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毒舌律师》首映礼后，主演黄子华请成班演员食宵夜。席间众人吵吵闹闹，玩起传统节目猜票房，黄子华比较保守猜5000万，导演吴炜伦再大胆往上加了800万，也有人喊到7000万、8000万，不过都是图一时开心。飨宴过后，早被抛之脑后，无人当真。

若要后知后觉地寻觅一些切实的可循之迹，吴炜伦回想起拍摄法庭戏的那几日，旁听席上群众演员个个全神贯注，如追看电视剧般紧跟案情发展，当真相在黄子华的一番激昂陈词中水落石出，更是掌声如潮。

殊不知，这自发的掌声，预告了民心所向。诚意之作的口碑与人气，正在口耳相传间慢慢积聚，造就一飞冲天之势。《毒舌律师》在港上映48天，票房冲破1.1亿港元，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破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内地市场，成绩依旧亮眼，上映26天累计票房1.75亿人民币，豆瓣评分升至7.6分。

将时间线向前推半年，会发现这部港产片的票房奇迹并非偶然。在这之前，受2022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影响推迟至下半年上映的贺岁片《明日战记》《还是觉得你最好》《巨星养成记》《阖家辣》，尽管多为新导演初试啼声，但在创新科幻题材或明星效应的带动下，票房表现同样一鸣惊人，一贯在本地市场表现强势的漫威电影亦不过与之打平，堪称香港影坛三十年未见的“盛况”。

本港电影业冰封三年，苦心孤诣地耕耘、力图破格，撤销防疫措施的东风倏然而至，趁势迎风攀爬、伸展，稍不留神，丰茂葱郁间已结出饱满果实。

电影业最低潮的时期，岭南大学视觉研究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兼电影研究中心主任叶月瑜接受《凤凰周刊》访问时不免担忧地称，电影界还在黯淡前景里等待新的创作力量。尽管如今疑虑尚未消散，但她也对“小阳春”里崭露头角的诚意之作给予了肯定。这些呈至银幕的作品，或许仍有瑕疵，却不难窥见创作团队对电影一片赤诚的回归。

《毒舌律师》剧照

港片经典法庭戏再现

《毒舌律师》开拍是在2020年初。彼时香港经受社会动荡后，又笼上一层新冠疫情阴霾，戏院关停，前途未卜。

安乐影片老板江志强找吴炜伦谈话，问他，写了这么多年动作片剧本，有没有想拍的题材。但挑明最好开拍一部文戏，在不明朗的环境下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那一刻，拍一部法庭电影的想法情不自禁地蹦出了脑海。

也许吴炜伦早已准备好了。从二十多年前，他还在演艺学院读导演系，看完改编自英国北爱尔兰发生的著名冤狱事件基尔福四人案的电影《因父之名》，深受触动，“那时我就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做导演，一定要拍一部法庭戏。”吴炜伦说。

过去这些年，他蛰伏片场，以编剧身份跟随各名导历练，潜移默化中练就一身扎实基本功，最擅把控戏剧节奏感及气氛，厚积薄发渗入创作中，便是《毒舌律师》另一主演谢君豪从唇枪舌剑里感受到的“武侠片质感与侠义精神”。

吴炜伦觉得，法庭戏的戏剧节奏可以非常贴近动作片，唯一差别不过是高手过招的控辩双方，以文代武，你来我往的交锋，却分毫不输枪弹互射的惊险与澎湃。

《毒舌律师》的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黄子华饰演的律师林凉水，因自负打输官司，令深陷虐儿冤案的单亲妈妈曾洁儿饱受冤狱之灾，其后追悔不已，向权贵发起捍卫法律尊严之战，拼命帮曾洁儿翻案的故事。

乍一看，这是非常古典的“自我救赎”叙事，但又在套路化叙事背后，突破了港产片某些创作窠臼，将“法律是否平等保护穷人和富人”这一问题尖锐抛出，实现文戏武拍，亦放大观众的情绪共振感。

