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宋钦宗靖康元年二月初五，金兵打到首都城下，城内却闹起民变。数万群众包围皇宫，要求起用刚罢官的尚书右丞李纲。民变很快失控，群众殴打大臣，“山呼动地”。

宋钦宗急派签书枢密院事(国防部次长)耿南仲出面，宣布皇帝已召见李纲。但奉命宣李纲入朝的内侍宦官朱拱之，摆起传旨天使的架子，慢条斯理踱方步。他被群众拿下，当场千刀万剐，予以碎尸，连带杀了宦官数十人。

皇帝只好下旨，白纸黑字明确起用李纲，派户部尚书传旨安抚群众。开封知府王时雍出面喊话，却无人理睬。钦宗只好下令，驻军城外的勤王军主帅种师道入城弹压。群众不甘心，包围种师道的马车，掀开窗帘，看清车内确实是种师道本人，才一哄而散。

群众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金兵已经打到京城，宋钦宗却一心求和，罢免亲率官兵出击的李纲，改以主和的尚书左丞蔡懋守城。蔡懋下令不抵抗，“禁不得辄施矢石”，小心保护攻城金军的人身安全，以免破坏和谈气氛。

种师道劝散群众，入宫觐见皇帝。他是抗夏名将，时人尊称为“老种经略相公”。靖康之难时，他年逾七旬，闻诏赴难，率七千西北兵勤王。金军见到种少保旌旗，大为惊慌，立即停止攻城，迁营避开。“老种相公”未出手，就吓退了百战百胜的金军，这是靖康之难的神奇一刻。

皇帝召见种老将军，询问对战局观感。老将军霸气回答，女真人实在不懂用兵，可以轻松歼灭。“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

钦宗却浇了老将军一头冷水。皇帝告诉种少保，和谈已经讲好了。种老将军一声长叹，黯然说道，老臣只懂军事，不敢谈政治。“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

种老将军并没说错，以军事论军事，打败金军并不难。但北宋是全球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和平岁月长达百年，社会风气柔弱反战，国家不能打仗。《孙子兵法》讲得好，发动战争的评量顺序是：“道、天、地、将、法。”金军攻汴京时，宋军占了天时与地利，也有卓越的将领与严整堪战的部队。“天、地、将、法”都能战，却独缺“令民与上同意”，愿为国家存亡而牺牲的“道”。

因此，北宋皇帝与多数官员宁可不抵抗，窝囊接受国耻。这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靖康之变前的北宋东京城。

皇帝带头“不抵抗”

靖康元年，金军两度围攻汴京。第一次，宋军击退来敌，保住京城。主帅李纲却须狠狠得罪皇帝，才能放手打仗。

金军来得很突然。宋徽宗宣和七年，辽国已被金军打垮。徽宗与金廷结成“海上之盟”，联手攻辽，虽然宋军败仗连连，却也站在胜利的一方。宋廷筹出巨资，向金国买下半个燕云十六州，收回方式不光彩，却也达到北宋国威的最高点。但就在这极盛之年的初冬十月，金军南下攻宋。

金军兵分两路，由太行山东西麓南下，分进合击直取汴京。金军出师不利，一出战就折掉一翼。由粘罕(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出河阴(山阴)，包围太原府。坐镇太原的太师童贯弃师而逃，太原知府张孝纯却自行守城8个月，将整个西路军挡在晋北。由斡离不(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被迫孤军深入，一出手也啃到硬骨头，中山安抚使詹度死守中山府(定州)6个月，挡住南下大路。

然而，斡离不手握王牌，他招降了燕山府(北京)守将郭药师。此人先叛辽，再叛宋，倒戈无底限，将宋军虚实全部暴露。他引导金军绕过中山府，渡黄河直攻汴京。《金史》评价道，斡离不“以悬军深入，全胜以归”，全靠郭药师“能测宋人之情，中其肯綮”。

