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信为中介，仇春霞所著《千面宋人》串联起两宋时期士大夫的际遇。猬集于此的这些片简，围绕战场、官场、治学、为人、生死五大主题，让我们窥见千年前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是如何处理生活与时代的缠绕。

历经战乱与政争，他们的人生如同被一双无形的手抛向空中的硬币，永不知正反。北方民族政权——西夏、辽、金、元，叛乱与入侵，新政及其反复，始终困扰宋人。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学很少将个人书简看成一种独立的文体。诸如里尔克、福楼拜，他们的书简作为连接其作品与读者的曲径，几乎变得如花园一般，有只属于它的亲密风景，引人在其中流连。

收在《千面宋人》中的，大抵是日常的信札。它们绝非为公众而写，如今却流落各地，在北京、台北的玻璃橱窗中，作为历史的鳞爪抑或书法艺术品被观看。而从这些碎语出发，透过史料的互证，我们逐渐能拼凑出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个人，以及他们所身处的世界。

宋夏战场上的名臣们

《千面宋人》收录了一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残稿，它现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是如今仅存的司马光手稿。手稿两端密密匝匝排列成行的收藏印，显示它曾停留过的一个个站点。中间字迹，多有作者本人涂改的痕迹，可见司马光叙史行文之严谨。

但吊诡之处在于，手稿上的每一个字都端正得分明，如同高速公路边上裁剪得当的花坛，精心修缮的笔划向内收着一股劲，显得压抑。司马光写作私函时的书法，也同样如此。

《天圣帖》是他为陈洎诗稿题写的跋文。其时是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半隐于洛阳，专心著书立说。陈洎是他恩师庞籍的旧友，看到陈洎之子陈师仲带来的这卷手稿，他不禁感慨：“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后者，赖遗文耳。”

不过，《天圣帖》的书法一如他的手稿，每个字都彼此对齐。而且每次写到陈洎，都另起一行写下尊称“陈公”或“公”，态度极为谦恭。

与我们印象中那个砸缸救人、善于变通的顽童正相反，成年后的司马光是一个执拗而拘谨的人。19岁时，他中进士，虽可留在京城，却仍选择调任苏州，只因其父当时正任杭州知州之职，且已年近花甲。他如此律己，也如此律人。

上海博物馆所藏《宁州帖》是一封充满怨怼的信，一贯谨严的字迹，在落款处却散开。我们依稀看到这几个字“叔光报九承议”，显然，这封信是写给他侄子的。

司马光与他唯一的长兄司马旦手足情深。司马旦年长司马光14岁，写《宁州帖》时，司马旦已经七八十岁了。那一年，司马旦之子司马富被朝廷派往宁州（今甘肃宁县）守边。司马光力劝司马富留在家中赡养年老的父母，结果司马富却为仕途计，偷偷前往宁州赴任。也许是出于愤懑，这封信是用近白话的语言写成的，信末，司马光写道：“虽知骂得汝不济事，只是汝太无见识。若万一到宁州于条便可离任。”

《千面宋人》以战争开场，但并没有选择更著名的宋辽、宋金、宋元之间的战争，而是宋夏之战。我们对它稀薄的第一印象，几乎只来自诸如《大英雄狄青》《楼兰》《贺兰雪》一类的动画片、电影、电视剧。

西夏的文字、文明，一度繁盛，却在1227年湮灭于蒙古入侵。如今当我们看到西夏人留下的碑铭，那些由河西字写成的佛经、公文，让我们仿佛置身月球背面，这些字就像在腰上别满弯刀的汉字，熟悉又陌生。

我们在范仲淹的《渔家傲》里触到这一场战争：“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一场十一世纪的消耗战与静默战，尽管宋是国力几十倍于西夏的大国，在野战时却屡战屡败。这并非宋的军事技术逊于西夏，而是宋军由文官领军，指挥系统僵化，且西夏数次大胜，基本都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在其主场围歼劳师远征的宋军。

譬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十万伏兵攻击任福所率万余宋军，任福及其子任怀亮力战而死。行营都监王珪率四千兵士来援，王珪更是单骑突入西夏军阵中，杀敌数百。虽然宋军奋力拼杀，却仍逃不出好水川这一死地，王珪先后换了三匹战马，最终战死。

范仲淹就在这时站上了战争的前台，坚壁清野，固守城池，不与西夏野战。就像罗马屡败于汉尼拔后所采用的费边战术，这一策略虽不华丽，却实用。

不同于范仲淹，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追随恩师庞籍来到宋夏接壤的并州时，并没有太多政治军事经验。其时在并州所辖麟州处，有一荒地，被西夏人开垦，并驻军三万。司马光巡边时，麟州守将报告此地西夏守军已撤走，应当乘此机会收复失地。

司马光应允了，但西夏守军去而复返。听从了司马光命令的麟州守将及其一千兵马，全部折损于此。这成为司马光履历上的一个污点。

庞籍念在师生之谊，替司马光承担责罚。因为他自认自己年过七十，不必在乎此等小节，而司马光的仕途才刚刚开始，不能因此留人口舌。

在此，虽然他卸下了政治上的罪责，内心却负上道德的重荷。终其一生，司马光都把庞籍夫人当成母亲赡养。他谨慎的性格，也许正是在无尽边声中，在一个个对那因自己的轻率而埋骨于此的兵士们心怀愧怍的夜晚里成型。