过去一两年法庭戏于香港大行其道，无论严肃还是嬉闹类型，都不乏精品。再往前追溯，律政题材向来是港产片及剧集富矿，取决于切口大小和立意深度，进可深究正义、人性与法治，退可描绘中产危机。放眼经典作品，《壹号皇庭》《法政先锋》《盲侠大律师》《鉴证实录》等TVB剧集层出不穷。

“八九十年代港产片也有律政题材，但是那个年代的观众要求没有这么高，（剧本创作）可以不顾真实性。”吴炜伦说，今非昔比，观众水平在提升，情节如果有任何瑕疵或疏忽都很易被捕捉，天马行空的想象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在戏剧性与真实性之间构成平衡。

深谙准确度为制胜关键的吴炜伦，花了一年半时间用心雕琢剧本。“准确度包括资料搜集、计算整个戏剧的节奏、放入Gag位（笑点）。”他特意邀请了一位香港大律师作为顾问，提供专业意见，连同另外两名编剧，四个人常由一个概念性方向出发，在角色扮演中推敲每句台词。

比如第一场法庭戏，林凉水和金远山分别作为辩方及控方律师出庭，“我设定了一个范围，就是我要林凉水输到连话都说不出。”于是顾问扮演金远山，利用专业性的语言及技巧去盘问扮演林凉水的吴炜伦，“他盘问我，我就想尽办法去拆解，直到他问我一句我真的怎么都答不出来，那句话就立刻放入剧本。”戏就这么一场场磨出来。

有时他们也吵架，吴炜伦要为法庭辩护增加几分戏剧效果，顾问不同意，“我就说，‘如果我真的要这样，犯不犯法啊？’他很无奈，‘法就不犯，但最好还是不要了。’行了，不犯法就行。”吴炜伦大笑，他性格里有种鬼马本色，贵在肯挨肯磨，又善变通。他所理解的创作，是要直面环境转变，从中找到相宜的创意回应时代，也间中顽皮一下。

《毒舌律师》剧本前后改了七版终于完成，之后便是围读和排戏。吴炜伦事先将演员带到已废弃、现用作拍摄的旧北九龙裁判法院，帮助他们在真实情景里快速调动演技及情绪诠释角色。“后来他们跟我说觉得很有用，比如很有经验的黄子华和谢君豪，他们都说走入裁判法院真的感受到那种庄严，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演法。”站在那个真实的法庭里，谢君豪将脑中已经成形的演绎方法推倒重来，黄子华则点燃更强的信念感。

有一场戏，林凉水在旺角办公室被黑社会殴打。吴炜伦未作过多指导或介入，“我预料到子华的情绪会爆发，但是我不会问他如何做，问了就不好玩了，当然要现场看他如何表现。”特写镜头里，林凉水的脸被人用力压在桌面有些狰狞变形，头破血流，他站起身怒目而视，悔与恨交杂下生出一股爆发力，手掌用力在桌面拍了三下。

“Cut——”吴炜伦走过去一看，那张铁制的桌面，被黄子华拍打到凹陷，而早先他脸上的“血”滴落台面缓慢流入那凹陷，竟逐渐聚成了一个小“血”塘。“我不知道他的火可以烧到这么烈。”

这团追求正义喷薄而出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更多镜头之外的人。这对吴炜伦是意外之喜，“《毒舌律师》讲的是追求正义、公义，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喜欢这个戏，本身是坏人、作奸犯科的人是不会想看到这些，也不会投入这部戏。这显示了，这世上其实还是善良的人多。”从这里反过来看，吴炜伦觉得也许这也是《毒舌律师》卖座的原因，“都说人善被人欺，人们总会希望有一些同样善良的人，帮他们出一口气，打败坏人。”

叶月瑜则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从前经典港产片的影子，且已在创作里完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它重新回归了港产片的伦理体系，即底层运用街头智慧取得胜利，并将这一主题延伸至法庭公义，普世价值激发广泛共鸣。剧本结构也呈现精准的三段式，逻辑和对白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加上表演与剧本的完美搭配，让观众看后觉得受到尊重，没有侮辱观众智商。”