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徽宗却吓破了胆。宣和七年十二月初，童贯逃到京师，两路急报传来。太原府与中山府仍坚决抵抗，只要兴兵反攻，就能断敌归路，徽宗却一心出逃。他集合禁军精锐，交给略有作战经验的宦官梁方平，固守黄河北岸的黎阳(浚县)渡口，拒止金军渡河，然后他立即禅位。十二月廿四，钦宗登基。太上皇勉强等到来年正月初一，参加钦宗改元靖康大典，正月初二就匆匆离京“东幸”。

靖康开元，宋廷原还有点志气，但太上皇一逃，钦宗也失去胆量。他跳下御榻，对苦劝固守汴京的李纲说：“朕不能留矣。”李纲急了，跪在钦宗前大哭，扬言不惜一死也要把皇上留下。钦宗无奈同意守城：“朕今为卿留。”但李纲前脚一退朝，钦宗后脚就要“东幸”。李纲赶回宫殿，见到皇上乘舆已经套马，殿前禁卫军整装待发。他情急之下，对殿前军大声呼喊：“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

军人还是有骨气的！殿前军浩壮回答：“愿死守”，让准备上车的皇帝听个清楚。李纲语带威胁地对皇帝说，殿前军的父母妻子都在汴梁，要是中途兵变，皇上安危可虑。钦宗被迫鼓起勇气，宣示固守京城，军心顿时大振。《宋史》记载：“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此时的前线战况一塌糊涂。宋徽宗时的战争多是民变与西夏部落小型战斗，他喜好以亲信宦官挂帅出征，小战勉能奏捷，大战却要误事。守黄河渡口的梁方平一遇金军，全军溃散，黄河天险不战而弃。

只是金军不惯乘船，小舟渡河十分混乱，耗了5天才把全部骑兵渡完，后面还堵着数万步兵未过河。为了赶时间，金兵“旋渡旋行，无复队伍”，却不见宋军乘机出击。金军的笑语，使宋人羞得抬不起头来：“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

前线败得如此难看，但汴京还是能守。《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汴京，不仅是首都，更是一座可以独立守城的军事城市。

汴京原本可守

斡离不大军渡过黄河，距汴京只有两百里。徽宗于大年初二出逃，金军于初六兵临汴京，连夜攻城。这时，李纲已经振作起汴京的民心士气。

他是进士出身的资浅官员，金兵南下时于掌管国家典礼的太常寺当少卿(副主官)，因强烈主战，临危受命出任尚书右丞(中书省副长官，列位宰相之一)。他不懂作战，却有胆量。他招募“敢死士”守城，“缒城而下”击袭金军，又以“拐子弩”投掷大石，击毁金军的攻城火船。他的乌合之众成功守住汴京，等来了种师道的援军。

种老将军视察京城防务，胜利自信在胸。“臣今观京师，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老将军向皇上报告，只要认真守城，金军自然失败。“城上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踰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

汴京城的原始设计，就是一个能独立守城的战略重镇。宋太宗北征契丹失败后，战略改攻为守。但燕云十六州丢失使北方防线险隘尽失，太行山以西(河东)还能凭借太原与汾州的复杂山势固守，太行山以东(河北)却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只能以黄河(京东故道)抵御冀中平原来敌。

宋仁宗时，黄河两度在澶州(濮阳)决口。澶州以东是泛滥沙区，不易用兵，以西的相州(汤阴)与黎阳(浚县)成为河北渡河热点。在此渡河的铁骑，奔袭汴京只需三昼夜。宋真宗咸平六年，契丹于太行山东侧的冀中平原南下，直扑澶州，汴京大震。名相寇准硬拉真宗到澶州督战，总算把契丹大军挡在河北。

若黄河被突破，汴京就是反败为胜的战略王牌。汴京有“漕运四渠”之利，运来“半天下之财赋”，是华北粮食最充裕的城市。有粮就能养兵，宋代将禁军主力集中在汴京周围。“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宋史》记载京师养兵多多益善，“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于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得强干弱枝之势。”

