。文中认为：时下中国最有总统之希望者，莫过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三人。由于段氏“武力统一”政策遭到西南各省的反对，加上冯国璋势力的处处作梗，因此当选“恐无机运”；而冯、徐二人之中，“徐世昌之当选势力似较冯国璋占优胜”。

绍英时为逊清皇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为人谨慎。但在3月15日的日记中，他就说另一位总管内务府大臣耆龄告诉他“冯将退，徐将接”。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曾说徐世昌为了竞选总统曾向逊清皇室借钱。“冯国璋任总统时，内务府大臣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三百六十万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内务府的人估计，实际数目必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能当上总统，这笔活动经费起了一定作用。”

根据相关史料，溥仪的记忆有误。向逊清皇室借钱以竞选总统的，是冯国璋而不是徐世昌。这点，在绍英1918年5月12日的日记中也得以印证：“随同中堂至太极殿请见主位，奏明大总统借债票三百万元事，上俞允照办。”

耐人寻味的是，绍英5月25日的日记表明，对于冯国璋此次借款，徐世昌还有些许不满，“据吴士湘云总统借款，徐相不愿，王揖唐之党甚恐其失败，欲从中阻止”。吴士湘、王揖唐，均为徐世昌昔日幕僚。由于之前已经答应冯国璋，逊清皇室也不好追回。为此，绍英还颇为后悔地写道：“本府前未闻知各情，但知借款，不知党争内容也。此事应守中立，切毋多言……戒之。”

如果没有觊觎总统职位之心，徐世昌为何会“不愿”呢？

更耐人寻味的是，9月4日获知当选大总统时，一向在日记中惜墨如金的徐世昌，竟然详细地记录下自己所得的票数。“是日参、众两院开选举大总统会，共到院431（徐世昌所记有误，应为436人——作者注）人，得当选票425，投他人票9，废票2，几乎全体一致。”

“几乎全体一致”六个字，无声透露出徐世昌内心的得意。4天之后的9月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今年麦秋收获甚丰，各省秋稼又丰稔，闻近畿谷秀双歧、三歧者及结极大穗者甚多。”

一株稻（麦）长两个、三个穗称为双歧、三歧，自古被视为祥瑞。晚清名臣左宗棠就有“五风十雨岁其有；一茎数穗国之祥”的联语。而中国古代一直有圣人出、祥瑞多的说法。徐世昌不厌其烦地记录自己的票数和京畿祥瑞情形，表明自称“闭户养拙”的他，对于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并不像外界所传言的那般淡然。

四年总统的声名

徐世昌与逊清皇室关系亲近。据徐世昌日记，清室对其赏赐前后多达数百次，仅1911年一年就达到35次。从1914年到1918年这4年间，逊清皇室直接赏给的银钱就累计接近2万元。有学者指出，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凡是来自清室的钱物，徐世昌几乎全部用“蒙恩赏”、“赏”或“给”等字样，而来自袁世凯的则用“赠”字。

赏，有着上下级的意味，而“赠”则多用于同僚或平辈友朋。这表明，徐世昌内心里，认可并接受自己与清室之间的君臣关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选总统之后，徐世昌曾请示逊清皇室是否可以出任。其9月15日日记记载：“前此醇王倩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

这里的醇王，是指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世中堂是指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所幸为世续所阻止，否则新当选总统向逊清皇帝具折请旨，这让中华民国情何以堪！

为了进一步稳固与徐世昌乃至民国政府的关系，逊清皇室还提出与徐世昌联姻。1921年6月20日，绍英陪醇亲王载沣前去拜访大总统徐世昌，提议聘娶徐世昌女儿为溥仪之后妃。

徐氏以联姻后反不利于替清室运作为由婉谢：“为大婚议亲事，大总统婉言辞谢，并云如作亲，于维持皇室反有窒碍，是以不敢遵办，诸希原谅”。而在当天日记中，徐世昌只写了“醇亲王来谈”五个字，对求婚之事只字不提。

10月17日是徐世昌寿辰。1924年恰逢七十大寿。这年10月，他收到清室包括御笔匾额、瓷瓶等众多赏赐。感恩之余，徐世昌亲笔致函请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代奏谢恩：“拜宠隆之恩香……下忱感性，伏祈代奏谢恩。”

一个多月后，溥仪被驱逐出宫。之后，徐世昌此函被发现并公开披露。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因此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徐世昌：“亵渎民国……做一回总统，譬如做一位钦差罢了。”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他以文人着装与前代总统、军人装束的冯国璋先实行政权交接，然后送冯国璋回其地安门帽儿胡同宅，再返回总统府实行就职宣誓礼，暗示自己习武起家而会文治天下。史家评论，“此为民国期间唯一新旧总统交替礼典”。

由于自身并未掌握任何军队，在凭实力说话的民初，徐世昌的施政可谓举步维艰。为平衡与段祺瑞关系，他免去自己亲信钱能训国务总理之职，改任段祺瑞亲信龚心湛。为讨好张作霖，他先起用张氏儿女亲家靳云鹏为总理（张作霖的五女儿张怀曦曾许给靳云鹏之子，未待正式结婚张便遇炸身亡，之后退婚），后迫于张作霖压力，又改用梁士诒组阁……据统计，徐世昌任总统的近4年间，先后9次改组内阁。内阁频繁变换，无疑大大影响徐世昌的施政效果。

在“就职宣言”中，徐世昌以解决时局纠纷、实现南北统一为要图，表示将“以救民救国为前提，极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此后，南北双方曾进行过两轮和谈，但均未达成协议，内战烽火反而愈演愈烈。

1917年11月段祺瑞辞职时，徐世昌曾到总统府力劝代总统冯国璋，“痛告段氏辞职，北洋派自此分裂”。待其出任大总统后，由于直系的曹锟未能如愿当选副总统，对皖系心怀怨怼。因此，终其总统任期，徐世昌这位北洋元老始终未能弥合北洋派直皖之间的矛盾。1922年6月，他更是被直系吴佩孚所迫，仓皇辞职下野。

尽管国事不顺，但任职总统期间，徐世昌对文化事业的推进始终热心：下令将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24史，成为25史，为史学界所称道；组织幕僚和文人研讨，为日后编撰《晚晴簃诗汇》（《清诗汇》）做准备；命人编文华、武英二殿陈列古物目录，并作《四库全书校勘记》以备影印流传；曾决意影印《四库全书》……或许正因为这些，徐世昌有“翰林总统”、“文治总统”之誉，尽管实质上这个“文治”更多是“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