近年来，香港电影在千禧年后的长久失落里，缓慢回过神来，卸下曾经辉煌年代的星光，在时代里重新求索新的路向，反倒愈发自在地踏浪而行。人们曾不约而同地投注在边缘社群之困娓娓道来、吵闹温馨的家庭喜剧、飞车流弹刺激万分的警匪片，每当亮眼新作诞生，这会是港产片日后发展新的路向吗？诸如此类的讨论比比皆是，这一回，轮到了法庭戏。

吴炜伦却不这样以为，“你说会不会在港产片里法庭戏变成一个主流，或者潮流，我想不会。”法庭戏有其局限性，戏剧形式的变幻有限，而前期准备工作量庞大，动辄一年半年进行个案研究打磨剧本，“这对很多创作人、投资方都是不划算的，如果做另一个剧种，一个月可以写完剧本。”更遑论香港可供拍摄法庭戏的场地已寥寥无几。

“但是（《毒舌律师》的成功）对香港电影人有另一个小启发，就是原来一部没有动作场面、没有电脑特技、从头到尾都讲对白的剧情片，观众也可以很接受。”在吴炜伦看来，这打破了以往认定文戏“唔卖得”（不会大卖）的桎梏，为电影创作人或投资者提供了另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项——投资一部较低成本的文戏，也能博到高票房。那么，也许将迎来题材迥异的剧情片的涌现。

迟到近三十年的“小阳春”

2000年，吴炜伦从演艺学院毕业，正撞上香港电影由辉煌坠入低迷徘徊的开端。

关于那段时期香港电影工业的快速萎缩，身处行业中，吴炜伦有最直观的感受：每年初，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都会印刷前一年度电影名册，以便评审，“那本名册越来越薄，我们每年都会数，去年香港有多少部电影，那个数字每年都在减少，没怎么上升过。”

叶月瑜提供了一组数据，在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香港电影年产量由约100部萎缩近半，几乎腰斩，而其中2000年至2006年下降幅度更为惊人，达到60%。聚焦2001年至2002年仅一年间，港产片发行量骤降30%，2002年港产片的本地市场占有率仅38%，为有史以来最低。

与多数人回首这段愁云惨淡岁月的悲叹相反，吴炜伦更愿意从中去看积极的一面——就把它当作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吧，当这里根本揾不到食时，还能留下来的都是能力很高，或者对电影很有热忱的人。这种乐观坚定，近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我这个人就是碰到任何差的事情，我都会去发掘好的一面。”

或许是种相互力的作用，命运的确对吴炜伦多有眷顾。他读书时就跟着导演林超贤在剧组做场记，毕业后继续跟组，没什么变化，低迷的失业潮也未影响到他，“我这么多年来，虽然不算（剧本）写得很密，但也是一部接一部，不需要考虑转行，每当到了最穷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叫我开工了。”

再挨了几年后，又等来了合拍片的春天。吴炜伦记得大约从2005年，渐渐开始有人谈论合拍片，“所以我没有感觉是低迷，反而觉得原来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在那里。”

而当三年疫情来袭，再将香港电影前途笼上未知的阴霾，影院数度关停，新片堆积无法上映，香港电影发展局多年心血资助各项计划培养出的新人，出现流失及陷入瓶颈的迹象，业界不免为暂停三年的一筹莫展而心焦。

吴炜伦同样未曾将这视作一件过于悲观的事情，甚至从某个角度看，他将《毒舌律师》获得的票房奇迹归功于被疫情压抑许久后爆发的“报复性观影潮”。

《毒舌律师》赶在2023年农历春节档上映，彼时疫情渐入尾声，香港各项防疫措施逐步取消，包括电影院入座率可达100%，及允许饮食等。“看电影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过年习俗，我们年三十上映，之后慢慢积累口碑，大家过去几年没什么机会出门拜年，今年走亲访友时自然会谈到最近看过的好看电影，推介给大家。”票房也随之一路飙升，直至破亿。

吴炜伦的看法不无道理，回顾过去半年内的港产片，与香港本土情感及叙事紧密扣连的几部作品，同样与这股观影氛围一拍即合，点燃市场。

2022年上映、同样由黄子华主演的港式家庭喜剧《还是觉得你最好》，击败周星驰作品，成为香港影史首部破7000万票房的喜剧片；古天乐监制并主演的电影《明日战记》亦不断刷新2022年香港华语片票房纪录，最终票房累计突破8300万；有香港本土偶像出演的电影《巨星养成记》、《阖家辣》分别突破3000万及4000万票房。