北宋的北疆边防，分为四路。汴京是集中禁军主力的“强干”。前线的河北(太行山以东) 、河东(太行山以西)与陕西三路则是“弱枝”，平时不养大军，以少量兵力守备，可免军粮转运之劳，也防止边帅尾大不掉。战争一开，汴京就是北防契丹、西拒西夏的战略总预备队。

以地利而言，北线三路与汴京之间构成庞大的战略纵深带。只要京师禁军占领纵深各据点，点点固守，就不惧来敌深入。宋哲宗绍圣三年，西夏起兵50万攻延州(延安)。皇帝接报，“泰然而笑”，只要数十万禁军控制在京师一带，宋军就握有战略主动权。他自信十足：“五十万众深入吾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砦需去。”于是，他诏令“被边诸路相度城砦要害”，迅速占领据点，构成战略纵深，轻松拖垮西夏攻势。

若三路有失，汴京则是能长期独立固守的战略据点。无论契丹或西夏，南侵都是为了掳掠财富，富庶汴京足以吸引敌人铁骑猬集。天下勤王之师外线来援，与城中守军内外夹攻，足以歼敌于城下。因此，汴京城墙庞大，武备雄厚，城北牟驼岗甚至开辟广阔军马牧场“天驷监”，养马数万，守城实力充足。

汴京可以一战，但主和派总是占上风。靖康时的主和派领袖，是少宰(中书省长官，为宰相之一)李邦彦。金帅斡离不开出天价，张口就要黄金500万两与白银5000万两，还要割让中山、太原与河间三镇。李邦彦“力劝帝从金议”，认真搜刮城内金银，向城外金军“日输金币”，把李纲气得冒烟。

李邦彦则借口一次局部失利破坏和谈，将李纲免职，激起暴动。钦宗被迫重新起用李纲，各路勤王军也来到汴京城下。一如种师道所料，金军不敢恋战，拿到割让三镇的诏书就匆匆撤军，围城只持续1个月。

李纲与种师道看破金军士气已衰，要求乘金兵渡黄河之机予以歼灭，李邦彦却严禁追击，违者军法处置。金军撤退，京师解严，钦宗马上把战争抛到脑后，云游江南的太上皇徽宗也倦游回京。御史中丞吕好问紧张了，上奏预言金人只是休整，等到凉爽的秋天，“必倾国复来”，皇帝却置若罔闻。朝廷忙着人事大洗牌，将主战派赶出汴京。

靖康元年秋八月，金军果然再次南下，此时粘罕已打破太原府，河东河北两路进军顺畅。各路勤王军再次动员，主和派宰相唐恪与耿南仲却以“百姓困匮，养数十万兵于城下，何以给之”为由，劝钦宗“诏止援兵”。这一次，种师道见到金军分进合击之势已成，汴京在劫难逃，奏请皇帝迁都长安，满口和谈的大臣们却嘲笑他怯懦。

主和派妄想和议，废弛河防，两路金军轻松再渡黄河。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再围汴京城，各路勤王军“无一人至者”。此时城中仍有7万大军，可以一战。兵部尚书孙傅却迷信流言，将一个神道设教的禁军老兵郭京介绍给皇帝。郭京自称能施“六甲法”，保证将金兵打回阴山，皇帝竟也信这套。郭京开城“作法”，一战即败。

金兵乘机冲入城中，北宋经营百年的战略名城，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沦陷了。

福利国家柔弱不能战

种老将军曾在朝堂上公开嘲弄主和宰相李邦彦。他说，京城城墙如此高大，“当时相公何事便讲和”。李邦彦尴尬回答：“以国家无兵故也。”老将军嗤之以鼻，只要号召义民，“京师百万众，尽皆兵也”。李邦彦火了，他说，我们京城官民“素不习武事，不知出此”。