文房用品背后的宋人

两宋时期最为现代人称道的，是宋代人极其丰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

作为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也是物质丰裕的象征，宋代士大夫对好纸、好笔、好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们不断优化制造这些文房用品的工艺，亦对原材料精益求精。不少士大夫甚至亲自加入到研发过程中去。

澄心堂纸在宋代是高端书写纸的代名词，它得名于南唐宫廷中专门藏书的“澄心堂”。南唐虽地域狭小，仅有三代国祚，却因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三代君王皆醉心诗词，故于深宫中竟流淌出一条婉约词的文学支流。

南唐后主李煜擅写词，且工于行书，澄心堂纸便是为他量身定制笺纸，大小恰好可以填下一首小令。南唐亡国后，这些为宫廷制作的纸张与它们的主人一样流离失所，其工艺也因为匠人们的离散而失传。但多年后，当宋人们终于发现那些积压在某处仓库的南唐旧纸，他们无不为它优良而耐久的品质折服。很多自认书法不够好的士人，即使得到了它，也很少使用。

欧阳修曾得到一些澄心堂纸，碍于对自己书法的自卑，一直不敢使用。他将纸送给梅尧臣，梅尧臣亦不敢暴殄天物。即使兼为诗人与书法家的蔡襄，也只是在晚年视力衰弱前，才终于开始在澄心堂纸上落墨。他希望这些凝聚他毕生书艺探索的墨迹、这困于他日渐佝偻的指节的笔划，能在这纸上传之后世，成为永恒。

作为书法家，蔡襄在写这些作品时用的墨也十分讲究，是李庭邽墨。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他称这块墨“真则赵璧难舍”，用十五座城池，也换不走蔡襄的这块墨。

而毛笔在宋代也经历了技术上的重大改变，由有芯笔渐变为不带笔芯的“散卓笔”。后一笔型延续至今，成为我们今日常用的毛笔。

有芯笔同样以南唐工艺最佳。梅尧臣在诗中写到宣州诸葛氏所制“诸葛笔”：“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诸葛笔昂贵、精美，原多为南唐贵胄所用。到北宋时，传至诸葛高一代，欧阳修、黄庭坚亦盛赞诸葛高所制之笔。

随着平价散卓笔的流行，有芯笔逐渐失去市场。当然，这两类笔型各有优势。有芯笔因工艺复杂而昂贵，但质量上佳。苏轼在参加科举时所用的，即是杜君懿赠送的两支诸葛笔，经历漫长的考试后，笔锋仍完好。从此，苏轼就成了有芯笔的忠实爱好者，流放海南时，他也只随身携带有芯笔。海南湿热，笔芯皆烂，苏轼不得不用鸡毛蘸墨写字。

而这个坚硬的笔芯不便提按，写大字或行草时，便会受限。与之相较，散卓笔有更高的书写自由度，但也要在原材料上下功夫，才能得到上乘的散卓笔。

梅尧臣与诸葛高是同乡，两人常一同交流制笔经验。当诸葛高开始研制散卓笔时，梅尧臣建议他在笔中加入硬挺的鼠须，增强笔的韧性。果然，这种做法产生奇效。蔡襄称：“宣州诸葛高造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绝佳。”

在信笺中体会历史

然而，建基于一个渐露雏形的前现代“消费社会”的逸乐，一旦渗入君主的世界，便沦成“花石纲”一类的劳民伤财之举。北宋沦亡于金军铁蹄之时，徽钦二帝几无反抗。

时代的变局将宋人划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种，一种愈发沉溺于精致的享乐，一种则将毕生精力投入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历史行进的张力也由此产生，我们从中看到我们今日的面目，就像孩子们在一滴水中第一次认出了自己的样貌。不过，难道我们仅仅将历史看作一种影射与轮回吗？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参观斯德哥尔摩时，皮雷纳提议不必先去看那些古迹，而要先去看一座新造的市政大厅。他告诉布洛赫：“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我们不仅需要由古知今，也同样由今知古。

诚然，历史处理间接材料，但一具木乃伊的碳14报告其实并不比社会学问卷更间接。历史同样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去将古人还原成为与活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存在。

而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渴念不朽绝非一种可笑而疯狂的自大。和希腊人类似，他们不信仰抽象的一神论，而是与存有人性的诸神共享一个神圣的世界，在这世俗主义哲学中，也有名与实、不朽与必朽的区分。

与不朽相对的，是所谓名与利织成的“尘网”。而达至不朽，有三种渠道：立功、立德、立言。那些伟大的失意者：孔子、司马迁、司马光，无不投身于立言，即历史书写之中。这并非避世之举，而是一种承担，承担讲述的责任，并让讲述本身成为真理的载体。

这些信笺提供给我们古人最私人的一面。而此种个人性的、口语化的书写，才是让他们从诗词的帷帐之中走出来，并能为我们所亲近的关键。他们是不朽的，却也是嬉笑怒骂的凡人，他们曾经是我们，而现在，他们依然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