这些数字或许对比内地电影市场仍属微不足道，但若横向对比来看，一向获追捧的漫威电影《雷神奇侠4:爱与雷霆》在港不过获得约4800万票房，足见本土电影发展势头之强劲。

一些观众及影评人将此盛况称为香港30年未见的“小阳春”，要知道上一回在同一年度出现四部港产片票房突破3000万，还是在1995年，分别是《红番区》（5691万）、《霹雳火》（4567万）、《百变星君》（3523万）、《烈火战车》（3377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电影的导演在业界仍属新人范畴，却能以各自所擅长的手法，把故事讲得活色生香、韵味隽永。

“虽然这些影片或多或少都有瑕疵，但都多多少少富有本地地气，也是本地电影人专业认真制作的体现。”在叶月瑜看来，正是这些特质打动了观众，令开始对流媒体平台的娱乐显出倦怠感的观众，转而对作品及创作者产生更深的认同。

加之对于港产片的情结在过于低迷的二十多年中未曾消解过，人们总在期盼复兴，但凡有拍摄水准中等以上的影片推出市场，都能引起不错的反响，至于其中瑕疵则较易被接纳和包容，“以目前的感知和社交结构来看，时机也对港产片发展有利。”叶月瑜相信，由认同而连带的支持也许还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然而，这未能驱散叶月瑜对于港产片发展的忧虑——严重的人才流失，且先前培养的新人还未看到持续发展的表现。曾凭借政府资助拍摄首部剧情片在先前几年的电影节大放异彩的新人导演，几乎均呈现后劲不足的疲态，迟迟未有新作面世。

叶月瑜曾在近年与多位新导演所做的一系列访谈中发现他们的瓶颈在于技术受限，“他们承认不是不想拍商业电影，而是不会拍。比如港产片经典的动作片，在技术层面有一定高度。而社会题材的电影则比较容易，只要有好的剧本，有明星愿意支持，就可以拍出来。”

电影《毒舌律师》拍摄期间，导演吴炜伦为几位主演讲戏。

这十年，是港产片的关键承接期

“这个不难解决。”吴炜伦说。

尽管是初次担任导演，但吴炜伦并非新人，他过去二十年担任编剧创作出不少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证人》《魔警》《寒战II》《捉妖记2》《梅艳芳》等，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港产片与合拍片之间，兼容艺术手法及商业性。

仔细看吴炜伦的个人发展脉络，更贴近香港电影业的一种传统训练模式：毕业后从基层做起，由场记、编剧、副导演、导演一路训练“出师”。他辗转追随多位名导演，这当中林超贤、叶伟信、郑保瑞影响他最深。

“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学到一些。”林超贤对戏剧节奏的精准掌握、叶伟信对角色及场面设计的精雕细琢，以及郑保瑞出神入化的氛围营造，都在经年的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导演吴炜伦”，最终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痕迹。

“我最初跟郑保瑞合作的时候，他不怎么说话，又不怎么会讲故事，但他是一个画画高手，有时候想不到如何讲出来，就会几笔画出来，我们就明白了，那些气氛的东西都在他脑中。”吴炜伦回忆，郑保瑞不喜欢对白，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讲乜鬼嘢啫，唔讲得唔得？（有什么可说的，不说行不行？）”

所以当吴炜伦设计《毒舌律师》里的一场重头戏，钟太与曾洁儿见面，原先准备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对白，但到了现场在那种紧绷的对峙里，郑保瑞那句“唔讲得唔得？”跳入脑中循环不休，帮助他最后选择了静默不语，交由眼神来诠释愤恨、冤屈、忌妒交杂的情绪，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相形之下，新生代导演在政府各项资助计划下，更容易被看见，在电影工业奔腾不息的潮流里，令人耳目一新的清风阵阵，抬头见后浪推前浪，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同样意味着新人导演受训时间大大缩短，他们不会再像吴炜伦一样在剧组里摸爬滚打二十年，而是一毕业就跻身导演行列。