李邦彦讲出了实在话。澶渊之盟后，契丹不再南下，和平岁月长达百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高龄老人也没看过打仗。仁宗时，西夏兴兵，宋军虽然“镇戎三败”，但庆历和议稳住和局，西夏斗志随之消沉。

此后六十余年间，宋军以碉堡战术将西夏封锁在横陇以北，战争局部化，内地百姓仍然不识兵戈。只有面对西夏的陕西边防六路卅四州(军)“生活条件与战争条件一致”，军民坚强能战，成为两宋异类。种师道是来自抗夏前线的老将，才误认京城老百姓编队就能守城。

更糟糕的是，宋朝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社会风气异常柔弱。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北宋皇帝笃信道教，慈悲为怀，打从心底爱护老百姓。“其虑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修《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宋君之仁濡慕不已，“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

中国以农立国，社会福利由农村保障做起。农民最怕水旱荒歉，自周代起形成两种农村保障措施，一是官府籴粜谷物保持粮价平稳的平粜制度，二是以田赋加征存粮备荒的义仓制度。宋初保持平粜“惠民仓”，并举办义仓。

但两种官仓的经费都来自田赋附加。皇帝太仁慈，不愿对老百姓加税，很快废除义仓，遇荒年由政府拨钱粮赈灾。惠民仓则在宋真宗时转型为常平仓，经费改由各路(省)上缴税款拨付。

农村保障在真宗时规模渐备。其子仁宗进而把社会保障做进城镇，在各州县城设“广惠仓”，对“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发放口粮。只是社会保障是财政无底洞，仁宗严谨节约开支，救济时间限于每年深冬11月至春荒2月间，财政勉能维持。到了宋哲宗，“女中尧舜”宣仁太后听政，仁心泛滥，不计开支广设“福田院”，财政自此赤字化。

福田院结合了养老院、育幼院与救济院的功能，收容“老、疾、孤、穷、丐”等无力自谋生计的贫民，管吃管住，不限季节。这是史上首次实现《礼运大同篇》理想的盛事。皇帝喜好仁政，福利项目迅速加码。即使病倒的路边旅客也能收容入院，公费治病，另发返乡盘缠。

到了哲宗之弟徽宗时，社会保障狂暴扩张。他将福田院改名为“居养院”，全国州县一体兴办，更增设公费医院安济坊与免费公墓漏泽园。贫民的医疗与埋葬，从此完全免费。

居养院、安济坊与漏泽园，全面保障了贫民生活。徽宗非常热衷，认真督促官员办好，“以称朕意”。于是，各级官员大手大脚乱花钱。居养院伙食“备酒馔”、“给肉食”，甚至为孤儿与老人雇用月嫂，“专顾乳母及女使”。

徽宗的壮志不止如此，他的下一个大业是大办平价学校，以升学取代科举，史称“崇宁兴学”。与徽宗同为李师师入幕之宾的名士晁冲之，有诗记胜：“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教育过剩渐成北宋的社会未爆弹。

完善的社会福利，使招募的士兵越来越柔弱。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行“保甲”制，全体壮丁接受军训，试图改变懦弱民风，却引爆社会怒火。

“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民间何尝习兵？”司马光上奏怒斥保甲新政是“比户骚扰”，搞得恬静社会鸡犬不宁，中下之民“愁苦困弊”，老人更是感慨忧虑。“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福利国家使老百姓柔弱，钱更是大问题。社会福利是最花钱的，但宋代为政仁厚，爱民不许谈钱。王安石变法首重财政，把公费办理的常平仓与广惠仓改为“青苗钱”，让农民向政府借钱改善生产，酌收薄利2分。此举在今日是刺激经济成长的杰作，在北宋，王安石却被骂成一代奸臣。