机遇，反而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太快了。“现在新一批的导演，他们很有热情讲自己想讲的东西，他们有想拍的题材，也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看。这个不难理解，最开始创作一定是写自己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东西，但是当你第一部把所有东西都灌注了，第二部讲什么？就算第二部还可以，第三部呢？你已经说完了，所以很多人就停在了这里。”

吴炜伦那一代电影人接受的十年如一日的训练和习惯，说到底其实是教会他们如何将电影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永远在优胜劣汰的选择里成为适者，“我们当时也许没有机会讲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收了你的钱，我就会讲一个很好的故事给你，或者你想讲什么，我帮你写出你想讲的东西，我们有这样的训练。”

但这种快，有时也是身不由己，行业中人始终难逃被市场推着朝前走的命运。“我想未来会有更多新人导演出来，因为对于老板来说，花重金请一些很有经验的导演，今时今日也未必能保证票房，那不如让新导演试试，说不定也能出成绩。那就分散投资，（项目）一半给新导演，一半给有经验的导演。”这让吴炜伦意识到，此刻行业正处于一个宝贵的“承接期”——前辈还未离开行业，而后辈正逐渐成长独当一面。

这一传承期不会很长，大概只有10年左右，“很多前辈快要退休了，他们一旦离开现场，那种教法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在他们离开之前最好能有多少东西就留多少东西，很多东西不教就真的失传了。”在港产片即将陷入青黄不接的时期，更多电影人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吴炜伦观察，在《毒舌律师》拍摄期间，台前幕后总能看到前辈在教后辈，无论是演员、摄影组还是灯光组的新人，一有时间就像见到补习老师一样拉着前辈请教。

叶月瑜同样相信，香港电影的传承需要多重力量，老中青缺一不可。资深导演有口碑、技术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擅于驾驭宏大的题材，壮观的场景调度及视觉效果信手拈来；而中青导演则更倾向于在题材和创意上突围，更新港产片的传统景观。不同世代各自精彩，互相激励扶持，这样的多元生态才能确保香港电影的永续发展，继续为香港的文化资产做积累。

至于陷入瓶颈期的新人导演，那些缺失的基础片场训练，最终还是要回到片场来补齐。叶月瑜引述导演杜琪峰多年前说的话：香港电影的复兴需要年轻导演愿意贡献，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受历练。

这与吴炜伦的观点不谋而合，“现在很多新导演都多才多艺，有的会摄影，有的会剪辑。当前辈要做千军万马的戏，你去帮他写剧本，到现场去看，慢慢就会有经验了。如果不想跟随前辈，那新生代也可以围炉取暖，今年首部剧情片你做导演，我帮你摄影，那下一年他做导演，你帮他写剧本。那你可能从一年只做一部变成一年可以做四部，经验不就来了。你以为开一部戏很容易吗？不开戏你总要吃饭，如果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心去做，会容易很多。”

当初吴炜伦从导演系毕业，在林超贤执导的电影《重装警察》做场记，因演员档期调整须提前一个月开机，剧本却尚未完成，吴炜伦临时被调至编剧岗位协助完成后半部剧本。这部电影成为他误打误撞“转行”的开端，然而当电影杀青，林超贤问他未来打算如何发展时，他已想得很清楚——要做好一个导演，一定要会写剧本。所以他甘于在编剧岗位打磨自己二十年，他从来也不着急。

在当今追求速度的时代里，慢下来的确是一重艰难的考验，这是吴炜伦从前辈那里学来，又希望传递给新生代的忠告。

吴炜伦记得，约莫千禧年后，他入行不久，前辈、香港著名编剧陈庆嘉开车载他离开片场，闲谈间问他，以后你想拍什么类型的戏？吴炜伦脱口而出两部电影，《德州巴黎》和《洛城机密》。“那你没得急了，要慢慢来，因为你一定要认识人。”陈庆嘉口中的“人”，是体会人生百味后对人性的认识，也是经年自我磨练后才能收获的顿悟。那之后，好的故事才会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