北宋尚未出现“无限法偿”纸币，政府支出要拿出真铜白银或绢帛，不能以赤字预算通胀办社福。但徽宗的宰相蔡京是个败家货，他常对徽宗吹牛，宣称国库“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蔡京更提倡大手笔花钱，以展现“丰亨豫大”盛世。

乱花钱，总要还的。徽宗时，苛捐杂役如毛。蔡京更使出损招，滥铸含铜量大减的“夹锡钱”，又粗暴提高铜钱面额，铸出劣质的10文“当十大钱”。通胀严重打击民生，“花石纲”等过度力役更激起民变。方腊“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平静东南自此骚动。

然而，老百姓还是打从心底爱戴全力兴办社会福利的皇帝。汴京城破，二帝被俘。钦宗一度由金营回到汴京城。老百姓见到战败皇帝的黄盖，“欢呼传报，一城奔走，山呼之声，震动天地。皆拦马首，仰窥天表，士庶莫不恸哭”。在旁押解的金军，见民众如此热爱他们的亡国之君，也大为惊叹。

岁月静好促成靖康耻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陆游以一则民谣生动勾勒出福利国家理想对军事的打击，“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社会福利开支浩大，严重压缩军费。这造成宋军训练废弛，武器朽损，“州郡兵备，全为虚文”。然而，徽宗时的好战风气也达到北宋最高点。于和平岁月成长的柔弱世代，不懂战争残酷，总是狠话连篇。手握和战大权的“战略专家”们，更是吹牛专家，虚骄好战。

宋徽宗时的战争英雄是宦官童贯，他的军事功业始于一次莽撞躁进。徽宗崇宁二年，东上合门副使(正七品武官)王厚征夏，童贯监军。他擅扣不准出师的诏令，王厚一战大胜，童贯竟被吹成战争英雄，火速晋升领枢密院事(国防部长)。

只是再次征夏，冒进大败，名将刘法战死，童贯“隐其败，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宣和二年方腊起兵，童贯督师15万围攻获胜，得到最高荣衔太师。而后一手结成宋金海上之盟，联手攻辽，童贯连连失利，受金军耻笑，却被朝野吹成“复全燕之境”的英雄，封广阳郡王。

不知兵的柔弱年代，战争英雄常是吹出来的。宦官吹牛封王，一代牛皮吹到最满。然而，童贯并不知兵，也无胆量。他被金人愚弄，到太原接收辽国旧地，金使却当面告知将起兵攻宋，吓得童贯弃军而逃。太原知府张孝纯当场开骂：“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

主帅只会吹牛，部队就不肯拼命。靖康元年，禁军援太原，士气低落，甚至丢弃武器，以便当逃兵。“河阳自今春以来，累有军马经过，军士举随身军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于市肆博易熟食，名为‘寄顿’，其实弃遣，避逃征役。”河阳(孟津)通判张旗悲愤上奏，他在黄河渡口捡了3天，“得器械四千二百余物”。

斡离不渡黄河时部队大乱，却得到宋徽宗禅位急报，一时紧张要退军。了解宋廷虚实的郭药师却说：“南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他看清宋朝不能战，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换谁当皇帝都一样。

郭药师看得很准。靖康耻后，龙图阁学士宗泽收复汴京，急催高宗还都，但连催两年，就是不见皇帝回京，宗泽忧愤而逝。高宗新派的京城留守杜充，竟又是一个“喜功名而短于谋略”的吹牛专家。京城再次失陷，杜充一路逃到长江边，无法交待，索性率军投降。金军乘机下江南，差点生擒高宗。

国家在军事上虽然无能，但老百姓无比眷念福利国家的静好岁月。高宗南渡，老百姓争相追随，“民之从者如归市”。因为朝廷即使逃难，也不忘照顾百姓。“既为之衣食，以赈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高宗却坚决不放弃福利国家的祖宗家法。《宋史》记载，即使在皇帝出海逃命的国运低谷，朝廷赈济仍然“如恐不及”。